摘要：鲁迅先生曾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探讨过中国觉醒以后“女性”的两种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十七年后，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部作品里延续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她将性别、民族、事业与国家等多重因素聚集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文本里，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场域，既显露了丁玲自身的思考与价值立场，也暗含了新文学自鲁迅以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变迁轨迹，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鲁迅;启蒙;事业;女性

鲁迅先生曾在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里探讨过梦醒以后“女性”的两种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十七年后，出走了的“娜拉”在丁玲笔下的命运，竟是“堕落”着回来。此种结果，令人唏嘘，也不禁让人感慨，尽管“五四”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似乎也未能撼动中国女性亘古不变的悲剧命运。如果说，鲁迅将出走了的娜拉的失败归结为经济上的不独立与中国社会超乎寻常的稳定结构与文化精神，那么四十年代面对救亡运动的丁玲，其笔下的贞贞所面临的形势则显得更为复杂。性别、民族、事业与国家等多重因素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文本里相互辩驳、冲突、解构与消退，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场域，既显露了丁玲自身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立场，也暗含了新文学自鲁迅以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变迁轨迹，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娜拉究竟是何许人也，竟然引得鲁迅与丁玲纷纷侧目。说到底，她不过是十九世纪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中一位因不满足于生活在所谓的幸福家庭里当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而毅然决然离家出走的女性。可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却成为了“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标杆。她身上那种弃绝一切束缚，追求自由的解放精神，几乎树立了五四时期新女性观的全部标准。甚至还不止于此，在当时以推翻家庭伦理为基底确立的反对封建统治秩序与意识形态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娜拉对于家庭的反叛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那些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先觉者们相契合，娜拉由此也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挣脱封建伦理道德与颠覆社会传统秩序的一面镜子。中国的新女性们，正是在娜拉的示范下迈出了有别于旧女性的关键一步;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正是在娜拉出走的启示下稳步迈进。然而，正当所有人都在为社会上成百上千的“娜拉”出走而振臂欢呼时，鲁迅却看到了这一行为背后的隐忧：出走之后呢？我们再也无法从易卜生的戏剧里找到答案，因为《玩偶之家》的结局也正是其高潮之处，就是娜拉的出走，她于是走了，只留下关门声与无尽的空想。对此，鲁迅给出了他的思考，在《伤逝》里，子君因循着五四女性解放的所有路径：反叛家庭、追求爱情、寻求自主的婚姻。但是等待她的，却是在步入社会后的走投无路。鲁迅以子君的悲剧告诫世人，女性解放、人的解放乃至于民族国家的解放远不止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2]面对如何才能改变中国这座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时代命题，鲁迅展现出与改良主义派和民族事业派不完全相同的观点来，他从不盲目相信所谓的未来的黄金世界，即使五四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他也“始终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

丁玲正是在鲁迅以及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的滋养下走上文坛，她从鲁迅那里认识到了“真正的中国，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多么黑暗”[4]。而对鲁迅的继承也使得她的作品一开始就展现出了一种不同于同时期“人的文学”的双重特性。无论是其处女作《梦珂》，亦或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虽然一方面都展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对爱情的追求等五四时期小说中常见的主题，但另一方面，小说同时也揭示了这种现代社会所编织的“女性”与“爱情”神话的幻灭。梦珂的迷茫以及莎菲的苦闷，似乎正指向了“娜拉走后”的孤独与困境。或许这也正是丁玲的独特之处，她似乎从一开始就敏锐地站在了现代性的核心地带，却又始终保持着对于现代性本身的怀疑。

到了三十年代前后，随着事业文学论争的爆发，中国新文学开始了从文学事业到事业文学的转向，丁玲也开始变换创作路径，她在原有的五四启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事业”的元素。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事业加恋爱”成为丁玲小说的主题。但恋爱不仅没有帮助事业实现圆满，反而往往成为事业路上的绊脚石，事业与恋爱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此后，丁玲经历了爱人胡也频被杀、她自己被秘密逮捕监禁等一系列事件，其中1931年发表的《水》就“被视为整个左翼文坛‘对事業的浪漫蒂克的清算”[5]。但即便如此，丁玲创作中仍然饱含着五四精神的余韵，她从未像有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地从“五四”进入了“事业”的洪流。无论是在解放区发表的杂文《三八节有感》还是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都流露了“五四”的价值立场，既批判了解放区的种种阴暗面，也展现了丁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贯的审视生活的勇气与眼光。特别是《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性别、国民性、民族、国家、事业等多重因素的交缠、辩驳、冲突，更成为我们观察丁玲的一面镜子，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启蒙与事业是如何影响着丁玲的创作。

《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偏远山村的故事。主人公贞贞因不满家庭安排的婚姻，在离家去教堂的途中，被扫荡的日军掳去被迫做了随营军妓，后接受组织指派，利用其特殊身份为抗战提供情报。这样一个贞洁高贵的灵魂，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但当她返乡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理解与尊重，反而因为失贞问题为同村的人们所唾弃，不堪忍受的贞贞终于决定启程去“××”接受治疗。文章的最后，叙述者“我”用“光明的前途”祝福了这位解放区的娜拉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事业”。[6]我们可以从这个光明的尾巴中辨认出丁玲作为一名事业者对于事业意识形态的信仰与乐观态度，似乎再大的难题只要去了“××”就能迎刃而解，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回避和简化作品内部蕴含的道德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太难改变了，亲身置于乡土大众的丁玲也再次重申了十七年前鲁迅发出的喟叹，由鲁迅所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了继承与发展。那些三五成群地像奔赴盛会似的围观、赏玩贞贞的痛苦的村民们不正是鲁迅笔下的“看客”吗。我们仿佛看到了由几千年封建小农意识汇聚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在经历了从辛亥到五四的思想“镇压”后卷土重来。原来，解放区也并不解放，凡是历史上固定存在的，无不依旧存在，凡是习惯上进行的大小事情，无不依旧照常进行。[7]

二、对“看与被看”模式的继承与发展

众所周知，鲁迅在观察和表现他的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从不满足于对社会问题的简单描述，而是要深入到问题的基底，去揭露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8]。鲁迅的这种努力，体现在他的小说中，就演化为一种“看与被看”的情节、结构模式。一般说来，他笔下“被看”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人，一是《祝福》里祥林嫂这类不幸的人们，另一类是《药》里面为了解救群众牺牲，反而被群众当作茶余饭后无聊谈资的启蒙者们。而贞贞则是这两种对象的结合。一方面，她是封建礼教与抗日战争的双重受害者。她的悲剧起始于对爱情的自主追求，她为了反抗父母强行加之于身的婚姻，才决定去教堂做修女，可惜造化弄人，正是这个时候日军来袭，“就那一忽儿，落在火坑了哪”[9]。另一方面，她又代表着霞村的事业者与拯救者，多亏了她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传递信息，才使得日本人连吃败仗。贞贞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在她的身上寄予了太多不同身份与意识的混合。她又像一个窗口，通过汇集在她身上的各种视线，帮助丁玲去“看”。

“看与被看”在作品中是如何建构的呢？这要得益于丁玲对于小说结构的把握。小说开始，叙述者“我”被安排前往霞村进行休养，“我”就像一个引路人，带领着读者进入到故事中来。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对霞村比较了解的宣传科的女同志——阿桂。阿桂的出场为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观看”的视角。通过阿桂，我们知道一年半前的霞村可热闹了。可是，透过“我”的眼睛，读者看到的霞村却“连一个小孩子，一只狗也没有碰到，只是几片枯叶轻轻的被风卷起”[10]。热闹的霞村与寂寥的霞村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反差，也使读者心生疑问。接下来，作者不仅没有给出答案，反而花了大段的篇幅营造氛围：显露在村民脸上的神秘的神气，不知道聚集了多少人的热闹的院子，什么也看不见的无意识的挤着的人群，一些极简单的却把人弄糊涂的对话……作者不断的堆积疑虑，却又在最使人兴奋的时候将故事的紧张进程切断，插入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让“我”整理整理箱子，翻看练习簿，待拉开距离之后再通过我与人们的交谈拨开一层又一层地迷雾，由此来见到贞贞的全貌。小说的展开过程也正是人们“诉说”贞贞的过程。这种不直接给予，而是由不同的诉说者各个呈现的结构方式不仅能够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故事的整合中来，而且使小说具有了一种更大的包容性，因为它打破了单一的叙述视角，形成了以贞贞为中心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叙述视点。

在以贞贞为对象的叙述里，因叙述者们立场的不同又分裂出三种不同的“看与被看”的角度。一是霞村村民看贞贞，一是“我”看贞贞，一是贞贞看贞贞。每一个角度都是一种或者多种话语的显现。比如通过霞村村民看贞贞，就“看”出了统治乡土中国几千年的民间伦理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贞洁”仍然是评判女性的唯一标准。贞贞的不幸被“看”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那些乡村女人甚至在“鉴赏”贞贞的痛苦过程中得到一种离奇的满足，从而生发出对自己的崇敬，并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感到骄傲了。“我”深知贞贞的痛苦与不易，在经历了那样的事情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其高洁的灵魂与独立的人格，不由得心生赞赏。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不同，贞贞是一个真正来自底层的不那么自觉的“启蒙者”。但作为一名女性，她又无法忽略失贞带给自己身体与精神上的伤害，以至于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这两种话语的分歧，造成了贞贞痛苦的根源。小说最后，贞贞拒绝人们的中伤与鄙夷，拒绝了父母的软磨硬泡，拒绝了夏大宝赎罪式的求婚，拒绝了一切回归家庭的可能。在她的身上散发出了足以令“我”感到惊诧地“新的东西”。[11]那是一种拒绝依附屈从别人的坚强意志，它赋予了贞贞强大的自控力量，使其能够自主把握生活的方向，积极寻求新的生活以及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是贞贞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意识的体现，同时也寄予了作者对于现代女性的深切期望。但是，作者在强调并赞颂了女性独立意识的同时，却又将对未来的希望简单地寄予了事业话语，似乎只要將身体交给政治与事业就可能获得“新生”似的，政治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脱胎换骨的良药。这种认为单凭政治力量就可以使个体获得新生，解决一切问题的思路，使作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己的叙述所带来的悖论，这种悖论显示了作者在处理为事业利益而牺牲女性贞洁问题的犹疑不决，同时也削弱了作者批判解放区所依然存在的小生产习气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努力。

最后，作者只能望着贞贞背负着中国旧时代的赐物走向新时代，这背影里还潜伏着对于中国女性与社会的叹息。

参考文献：

[1][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6;171.

[3][8]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526.

[4]丁玲.鲁迅先生于我//丁玲全集（第六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08.

[5]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5）：24.

[6]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袁良骏.丁玲研究则料[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99

[7]丁玲.我们需要杂文//丁玲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59.

[9][10]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小说精选[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218;213.

[11]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