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春生 孙雪华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曾雄生先生认为，畲田的历史悠久，商周时代即已有之。此后沉寂了数千年，唐宋时“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1]。这一说法容易产生商周过后至唐宋之前无畲田的误解。事实上，畲田自商周以后一直存在。三国时曹魏某名臣奏曰：“执金吾庞延奏其山居林泽，有火耕畲种。”[2]卷五十六，第893册，599西南地区的畲田，从文献记载看，最早见于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文载西汉时的牂柯郡“畲山为田”[3]260。学界研究唐宋时期三峡地区畲耕的研究成果，蓝勇先生肯定这一耕作方式的经济效益，也指出其对当时的环境没有造成大的破坏[4]。任桂园先生认为，唐宋时峡江地区“击鼓焚山”，是为了烧龙祈雨以禳除旱灾，“烧畲下种”中的“占卜伺雨”的仪式与之既相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5]。曾雄生先生认为三峡地区的畲田最具典型性[1]。笔者拟就西起重庆江津，东至湖北宜昌的三峡库区宋时的畲耕农业再作一研究。

一、畲田的工具

吴存浩《中国农业史》以为夏商周时代的农业生产中，火耕的盛行，与其时尚无铁制农具有关，“有了铁农具，尤其当铁犁问世，牛耕与铁犁结合之后，人类对付盘根错节而又复苏力极强的野草的能力便最后具备了，只有这时，火耕方式才有可能被农耕生活中的人们所放弃。”他也承认即便是有了铁制农具与牛耕以后，火耕也没绝迹[6]。

三峡地区水牛耕田种植的历史悠久。考古工作者在万州中坝子遗址发现了夏商时期的最早农业遗迹，清理出了凹凸不平的水田耕作面、排水口、犁沟痕、人脚印、牛蹄印和水稻植株痕迹[7]。在唐代，夔州地区已有了双牛耕水田[8]。在云阳，宋时也发现有黄牛、水牛进行农耕[9]。但是，刀耕火种依然存在。唐宋时代的史志文献对巴蜀与三峡地区的畲田多有记载。《元和郡县志》卷30载黔州下辖的珍州畲田[10]744，《旧唐书》也称黔州东谢蛮畲田[11]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5274。宋代地理志《方舆胜览》载施州“伐木烧畲”[12]卷六十1051，《舆地纪胜》也说涪州“刀耕火种”（畲田）[13]卷一七四4526。更为丰富的资料见诸唐宋文人的诗文中。

火种的用火，一年四季都可进行，但一般选择在秋后春前[14]228-229。陆游说夔州“岁穷畲火照关头”[15]卷二178，这是冬天畲田，实为来年春天的农事做准备。但以初春时节最为常见。范成大说峡中地区“春初斫山”[16]217，阳枋也云“春归野烧雪初融”[17]36104。初春畲田，“土暖而苗易发作，寒泉虽冽不能害”[18]24，可起到保暖防寒的作用。刀耕火种最为主要的便利，是可以减少害虫害菌杂草，草木灰也可作钾质肥料[14]229，提高土壤的肥力。

梁家勉先生认为土地的利用可分为刀耕、锄耕、犁耕三个阶段，其中刀耕农业的主要标志是使用刀斧，烧光砍伐林木后，不再翻土。锄耕农业是使用像锄、耜、铲之类的工具翻土，对土地进行加工[19]。刀耕农业与锄耕农业界线分明。国外学者埃斯特·博塞普拉则提出了森林休耕（20～25年）、灌木休耕（6～10年）、短期休耕、一年一茬、多茬复种的土地利用变迁的规律[20]5-6，其中森林休耕、灌木休耕即所谓的刀耕火种[20]《导读》1，也就是畲田。森林休耕，可不用锄头类的工具，灌木休耕则须借助它们[20]14-15。

唐宋时三峡及其周边地区存在易地撂荒的耕作制。唐代珍州地区，“随所畲种田处，移转不常”[10]卷三十744。宋人刘仪凤《自归州陆行至夔州》：“烧痕移窟穴……瘠土常饥色，层坡被恶名。”[21]“移”字表明，今年于此处畲耕，明年则移往彼处。三峡地区畲田的主要工具是刀具，正如唐人刘禹锡《竹枝词》（其九）所说：“长刀短笠去烧畲。”[22]卷二十七853宋代畲耕也用刀具。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三月，出于对政局与社会稳定的考虑，诏令川峡路不得制造袴刀。这种刀具如安装短木柄便是畲刀，利州路转运使陈贯认为：“畲刀是民间日用之器，川峡山险，全用此刀开山种田，谓之刀耕火种。今若一例禁断，有妨农务，兼恐禁止不得，民犯者众。请自今着袴刀为兵器者禁断，为农器者放行。”其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23]兵二十六9174。由此可见畲刀在山地农业中的作用。至于畲田是否使用锄头，唐宋时的文献记载不一。白居易诗说巴蜀地区“米涩畲田不解锄”[24]卷十五923，似乎三峡地区畲田是不用锄头的。不过，其他地方畲田用锄头的记载却并不少见。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说到了浙东地区“畲粟灰难锄”[24]卷二十二1472。至宋代，陆游在闽浙一带见过“山畲一老锄”[15]卷一37的情景，浙江临安僧人释文珦也说“新畲趁雨锄”[17]39593。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畲田并不排斥锄头的使用。三峡地区在森林茂密时进行畲耕，杂草少，不用锄头问题不大。随着土地的长期畲耕，森林变得稀疏或成灌木丛时，此时再在这样的土地上畲耕，火烧难以清除草根，越经常被火烧的土地越容易长草，埃斯特•博塞拉普认为此时就得借助锄头来除草[20]21。日本学者大泽正昭认为由于畲田时没有耕地、整地，焚烧播种后再进行覆土作业就得使用锄头[25]。基于上述所说，三峡地区的畲田是完全有可能使用锄头的。郭印也说到了巴峡地区下雨过后地方官员的劝农，有云：“荷锄执耒举家出，原野处处催深耕……当时惰游今力穑，肯播肯菑勤子父。”[17]18662菑的含义，就是用刀“灾杀草莽开垦田地”[14]228，因此，这里的“荷锄”应是用来“肯菑”的，也就是服务于畲耕的。

《旧唐书》载黔州东谢蛮畲田“不以牛耕”，《方舆胜览》载宋时的施州“伐木烧畲”，原因在于这些地方“山岗砂石，不通牛耕”[12]卷一九七5274，看来畲田是不用犁耕的。不过唐时元稹出知通州（今达州境），他描述的巴人畲田是“田仰畲刀少用牛”[26]卷四一六4604，说少用牛，并不是完全不用牛。三峡地区与通州的自然环境一样，都是山区，也不排除牛耕的可能。宋人李流谦《过东州境见耕》：“驱牛耕侧坡，牛困人奈何。”[17]23973东州，当作东川，在今四川三台县境内，牛耕的“侧坡”有可能是畲田。当然，在森林休耕阶段是无须使用牛耕的，在灌木休耕阶段，山坡地的荆棘、杂草有可能先行火烧，再辅以牛耕则可较为干净地加以清除。

二、畲田的作物种植

作物种植的选择，得看气候、水源、土壤等条件，其中土壤的因素尤为重要。宋人对各色田土的因地制宜地种植粮食作物，很有心得。真德秀在对泉州百姓的劝农文中说：“燥处宜麦，湿处宜禾，田硬宜豆，山畲宜粟。随地所宜，无不栽种，此便是因地之利。”[27]第313册，38此说也适用于三峡地区，地势平坦且多水源之田地有过稻作农业，那些山地则宜于旱作农业。重庆地区尤其是三峡地区的气候，冬季少雨而夏季多雨，初夏多雨而盛夏多旱[28]。两宋时期的1039至1271年间，今重庆地区共发生干旱高温灾害33次，平均每7年就发生1次大的干旱，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孝宗淳熙八年（1181），自七月不雨直至十一月[29]。因此，三峡山地只能主要发展旱作农业，更何况麦、粟、豆是“欹斜坡陁”之地理想的种植作物[18]17。

（一）粟（黍、稷）。粟耐旱性强，喜高温，在刀耕火种的南方山区，粟的种植较为普遍。如：唐人白居易诗写九江的农业：“泥秧水畦稻，灰种畲田粟。”[24]561宋代陈舜俞《野烧》说浙江的山民：“烧草得地美，欲种来岁粟。”[17]4948贡师泰《过仙霞岭》载福建的农业：“水耕杂秔稌，火种饶黍稷（粟）。”[30]第40册，246唐宋时期三峡地区也多种粟。在唐代，粟应是三峡地区的主食。白居易诗说：“仓粟餧家人，黄缣裹妻子。”自注：“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畲田粟给禄。”[24]卷十一587刺史以下的俸禄是粟。直至元时，今重庆地区仍然较大面积地种植粟。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赵世延出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他“物色江津、巴县闲田七百八十三顷，摘军千二百人垦之，岁得粟万一千七百石”[31]卷一八〇4165。粟这种作物之所以较为广泛地种于畲田，一是“损地力”，二是粟米品质好，“粒细香美”，不足之处是“收获少”[32]卷二十。

（二）麦子。三峡及周边地区大小麦均可种植。阳枋有诗称绍庆府（即黔州）“至和委来牟，两岐分艺圃”[17]36096，来即小麦，牟即大麦。三峡地区畲田种植麦子可分两类：

（1）冬麦。三峡地区气候温暖，适宜播种冬麦。唐人武元衡说：“巴童指点笑吟诗，畲余宿麦黄山腹。”[26]卷三一七3562所谓宿麦，即秋种春收的冬麦。南宋汪应辰说四川地区（包括今重庆）即使遇到“气候颇旱”的恶劣天气，“大麦约三月半间收获，小麦须至四月初间方熟”[27]第214册，369。这里的大小麦当然是指冬天种植的冬麦。

（2）春麦。苏辙秋天过境巫山，想象“山上麦熟可作醪”[33]8，显然是春种秋收的春麦。范成大《劳畲耕并序》称峡中“春种麦豆”[16]217，阳枋《谒赵漕》：“山头云麦杂烧畲，桃李层层山半家。”[17]36126这里的麦是指春麦。山势较高的畲地，气温相对较低，麦子长势并不好，范成大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春天见到秭归“高畲麦秀迟”[16]217。

（三）豆类作物。宋时，豆与禾、麦已被人们视为三宝[34]卷三167。三峡地区的豆类种植，范成大诗文中多有反映。经行三峡时，见归州、峡州交界的大丫隘：“麦苗疏瘦豆苗稀”[16]208。他又作有《夔州竹枝歌九首》（其六）：“百衲畲山青间红，粟茎成穗豆成丛。”[16]213《恭州夜泊》：“萆山硗确强田畴，村落熙然粟豆秋。”[16]268

（四）芋头。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即种植芋头[35]。晋郭义恭《广志》载蜀地的芋头达十四种之多，且产量较高，像百果芋“亩收百斛”[36]2837。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芋头种植，据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说品种较多，中有一种“蛮芋”，“山中人多食之”[36]3127。《太平寰宇记》也载夔州产芋[37]卷一四八。白居易说自己愿退隐山野，“结茅栽芋种畲田”[24]卷十六1005。唐代三峡地区的山地用来种芋头，很有可能也是畲田种的。寄居夔州的杜甫作诗说：“紫收岷岭芋”[38]2068，岷岭借指夔州的山岭。南宋时的王十朋在从鄂州至夔州途中，也见三峡地区“山家收芋栗”[39]。芋头对巴蜀地区的赈荒有过贡献。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月，四川百姓“或小歉，则有以蔬芋充食”[40]1751。熙宁三年（1070）八月，知成都府陆诜言：“川峡四路与内地不同，刀耕火种，民食常不足，至种芋充饥。”[40]5221南宋陆游说其“在蜀几十年”，因为蜀地广种蹲鸱，“未尝逢岁歉”[15]卷十四1122。芋头适宜于山地生长，可以在任何时候种植，不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力去照看，且成熟期也很短[41]203，畲田所种作物不一，既是出于轮作的需要，同时也可避免不至于因为品种单一而带来的作物歉收，还可以因食物的多元而改善人们的营养结构。

据国外学者研究，种植大麦、粟这样的作物，其劳动力密集程度属中到高等级[41]203。山林地区，地旷人稀，要完成畲耕并不容易，团结协助就显得很有必要。王禹偁《畲田词并序》里写到了上雒地区“某家某日，有事于畲田，虽数百里如期而至，锄斧随焉”。诗称：“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刀耕岂有偏。”[17]717曾慥也作诗说到了巴蜀地区畲田需人相助的情景：“承平桑者自门闲，巴俗烧畲满四山。招集宾僚来野次，追呼父老到田间。”[42]卷二十一，第591册，258

三、三峡地区畲田的生态评价

一般认为畲田是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宋人对此已有所认识。南岳玄㤗禅师，“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畲，为害滋甚”，作《畲山谣》诗曰：“畲山儿，畲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鉏，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此诗流传甚广，最终朝廷下诏禁止畲耕[34]卷六314。陈舜俞《野烧》：“急烧山上草，莫顾山下木。烧草得地美，欲种来岁粟。乘风纵巨燎，烈烈遍岩谷。既不问玉石，何暇爱麛鹿。寄谢种粟翁，乘时择嘉谷。无俾粮莠俱，还见故草绿。栋材已灰烬，着意规饱腹。”[17]4948陈氏的心态就复杂得多，内心充满了矛盾：环保与种粟难两全。在生态保护上，朝廷发布过一些政令，但对畲田是持保留态度的。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诏曰：“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畲田，并如乡土旧例。自余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43]真宗的诏令尊重了各地的畲田习俗，农用畲刀并不在禁令的范围之内。

唐宋时期，三峡地区多高山，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状况下，较多地采用畲田这种生产方式，也是人们的无奈之举，也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在政府低税的优待、收成尚可的情况下，甚至能基本满足人们的食用需求。范成大《劳畲耕并序》称：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为率，财用三四斛了二税，食三物（麦、豆、粟）以终年，虽平生不识秔稻，而未尝苦饥”。赋税繁重的吴地农民，还“不如峡农饱”[16]217-218。如果因为对生态有所伤害，简单粗暴地否定畲田，等于否定山民的“道义经济”——基本的生存权。

唐宋时期，三峡地区人们的畲田还谈不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三峡地区，土旷人稀，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远没到过度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移民开垦那些僻远的山区。真宗时，夔州路转运使薛颜“募民垦施、黔等州荒田”。景德二年（1005）九月，薛颜向朝廷报告该年通过畲耕“获粟万余石”[40]1368。移民们的畲耕在发挥开发山区作用的同时，还有利于宋政府对少族民族地区的统治。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熊本说新近“开拓皆膏腴地，至林箐深密处，皆可募民开畲佃种”，并宜废南川县于此置军[40]6629。

三峡地区从事畲耕的人们，还从事捕鱼、打猎等活动，这是畲耕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三峡地区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在涪州，渔业是“凶年不忧”的原因之一[12]卷一七四4525-4526。生活在长江两岸以鱼为主食的渔民甚至想改换口味：“持之易斗粟，朝饭厌鱼羮。”[33]4李流谦描述三峡附近是“溪鱼肥入罾”[17]23879。汪元量《竹枝歌》也说：“白头渔父白头妻，网得鱼多夜不归。”[30]第12册，72考古发掘也凸现了唐宋时期渔业在三峡地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比如丰都，石地坝遗址中发现了唐时的陶网坠2件[44]1625，铺子河遗址第三期宋代文化遗存里也出土了3件纺锤形网坠[44]1750。在万州塘坊坪遗址唐宋时期遗存中，同样也发现了网坠[45]581。捕鱼作业，或多或少会减少长江两岸附近的人们对山地农业的依赖，起到保护生态的作用。

就动物的生存状况来看，畲耕对它们的影响并不大。苏辙《竹枝歌》称忠州百姓“耕田种麦畏狼虎”[33]5，出没的虎狼多到威胁着人们的农业生产。南宋孝宗乾道年间，陆游说：“峡中山多甲天下，万嶂千峰通一罅。峒民无地习耕稼，射麋捕虎连昼夜。”[15]卷二209即使人们捕杀老虎，淳熙四年（1177）四月，四川安抚制置使胡元质仍说夔州地区“虎狼之迹，交于中途”[23]方域十一之二八9504。一些珍稀动物，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释宝昙《忠州吴评事墓志》：“山有麝香鹿耳之属，四方多徙归之。”[27]第241册，190其中自然出现了捕杀麝香鹿耳并将其作为商品的交易行为。乾道中，王伯庠知夔州时“首禁科买狨麝之类”，并在山谷间遍立禁购的公文[27]第265册，209。

唐宋时，三峡地区已出现了梯田，梯田能起到水土的保持作用，也能避免畲耕面积的进一步扩大。梯田的形成与畲田密不可分。刘禹锡《畲田作》：“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22]卷二十二839梁家勉先生对此有一形象的解释：“这种团团横绕山腹的田，必然是呈梯层状的。”他认为梯田在开垦阶段，必然经历过刀耕火种，然后再通过成形、筑埂、起沟、耕耘等方式加以整治始最终形成；为解决水源问题，有些梯田作业还修建了一些水利设施[14]226-232。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宋代巴蜀地区已较多地利用山地开筑梯田。梯田又称雷鸣田。叶廷珪《海录碎事》说：“合州等处无平田，农人于山陇起伏间为防，潴雨水，用植稉稬稻，谓之㤗田，俗名雷鸣田，盖言待雷而后有水也。”[46]度正也称其家乡巴川（今重庆铜梁区）有“雷鸣田”[27]第301册，167。范成大《垫江县》：“旧雨云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鸣。”[16]224说的也是当时出现的梯田。这表明三峡地区开始由旱作农业向灌溉农业转变，避免了土壤遭雨水侵蚀的可能。“在修建梯田以后，只要有可靠的泉水或小溪，灌溉水稻就可以在相对较高和比较陡峭的地方生长。”[41]234梯田就成了可种植水稻的水田。据尹绍亭先生研究：“山地民族只要每人具有1亩水田，便可以少耕种10亩刀耕火种地，而如果每人拥有2亩水田的话，那么基本上便可以使刀斧入库，山火熄灭，不必再从事刀耕火种了。”[47]梯田同样可种植粟、稻、豆、麦之类的作物，杜甫就称山田（即梯田）“麦无陇”[38]1961。我们今天从唐宋文人的诗文中所见的三峡地区种植的粟、麦、豆未必全是畲田种的，有不少应是梯田种植的。因此，畲田对生态的影响，也未必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不过，由于山高坡陡，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水利设施修建投入大，唐宋时代星居的三峡地区的山民很难克服那么多困难，因而山地改造成可灌溉的梯田，难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