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谦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1)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杜甫的成都好友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了政治上及生活上的最大依靠，于同年五月离蜀东去，经嘉州、戎州、泸州、渝州，于暮春时节抵达夔州府(今重庆奉节)所辖云安县。杜甫在夔州生活的两年多时光，是除了青年壮游期、栖息成都草堂期这两个人生的欢愉平静期后，第三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夔州时期的杜甫，虽然仍受生活所迫，间或举家迁动，但是终归在短暂的时间里没有离开夔州而长期漂泊流亡。正是这段安定平静的时光，让杜甫在诗歌创作方面拥有了惨淡经营的契机，成为其生命即将落幕前的又一个诗歌创作高峰期。杜甫在夔州创作了四百多首诗歌，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远胜其他各个时期的诗歌成就。历代诸家审视杜诗之时，多论杜甫夔州之诗①为其诗歌的成熟期，或有褒贬之别②。然细绎之，褒贬对立程度差异之大也正可表明杜甫夔州诗之变格，亦可审视夔州诗在杜甫整个诗歌创作与风格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

今人对于杜甫夔州诗的研究更加细致充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限于论文篇幅，主要列举不同分类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一是对杜甫夔州诗进行整体观照③；二是从生命情感主题对杜甫夔州诗进行的研究④；三是从自然地理角度对杜甫夔州诗进行的论述⑤；四是对杜甫夔州诗的艺术特征进行的研究⑥。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从考辨、辩证批评、对比等角度对杜甫夔州诗进行了论述研究⑦。

综上可见，学界对于杜甫夔州诗的研究较为充分，研究成果涵盖各种主题，对于夔州山川与杜甫诗歌的创作关系、杜甫生命情感问题的论述也较为详尽。但是，对于夔州地理如何深层次影响杜甫生命精神和诗艺建构的论文涉及较少，而且杜甫在夔州时期独特的生命精神状态也尚未有学者重点全面论述。杜甫在夔州时期取得的诗歌成就，是其个体生命内部形成夔州精神影响的结果。那么，夔州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夔州精神是如何影响杜甫的艺术建构，从而呈现出杜诗的本色特征？缘于此，笔者不揣谫陋，试从杜甫夔州诗的地理书写与夔州精神的形成以及夔州精神与杜诗本色确立几个方面对杜甫在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进行研究。

一、杜甫夔州诗中的地理书写

地理是一个地区所具有或者表现出来的地域风貌和环境形态，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大致包括气候、物候(气候作用的表现)、地貌、水文、生物及自然灾害等方面；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教、风俗、语言及人文景观等方面。夔州地理与杜甫生活过的北方及成都有着诸多的差异和变化，杜甫到达夔州不久后就感叹“形胜有余风土恶”。“形胜有余”言自然地理环境的险恶，“风土恶”言人文地理环境的怪异。这些地域性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特征在杜甫夔州诗中有着鲜明的记叙与描写。亦因为杜甫夔州时期的心态较前期变化较大，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气候变化、物候更替、鸟飞兽鸣、江河湖海也成为夔州诗中抒发感情的特殊意象与载体。

杜甫的夔州诗中，鲜明地表现了夔州地区险怪的自然地理环境——“形胜有余”。第一，记录了夔州地域性的气候特征。夔州地处秦岭以南，纬度较低，气温较长安暖和，较成都亦有差别，这在杜甫诗歌中常有表现。杜甫夔州诗中记叙了夔州地区的炎热。大历元年(766)夏，他刚刚进入夔州所属县云安时就感叹“开州入夏知凉冷，不似云安毒热新”(《寄常征君》)。相较临近的开州夏季，云安的夏天毒热异常，杜甫对此表示厌烦和无奈。进入夔州(奉节)之后，杜甫对夔州夏季的炎热更是感触颇深，“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热三首》其一)，汗流浃背，衣襟湿透，整个人因天气闷热而精神低迷，缺乏活力。杜甫更在诗中将夔州的气候与中原的气候相比较，隐晦地表现了对夔州异域环境的不适：“南方六七月，出入异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浆翻。”(《贻华阳柳少府》)秋天本应是秋高气爽、温度适宜的季节，但由于夔州独特的地理环境，秋季气温依然居高不下。“大火运金气，荆扬不知秋”(《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江上亦秋色，火云终不灭”(《复愁十二首》之十)，“峡内多云雨，秋来尚郁蒸”(《寄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这些诗歌都表现出杜甫对夔州秋季炎热气候的真实体验。由于夏秋季的炎热高温，夔州地区旱害时常发生，严重影响了夔州地区人民的农事生产。杜甫作为儒家思想的追奉者和践行者，胸怀“民胞物与”的民本和爱人思想，故而常在诗中抒发对劳动人民的怜悯和同情：“大旱山岳焦，密云复无雨。南方瘴病地，催此农事苦”(《雷》)，“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火》)。

第二，杜甫夔州诗中描绘了山川的险怪、雄伟与壮观。杜甫初至夔州便对山川形势的雄峻奇险产生了深刻印象，白帝城“西南邻大江，瞰之眩目，惟马岭小差逶迤，犹斩山为路，羊肠数四，然后得上”[1]777。杜甫观山感叹，故作《上白帝城》之一诗：“城峻随天壁，楼高更女墙。”随后游览白帝城，远眺山川，更发出惊叹：“城尖径昃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白帝城最高楼》)在《夔州歌十绝句》中“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夔州险过百牢关”(其一)，“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其四)，杜甫描绘了江流奔腾，山岳耸峙，山道高悬的壮丽险境，发出夔州险于百牢关的惊呼。

第三，夔州地区的秋季环境常常因炎热高温而表现出不似北方秋季那样萧瑟荒凉的物候特征，杜甫“常常注意到人不易觉察的细微之处，从极细微处表现极实质的东西”[2]142。由于此时他饱受疾病折磨，孤苦伶仃，节序的变迁景象虽不鲜明，却牵动了杜甫情感的跌宕起伏。在他的夔州诗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悲秋诗，以“秋”为直接抒写主题的诗歌就有三十余篇，篇中出现“秋”字的诗歌数量更是不胜枚举。大历二年(767年)秋，夔州秋季风物唤起了杜甫异乡为客的情感：“为客无时了，悲秋向夕终。瘴馀夔子国，霜薄楚王宫。草敌虚岚翠，花禁冷叶红。年年小摇落，不与故园同。”(《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诗题即点明时序，正与诗中所叙物候关情相呼应。“中言地气暖而物色鲜，是秋尽之景。末对摇落而思故园，是作客之情。年年，见为客久，客无尽期，而秋向夕终，叹节序屡移也。”[3]2162秋季将尽，碧草红花，物色犹鲜，但时序变迁岂能为物色而改，心中作客思乡之情深动人。《江上》一诗：“江上日多雨，萧萧荆楚秋。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诗歌以落叶写秋，以夜眠写寒，读来情景毕现，似有亲身同感。再如千古名篇《登高》一诗，以秋传悲，境界深沉阔大：“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深沉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4]95

此外，杜甫的夔州诗或是记叙秋冬雷鸣，“巫峡中宵动，沧江十月雷”(《雷》)；或是记叙夔州异兽怪虫，“腥至焦长蛇，声吼缠猛虎”(《火》)；或是记叙久雨骤风，“荆扬冬春异风土，巫峡日夜多云雨”(《寄柏学士林居》)，“晚来江门失大木，猛风中夜吹白屋”(《后苦寒行二首》之二)；或是记叙因冬蒸地暖而草木早发，“江柳非时发，江花冷色频。地偏应有瘴，腊近已含春”(《不离阁》)，“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江梅》)。杜甫的夔州诗歌在各个方面都生动形象地记叙了夔州地区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地理景象。

杜甫夔州诗中不仅记述描绘了所处地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还书写了夔州地区“风土恶”的人文地理环境，所见所闻多是异域的怪异人文风俗。

第一，杜甫夔州诗中书写了夔州地区的古风旧俗。夔州地区由于地近荆楚，山川起伏，与外界交流相对闭塞，故而仍保留着许多古风旧俗。如烧山祈雨，杜甫所作《火》就对此进行了鲜明描绘：“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风吹巨焰作，河掉腾烟柱。势欲焚昆仑，光弥锨洲沽。腥至焦长蛇，声吼缠猛虎。神物已高飞，不见石与土。尔宁要谤甫，凭此近荧侮。薄关长吏忧，甚味至精主。远迁谁扑灭，将恐及环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气如缕。”烧山祈雨，不仅未能成功，反而使得气温更炽，旱情更重，此种旧俗不禁令诗人发出对当地人民愚昧无知的叹息。杜甫还记叙了夔州地区的母系社会遗风：“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负薪行》)男性居家，女性劳作，这与中原地区以男性为劳动主体的社会风气截然不同。此外，夔州地区“其信巫鬼，重淫祀”[5]2861，杜甫夔州诗中就记载了“家家养乌鬼”的异域习俗。

第二，杜甫夔州诗中书写了夔州地区重商轻文及嗜赌之风。《太平寰宇记》记载夔州人“少文学，有将帅才”[6]1008。夔州地区山脉起伏,大川奔涌，正处长江水道，横贯东西的水道使得夔州人民善于利用便利交通经商入市，“白牓千家邑，清秋万估船”(《白盐山》)，“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夔州歌》其七)。这些诗歌描绘了夔州地区商船往来、千帆竞发的画面。正由于夔州地区的重商之风，使得当地人民轻文薄教，绝意仕途：“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最能行》)重商之风产生轻文薄教观念的同时，也让人民挥金如土，耽于赌博。杜甫在诗中就对这种嗜赌之风予以批判和劝诫：“寄语舟航恶年少，休翻盐井掷黄金。”(《滟滪》)

第三，夔州诗中书写了夔州地区独特的饮食和村居状况。饮食方面，夔州地处绝塞，饮食风气仍旧原始落后：“月峡瞿塘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引水》)，“云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信行远修水筒》)，“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溪上》)。由于地处山地，乱石峥嵘，难以掘井，人们多续竹从高山引水；山田多沙砾，故而饭食之中也常混杂难以清除的沙石；饮食种类“顿顿食黄鱼”也与中原不同。村居方面：“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渚”(《雨二首》)，“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赠李十五丈别》)，“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解闷十二首》之一)。当地人民像鸟兽一样附岩巢居，且多是散居状态，不似中原地区以群居为主，邻里院落相近、低呼可闻。

此外，夔州曾是蜀汉之地，作为古城，保留着众多的历史文化景观。如杜甫的名篇《咏怀古迹五首》，诗歌吟咏了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等人在夔州地区留下的古迹。大历元年(766年)，杜甫在游览夔州的八阵图和武侯庙时，写下《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武侯庙》：“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两诗对诸葛亮未曾复汉之事而遗憾悲痛。白帝城是蜀帝刘备的驾崩之地，功业未竟，英雄骤逝，怎能不触动杜甫的英雄情怀而吊古伤今：“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英雄馀事业，衰迈久风尘。取醉他乡客，相逢故国人。”(《上白帝城二首》其一)

杜甫对夔州地区自然地理的所见所闻、所书所写，都是其“纪异”意识选择的结果，也是杜甫在夔州地区凄凉落寞、忧愤悲怆的体现。极端怪异的自然环境以及险恶独特的人文环境时常冲击着杜甫漂泊他乡的敏感心灵，使得他在诗歌之中一一刻画书写。可以说，杜甫夔州诗无不植根于夔州荒凉偏僻的地理环境，显示出当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风俗。

二、地理书写与夔州精神的形成

杜甫从少年壮游期到成都草堂期，所见所历多是人情冷暖、家国破败，对于地理时空的体认多停留在低层面的风土感受期。直至进入夔州，夔州自然地理之险恶与人文地理之怪异，才真正与杜甫感时伤世、生理困苦的生命体验水乳交融，在他的个体生命中形成了一种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生命意识——夔州精神。所谓的夔州精神，是指杜甫在夔州险山恶水和人文怪异的地理坏境中，被压抑的生命感受和价值追求要求突围与飞翔，具体表现为对生命的留恋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种刚强的生命状态并没有因为夔州的自然人文而产生折断感，反而让杜甫在险恶怪异的环境中颠扑不破、刚而不折，表现出一股极其强烈的生命韧性。这种兼有忧生惧死的生命热度感和执着价值追求的生命质感以及生命韧性的精神意识就是夔州精神。

首先，夔州精神表现在地理环境加深了杜甫对死亡冰冷感的忧惧以及对生命热感的留恋。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个体，忧生惧死的精神体验已经沉淀在血液中，随着生命的律动不断若隐若现。即使身处顺境之中，好景不可长存的焦虑意识也难以消除。身处逆境之时，这种精神体验则会更加强烈，成为文人悲叹的主题。魏晋时期，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感叹：“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7]591疾疫横行、朝生夕没的恶劣生存环境，让魏晋文人对死亡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即使身处盛唐的李白也喟叹：“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8]1292

杜甫自幼形成的敏感性格和好发感慨的生命特性在夔州山水人文的激发和压抑下，愈加凸显。夔州地区极端的炎热和冰冷气候深深地加剧了杜甫对生命的感叹：“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热三首》其一)夔州炎热气候产生的人体热感并没有与杜甫所留恋的炽热生命感相贴合，反而催生出一种生命与时序的错位感，炎热的环境让杜甫饱经灾难的生命雪上加霜，进一步感受到死亡的冰冷。如果说炎热气候与生命热感产生的错位感激发了杜甫对死亡冰冷意识的体认，那么极端的寒冷气候则与杜甫对死亡冰冷感的体验同步而生。大历二年的夔州冬天，相较往年极其寒冷，杜甫做前后《苦寒行二首》纪之：“汉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猬。楚江巫峡冰入怀，虎豹哀号又堪记。”(《前苦寒行二首》其一)仇兆鳌注：“此夔州遇雪而作也。长安雪寒，古以为灾。巫峡冰寒，今更可异。有叹南方经岁常暖，而今则地气忽变矣。冰入怀，冷气切肤。虎豹号，雪中无食。”[3]2234夔州炎热的气候突变，寒冷入骨，虎豹无食而忧生，让诗人对个体生命的生存产生强烈的忧愁感，发出“不尔苦寒何太酷”(《后苦寒行二首》)的生命悲叹。

夔州地区寻常的节序变化也对杜甫的精神生命产生了影响，“楚草经寒碧，逢春入眼浓。旧低收叶举，新掩卷牙重。步履宜轻过，开筵得屡供。看花随节序，不敢强为容。”(《庭草》)寻常的庭草经寒犹碧，一方面是由于夔州的气候温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花草强大的生命力，可是杜甫的生命精神只能跟随正常的节序变迁而律动，眼中错乱的物候显现反而明晰了心中正常的时序变迁感，使得杜甫的生命消逝感愈加强烈，这与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的强劲生命力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夔州地区怪异的人文地理特征也让杜甫产生一种陌生化的生命忧叹。夔州地区作为古蜀之地，保留着众多的人文景观，白帝城、诸葛庙等，山岳城池犹在，人物音容已随着生命的消亡而永逝在历史的滔滔长河中：“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依依漫寂寥。”(《阁夜》)

杜甫本是秦翁北客，兼有肺疾、消渴症、风湿痹症、眼疾等疾患，多位好友也相继离世。“接近死亡，可以带来真正的觉醒和生命观的改变。”[9]35在死亡接近时，杜甫希冀图从宗教中超脱，成佛永存：“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秋日夔府咏怀》)总之，夔州地理激荡了杜甫意识中“馀生如过鸟”(《贻华阳柳少府》)的生命消亡痛感，也激发起他对于生存热感留恋的生命精神。

其次，夔州地理加深了杜甫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表现出对生命质感的不懈靠拢。杜甫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染，生命中忠君济世的理想在其早年诗文中常有体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及至夔州时期，险恶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怪异的人文地理环境让杜甫的执着生命价值追求大放光彩，生命的质感也异常沉郁厚重。“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夔州的险恶环境并没有湮灭杜甫的生命理想，在接近死亡之时，愿为星尘终不灭的宇宙雄浑意识增加了杜甫生命的厚重感，使得夔州精神醇厚磅礴，呈现出横绝太空的苍茫意识。

大历元年(766年)秋，杜甫移居西阁时写下《宿江边阁》：“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他忧生惧死，但在险山恶水之中，以一人之忧笼罩乾坤，在生命本体意识之上建构出一座充满生命质感的庄严宫殿。“摇落巫山暮，寒江东北流。烟尘多战鼓，风浪少行舟。鹅费羲之墨，貂馀季子裘。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摇落》)山暮江寒，杜甫一人之生命，长怀报效明主之心，正如东坡所言：“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0]318

夔州险恶怪异的山水人文激发了杜甫生命最深处的价值意义追求。虽然杜甫也曾有过求佛遁世观念，但是这种观念仅仅是他困于生理疾患时为超脱死亡产生的，而且“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而逝”[11]50。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贯穿了杜甫一生，可以说建构在杜甫忧生惧死的生命热度感之上的精神价值追求，让杜甫的精神理想融入了向死而生的生命厚重感，这也是他夔州精神的重要升华。

最后，杜甫的夔州精神蕴涵了一种生命的韧性，这种韧性有先天的因素，而夔州的地理更是将杜甫生命的韧性淬炼到极致，在抱道不曲的执着追求时避免因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而出现生命的折断感。前人多论杜甫是一副忧国忧民、不苟言笑的儒家夫子，其实不然，杜甫的生命精神中依然保留着诙谐风趣的性格。在夔州地理的压抑下，杜甫并非沉陷悲痛难以自拔，反而时常自嘲自哂，正如葛晓音所说：“杜甫虽然饱尝饥寒衰病之苦，却并非总是愁眉苦脸。他的天性虽然直拙，却又不失风趣。在长期的流落生涯中，他很善于发现生活中的乐趣。”[12]78

面对夔州怪异的风俗，“瓦卜传神语，畲田费火耕。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诗歌中虽然记叙土俗之异，“末言此地是非，不必与论，但当以一笑置之耳”[3]2171。夔州的怪异人文风俗固然激发了杜甫作客他乡和忧生的心理，绷紧了诗人的痛感神经，但是也随之将沉淀在他血液深处的超脱之情一并带出，使他在感受极端痛楚之时，也能暂时超脱其中，这也是生命个体中潜存的生命精神自我保护机制。在面对自身疾病时，杜甫也能以一种自嘲的心理付诸笔端：“生年鹖冠子，叹世鹿皮翁。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猿鸣秋泪缺，雀噪晚愁空。黄落惊山树，呼儿问朔风。”(《耳聋》)“以眼未暗带出耳已聋，本是感伤之事，但反而以庆幸的口气说……将耳聋的悲哀写得趣味横生，也是苦中作乐。”[12]80在面对气候的多变时，“洒落惟清秋，昏霆一空阔。萧萧紫塞雁，南向欲行列”(《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炎热稍微退却，杜甫便能敏感感受：“今秋雁南飞，喜时候之不爽矣。”[3]1593

自然一旦为杜甫打开一叶缝隙，他总能展现出自身精神生命的柔韧性，将自己被困锁、被压抑在黑暗与苦难中的生命重塑与整合，通过狭隘的宇宙通道，在极小的空间中寻找生命的净土和光亮。杜甫以直拙的生命精神处世，在生命的悲痛感中仍然屹立不倒，可以说其生命的韧性促使他在面对险恶环境的坚硬之时，能够以柔克刚，在大开大阖的山水起伏和跌宕起伏的情感体验中，以筋运骨，在人生的存留期将最浓烈的感情喷薄而出。

生命因地理而厚重，精神因环境而升华，夔州精神是杜甫在夔州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悲而不哀，执着刚强、刚中藏柔的生命精神，也是杜甫在生命后期对自身生命的一种重塑与升华，更是他在险怪地理、自身疾病、儒家价值和自我生命四者交融与碰撞中产生的一种沉郁深厚、雄视古今、筋骨并茂的壮烈生命气象。

三、夔州精神与杜甫的诗艺建构

裴斐评价杜甫诗歌时说：“夔州之前各期杜诗，皆能以某方面之突出成就而各成特色，夔州杜诗则浑涵汪茫，具有总结性质。……前人尝称杜诗集杜诗之大成，我认为杜甫的夔州诗集杜诗之大成。”[13]诗歌是诗人生命体验的外化与表露，杜甫在夔州地理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夔州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夔州诗歌的艺术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说夔州诗集杜诗之大成，当从语言、体裁、题材、手法、诗风等各个方面所论。“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14]97吐弃之高，言其拗体之艺术；涵茹之大，言其题材包含之广；曲折之深，言其沉郁顿挫之风。夔州精神与杜甫的诗艺建构存在深厚的血脉联系，杜甫的本色形象也通过夔州精神融入诗歌的字里行间。

首先，夔州精神推动了杜甫拗体诗的写作。律诗是戴着脚镣的舞蹈，夔州精神中蕴含的杜甫压抑的生命状态以及其有志难酬、四处突围又四处碰壁而日益窘迫的抑郁状态，使得杜甫心中不平之气在诗歌的“舞蹈”中常常有摆脱镣铐的欲望，故而常常在合律的诗歌创作中异军突起，拗律横发。“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十年戎马暗南国，异域宾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疲病虎纵横。”(《愁》)明人王嗣奭评价此诗：“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抵如是。”[15]245再如备受世人推崇的《白帝城最高楼》一诗：“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睡，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诗歌第一、二、四、五、六句皆为拗句，将夔州地理环境之险怪、独立苍茫之悲郁以及白头无成之忧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此诗真作惊人语，总是以忧世苦心发之，以自消其垒块者。”[15]242诗歌描写峻峭雄险，而又欲以消心中之块垒，一方面表现出夔州精神的悲壮与执着，另一方面也深层次表现出杜甫精神的韧性，发不平之气而平心中之波澜。王国维说：“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6]220杜甫夔州时期的拗体诗创作入于生命深层，与生命中的沉郁交融，发心于外，以高致的拗体诗格将勃然的生命体验吐弃殆尽。夔州精神寓于内，拗体诗发于外，内外联动在精神与艺术之间锻造出一条坚韧的血脉。

其次，夔州精神扩大了杜甫诗歌题材的涵茹。杜甫情深，故而天地万物皆可触发其情感波动，尤其是夔州精神中生命流逝的悲痛感以及价值追求的生命质感，使得杜甫于形形色色的世间万物中都可捕捉与自身生命体验相关联的意象。“岁月蛇常见，风飙虎或闻。近身皆鸟道，殊俗自人群。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乱离多醉尉，愁杀李将军。”(《南极》)夔州地区怪异的自然物象以及人文风俗激荡起杜甫客夔的漂泊心理以及生命的忧愁感，故而杜甫诗中对于这些陌生化的意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他所作《秋野五首》，更是对夔州地区独特的田野风土进行了描绘：“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其一)“风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红翠，驻屐近微香。”(其三)枣、葵、松子、蜜房等山野田园风光与杜甫精神世界中柔韧的生命意识相贴合，诗中闲适之情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杜甫亦将收稻、营屋、除草、修水筒、树鸡栏等日常生活事件作为诗歌的书写题材：“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滞生理难，斗水何直百忧宽。”(《引水》)杜甫生命感悟也在接水筒之事中深情流露。“稻获空云水，川平对石门。寒风疏落木，旭日散鸡豚。野哭初闻战，樵歌稍出村。无家问消息，作客信乾坤。”(《刈稻了咏怀》)刈稻本是田园常事，杜甫忧生惧死以及感伤国事的生命价值感也让其选择此事借以抒发。他“夔州以后的诗歌，将题材扩大到天象、地理、风俗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12]187。可以说，杜甫夔州精神促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对一花一木、一鸟一虫都有寄托和感悟，使得他的诗歌表现出涵茹之大的风貌，也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诗歌创作的题材选择。

最后，夔州精神催熟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杜甫对自身生命和家国命运的悲慨构成了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夔州精神更升华了杜甫的命运悲慨，使得他在后期诗歌创作中的沉郁顿挫诗风更加肆意汪洋。“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巫峡西江外，秦城北斗边。为郎从白首，卧病数秋天。”(《历历》)开元之世，已过去几十年，但是盛世景象如在眼前。如今战祸频仍，盗贼蜂起，郁结的悲伤更加沉厚。而杜甫之悲慨，仅仅以“卧病数秋天”为结，所有的感伤都化作个体生命的淡淡落寞和痛楚。“前后情事，俱从卧病中追数而见者，其语太曲”[3]1843，杜甫诗风曲折之深，由此可见。“盗贼浮生困，诛求异俗贫。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步壑风吹面，看松露滴身。远山回白首，战地有黄尘。”(《东屯北崦》)秋景荒凉，吐蕃寇边，本是诗人心中沉郁之事，而却未直言时景，而以空村无鸟、落日无人而言之，心中蓄积的悲怆缓慢而深沉地融于一字一句。再如《登高》一诗，八重悲意，忧到极致，如有磅礴欲涌之气，而又被压抑，只言“潦倒新停浊酒杯”之事，正如罗宗强所言：“他(杜甫)的感情不是清澈小溪，不是明净湖泊，而是潜伏着巨大波涛的大海。他的诗句之中，都蕴含着一种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厚积的感情力量。”[2]149

刚者易折，柔则长存。悲慨的抒发如果过于激烈，就很容易把生命撕裂。杜甫生命精神呈现出的柔韧性与回旋性，使得他个体生命中曲曲蔓蔓的血脉将郁结在心中的澎湃悲慨以迂回曲折的方式缓缓流出，这正是夔州精神对沉郁顿挫诗风的塑造作用。“杜甫作为盛唐的殿军，在集大成的基础上，继续追求艺术的新变，不倦地升华诗的境界‘诗思渐趋细曲’情绪呈现为苍凉萧疏，在夔州最终完成了后世盛称的沉郁顿挫的诗美风范。”[17]

夔州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与北国蜀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独特的气候物候、陌生的人文环境都对杜甫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使得杜甫在夔州形成了不同于往日的精神体验。与此同时，夔州地理、夔州精神与杜甫早期沉淀在血液中的深厚诗人气质联动交互，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杜甫夔州时期的诗艺建构，这对于杜诗风格的成熟有着积极意义，也让杜甫的诗风烙印上夔州山水人文的灵魂与气质，呈现出真正的杜诗本色。

四、余论

夔州作为杜甫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坐标，夔州精神作为杜甫生命历程中形成的一座重要丰碑，两者都为杜甫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营养，也使得他的诗歌成为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集大成的巅峰。夔州地理与夔州精神不仅丰富了杜甫的诗歌题材，变革了他的诗歌创作手段，也催熟了“沉郁顿挫”的诗风，开拓和发展了或为险怪，或为壮美，或为柔美的诗歌风格。“风格的多样性正是伟大作家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18]241杜甫诗歌的多样化风格正体现了杜诗艺术的高度成熟。他诗歌的本色确立，与其在夔州时期的生活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总之，夔州的异域村居经历彰显出杜甫真正的诗人身份，夔州精神也推动杜甫自我意识从庙堂之高向江湖之远的转变。朱熹评价：“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19]3546《文选》中的诗歌固然艺术精美，但与真正的底层人民生活存在一定的隔阂。杜甫前期的诗歌语言及艺术多以《文选》为模仿对象，到了夔州之后，杜甫生命精神中的悲感、质感与韧性使得其诗歌创作最大程度上与真实细微处的人民生活相贴合，破除了诗与物之间的一层无形隔膜，将天、地、人完美融合在自我的精神世界和诗学艺术中。“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20]4这也正表明杜甫夔州诗歌呈现出自我意识的本色特征，少陵野老的诗人形象也真正地确立起来。

注释：

① 关于杜甫夔州诗的数量及包含时期问题，研究者亦有不同论述，所异之处在云安所作之诗是否应归于夔州诗中。云安县于唐时属夔州府所辖，裴斐《杜甫八诗论》一文将云安诗也划分到夔州诗中。本文在研究杜甫夔州诗时遵从裴斐先生的观点。另，文章所引杜甫诗歌皆以彭定求《全唐诗》为是，兹不加注。

② 对于夔州诗推崇的评论如：黄庭坚认为“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豫章黄先生文集[M]卷十九)；陈善认为“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扪虱诗话评著[M]上集卷一)。对杜甫夔州诗持贬抑态度的如：朱熹认为“人多说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前此有一节诗好”(朱子语类[M]卷一百四十)；袁枚认为“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而世间耳食者，往往赞叹，奉为标准”(随园诗话[M]卷七)。

③ 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蒋先伟.杜甫夔州诗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02；陈默.杜甫夔州诗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09；安东俊六.论杜甫的夔州诗[J].杜甫研究学刊，2001(4)；郭纪金.对杜甫夔州诗的再认识[J].江西社会科学，2000(5).

④ 杨景春.杜甫夔州诗中的情感世界[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3)；徐晖.杜甫夔州诗创造心态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2011(1)；徐磊.论杜甫夔州诗中生命意识的抒写[J].现代语文，2013(1)；叶茸.杜甫夔州诗中的悲秋意识[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3)；周建军.从夔州物候民俗诗看杜甫之“仁”[J].杜甫研究学刊，2005(1)；李俊.杜甫夔州诗中的‘纪异’意识[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3)；程地宇.生命体验的诗化形态——杜甫夔州诗的生存论美学意蕴[J].社会科学研究，1995(2).

⑤ 裴斐.杜诗风格与夔州风土[J].草堂，1984(2)；王猛.杜甫夔州诗中的‘空间’书写[J].杜甫研究学刊，2018(3)；蒋先伟.杜甫夔州诗中山川形胜和风土描写[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4)；常珺.论夔州山川对杜甫诗歌的影响[J].运城学院学报，2015(5).

⑥ 梅俊道，谭耀炬.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创新[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9(3)；王锡臣.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成就[J].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81(3)；周田青.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夔州以来诗创作技巧浅析[J].杜甫研究学刊，2000(2)；雷履平.论杜甫夔州律诗[J].草堂，1984(2).

⑦ 谢宇衡.“客居愧迁次”：杜甫夔州诗述略之一[J].杜甫研究学刊，1994(4)；王大椿，李江.杜甫夔州高斋历代考察述评[J].杜甫研究学刊，2005(2)；李江.谈杜甫夔州诗中的“赤甲白盐”[J].杜甫研究学刊，2004(3)；刘东书.杜甫夔州诗景观淹没寻绎[J].杜甫研究学刊，2006(4)；陈贻锨.夔艺雌黄[J].草堂，1984(2)；常珺.陆游与杜甫夔州诗比较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