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林+卢华语

摘要：夔州历来为军事重镇，是重要的军防地区。夔州军事地位的重要性，使得历代王朝统治者均竭力经营夔州军事，无论是区域性割据政权，还是统一王朝，都注重布局夔州的军事防线。唐五代时期，統治者甚为重视夔州的军防，根据需要，在夔州修筑了诸多军事设施，通过自然天险与人工设施的结合，构建了一道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中晚唐时期尤其是五代时期，围绕着夔州的战争较为频繁，随着这一系列战争的进行，夔州逐渐成为三峡地区军事斗争的战略中心。

关键词：唐五代；夔州；军事防御体系；战略中心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2-0098-05

夔州，隋代称信州巴东郡。唐武德二年，唐高祖为避其外祖父独孤信之讳，改称夔州。唐玄宗天宝元年至肃宗至德二载短暂改称云安郡。肃宗乾元元年直至五代时期，一直称夔州。唐五代时期，夔州下辖云安、巫山、奉节和大昌四县①，其行政区划的空间范围相当于今重庆市东北部的云阳、巫山、奉节和巫溪四县。夔州虽地处内陆腹地，但是由于长江穿境而过，地理位置独特，成为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夔州地区也因为唐朝内部的动乱和五代时期政权之间的博弈，多次弥漫战争的硝烟，成为军事斗争的重要战场。目前学界对唐五代时期夔州的诗文、经济、文化等问题已有较多论述②，但关于唐五代夔州的军事历史尚未有专文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夔州的军事地位

夔州历来为军事重镇，是重要的军防地区。古人曾多次言及夔州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如唐代夔州刺史李贻孙在《夔州都督府记》谈及：“峡中之郡，夔为大。”③ 唐代常裒在《授柏贞节夔忠等州防御使制》中曰：夔州为“山峡雄镇，江关要卫。”④宋代地理学家王应麟指出：“夔州为蜀重镇。”⑤ 自春秋战国以来，夔州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隋唐在统一战争中，隋唐皇室分别派大将军杨素和李孝恭、李靖屯军夔州，于奉节大造战船，编练水军，东下长江，一举攻灭陈和萧铣割据政权，统一全国。五代时期，前蜀王建政权多次与后唐荆南节度使高季昌交战于夔州，后蜀孟昶政权凭借夔州天险，抵御北宋的进攻，双方大战于奉节，然北宋终灭后蜀，一统四川。上述军事斗争，足以说明夔州军事地位之重要。

夔州军事地位如此之重要，主要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以地理位置而言，夔州位于长江上游三峡地区的东部边缘，浩浩长江穿流其境。夔州长江航线，是巴蜀至荆襄、吴越必经水道。然长江水道，险在夔州，加之峡路中有瞿塘、滟滪等险滩，夔州成为长江航道的“瓶颈”。夔州“凭高据深，贯水路之津要”，为“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也。”⑥ 故扼住夔州水路交通，便可控制巴蜀与江陵、吴越地区的往来，利用长江水道的优势，进可顺长江而下，形成破竹之势，攻占荆楚、吴越等长江中下游富庶之地；退可守住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巴蜀繁华之区。正是缘于此，占据夔州，便可以坐拥东控荆楚、西扼巴蜀、进可攻占、退可据守的战略优势。

以地形条件而言，夔州地处我国川东谷地，位于我国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和南北分界线（秦岭—大巴山—淮河）的过渡地带，东有巫山、南有齐岳山和方斗山、西有云峰山和无量山、北有大巴山等众多山脉，内部有长江及支流清江、汤溪河、大瀼水、东瀼水、巫溪等诸多河流，因此其境内地势起伏大，川谷纵横、山地多、平地少，而长江两岸的山峰更是高耸入云，平均海拔超过千米。在古代以冷兵器为主的战争形态之下，这种层峦叠嶂的山地和曲折幽深的川谷之繁杂地形条件，一方面使得夔州有据可守、有险可依，成为战略要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夔州的战争形态不适合机动灵敏的骑兵和庞大笨重的车战部队作战，却适合于轻便、可越高行远的步兵和联合作战能力强的水师参战，且水师最有优势。从夔州的自然形态和历代战争实例来看，在夔州作战，骑兵和车战部队几无用武之地，唯步兵和水师方可施展，且以水师最佳，若水陆大军联合作战更是可达事半功倍之效。

夔州军事地位的重要性，使得历代王朝统治者均竭力经营夔州军事，无论是割据政权，还是统一王朝，都注重布局夔州的军事防线，以维持割据政权的稳定、长久和统一王朝内部政治的安定。

二、唐五代时期夔州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

夔州地理环境复杂，险要山川是军事防卫的天然屏障。这虽对军事部署极为有利，但也并非固若金汤、牢不可破，故需对相关军事设施进行人工补苴、修筑。唐五代时期，统治者甚为重视夔州的军防，在夔州修筑了诸多军事设施，通过自然天险与人工设施的结合，构建了一道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夔州的军事防御体系，首先凸显在唐代对夔州城的扩建。唐代夔州，治奉节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白帝城及其附近地区，而夔州府城则是在汉代公孙述所建白帝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公孙述为与刘秀争雄，屯兵奉节，因其地形险要，有易守难攻之势，故建造白帝城。当时白帝城的规模，《水经注》载为“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缘马岭，接赤岬山，其间平处，南北相去八十五丈，东西七十丈。又东傍东瀼溪，即以为隍。西南临大江，瞰之眩目。”⑦ 至唐，随着政治、军事的发展需要，白帝城的规模不断扩大，据《通鉴地理通释》引《元和郡县图志》载：“白帝城周回七里，西南二面因江为池，东临瀼溪，唯北一面小差逶迤，羊肠数转，然后得上。”⑧ 足见，唐代白帝城“周回七里”，其空间范围明显比公孙述所建的“周回二百八十步”的白帝城要大得多。规模如此庞大的城池，一方面有利于驻扎更多的兵员，另一方面也可以容纳众多的百姓生产和居住，更好地提供军事后勤保障。夔州府城规模不仅宏大，而且位置险要，杜甫《上白帝城》描述白帝城楼高城险云：“城峻随天壁，楼高望女墙。”⑨ 另外，夔州府城背靠马岭、赤甲山，东傍东瀼水，南临长江，周围山水环绕，既为山城，又为水城，是一座“舟楫不能越，石矢不能加”⑩ 的坚固军防城。

其次体现在五代时期对瞿塘峡口创设的“铁锁横江”之法。瞿塘峡乃三峡之首，但险要至极。瞿塘峡口，史称扞关，汉唐时称江关，宋代以降又称瞿塘关，历来都是夔州的防御重地。瞿塘峡口也号称“夔门”，因为形势险要，被宋代范成大形容为“天下至险之地，行路极危”。endprint

唐末天祐三年置镇江军于奉节。五代时期，占据巴蜀的王建政权自知不敌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水军，弃归、峡二州，退守奉节，派重兵把守夔门，为了沿途阻击荆南水军逆长江而上攻打巴蜀，夔州守将张武“作铁纟亘绝江中流，立栅两端。谓之‘锁峡。” 张武凭借“铁锁横江”之法，分别于乾化四年和同光三年两次大败来犯的荆南水兵，成功扼住前蜀政权的东边门户。后蜀末年为抵御北宋大军西征，借鉴张武“铁锁横江”之法镇守奉节。北宋大将刘光义畏惧夔州的锁江浮梁，不敢单派水军直接攻打夔门，只好另派陆军协助，水陆两军并进，两路夹击，方破夔门。奉节瞿塘峡“铁锁横江”之法，取得巨大成功，也是夔门军防体系的一大创新，并被后世沿用。

唐五代时期夔州城的拓建和瞿塘关“铁锁横江”之法的创设，使得夔州原本仅靠瞿塘、滟滪和赤甲、白盐等自然天险的防御体系更加完善。夔州城和瞿塘关互为犄角，完善的水陆双重工事，构建了一套立体化和更加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大大增强了夔州的军事实力。

三、唐五代时期夔州的战争及其在三峡地区战略中心地位的形成

1. 唐代中期以前夔州的战争及其在三峡地区战略中心地位的初步形成

唐代中期以前发生在夔州的战争仅一次，即唐初灭萧铣之战，夔州在三峡地区的战略中心地位也初见端倪并初步形成。武德二年，李渊采纳李孝恭平萧铣之策，任命孝恭为信州总管，令其驻兵信州并于白帝城“大造舟楫，教习水战”。武德四年秋，李孝恭和行军总管兼摄孝恭行军长史李靖率庞大水军，兵发夔州东征萧铣。大军经峡州，顺长江而下，接连攻克夷陵、荆门等地，并于清江口彻底挫败萧铣水军，迫使其投降，萧铣政权灭亡。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为消灭辅公祏势力奠定了基础。唐灭萧铣之战，夔州虽非主战场，但其作为唐朝水军的大本营，是军队教习之所，同时在征伐期间，作为给养保障的后方，在征伐萧铣的战役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灭萧铣之战使唐王朝深化了对夔州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即夔州是遏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战略枢纽之一，更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战略重地。实际上，唐王朝在征伐萧铣之前，就已认识到夔州在三峡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并于武德二年改信州为夔州总管府。武德四年夔州总管府辖制“夔、峡、归、施、业、浦（万）、临（忠）、涪、渝、合、南、智、务、黔、充、思、巫、牂、溱十九州。” 大体范围与三峡地区相近。以夔州为中心的夔州总管府所辖范围充分体现了夔州在三峡地区的战略中心地位。萧铣灭亡之后，唐中期以前的統治者也十分重视并实行着力经营夔州的战略方针。贞观十四年，夔州总管府改为夔州都督府，督“归、夔、忠、万、涪、渝、南七州” 军务，七州范围大致与三峡地区相近。另外，初唐年间，任命庐江王李瑗、冉安昌、河间郡王李孝恭、武将韦云起等宗室、功臣、名宦之后为夔州军政长官（总管、刺史、都督）。圣历二年，隋朝开国公乙速孤齐之后乙速孤行俨被任命为夔州刺史，并“使持节都督夔、归、忠、万、渝、涪、肃等七州军事守夔州。”以上不论是从夔州辖制的军防范围，还是从唐政府任命的夔州刺史人选来讲，都足见唐政府对夔州战略地位的重视程度。

“安史之乱”时，夔州在三峡地区的战略中心地位是防御，这表现在夔州的军事区划演变中。这一时期，夔州成为藩镇，始设节度使或防御使，虽然军事区划范围多有变更，但总体均在三峡地区之内。至德元载，安禄山兵进荆襄地区，唐肃宗设置云安（即夔州）七州防御使，节制七州军事，以防长江峡路被安禄山叛军切断。至德二载，为进一步强化三峡军防，唐肃宗升夔州防御使为夔峡节度使，同时，以皇室成员道王李炼为云安（夔州）郡守，并充云安、夷陵、南浦、南平、巴东等五郡节度采访处置使、防御使。肃宗的这两项军事措施，明显提高了夔州的战略地位。

乾元二年八月，“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称南楚霸王。” 同年九月，“张嘉延袭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走，澧、朗、郢、峡、归等州官吏闻之，争潜窜山谷。” 荆楚动乱，峡路始危，肃宗重置以夔州为中心的三峡军防，“以夔、峡、忠、归、万五州隶夔州”，防止叛军西进，保证长江峡路畅通。广德元年，吐蕃在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之后，兵进蜀地，然西川节度使高适不敌，吐蕃占领剑南西川诸州。为防范吐蕃东进攻取荆襄吴越等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广德二年设置夔忠涪都防御使，治夔州，以加强夔州等地的军事防御。

综上可知，唐代中期以前夔州的军事区划随着战争和防止叛乱而略有变更，唐王朝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峡路，以此遏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割据或叛乱势力，同时也确保江南地区的赋税经峡路能够安全运到关中，保证王朝政治和经济安全。上述夔州军事区划虽有若干变动，但均以夔州为中心，且区划范围大致与三峡地区一致。这显然说明，夔州初步成为三峡地区的战略中心。

2. 唐末五代时期夔州的战争及其在三峡地区战略中心地位的最终形成

唐末五代是藩镇林立和分裂割据的时期，社会动乱、战争频发。这一时期夔州发生七次战争，也使夔州最终成为三峡地区的战略中心。

（1）唐末成汭、王建与常厚争夺夔州之战

萧铣亡后，直至唐末军阀混战，夔州才再起战事。唐昭宗年间，黄巢残余势力秦宗权余党常厚率兵攻打夔州，屯兵白帝。是时，西川节度使王建屯兵忠州，与夔州刺史毛湘首尾接应，抵御常厚，两军相持不下。荆南节度使留后成汭乘机派部将许存夜袭常厚军，常厚败退，于是许存占据白帝城。尔后，成汭派司马刘昌美镇守夔门，亲率许存等大军溯江而上，并经略云安，击退王建军队，接连攻占渝州等地，于是夔、渝等地尽归成汭占据。

（2）成汭救杜洪之战

天复三年，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杨行密讨杜洪、马殷，以分朱全忠势。荆南节度使成汭率领庞大的水师，从夔州等地东下，“悉众救洪”。成汭军队由于士气低落，战船前后接应不力，在君山一带遭遇杨行密部将李神福军队火攻，战船损毁无数，部队溃散，成汭忧愤，投江自杀。与此同时，西川节度使王建，乘成汭败亡，以前渝州刺史王宗本为“开道都指挥使将兵下峡” 攻取夔、施、忠、万等州，占据三峡要地。王建从此尽占巴蜀之地， 因“瞿塘，蜀之险要”之故，任命王宗矩为夔州刺史，屯军夔州，镇守白帝城。占领夔州之后，王建也因此能够扼守川东门户，坐稳巴蜀。endprint

（3）赵匡凝攻打王建之战

天祐元年，夔州战事又起，驻守襄阳的唐忠义节度使赵匡凝欲攻取王建占据的夔、忠等州，进而窥视西川，但被击败。史载“赵匡凝遣水军上峡攻王建夔州，赵匡凝以襄阳之甲窥夔门。知渝州王宗阮击败之。万州刺史张武作铁纟亘绝江中流，立栅于两端，谓之‘锁峡。” “铁锁横江”之法的创设，使夔州军防实力得到实质性提高，彰显了其战略地位在三峡地区的重要性。赵匡凝兵败之后，王建进一步巩固在川东的势力，天祐三年，升夔忠涪防御使为镇江军节度使，治忠州。至此王建得以稳固三峡地区的军事防线，随后于天复七年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夔州也就成为其东部的重要军防地，为其政权的一大重要战略保障。

（4）高季兴第一次攻打夔州之战

后梁乾化四年春，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为夺回夔、万、忠、涪四州之地，兴兵犯前蜀王建政权，以水军攻打夔州。蜀将招讨使张武于白帝城凭“锁江”死守抵抗，高季兴纵火船焚烧铁锁，不料风向逆转，烧向荆南军战舰，张武乘势反攻，荆南兵焚烧、溺死者甚众。高季兴只好乘小船逃跑。是役，“荆南兵大败，被俘斩五千余人。” 此战之后，荆南兵战力锐减，十年之内未能侵犯前蜀，前蜀的东部边防得以稳定。此战之后，蜀主王建为防止高季兴的再次兴兵来犯，加强了夔州军防，于当年四月徙镇江军治夔州，领夔、忠、万等州。夔、忠、万是三峡的中心区，镇江军移治夔州是夔州成为唐五代时期三峡地区战略中心的标志。

（5）高季兴第二次攻打夔州之战

后唐同光三年，高季兴乘后唐兵日盛之威，再次兴兵欲攻取三峡地区，并自将水军上峡。在攻取施州之后，率领水军再次攻打夔门，先派勇武之士乘舟斫铁锁，未料“会风大起，舟纟圭于锁，不能进退，矢石交下，坏其战舰”，荆南兵败退，死伤无数。高季兴眼见大军溃败，只好轻舟遁去。王建守将张武虽然凭借“铁锁横江”之法，再次击退了高季兴的进攻。然而，前蜀“北路险败”，且恰巧后唐征伐荆南，后唐诏令孟知祥率兵下三峡，孟知祥遣大将毛重威进攻夔州，并以“兵三千戍夔州。”张武后方截断，且战略要地夔州受到攻击，只得以夔、忠、万三州降于后唐魏王李继岌。高季兴第二次攻打夔州之战，致使前蜀政治势力灭亡和荆南军事衰微，后唐乘机得利，占据了三峡的夔州等战略要地，并继续派魏王李继岌率军沿江直上，一举攻占蜀地。孟知祥在此战中积累了雄厚的军事资本，在后唐伐灭前蜀之后，被后唐庄宗任命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为其割据巴蜀打下了政治基础。此战之后，后唐非常重视夔州的战略地位，重新经营其军事区划，于天成二年七月设置以夔州为中心的宁江军，辖夔、忠、万、施等州。这四州为三峡地区的核心区域，宁江军的军事区划得以拓展，进一步说明了夔州作为三峡地区战略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6）后唐孟知祥叛变攻打白帝城之战

后唐长兴年间，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孟知祥叛变，于长兴二年派部将李仁罕兵进三峡，并于正月攻克遂州，“三月未已，朔陷万州；庚申，陷云安。”随后，继续顺长江而下，至夔州进攻白帝城，然后唐“宁江军节度使安崇阮弃镇，与杨汉宾自均、房逃归。” 李仁罕轻而易举攻陷夔州。王建于是占据夔州、万州、忠州等三峡地区重地，并任命赵季良为留后，负责夔州的防御军事。孟知祥凭借夔门防线，与后唐对峙，尔后兵下江陵，并于明德元年在成都称帝，建立后蜀。

（7）北宋灭后蜀中的白帝城之战

后蜀广政二十六年，北宋攻占荆、湖等地，切断了后蜀与南唐的联系路线，并着手准备征伐后蜀。为抵抗宋兵，后蜀孟昶只得“遣兵屯峡路，增置水军。” 并加强夔州的防御工事，一方面完善锁江浮梁，并“上设敌棚三重，夹江列石驳具。” 面對后蜀夔州城坚固的防御体系，乾德二年，宋东路大军攻打夔州之时，依据宋太祖的“勿以舟师争胜，当先以步骑陆行，出其不意击之，俟其势却，即以战棹夹攻” 的策略方针，统帅刘光义、曹彬一方面派兵在锁关三十里处，“舍舟步进，先夺其桥，复牵舟而上”，另一方面派步骑“自瀼西裹粮兼行……由大宁路直趋夔州。” 两路大军夹攻，“连破松木、三会、巫山等寨。”并取得了“获蜀将南光海等五千余人，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夺战舰二百余艘。又获水军三千人” 的重大战果。白帝城之战告捷，后蜀守将宁江军制置使高彦俦兵败自焚。宋军乘势“进克万、施、开、忠四州”，于是“峡中郡县悉下。” 宋军轻易攻取三峡等地，随后继续西进，与北路大军夹击成都，灭亡后蜀。

唐末五代夔州战争频发，军阀和割据政权争夺夔州。自天祐元年张武于夔门创设“铁锁横江”之法以来，夔州军防实力大为增加。乾化四年，王建徙镇江军治夔州，标志着夔州正式成为三峡地区的战略中心，天成二年后唐于夔州置宁江军并拓展其军事区划，巩固了其中心地位。后唐孟知祥叛变攻打白帝城和北宋灭后蜀中的进攻白帝城的两次战争，使夔州这一战略地位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唐五代时期虽仅有八次战争发生在夔州，但几乎每一次战争都关系政权的兴亡和交战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每一次夔州战争的胜败，都关乎着整个长江流域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消涨，波及政权安危。通过考察唐五代时期的夔州战争，我们发现随着政治军事格局的变更，逐步凸显了夔州在三峡地区的战略中心地位，这主要初现于唐初，发展于“安史之乱”时期，最终形成于唐末五代时期。

四、余论

夔州成为战略要地，一方面除了夔州本身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之外，另一方面是夔州拥有可以支撑战争的重要资源。首先，夔州为巴地，巴人具有尚武性格。考古资料显示，云阳李家坝战国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的剑、矛、钺、斧、戈、小刀、箭簇等青铜兵器，这表明夔州地区巴人历来有好战之风，崇尚勇武。文献资料也有佐证，《华阳国志》载：“巴师勇锐。” 这种风俗促使夔州子弟乐于参军，夔州军队得以有了可靠的兵源；其次，夔州鱼盐、林木资源甚多，均可资军用。夔州河流诸多，是鱼类的盛产之地，同时夔州的奉节、云安、大昌等地历来是盐产地，丰富的鱼盐资源，是夔州驻军的食物保障，也正是如此，成汭能够凭借云安榷盐带来的财富，占据夔州，能够“畜兵五万”。另外，夔州也有大量的林木资源，这又为夔州水师部队建造战船，提供了充足的木料，正由于此，杨素、李孝恭才选择在夔州大造战船，为战争作准备。endprint

唐五代时期发生在三峡地区的战争，重在争夺夔州等地。夔州作为三峡地区军防的核心，占据之，即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也可以这么说，占据夔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三峡地区，便可有东控荆楚、西遏巴蜀的战略优势。夔州作为沟通巴蜀和荆楚吴越的纽带，夔州战争的成败，关系着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

注释：

①《新唐书》卷40《地理四》。

② 对唐五代夔州历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卢华语：《从杜甫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刘本荣主编：《夔州文化探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剑：《唐宋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军政地位之演变——以夔州治所及其人选为中心的考察》，《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等。

③《全唐文》卷544，李贻孙：《夔州都督府记》。

④《全唐文》卷413，常裒：《授柏贞节夔忠等州防御使制》。

⑤⑧《通鉴地理通释》卷11《三国形势考上》。

⑥ 《读史方舆纪要》卷69《四川四》。

⑦《水经注校证》卷33《江水》。

⑨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51页。

⑩《奉节县志》卷3《形胜》。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页。

《资治通鉴》卷265“昭宗天祐元年”条。

《旧唐书》卷60《李孝恭传》。

参见周振鹤主编、郭声波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20页。

《旧唐书》卷39《地理二》。

《全唐文》卷234，刘宪：《大唐故右武卫将军上柱国乙速孤府君碑铭并序》。

《资治通鉴》卷221“肃宗乾元二年”条下。

《新唐书》卷67《方镇四》。

《新唐书》卷190《成汭传》。

《新唐书》卷188《杨行密传》、卷190《成汭传》。

《资治通鉴》卷264“昭宗天复三年”条下。

《资治通鉴》卷269“均王乾化四年”条下。

《资治通鉴》卷273“庄宗同光三年”条下。

《新五代史》卷64《孟知祥传》。

《资治通鉴》卷277“明宗长兴二年”条下。

《十国春秋》卷49《后蜀本纪》。

《宋史》卷259《刘廷让传》。

罗二虎：《峡江巴文化寻踪——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1997年发掘记》，《中华文化論坛》2003年第2期。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1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