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书君

（1.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元代诗坛从事咏史诗创作的大有人在，且自其创作、编纂之初就受到了文人士子的关注。如陆文圭《跋蒋民瞻咏史诗》、王一山《题余尹甫咏史诗序》以及张枢《徐见心咏史诗序》等篇目，就分别对蒋民瞻、余尹甫、徐钧等人的咏史诗别集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做了评述。

明清编纂元代诗歌总集或选集时也对元代典型的咏史诗人和作品做了部分论述。如顾嗣立《元诗选》评宋无《啽呓集》道：“杂咏古人轶事，于《文山》《曡山》《陆君实》《韩氏》诸作，尤有余悲焉。邓中父所谓：‘议论讽刺，揬赜阐幽，又不当徒以诗论之矣。’”[1]陈衍《元诗纪事》中亦引顾嗣立评述宋无咏史诗相关条目。此外陈衍还录吴师道《十台怀古》，刘壎《补史十忠诗》，张昱《宫中词二十一首》，以及杨奂、刘因、王磐、张弘范等多位诗人的多篇咏史诗作，皆有相关评述。或述其创作背景，或论其思想内容，或评其艺术特色，如评刘因《读史》诗时便引明代薛暄之语，评其：“道尽作史之弊。”[2]言简意赅，且从诗人的历史观上做了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咏史诗研究的角度。

此外，明清诗话及其他批评类著作也在提及元代咏史诗人或具体咏史作品时，对其加以评论。如明代杨慎《升庵集》卷二十五评杨维桢《宝庆相》时，称其内蕴不足，曰：“咏史弥远也，杨铁崖有此篇，余读之恨其深文隐语不足。”[3]而在评“宋子虚咏史”一条中，认为《咏甘罗》《绿珠》《咏宋宫人王婉容》等篇，在内容和艺术上皆为其咏史诗中最佳者。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论宋无、张宪咏史诗，评前者曰：“宋子虚《啽呓集》咏古诸作，甚尘陋。《题龚翠岩》《中山出游图》，七古亦劣。”[4]86论后者曰：“张思廉《咏史》诸乐府，皆不如《代魏征田舍翁词》一篇。”[4]90认为二人咏史诗作艺术成就不高。虽然相关论述皆为评点式，且不成体系，但相关选诗家和论者是站在整个咏史诗发展的历程上来审视元代相关诗人和作品，故而更值得我们以此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现当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元代诗歌的关注和对元代咏史诗的进一步研究，亦不乏成果。回顾并总结元代咏史诗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目前所处的研究阶段，对日后研究角度的确定和研究水准的提升，大有裨益。为便于行文论述，此部分将相关研究按元代咏史诗的综合研究、个案研究、题材研究、体式研究以及其他研究视角分类依次论述。

一、综合研究

赵望秦、张焕玲《古代咏史诗通论》当中对元代咏史诗的论述，是目前学术界在整体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书中统计元代咏史诗有一千三百零七题，凡一千六百九十首，并按元代前、中、后期之分，对耶律楚材、郝经、陆文圭、赵孟、宋无、张养浩、虞集、揭傒斯、黄溍、吴师道、杨维桢等二十九位诗人的咏史诗做了简述，择选其代表作品解析。并对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廼贤、丁鹤年等九位少数民族诗人的咏史诗加以论述，从历史、文化等角度进行解读。书中认为元代咏史诗体式多样、规模宏大，是继唐五代的成熟繁荣期及宋辽金的深化新变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期”[5]。而赵望秦的另外一本专著《咏史诗叙录稿》中对元代陈普《咏史诗》、郑思肖《一百二十图诗集》、徐钧《史咏集》、刘埙《补史十忠诗》、刘麟瑞《昭忠遗咏》、蒋民瞻《通鉴拟古》、宋无《啽呓集》、侯克中《艮斋诗集》等十三种元代咏史诗别集、组诗进行了提要式论述。还将已经散佚的如柴望《咏史诗》、李椿《咏史诗》、翁元臣《史咏》、王易简《山中观史吟》、张廷《读通鉴诗》等十二种咏史别集列入存目，简述了诗人生平、别集存佚等①参见张焕玲、赵望秦《古代咏史集叙录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110-243页。，为后学提供部分线索。

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史、元代文学史或诗歌史中，在介绍元代相关诗人和作品时，分析研究元代比较著名的诗人以及咏史诗作比较典型的诗人时，会提及咏史诗，并作简单的分析和论述。在这一类著作中，比较典型的是杨镰先生的《元诗史》。书中对张养浩、吴师道、刘因、萨都剌、廼贤等人的具体咏史诗作的分析以诗人整体创作为依托，引证文献丰富，故而对其风格、成就的把握较为精准。对具体诗人的具体咏史诗针对性解读，在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和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二、个案研究

元代咏史诗个案研究分布不均匀，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杨维桢咏史乐府诗、刘壎父子及《忠义集》、马祖常、廼贤等元代成就较高的诗人及其作品上，而对元代其他咏史诗人和诗作的研究则比较欠缺。

赵望秦、王彪《论杨维桢乐府体咏史诗》将杨维桢乐府体咏史诗的内容分为吟咏历史事件、品评历史人物、感慨史迹史物三类，并认为其思想内涵表现为反思历史、品评各类人物，以古鉴今、倡明世风教化，关注女性、借以表达妇女观等方面。②参见赵望秦、王彪《论杨维桢乐府体咏史诗》，《商洛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73-78页。黄仁生《杨维桢咏史诗考述》对杨维桢生平、著述以及诗歌版本源流作了考订。③参见黄仁生《杨维桢咏史诗考》，《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56-60页。刘美华《杨维桢诗学研究》、张琼《也说杨维桢的咏史诗》、王素美《论杨维桢的诗》、刘倩《杨维桢诗歌题材的多样性》等论文，都从诗歌体式、诗歌题材、艺术特色等不同角度对杨维桢的咏史诗做了研究，已经相对比较全面且充分了。这对元代其他咏史诗作的研究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刘壎、刘麟瑞父子等南宋遗民所作《忠义集》，是元代前期重要的咏史诗集，关注和研究者较多。祝尚书先生在《宋人总集叙录》中对《忠义集》的版本源流做了简单考订。阎群《<忠义集＞研究》一文对《忠义集》的版本源流、史料价值、诗人家世生平等方面做了考订论述，而对诗歌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涉及较少。苑迪的《徐钧<史咏集＞考述》《<史咏集＞研究》与张小丽的《徐钧<史咏集＞考论》三篇论文对宋末元初徐钧的生平及其咏史诗集《史咏集》的版本、创作史料、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以及宋末元初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尤其后者还对《史咏集》做了笺注，值得关注。④徐钧与《忠义集》研究成果评述参见：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4-512页；阎群《忠义集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92页；苑迪《徐钧<史咏集＞考述》，《绥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83-85页；苑迪《徐钧<史咏集＞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159页；张小丽《徐钧<史咏集＞考论》，《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2第5期，第49-52页。

李军《宋代诗人宋无诗初论》一文，提及宋无《建业怀古》《武穆庙》《杭州》等诗，认为其咏叹宋末抗元事迹、寄寓故国之思的诗歌中有一种历史沧桑感。⑤参见李军《宋代诗人宋无诗初论》，《殷都学刊》，2004第3期，第56-59页。陈妙凤《宋元及其诗集研究》⑥此论文主要研究宋末元初诗人宋无及其作品，但论文题目写作“宋元”。参见陈妙凤《宋元及其诗集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61页。中称其咏史诗的重点在宋末，并自觉学习李贺的咏史诗，成为杨维桢咏史诗的先导。另外著者深入挖掘了《啽呓集》注文的史料价值，并对个别史料进行刊误。李佩伦《论元代盲诗人侯克中》《尘土扫清心地广，葛藤斫尽性天开——论元代盲诗人侯克中》两篇文章，认为侯克中咏史是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上，不至陷入一家一姓的偏狭立场，体现了历代史家公正直书的原则性。①参见李佩伦《论元代盲诗人侯克中》，《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79-83页；李佩伦《尘土扫清心地广，葛藤斫尽性天开——论元代盲诗人侯克中》，《冀东学刊》，1996年第3期，第57-59页。

刘东岳《刘因咏史诗的时代精神》对刘因咏史诗具体篇目作了分析，认为其咏史诗代表了元代的时代精神，展示出他的历史观、人生观、社会观以及他复杂的文化心理。②参见刘东岳《刘因咏史诗的时代精神》，《山花》，2011年第4期，第122-123页。而他的时代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是他对传统歌咏对象的重新评价。管允《王恽咏史怀古诗研究》一文，对元代前期王恽的咏史诗做了概述，将其咏史诗又按照题材内容细分为：点评历史人物、悲吟古人际遇、讴歌贤臣义士、描写烈女孝子、刻画隐逸士子五类，并分析其咏史诗中承载的历史观、忠孝观和忧患意识。此外，文中也对其咏史诗善用对比、精于议论、诗序结合的艺术特色做了论述。③参见管允《王恽咏史怀古诗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82页。

陈玉平《张雨诗歌研究》一文，认为张雨借用咏史诗作的题材内容来宣扬道教思想，展现出的是他避世闲游的生活追求。④参见陈玉平《张雨诗歌研究》，南宁：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72页。王蓓《傅若金诗歌研究》的题材内容分类中有“咏史怀古诗”一节，认为傅若金的咏史诗是他所推崇的“宗唐雅正”的诗学理念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功实践。⑤参见王蓓《傅若金诗歌研究》，郑州：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66页。杜泳林《马祖常及其诗文研究》一文用“沉雄悲壮、饱含深情”来概括马祖常三十余首咏史怀古诗，认为其内容不局限于某一类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带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讽喻意蕴。⑥参见杜泳林《马祖常及其诗文研究》，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133页。

王燕《郝经诗歌研究》在内容研究方面，对郝经的咏史诗做了部分论述，认为他的咏史诗是以儒家理念为支撑来褒贬历史人物与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论文将诗人游历与史地杂咏结合在一起，视角较新颖。⑦参见王燕《郝经诗歌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57页。何方形《陈孚诗歌论》一文中对陈孚咏史诗的立意、题材和构思作了分析。并列举了其《金陵》《博浪沙》《凤凰山》等诗，认为其诗作有唐诗之风。⑧参见何方形《陈孚诗歌论》，《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06-111页。《泰不华与雅琥比较研究》一文对二人创作的咏史怀古诗也简要论述，认为后者的咏史诗成就高于前者，但是作者在行文中只分析了《卫将军玉印歌》与《汴梁怀古》二首，观点未免有失偏颇。⑨参见王艳峰《泰不华与雅琥比较研究》，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3页。

三、咏史题材研究

研究元代咏史诗题材的论文，按其内容可分为人物意象研究和地理意象研究。人物意象研究中对王昭君的研究比较充分，而研究其他人物意象的成果相对欠缺。

王人恩《元代诗人的昭君诗》首先梳理了昭君本事的发生发展，着重分析了元代昭君诗的丰富内容：借写昭君之怨抒发诗人的满腹牢骚、对画工之憎恨以及指责皇帝之昏庸无能。指出了其本义是借古讽今。王前程的《从“昭君怨”到“和亲赞”——元代文学作品主题的流变及其成因》一文分析了从宋末元初到元代中后期主题思想的转变，认为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善、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加强是转变的主要原因。杨晋芳的《元代昭君诗体现的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一文，以咏王昭君诗为立足点，分析了在元代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方面的区别。论文立意较高，但是予以王昭君政治家身份的论断，似有不妥。⑩元代昭君诗研究成果评述参见：王人恩《论元代诗人的昭君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98-103页；王前程、杨剑兵《从”昭君怨”到”和亲赞”——元代昭君文学作品主题的流变及其成因》，《语文学刊》，2017第3期，第66-73页；杨晋芳《元代昭君诗体现的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北方文学》，2017年第8期，第25-27页。《元代昭君诗研究》《王昭君：元代诗人比照的特殊坐标》二文，也对具体诗人的相关作品做了简要分析论述。在人物意象研究方面，王昭君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这对于其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人物在研究角度、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涂小丽《元代李杨题材诗歌研究》一文，梳理了元代李杨题材诗歌及其他体裁的作品，从雅俗文学的互动、理学背景下视角的新变等角度做了论述。论文还指出元代李杨题材的兴盛与元代文人推崇唐诗、元代绘画与题画诗的进一步发展有关。①参见涂小丽《元代李杨题材诗歌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57页。徐小娜《元代文学文献中的项羽形象接受研究》中“元诗文献对项羽的评价”一节，分析了元代诗坛评价项羽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赞美其英勇，遗憾其不过江东，还有同情之意。另一种是批判其性格和政治能力，并借此批判来陈述历史兴衰和人事兴废。②参见徐小娜《元代文学文献中的项羽形象接受研究》，郑州：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75页。

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值得关注。赖玉树《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元明清诗咏文天祥析略》中的元代部分，分析了虞集、杨载等诗人的作品，并做了赏析性评述，表现出对文天祥忠君仁爱品格的赞赏。庄博雅《历代咏汉高祖诗主题转化》一文中对元代文人多以汉高祖还乡置酒、登台作大风歌为题的文学现象做了分析，认为他们借此抒发家园之思与古今兴亡之感。张溶玲《在言与未言之间——息夫人文史形象的转折》与康凯淋《雅俗兼容——历代诗咏伍子胥的形象主题与特色》两篇论文在对相应人物的论述中也简要提及元代的部分内容。③台湾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参见：赖玉树《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元明清诗咏文天祥析略》，《万能学报》，2012年第34期，第49-60页；庄博雅《历代咏汉高祖诗主题转化》，《东吴中文线上学术论文》，2016年第36期，第1-22页；张溶玲《在言与未言之间——息夫人文史形象的转折》，《文学集》，2017年第22期，第107-150页；康凯淋《雅俗兼容——历代诗咏伍子胥的形象主题与特色》，《高雄师大国文学报》，2018年第27期，第111-152页。

研究元代咏史诗中的地理意象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四篇。杨富有《元上都咏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分析》一文，对元代上都扈从诗人们的部分咏史诗做了分析，认为元代诗人以李陵、苏武、王昭君等人为吟咏题材自由创作，足以体现元代开明、开放、宽松的文化政策。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扈从诗人们的咏史诗与前代诗人们的观点、倾向、感情是较为统一的，这种不同民族构成和彼此趋同的价值取向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和部分非中原民族的文化认同。④参见杨富有《元上都咏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分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27-29页。

梁建功《文化地理视野下的李陵台》一文考订了元代李陵台的具体位置和扈从路线，论证其是大都前往上都的重要驿站，也是重要的人文景观。元代扈从文士在此地创作大量的咏史诗，评点历史人物，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展现出对君臣忠义和个人际遇的价值取向。此外还对元、明士子对李陵台的差异性书写做了对比，分析出实用性和政治因素对咏史诗的重要影响。⑤参见梁建功《文化地理视野下的李陵台》，《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3-28页。台湾学者李嘉瑜《虚拟的怀古场所·真实的身体经验——上京纪行诗的李陵台书写》一文亦以李陵台为焦点，对元代诗歌中的李陵台书写与其他历史阶段的书写进行比较，在观点上与梁文有异曲同工之处。⑥参见李嘉瑜《虚拟的怀古场所·真实的身体经验——上京纪行诗的李陵台书写》，《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14年第57期，第37-75页。

伏漫戈《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咏陕诗探析》一文，认为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咏陕诗，尤其侧重咏商山四皓、唐明皇、杨贵妃、钟馗等人物。论文对马祖常的三十余首怀古咏史诗做了研究，分析出其借古抒怀、借古讽今的思想主旨；还分析了耶律铸、李庭、移剌霖等人咏史偏爱唐朝史事的原因。⑦参见伏漫戈《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咏陕诗探析》，《社会纵横》，2017年第4期，第109-115页。

《元代燕赵怀古诗研究》是一篇从地域文学的视角研究元代诗歌中的怀古咏史题材的论文，文中系统地探讨了元代燕赵怀古诗的创作情况、思想内涵、文学特点，并且从中得出元诗的特点和风格，进一步分析了元代社会背景下文人的思想倾向。⑧参见杨攀攀《元代燕赵怀古诗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98页。

四、咏史体式研究

对元代咏史诗体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咏史乐府、咏史宫词、题画咏史三个方面。而乐府类除了上述杨维桢的咏史乐府之外，对杨维桢门人和浙东诗派相关诗人的研究中也有对元代咏史乐府的部分论述。吕国喜《论陈樵的乐府诗》一文对其咏史乐府诗做了论述，分析认为陈樵是杨维桢铁崖诗派的代表人物与中坚力量，故而擅长借乐府旧题咏史，如其《长安有狭斜行》《咏虞美人草词》等篇，艺术手法上委婉深曲，且自觉关注女子命运。《试论元代浙东诗派》一文中也对此诗派咏史乐府诗做了简单的分析。①参见吕国喜《论陈樵的乐府诗》，《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77-81页；吕国喜《试论元代浙东诗派》，《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83-88页。

涂小丽的《元诗中的一朵奇葩——论元代的天宝宫词》一文中，简述了宫词与天宝宫词的发展，并论述了元代天宝宫词的创作情况、原因与风格特征。论文对张昱的《唐天宝宫词十五首》、顾瑛的《天宝宫词十二首寓感》两组宫词做了分析，认为张昱、顾瑛之流吟咏开元天宝遗事，是契合中晚唐文人“谁与苍生致太平”的社会愿景，更是元末乱世文人抒发即将亡国的无奈与痛楚的出口。②参见涂小丽《元诗中的一朵奇葩——论元代的天宝宫词》，《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40-44页。张杰的《刘因题画诗思想内容》一文对刘因题宋金皇帝画作之诗和其他相关题画诗进行了分析，认为刘因借金朝盛衰、宋朝没落之事，倾吐自己的民族气节，并流露出了强烈的恋金哀宋情绪。③参见张杰《刘因题画诗思想内容》，《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94-95页。

其他研究视角方面，主要是樊婧《<史记＞在元代的传播接受研究》一文的第二部分，梳理了元代诗歌中有关《史记》的内容，详细阐述了元代诗歌对《史记》的传播与接受的特点、方式和效果。论文着重分析了徐钧、侯克中等诗人借书写《史记》中的历史人物、事件来抒情咏怀，借兴衰更替表达以史为鉴的观点。还认为这些诗歌在风格上除却宗唐学宋之外，具有了质朴刚毅的新特点。④参见樊婧《<史记＞在元代的传播接受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291页。

综上所述，元代咏史诗研究的空间很大。首先，对于元代咏史诗创作与大量咏史组诗出现的原因、诗人群体、题材意象、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都还没有一个综合的论述，也无法反映出元代咏史诗在咏史诗发展史上的真正地位。而个案研究的着力点较为集中，对杨维桢咏史乐府、刘壎父子《忠义集》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其他创作咏史诗人的生平事迹、诗歌面貌、文学思想则关切较少。而已经展开的部分诗人的咏史诗研究，因为仅关注某个诗人的某个作品，没有横向和纵向的对比，也并不能完全反应出具体诗人咏史诗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咏史诗的特点。

其次，关于元代咏史诗的研究还有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中之一就是元代咏史诗的创作面貌。如前所述，赵望秦在《古代咏史诗通论》一书中大致统计元代咏史诗为一千六百九十一首，而《元代咏史诗研究述评》一文中，称其依据《全元诗》统计元代咏史诗数量约六千余首。本文依据《全元诗》以及咏史诗相关定义，统计此数据为四千五百一十三首。造成差异的原因，除却在概念界定上的差别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元代部分诗人的朝代归属问题。如赵望秦《古代咏史诗叙录稿》将徐钧、陈普、郑思肖等人归入元代，而张焕玲的论文《宋代咏史组诗研究》、张小丽的专著《宋代咏史诗研究》都将徐钧、陈普、郑思肖等人归为宋代，这些具体的问题也都需要进一步分析讨论。

再次，在文献考订和整理方面，元代咏史诗的相关工作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目前存世的元代咏史总集、别集的成书、版本和具体内容还有待考订，而对已经散佚的咏史别集和组诗，尽可能通过目录提要书目、地方志、碑传墓志铭以及文集序跋来考订其具体内容和面貌，也是元代咏史诗研究的重要工作。

另外，元代咏史诗研究的重要意义或许也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阐述。一方面，在诗歌的学术研究层面上，元代咏史诗研究的理论意义较大。首先，元代咏史诗研究对元代诗歌的研究有补充意义。元代咏史诗是元代诗歌的重要一隅，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元代诗歌的整体面貌。其次，研究元代咏史诗对补充中国古代咏史类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元代咏史诗是咏史类诗歌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其继唐宋咏史诗之后，开明清咏史诗之先，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纵观历代咏史诗的系统研究，成果显著，如《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言志”之诗学传统及士人思想的考察》《唐代咏史组诗考论》《宋代咏史诗研究》《清代咏史创作论稿》等，但未见元代咏史诗的整体研究之成果。因此，元代咏史诗研究有助于分析讨论咏史类诗歌发展的规律和变化。再次，研究元代咏史诗有利于研究元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诗歌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然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元代诗歌与元代咏史诗亦如此。部分元代咏史诗和诗下自注，保存了诸多《宋史》《辽史》《金史》中未见的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另一方面，在实际意义层面上，元代咏史诗研究对今天我们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元代部分咏史诗吟咏对象是辽、金、宋、蒙元史事，足见其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而元代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等多民族诗人的咏史诗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中记载的历史典故俯拾皆是，他们在了解中原历史、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汉语诗歌，足以体现元代多民族文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对我们现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就整体而言，元代咏史诗的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