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颖

“在疯狂面前，理智是软弱无力的。”2018年9月1日，隨着昆山市公安机关以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为由，对该案做出撤销案件决定发布，“昆山砍人反被杀”事件也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之后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法律所规定的正当防卫权又将何去何从？

2018年8月27日晚间，江苏省昆山市震川路一路口，一辆白色宝马车违规驶入非机动车道，并与正常骑行的自行车发生碰撞。争执过程中，宝马车司机刘海龙对自行车车主于海明先是拳打脚踢，后又返回车内拿出一把长刀，砍向于海明。刀背砍中于海明后，长刀不慎落地，于海明抢先一步捡起长刀，向刘海龙反砍数刀，最终刘海龙伤重，不治身亡。

事件一经报道，就引起公众的一片热议。有人认为于海明是正当防卫，也有人认为于海明存在防卫过当等问题。最后，经过各界专业人士的反复研究，将于海明的行为定性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案件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果，自然与我们国家较为健全的法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我国法律赋予公民有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刘海龙的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凶”，并且他对于海明的不法侵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于海明的行为是出于防卫目的。死者刘海龙持刀行凶，而于海明为使自己的生命免受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采取制止暴力侵害的行为，造成刘海龙死亡，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机关对此案作撤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为这到底是法律的作用还是民众的压力争论些什么。民众压力是外在的直接因素，而最根本的还是不断完善的司法实践。本次案件的处理一改以往我国司法各负部分责任的作风，反而十分明确地做出无刑事责任的判断，这样的事件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由于法律体制不完善等原因，我国对这种性质的案件的处理往往不够客观，容易受道德伦理、怜悯同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历年的案件中，由于我们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使用，导致一些案件被错误定罪量刑，我国正当防卫法律条款也沦落到错误使用、无人敢信、无人敢用之境。这一事件算是为“正当防卫”正名，不论是法律权威，还是社会正气都得以弘扬，为法律界人士、司法人员提供了新案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然而，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我国法律、司法又应如何维护公民权利呢？

我们要明白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间的界限，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以正当防卫的名义进行不必要、无休止的防卫行为，过当与不过当之间的界限必须存在，这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原则性问题。

我们不能过分苛求必须站在防卫人的角度，设身处地思考，当防卫人生命受到威胁时，我们不能再要求他在那样的情况下保持理智，并考虑到我要怎么做才能保护生命，又不构成过当行为，这不切实际。既要有界限，又不能过分苛求，这看似无解的问题实际上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答案。

第一，我国要明确立法，这既为防护人加上一层法律保障，又使律师拥有了更多的辩护依据，更是为法官提供判决参考。另外，司法人员还要明确一些重要的情况，如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应考虑一切以维护、防卫人生命为先，无限防卫权的法律解释需要更加详细、明确。

第二，我国要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及判别能力。在考核时，考核人员要重视司法人员是否理性，要避免因怜悯或是避免麻烦等主观因素影响案件的客观判决。

第三，我国要加强对民众正当防卫的法律教育，普及法律知识。民众要知法、懂法，才能敢于用法，也能够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明确知道法律的界限，在发生突然性事件时，也能够理性克制自己的冲动。

第四，在分析处理案件时，司法人员要注重灵活性。当此类案件为第一次，或者没有监控，或者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孰是孰非时，司法人员就应立刻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研讨，反复推敲证词口供，结合实际状况及涉案人员的性格等，做出相对公正的判决。

我们要始终坚信，这一次昆山事件是良好法制强健之路的开头，往后随着司法实践的推进及法制体系的改革，正当防卫权的界限只会原来越明朗，司法判决只会越来越公正。这既是人心所向，又是建设法律强国的必然趋势！

（作者系江西省赣州中学高三24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