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公益电视节目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表征

2019-04-10邢成武

艺苑 2019年1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

邢成武

【摘要】 公益电视节目因为与媒体公共职能的天然亲近性,使其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内涵。在叙事上有效借用真人秀手法,通过真人秀外形表征社会现实内核,并在社会现实表征上,通过商业操演,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效关联,从而在媒体公共性、社会现实、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建构起有机融合路径。本文以《等着我》《我们在行动》为例,对公益电视节目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表征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

【关键词】 公益节目;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等着我》;《我们在行动》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当下我国电视传媒行业,市场表现欣欣向荣、爆款频出,这是我国电视节目市场表现力与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有力体现。市场经济追求最大程度的价值量化,“但是,过度商业化的逻辑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媒文化性的逐渐没落,传媒对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的缺失问题严重”[1]16。传媒除了具有市场商业性外,还具备公共性,承担为公众服务的职能。公益类电视节目,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发挥着媒体的公共职能,成为了对目前电视节目泛娱乐化、重商业属性而忽视社会公共性的有益补充。

一、公益电视节目:媒体公共性的社会现实观照

诚然,在经历了多年的电视机构改革与市场经济深化融合的语境下,传媒的公共性特质已愈发在商业性面前节节败退。重庆卫視的公益改革,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戛然而止,重新融入市场的怀抱,从中可见一斑。强调传媒的公共性,并不是说贬抑市场化的道路,空谈理想而不顾现实,这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公益与商业并不是二元对立、水火不容,我国早期电视公益节目《勇往直前》《变形记》《幸福密码》《海峡传情》《闪电星感动》等都取得了公益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有效融合,这也为我国公益电视节目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公益节目,是我国传媒面对公众领域,发挥公众责任的有力体现。我国早期的公益类电视节目,主要通过明星真人秀的形态,以室内演播厅的节目包装来完成。明星在荧屏上的卖力演出,为隔着电视屏幕的观众营造着一场场梦幻的快乐或感动,这就犹如拉康的“镜像理论”那般,叙事主体的转移置换,悄然将叙事的主旨“公益”传送给了叙事的接受者——观众。但这样的策略并不能一直凑效,虚幻的镜像能抚慰人心、灌输意志,同样也易产生审美疲劳,丧失原初的影响力。这就如同好莱坞商业大片一样,进入中国后对国产电影一路碾压,人们惊呼“狼来了”,但这匹狼并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取得碾压性的优势,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创作中国特供影片,却依旧辉煌不再。原因有很多,但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虚幻的白日梦,总归在效果与影响力上有限,而梦醒之后的现实才是生活的本原。所以,这也是目前我国影视界一些表现现实主题的作品,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电影《战狼》《红海行动》、公益电视节目《等着我》《我们在行动》等引发热烈反响,取得市场、口碑双赢的重要原因。

央视公益节目《等着我》,2014年开播,目前已推进到第四季。《等着我》一改明星作为公益类节目叙事主体的法则,着力展现的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从寻亲主题到小人物故事讲述,再到互动情感的传达,已不再是娱乐化的、简单的煽情之作,节目抛弃了宣教色彩,也摒弃了利用明星、刺激、时尚等元素来绑架观众的形式,公益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后娱乐时代特征。”[2]43每期50余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在央视精巧的电视节目视听包装下,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背后,体验到的是镌刻于心的期盼与感动。公益与电视影像的有机融合,在当下泛娱乐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别开生面,引发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成为了全国各地寻人者的福音,同时央视还开通了网上寻人平台,将电视节目与网络线上服务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了电视节目的公共服务性,凝聚了忠实的观众群体,也吸引着广大网民的关注,在无形中保障着节目较高的收视率。

东方卫视近年来异军突起,在地方卫视中与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三足鼎立,市场影响力及业绩效果明显。同时,东方卫视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媒体,2011年的慈善类公益节目《闪电星感动》,开启了东方卫视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兼顾的公益类电视节目的探索。2018年的《我们在行动》与《闪电星感动》本质上都是“公益+真人秀”的叙事模式,东方卫视通过公益电视节目,展现其公共责任,塑造和传播公益价值。《我们在行动》节目定位紧扣时事热点,在我国进行扫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推出这档精准扶贫的公益电视节目,叙事的选择吻合了当下社会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呼唤与回应。习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是基础”[3]。精准扶贫需要深入实地,做到精准把握。《我们在行动》正是以电视媒体之力,整合政府部门、慈善机构、企业、群众等多元联动,以习总书记提及的各方参与为合力,通过发掘和推广贫困帮扶对象的特色产品,把握到了破解贫困的要义,凝聚了各方帮扶贫困的合力,动员了广泛的群众参与。这样深具社会现实的公益电视节目,自然能触动观众对现实的真切感知,也易于引发广泛的影响与参与。

因而,社会不是不需要公益,传媒也不应排斥公益节目,问题的关键在于传媒怎么去展现公益,怎么把公益与商业做到有机共存;这需要传媒从业者不能唯明星、国外综艺为不二法则,而是应对我国当下社会文化语境进行深切考量,挖掘传媒社会公共性的可为之处,找准受众的情感关注点。娱乐化的明星综艺节目建构的虚幻白日梦,远没有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更加令人动容,我们通过节目中的一个个真实个体的故事,体验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师生情等现实情感的观照,节目为我们的情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对照窗口,我们在此把握时代印记,体验人生真情,这样的节目因为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性,体现出了传媒的社会公共责任,表征出媒体公共性的现实观照。

二、公益电视节目的真人秀外形与现实内核

尹鸿教授提出我国的电视节目进入到泛真人秀时代,各种综艺节目、娱乐节目都在自觉使用真人秀元素。公益电视节目,虽是表现公益性主题,却也广泛使用真人秀的包装与设计,通过真人秀叙事主体挖掘、故事悬念建构、声光电综合表意手法的运用,强化节目的叙事效果,通过营造适合电视节目传输效果的真人秀外形,来深化节目的现实表现力。

《等着我》在选择叙事表现主体时,着重考量的是寻亲者故事背后的情感代表性与力度,节目创作团队最开始着力表现的是亲情主体,后来又慢慢拓展到爱情、知青、战友、师生等方面,通过不断拓展真人秀叙事主体的广度,契合受众的多元化需求。同时,节目组在叙事悬念上,开门前的访谈,主要是故事的铺设与营造,抓取受众的注意力,为开门时是否能迎来寻亲者做足故事悬念;“话题激励方式、演播现场声光电激励方式、外景小片制作及后期处理中的声音与画面强化激励方式”[4]35,节目组通过这些艺术表现手法来强化和凸显叙事效果,在最大化的程度上渲染节目的真人秀表现力和情感感染力。《等着我》真人秀的展现,节目中的寻亲者是真人秀的绝对主角,真人秀的表现元素只是在最大化的程度上建构寻亲者的故事,真人秀是节目的外在形态,而寻亲者的现实故事,才是该档节目的内核。如2018年7月29日的《离家被拐30年 微笑就是我寻家的记忆》,在开门前,寻亲者张慧讲述自己寻找妈妈的故事,我们通过节目建构的叙事悬念以及多元电视表现手法,在真人秀的节目外形背后,看到的是拐卖儿童给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带来的悲剧,这和现实社会文化语境紧密关联。在当下社会中,公众对拐卖儿童的道德谴责与执法力度都异常关注,张慧在《等着我》的现身说法,正是当下我国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我们在真人秀的节目外形下,看到的是《等着我》这档公益电视节目深切关注社会问题,展现出的媒体公共责任担当。

东方卫视的《闪电星感动》《我们在行动》都是主打公益牌,这是节目的主旨;而真人秀则是其叙事形式,如何展现出公益主题,这就要叙事主体来完成,东方卫视的策略是利用明星这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体来完成。《我们在行动》中明星和贫困户是真人秀的人物元素,明星嘉宾负责“秀”的作用,因为他们比起贫困户来说,更具上镜头性和熟谙电视播出的效果,所以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戏剧性都是他们演绎出来。而贫困户他们缺乏上镜头性,没有高颜值,没有夸张与应景的表情、姿态、动作,没有特殊的才艺,也正是因为他们和明星的截然对立,才让我们在这档公益节目中看到了贫困户的真实形象与真情实感。如第一集中“爷爷的面”的传承人二儿子,当主持人赠送其礼物时,我们看到一个十几岁男孩面部的惶恐与肢体动作的不知所措,如果不是这个节目,他可能很难有机会去看CBA的现场比赛,也没有办法和能力与篮球明星合影对话,所以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这样的细节在《我们在行动》中有很多,但无一例外的都是恰当的在真人秀的节目形态中,再现了贫困户们的真实形象、真情实感,以及为受众展现出了精准扶贫的现实必要性,构成了该档节目表征社会现实的特质。这种“真人”与“秀”的有机融合,在真人秀的叙事元素包装下,最大化地激发出了公益电视节目的娱乐性特色;同时,真人秀作为叙事手法,内核主要还是为了衬托节目中对贫困对象的社会现实观照内核上,这是公益电视节目的叙事内涵,《我们在行动》如此,《等着我》亦如是。

三、公益电视节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表征

资本的运作法则,在当下的影视产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中,资本与文化两者是很难割裂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资本有时还创造和影响着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如我们近年来看到的IP、流量、明星、短视频等文化现象,都是资本追逐商业效益的有力体现。当下我国传媒产业,在市场经济追求最大化利益的驱动下,商业属性特质被极大彰显。从意识形态角度考量,对影视创作实行直接的规约和控制,实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制中的询唤功能,已时过境迁。当下意识形态的浸染,不能脱离电视文本与现代商业现实的有机融合,只有通过行之有效的商业操演,与社会现实观照相契合,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间接转换,方能赋予意识形态价值呈现的新面貌。

《我们在行动》,从该档节目的片名中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时态。这一设定就决定了它的现实性,是对当下中国现实,即精准扶贫的关注与展现。提及精准扶贫,对《我们在行动》的分析,可以在横向的影视文本比较中,窥探表征社会现实、具有意识形态表征的文本,如何才能在有效的传播范畴内收获最大的效力。《十八洞村》是2017年的一部现实题材影片,讲述的是退伍军人杨英俊在精准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带领自家贫困兄弟,决心通过帮扶与自立摆脱贫穷的故事。从叙事上比较《十八洞村》与《我们在行动》,《十八洞村》里对贫困户的人物性格、情感的塑造,对他们从误解精准扶贫到通过精准扶贫带来的生活思想上的变化历程展现来说,都比仅仅作为50余分钟的电视节目《我们在行动》的叙事深度、叙事逻辑,对贫困户、精准扶贫的介绍和展现上全面的多、感人的多,但现实是《十八洞村》的票房成绩并不突出,社会传播力也不广泛。而《我们在行动》则除了一路飘红的傲人收视率外,还在新浪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传播。从这样的直接对比中,不难发现,当下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不再是行政命令就能凑效的事了。政宣式的文本,如何变被动传播、硬性推广为受众乐于接受、聚合传播,《我们在行动》《等着我》则在意识形态表征与商业法则的有机契合中,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与探索。

明星的加盟和出演,是现代商业传媒节目收获市场占有率获取成功的关键。《我们在行动》藉由社会公益性的意识形态正确性和社会化情感的感染力,吸引着明星的无偿加入。这样的操作手法实现的是节目组和明星的双赢,节目组省出的明星出场费可以转投到更为精良的节目制作中去,明星也因为为公益事业无偿付出,收获了公众的赞许与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认可。明星的吸引力有了,接下来就是塑造可看性强的故事,通过戏剧化的叙事来抓取快消时代观众的注意力,才能保证节目的有效传播。

故事性是我国影视文本叙事的重要法则,即使是在现实主义文本的创作中也是如此。我们知道,20世纪30至40年代,是我國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高峰。但彼时我国的现实主义创作,并没有如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那般淡化情节,而是延续着我国从文学、戏剧中吸取的传统戏剧化范式。这样的创作方法影响了我国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风格,即对戏剧化叙事手法的重视。《我们在行动》通过明星入住扶贫村庄、了解村子概况→提出帮扶策略→进行帮扶具体实施→再到帮扶活动展示会,按照传统戏剧式的起、承、转、合的故事架构叙事,使得节目具有了较强的故事性,增强了节目的可看性,进而吸引观众的持续投入。在明星化的故事操演中,伴随着对贫困户真实生活的展现,在故事性中通过细节元素,凸显普通人身上的正能量,这就巧妙地将公益节目的社会现实观照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有机关联,从而既能通过节目表征出媒体的公众责任,又能通过节目的商业化操演,在现实表征背后,将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效的输出与传播。

《等着我》则与《我们在行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商业操演不同,《等着我》不用明星的号召力,而是以央视这样的权威媒体平台,为社会中千千万万的寻亲者搭建对亲人、朋友寻觅的希望。这是央视履行媒体公共责任,对社会现实的积极介入与主动作为。每一位寻亲者的背后,都有着令人动容的艰辛与苦难,而传统的寻亲方式,无法有效将寻亲者的诉求做到最优化的传播;而《等着我》则依托央视媒体平台,将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志愿者、广大网民、电视受众、寻亲者等各方进行有效聚拢,形成倍扩式的传播裂变效用。四年的时间,已为2631例寻亲者完成了梦想,也为其他的寻亲者搭建了平台和希望,节目彰显出的爱和希望的正能量,在节目的传播中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有效缝合,以情感的抚慰性力量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受众。

总的来说,《等着我》《我们在行动》都是以社会整体公共利益为宗旨,通过节目对寻亲者、贫困户的有效帮扶,凸显社会的公平、正义、诚信、友善、爱和希望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传媒公益性、关注社会现实、传输主流意识形态三者间的合理互动与良性发展,这是公益电视节目的社会现实内核展现与主流意识形态传输的有力体现。

结 语

公益电视节目在泛娱乐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因为其叙事内核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展現,使其在电视节目的公共责任担当上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公益电视节目也在传递社会现实观照中,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着有机关联,在意识形态传播向度及影响力上,具备了良好了传输效果,成为了表征社会现实、传播主流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像《等着我》《我们在行动》这样的公益电视节目,受众的赞誉与市场的良好表现,见证了此类节目的有效生命力,这与习总书记强调的文艺创作要体现时代精神、表现现实主题、体现社会主流价值紧密契合,这样的节目值得提倡与学习。

参考文献:

[1]薛国林,李志敏.论中国传媒价值认同——以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为视角[J].现代传播,2011(09).

[2]王鹤,张梅.《等着我》:后娱乐时代公益节目的责任担当[J].电视研究,2016(06).

[3]李海韵.习近平: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EB∕OL].(2017-2-22)[2019-2-27].http://www.xinhuanet.com/2017-02/22/c_1120512040.htm.

[4]汤识理.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创新探索[J].电视研究,2014(11).

猜你喜欢

意识形态
官方微博舆论引导方式探究
刍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及危害
网络空间无政府主义思潮审视
新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诉求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存在合理性解析
意识形态、文艺、宣传与百姓生活
文化软实力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二胎题材电视剧的多维解读
西方涉华纪录片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