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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涉华纪录片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展现

2016-05-17傅小龙

电影文学 2016年9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中国纪录片

[摘要]本文利用话语分析方法探析BBC纪录片《中国:崛起与动荡》中的镜头运用、用词用语、资料采用三个方面,剖析西方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纪录片中体现并试图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即西方涉华纪录片呈现出的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着西方世界和媒体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焦略与不安,害怕中国的崛起对自己的国家造成威胁,进而对中国充满警惕和批判。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加深,相信西方涉华纪录片将更加客观、平和与公正。

[关键词]纪录片;意识形态;中国;拍摄手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与国力的日渐强盛,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好奇心愈发强烈。国外拍摄了许多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纪录片。国外的纪录片在人文景观与美食等方面大致能保持客观,一旦涉及政治,纪录片中就会有意无意地渗透意识形态。即使是号称“中立客观公正”的BBC也无法在涉华纪录片上做到完全的中立公正。本文选取意识形态表现比较典型的英国第四频道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崛起与动荡》作为例子,分析意识形态在纪录片中的体现与延伸,仔细探究背后原因,以期理解西方国家的宣传策略,帮助我国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一、意识形态在《中国:崛起与动荡》中的体现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是英国第四家电视台,1982年11月2日开始广播。《中国:崛起与动荡》(China:TriumphandTurmoil)是该电视台于2012年制作的纪录片,主持人为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他此前主持过第四频道另一部纪录片《文明:西方的历史》,在这部纪录片中,弗格森揭示了西方文明之所以如此风靡的“必杀技”,并在片中得出了一些惊人且挑衅的结论,透露了其文化上的优越感。②在《中国:崛起与动荡》中,弗格森也延续了这种主持风格和态度,本论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意识形态在这部纪录片中的具体表现。

(一)主观选取负面镜头

在《中国:崛起与动荡》中,导演不断用偷拍的方式穿插警察在人群中巡逻、保安站岗等画面,暗示中国社会秩序混乱、恐怖动荡,需要依靠极大的资源采取强制措施去维护社会稳定。随后,纪录片又用大量嘈杂拥挤的人群、忙碌的工地、焦急或面无表情的面孔镜头与城乡环境的巨大差异来对比,引导观众不自觉地假想中国和平环境下的内部矛盾尖锐。在影片主体外,纪录片不断穿插西藏、新疆打砸抢烧事件与邪教宣传画面,同时附加打斗、白莲教、捻军、太平天国等场景结合语言来说明中国社会的反抗斗争与动荡场景。在网吧取景的画面,突出了游戏人物打斗与青年人冷漠的表情,暗示中国政府用网络游戏麻痹青少年。

在土改历史资料中穿插农民劈砍木头的动作,暗示农民的麻木与残酷无情;将四面环绕的筒子楼与好奇观望的群众相结合,表现人民群众无时无刻不被监控和软禁;瘸腿、苍老的农民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画面相结合,突出底层人民依旧遭受着压迫;重庆“文革”墓园与在公园欢快唱歌的大妈相结合,暗示中国文化大革命等负面信息,将对四月网、黑客的采访与仪仗队行走画面相结合,穿插零碎的键盘敲击与军队坦克、飞机画面,意图说明中国民粹主义的崛起。

通常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会穿插一些零碎的画面或采取不同的拍摄手法突出风格或衬托场景气氛,而该纪录片则试图营造出一种紧张、刺激的气氛,将群众与党对立起来,让观众将选取的画面与现实的中国等同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是在无形之中渗透进人们的思想之中的。

(二)多选用偏向性用语

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展现主要是通过分析和研究电视纪录片中的符号来完成的,不管是报纸、广播还是视频,其中的话语都能反映出主体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和偏向。在《中国:崛起与动荡》中,主持人弗格森使用的高频词有“独裁”“崩溃”“动乱”“反抗”“腐败”。

偏向性用语有,在中国学生部分使用“灌输”;在参观状元碑的时候使用“愚蠢的石碑”;了解八股文时说道:“我的学生可以轻松通过”;涉及制度的时候明确表达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感以及“中国制度极其不适用于中国”;提及西藏、新疆的暴恐事件时美化为“抗议”,把乡村里围观他的群众误认为是“监视者”,形容中国几千万党员为“无处不在的监视”。

面对中国制造的场景,将其称为中国想要成为世界“主人”的象征;将重庆沙坪坝区跳广场舞的老年人称为“中国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暗示中国经济缺乏潜力。将自发庆祝建党90周年的群众场景称为:“我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场景。”采访延安居民时,采用诱导式提问,当居民回答:“毛泽东对小孩非常和善”时,接入“他也非常冷酷无情”。在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称重庆为“阴暗的地方”,询问非洲工人的工资,将矿物价格对比,称在非洲“中国得到了铜”,暗示中国不仅得到了资源,还奴役了非洲人。这些用词用语,在整个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源域与目标域悄然完成了转换,强化了受众对中国负面形象的印象。

(三)选择性使用背景资料

无论是一个学者或是一部纪录片,无论是本着学术精神或是对观众负责的严谨态度,在资料采用上都应该做到客观、真实、全面、可信。而本片有意识地选取了中国一些落后的文化,没有辩证地看待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试图以小见大,混淆视听,在潜移默化中误导观众。弗格森提到秦始皇时说道:他因成为第一位皇帝而在中国受尊敬,没提到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暴君,而是说在西方视角他是暴君,去同存异。讽刺中国山寨各种建筑,没有提及世界各地都有仿冒建筑;号称中国的腐败无处不在,却没有扎实的数据与相关资料予以说明;采用朝鲜画的秦始皇画像,突出秦始皇凶狠的面部表情;在北京的书店逛一圈没找到中国国家现任领导人的书籍,便简单地下结论宣称中国政治不透明。在片中,弗格森还宣称中国没有选举制度,现在的政治制度仍然跟秦始皇时期一样,等等。

纪录片还强调了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选取中国制造与中国军队行军的资料,表现中国崛起对世界造成威胁,其间穿插非洲人诉求,暗示中国的“新经济殖民主义”甚至没有以前西方国家的殖民“人道”。将西方在非洲殖民时期的影像资料与现在对比,穿插非洲工人干活的画面,暗示中国正在“摧毁”非洲人在殖民时期的美好生活。通过以上画面、词语与资料的运用,纪录片试图向大家突出中国的“混乱”与“全球威胁”。

二、意识形态渗透的原因分析

意识形态在纪录片中的流露,不仅有主观意识的推动,也有潜意识的基础,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这种思想上的裂缝无法合流,于是产生了误解。而随着中国近年来的不断崛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日益加深,加上政治上的需求,西方国家在各种领域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防之又防。

(一)文化差异的误解

意识形态是由族群的整体文化环境衍生而来的,要了解两种意识形态的差别,必须先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别。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是哺育欧洲文化的一对“乳房”③,而从这对“乳房”下诞生的欧洲文明,并没有吸收希伯来文化的集体意识,而是在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相互抵触、杂糅中产生了融合希伯来宗教、律法和希腊政治、哲学及英雄主义思想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文化培育出了不同的价值观,中西方价值观之间的鸿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人的价值观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大部分中国人向往社会的有序与和谐以及个人对集体的忠诚与责任。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个体需求的优先度低于集体,个体努力适应、满足集体要求,无论在哪里,中国人都受到这种集体至上观念的影响,因而习惯用这一观念来评判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道德行为、世界观及人生观,反之,西方世界也是如此评判中国。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形成十分有趣的反差,他们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所有人从社会来讲都是平等的。整个社会氛围充斥着推崇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气息,以个人的进取精神和成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这种自我文化与古典希腊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文化导致的价值观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出理性的选择,不需要集体的干扰。因而西方人都追求体现自我,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由。当然,这些只是针对整体而言,个体肯定是会有差异的。这也能看出,正是因为文化上的不同,在看待同一件事物时的角度就不同,误解因此产生。

(二)对中国发展的焦虑

这种焦虑源自西方大多数人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对自身问题的隐隐质疑,时至今日,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早已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西方人惧怕的并不是中国的武力,他们害怕的是中国所代表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崛起将会导致国际旧秩序的洗牌。中国的崛起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是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最害怕的,因为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近年来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所有对外行为,都是以把它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为中心。它要维护它的意识形态,并要不断地扩张它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要对这些国家实现殖民,借助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巨大优势,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占据着巨大优势,发挥着不小的作用。由于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国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中国的崛起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崛起,它直接影响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全面地打破旧的意识形态的扩张,它将对全世界旧的发展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三)对中国崛起的警惕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该纪录片的实质不是为了展示真相,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为了政治需求,通过纪录片投射到中国执政党的国家治理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解读呈现出过度政治化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成立新中国,这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或者说史无前例的政治偏见。以意识形态画线的时代,无可避免地催生了空前绝后的敌意,也塑造出人类历史上首次接近于零和游戏的东西方对抗。以“实力(权力)政治”为基石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是为这种敌意与对抗推波助澜,客观上更加深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鸿沟。新中国成立后,出于自卫目的而介入的几场战争,在西方人眼中,更是毫无疑问地为其“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充分“理由”,又强化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西方世界在新生的若干红色政权面前备显惊慌,几乎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对其加以遏制与消灭。时至今日,这种敌意依旧普遍潜藏在西方世界之中。正如主持人在片中挑衅道:“中国到底是想统治世界?还是管理好自身这个大问题。”

三、结语

在我们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他者提供的视角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者并不等于客观,更不等于真实。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纪录片从业者坚守的底线,但是西方纪录片创作者受到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文化习惯等多重因素影响,拍摄和记录的中国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在《中国:崛起与动荡》中,有些问题也应当值得我们重视与反思,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但这并不是当今中国的主流面。西方涉华纪录片呈现出的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着西方世界和媒体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焦略与不安,害怕中国的崛起对自己国家造成威胁,进而对中国充满警惕和批判。当然,我们分析西方社会纪录片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展现并非本论文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强势地位和深厚的历史根基,对于中国而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手段去改变现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西方纪录片的意识形态策略的叙事手法的可借鉴之处,不仅传递了创作者的文化意图,而且满足了大部分观众的收视与接收习惯,对于中国建构本国国家形象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加深,相信西方涉华纪录片将更加客观、平和与公正。

注释:

①[英]罗宾·艾特肯:《我们能相信BBC吗?》,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②高山冰:《英国第四频道新媒体品牌运营策略》,《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③朱维之:《希伯来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石屹.纪录片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任远.纪录片的理念与方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4]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5]常江,王晓培.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J].现代传播,2015(04).

[作者简介]傅小龙(1988—),男,重庆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与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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