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祥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陕西 咸阳 601823）

清代康、雍、乾三朝，中央政府为有效应对来自准噶尔部的威胁，保护西藏地区安宁，清廷在藏地北境设立阿里、纳克产、腾格里淖尔、阿哈雅克四路重镇。其中阿里、纳克产、腾格里淖尔三路皆有史可证，唯阿哈雅克一路仅散见于清中期前的方志与文献之中。通过大量翻检清代文献史料，对阿哈雅克这一藏北军事重镇的沿革、方位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一窥清中期前的中央政府在藏北控驭准噶尔部的策略，进而更为全面地探究那条湮没在历史中连接新疆、西藏的昆仑东线。

一、阿哈雅克沿革考

阿哈雅克之名在《清实录》《清史稿》《平定准噶尔方略》《八旗通志》《清藩部要略》《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等文献中皆有载录，且多以藏北重镇言之。文献载录颇多简省，并未过多叙述其设置、沿革乃至具体方位。虽然阿哈雅克的设立与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袭扰藏地有着直接联系，但就传统文献来看，关于阿哈雅克较早记录见于乾隆末年成书的《蒙古王公功绩表传》，《蒙古王公功绩表传·扎萨克一等台吉诺颜和硕齐列传》载：“（乾隆）十二年（1747），准噶尔使入藏煎茶。驻藏副都统傅清等议设汛阿哈雅克、阿里克路，以旺对领之。”[1]585同样成书于乾隆末年的《皇朝藩部要略》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乾隆）十二年，朱尔默特策布登疾痊，驻藏副都统傅清等请遣屯阿里克汛。允之。准噶尔使再入藏煎茶，驻藏副都统傅清等遣车稜旺札勒以喀喇乌苏兵三百监之。遣旺对领兵设汛阿哈雅克、阿里克路。[2]327

由此似可暂定阿哈雅克设汛当在乾隆十二年（1747），然考《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年十一月”条，又有关于阿哈雅克的确凿记录：

据颇罗鼐呈称：本年三月二十日，派深信之萨嘉达克齐、博尔博等三十名，探望准噶尔做善事回巢踪迹。据伊等回告，越过阿哈雅克卡座，到噶斯路上。[3]册四，258-259

那么阿哈雅克究竟设于何时？这需要以时间为线索，综合《清实录》等多方文献史料进行较为全面地考察。《清实录》中关于阿哈雅克最早记载即出现于上文的《高宗实录》“乾隆十年十一月”条中，其后“十二年四月”条、“十二年六月”条、“十三年八月”条、“十三年九月”条、“十三年十月”条、“十六年二月”条、“十六年五月”条、“十七年正月”条、“二十七年”条中皆有载录。这些材料虽都言及阿哈雅克，但随着时间推移，对阿哈雅克的载录也随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详考《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年（1745）时，称阿哈雅克为“卡座”；乾隆十二年（1747）称“卡”，同时亦有“其巡察阿哈雅克之卡，派扎萨克头等台吉旺对前往”之语，且同年六月条中又有“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一路”之语；十三年（1748）称“卡”；十六年（1751）称“地方”；十七年（1752）称“路”。综上可见，阿哈雅克在《清实录·高宗实录》中，从乾隆十年（1745）至乾隆十七年（1752）间，已然由最早的边防“卡座”逐渐发展为一方重镇。

在清代边防建制中，“卡座”或“卡伦”多简称为“卡”，即最小的边防戍守单位，通常情况下守卫人数从十人到三十人不等，《清史稿·兵志八·边防》载：

视卡伦之大小，定戍兵之多寡，……，（乾隆）二十四年，戡定准部，北路重地，咸分兵设防，山川隘口，悉置卡伦台站。各卡伦设索伦、锡伯、厄鲁特兵丁自十名至三十余名有差。[4]4081

这种卡座的规制，似当为乾隆十二年（1747）驻藏副都统傅清建议设汛之前的规模。较为稳妥地讲，也不排除当时阿哈雅克下辖数个卡座的可能，但毕竟尚未升为“路”或“汛”，这是毋庸置疑的。乾隆十二年（1747）之后，鉴于阿哈雅克在防控准噶尔部袭扰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驻藏副都统傅清建议将其建制由“卡”升为“汛”。因此，方有乾隆十五年（1750）时，纳穆札尔在奏疏中之言：

准噶尔通藏，凡阿里、那克桑、腾格里淖尔、阿哈雅克四路，各于隘口设卡伦。又有勒底雅路，为准噶尔犯藏时间道，亦驻兵防守。[4]10665

纳穆札尔在奏疏中已然将阿哈雅克与阿里、那克桑、腾格里淖尔并称为防御准噶尔袭扰的“四路重镇”了。

除立足传统史料之外，随着对满文档案的梳理，阿哈雅克的沿革轨迹也变得愈加清晰。乾隆五年（1740）五月初三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中已明确出现阿哈雅克之名，且奏折中直言：“喀喇乌苏地方现有重兵驻守，且又往外拓展设卡于阿哈雅克地方。”[5]册上，25这很容易使人径直断定阿哈雅克设于此时，然而该奏折又载：

于阿哈雅克路所属哈济得卜特尔、仲干里麻尔、诺木浑地方设卡三处；腾格里淖尔路所属穆斯加根、兴济勒沃岳地方设卡二处；纳克桑地路所属工斯塘、特巴克托罗盖、沃莫库鲁木地方设卡三处；如托克路所属塞塘、理塘地方设卡一处；努热路所属努加地方设卡一处。此等卡伦，每卡驻兵百名，干练可靠头目各一名。[5]册上，24

可知，早在乾隆五年（1740），阿哈雅克不仅已经设立，且已颇具规模，纵然尚未设汛，但已下辖若干卡座，与腾格里淖尔、纳克桑、阿里①引文中“如托克”，又作“鲁多克”，属阿里辖制。三路齐名。且验之此后相关档案，阿哈雅克一路仍不断增设卡座。乾隆九年（1744）三月初二日《副都统索拜奏请奖励卡台出力人等折》载：“本年仍于阿哈雅克、拜图、纳克桑等地设卡驻防。在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增设卡伦时又需有人。”[6]册中，1838考诸上文可知哈济尔得卜特尔隶属于阿哈雅克。

以乾隆五年（1740）为基准，再对此前满文档案逐年翻检，终觅得阿哈雅克初设之记录，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十九日《青保等奏报筹建扎什塘兵营情形折》载：

颇罗鼐言，喀喇乌苏兵丁有二千名，每年由诺彦和硕齐管束操练。在噶斯以南要口，阿哈雅克、绷阿里玛尔二哨所，更驻兵三十名，以蹑踪探信。[7]册2，464

此时阿哈雅克不过藏北一普通前哨，驻兵不过三十名，仅供打探消息之用，阿哈雅克设立当在此时。且详考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大量史料及满文档案，雍正八年（1730）清朝中央政府开始在川藏要道打箭炉、泰宁、三渡、吹音堡等处广设塘站五十五座及台站若干，意在保证文书传递与粮草供应。以理推之，藏地广设卡座亦当在此举日臻完善之后，故阿哈雅克初设于雍正十一年（1733）亦属于情理之中。②岳钟琪曾就驻藏官兵人数坦言：“若驻兵太多，所需口粮食物购买颇难。”足见在无稳定粮道保证之下，在西藏增设卡座似无可能。见《岳钟琪奏复留驻西藏官兵人数并请简派将备折》，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420页。

乾隆二十二年（1757），伴随着准噶尔部的平定，藏地重归安宁。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议定对这些昔日屯兵要地予以裁撤，每年例行巡查即可：

今大功告蒇，外夷宁谧，实与内地无异，复据噶隆公班第达等呈称：“准噶尔、叶尔羌等，俱蒙圣化，安享太平，卫藏台站，可无庸设。”但彻后，各处边界，仍合稽查。今酌议，嗣后噜托克、齐木、纳克藏、腾格哩诺尔等处，交本处第巴、头目等，每年派人巡察；穆什哲尔根、琫噶哩玛尔、阿哈雅克等处，每年于栋科尔、达木之蒙古官，各派一员巡察。俱令于草萌时往，大雪后回。[3]册九，315

现可对阿哈雅克沿革作出较为清晰地梳理。阿哈雅克最初作为防御准噶尔部袭扰藏地的前哨初设于雍正十一年（1733）；后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逐渐扩大规模，至乾隆五年（1740）已然与阿里、纳克产、腾格里淖尔齐名；其后鉴于此处重要的战略地位，又于乾隆十二年（1757）升为汛，终成一方重镇；最后，伴随着准噶尔部的平定，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裁撤，从此尘封在历史之中。

二、阿哈雅克方位考

阿哈雅克作为清中期前的藏北重镇，其重要战略意义不言自明，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清中期前西藏方志与史料中都没有留下多少关于阿哈雅克确切方位的记录。以致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亲自布控新疆、西藏、青海各路封锁准噶尔部时，其本人亦无从知晓阿哈雅克的具体方位：

朕观藏图，并无阿哈雅克地名，或当日遗漏未画，抑所画未全。著将此图寄与班第，查明阿哈雅克地方与此图所载何处相近，并除阿哈雅克之外，曾否尚有遗漏未画要隘，查明添入，另画全图，于奏事之便，一并呈览。[3]册六，96

颇为有趣的是《清实录·高宗实录》中只载录了乾隆皇帝对阿哈雅克具体方位的问讯，却始终没有载录任何答复。清中期之后，尤其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入侵西藏之后，无论是方志文献抑或专门史料，都全然将视线转向了藏地南境。因此，对于阿哈雅克的具体方位，只能立足现有文献进行最大限度的考证与廓清。

阿哈雅克是清代中期以前与阿里、纳克产、腾格里淖尔齐名的防御重镇。在大量文献材料中，对这些防御重镇的叙述顺序都无一例外地遵循着由西至东的罗列顺序。《清史稿·纳穆扎尔传》中叙述藏北四大重镇即直言：“准噶尔通藏，凡阿里、那克桑（即纳克产）、腾格里淖尔、阿哈雅克四路。”据此可知，阿哈雅克大体方位当距腾格里淖尔较近。又据《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七年（1752）正月条载：“惟腾格里诺尔阿哈雅克、两路较为广阔。”[3]册六，339可知腾格里淖尔与阿哈雅克两路辖区均较为广阔，且《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七年（1752）正月条亦载：

若准夷从阿哈雅克、腾格里诺尔而来，则令策凌旺扎尔领蒙古、唐古忒兵抵截，调功布达克布等处兵接应。[3]册六，340

可知不仅腾格淖尔、阿哈雅克两路皆广阔平坦，且属于应对同一方向袭扰的毗邻防区。那么，阿哈雅克究竟在腾格里淖尔的哪个方位呢？关于这个细节的考证，仍需回归文献予以逐步厘清。《清史稿·藩部八》载：

（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又诡称准噶尔袭唐古特，至硕翁图库尔，遣兵备喀拉乌苏，徙达木番众。不数旬，扬言准噶尔至阿哈雅克，自率兵往备。驻藏提督索拜遣旺对赴喀拉乌苏备之。[4]14542

可见阿哈雅克亦距喀拉乌苏较近，且按上下文意推断，其位置当较喀拉乌苏更为前出。这也就在宏观上逐渐廓清了阿哈雅克当在腾格里淖尔及喀拉乌苏偏北的广阔平坦地区之中。另《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条载：

据颇罗鼐呈称：本年三月二十日，派深信之萨嘉达克齐、博尔博等三十名，探望准噶尔做善事回巢踪迹，据伊等回告，越过阿哈雅克卡座，到噶斯路上。[3]册四，258-259

《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条载：

阿哈雅克，地方宽广，由噶斯路而来，直通西藏之喀喇乌苏，又与玉舒那克舒番众相近，此阿哈雅克，既系准夷抵藏之路。[3]册六，95

以上两条材料，都从侧面说明阿哈雅克地处藏地北境，北出阿哈雅克便可直抵噶斯路，而噶斯路即为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阿尔金山口一带，为南线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而南出阿哈雅克又可直通喀喇乌苏，且阿哈雅克又与青海玉树接近。在此基础上，详考清代满文档案，又可得到更为精确的结论。乾隆五年（1740）五月初三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载：

惟西宁、青海至藏，须经喀喇乌苏地方方可抵藏，喀喇乌苏地方现有重兵驻守，且又外拓展设卡于阿哈雅克地方。

臣等计（准噶尔）使臣等抵达阿哈雅克卡伦附近之期，将卡伦兵丁，游牧人等往里移至水草丰美形势之地安顿，交付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了，务计不令使臣窥视，……，使臣等行近西藏边界后，需遣官兵护送至藏。[5]册上，25

阿哈雅克当在青海至喀喇乌苏要道之上，且位于青海、西藏交界青海一侧。乾隆九年（1744）正月三十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护送准噶尔使臣等出界情形折》：“查得（准噶尔）使臣于是月二十二日渡过麻勒占库察、木鲁乌苏之源，二十六日抵达阿哈雅克南口绷甘里麻尔卡伦。”[6]册中，1832木鲁乌苏之源又称拜都河，发源于唐古拉山，地处青海、西藏交界，故此条亦为上文结论佐证。

可以推知，绷甘里麻尔卡伦，即为阿哈雅克治下通藏南口卡座。另据乾隆五年（1740）五月初三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可知阿哈雅克下辖卡座主要分布于哈济得卜特尔、仲干里麻尔、诺木浑三个地方。

其中哈济得卜特尔又系“来藏要路”方向卡座。[6]册中，1838且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十九日《青保等奏报筹建扎什塘兵营情形折》更为明确交待阿哈雅克初设于“噶斯以南要口”[7]册2，464。噶斯口约为今青海海西州茫崖一带，而阿哈雅克就位于噶斯口以南。且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初七日《驻藏大臣索拜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事毕已由藏启程返回折》载：

彼等返回时，仍由阿哈雅克路而行，遣派历练牢靠之人好生防范，毋令准噶尔人等睹见，尾随而行，俟至阿哈雅克卡伦，准噶尔人等出卡远行后，往西蹑踪数日，倘若无事，则返具报。[5]册下，1779

可知由阿哈雅克出发向西北行可抵噶斯口，那么阿哈雅克也就位于噶斯口的东南方向了。至此，可以逐渐廓清阿哈雅克的大致方位，其方位当在噶斯口东南、青海西藏交界以北的开阔地带，即今青海西南部格尔木市直属区及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一带。实为青海境内控扼连接新疆、西藏线路的专设重镇。

三、阿哈雅克与新藏昆仑东线

纵观清代史料，阿哈雅克的设立与裁撤，与清朝中央政府平定准噶尔部有着紧密联系。因此，阿哈雅克卡座以及阿哈雅克汛的设立，都是以确保藏地免受准噶尔部袭扰为目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攻破拉萨，杀害拉藏汗，为乱藏地。阿哈雅克之设与这次袭扰有着直接联系。《清史稿·藩部八》简要载录了该事件：

（康熙）五十六年，策旺阿喇布坦遣台吉策零敦多布等率兵六千，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赴阿里克，扬言送拉藏汗长子噶尔丹忠夫妇归。拉藏汗不知备，贼至达木始觉，偕仲子索尔扎拒，交战两月，不敌，奔守布达拉，始来疏乞援。[4]14537

准噶尔部位于藏地西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选择拉达克部境内的两条古道进藏，即桑株古道与克里阳古道，实为掩人耳目。至清中期的文献中，拉达克部境内古道虽然艰险，但仍不失为南北贸易往来的主要路径，《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条载：

又据颇罗鼐呈称，拉达克汗策卜登那木扎尔等寄信内称：“从前叶尔羌人等，每年到我所属地方贸易，自准噶尔熬茶以来，一年有余，不见有人来此贸易。”[3]册四，259

另《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条载：

有拉达克汗书来称：“近日准噶尔人，从叶尔羌城至伊处贸易，询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安否，并及广兴黄教之事等语。”[3]册六，26

可知，当时隶属于清王朝统治之下的拉达克部境内古道尽管自然条件艰苦，但实为南北商旅往来的必经之路，故准噶尔部派人打探消息亦扮作过往商人以掩人耳目。然而，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袭扰藏地却并未取道拉达克部，而是选择一条早已衰落的古道，即翻越新疆和阗南部大山的克里野古道。①关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袭扰西藏的具体路线问题，另有内蒙古大学宝因特古斯以满文档案为依据，认为准噶尔军队是从和田出发“由克里野路穿越昆仑山而悄无声息地抵达藏北纳克产地方的。”见2015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召开的“多语言史料背景下的西北研究”会议报告。实际上该文对准噶尔穿越昆仑山进犯之路的论断，在清代汉文文献中亦有载录：“又有勒底雅路，为准噶尔犯藏时间道，亦驻兵防守。”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纳穆札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65页。这一选择主要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当然，也从侧面印证了这条古道的衰落。

成书于清中期的《新疆识略》更是在卷一中直言：“和阗以南皆大山，沙碛路不复通。”足见从准噶尔部袭扰藏地的康熙年间至清中期，和阗之南的这条克里野古道已几近荒废。《清实录·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九年（1720）九月条载：

辛酉，议政大臣等议覆抚远大将军允禵疏言：“八月二十三日，官兵进藏之后，探知策零敦多卜等贼兵已自克里野一路遁去。”[3]册三，818

也就是说，这支军队袭扰藏地时从克里野一路而来，清廷大军进藏之后又从克里野一路遁去。有鉴于此，包括克里野在内的后藏阿里北部及与之毗邻的拉达克部，清廷陆续派遣重兵，广设卡座，禁止一切准噶尔部人员通过。①参见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驻藏大臣马喇奏报拉达克汗阻止准噶尔使臣取道该处折》，载吴丰培、成崇德、牛平汗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12册综合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然而准噶尔部时而表现出的恭顺，以及宗教上入藏熬茶的“请求”，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又不能断然拒绝。因此，一条既能满足准噶尔部人员入藏熬茶“请求”，又能保护藏地安全的方略逐步成型。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鄂尔泰等奏议复鄂弥达敬陈防范准噶尔入藏熬茶机宜折》载：

原俟准噶尔使复行赍折来京，看其恭顺情形，然后准其前往，且不许过一百人之数，多派弁兵护送，自可防范约束，并将由青海一带西边何路进藏之处，令其预行查明酌定。[7]册2，470

且奏折中鄂尔泰提出了对准噶尔入藏线路的谨慎规划：

至由罗布脑儿、哈吗儿打板罕一路，则必经过噶斯，不独层层郭壁险难阻隔，贼夷断不能大队前来，必须分队方可行走。且西宁、安西俱属相近，一闻贼夷往藏信息，我侦察之人即可瞭望飞报。如果贼蓄异谋，于一百人外暗领多人陆续越过郭壁，比及齐集之时，我青海预备游牧之兵及内地调遣之兵，亦可克期齐赴。[7]册2，472

可知，至乾隆初年清廷最终为准噶尔部入藏规划的线路为，沿昆仑山北麓即南线丝绸之路向东，经罗布脑儿（罗布泊），经噶斯口进入青海境内，取道阿哈雅克，渡木鲁乌苏河上游，翻越唐古拉山，过喀喇乌苏到达拉萨。噶斯口外，重重险阻不利于大队人马行进。噶斯口内地势开阔，有阿哈雅克重兵把守，不仅便于瞭望侦查，而且更便于向内地传递消息、征调军队。考诸《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可知，入藏熬茶恰恰始于《鄂尔泰等奏议复鄂弥达敬陈防范准噶尔入藏熬茶机宜折》批复之后的乾隆五年（1740），此后每次准噶尔部入藏熬茶皆取道于此。

此地不仅地势开阔，更人烟稀少，准噶尔部人员进出藏地往来于此时，皆令本地游牧之人转移避让，不令接触：

此次仍照前次迁移之例，计准噶尔臣等抵达日期，预先委派干练官弁、第巴等，管束其游牧之良莠人等，不得致事端，毋令准噶尔使臣窥伺，避开迁移。[5]册下，1050

且凡准噶尔部人员经行此处所需马匹、驮畜及零碎杂物，乃至歇宿等问题，皆仰赖此地卡座、台站供给。②参见乾隆九年正月三十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已将准噶尔使臣等送出卡伦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71页。故阿哈雅克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其建制亦随之不断扩大，乾隆十二年（1747）设汛之后，终成一方重镇。而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中央政府彻底平定准噶尔部之后，这条仅供准噶尔部入藏熬茶，兼具军事防御的专用古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加之此路本非官道，亦非商路，故而迅速衰落，而阿哈雅克也随之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四、结 语

阿哈雅克由藏北前哨逐渐发展成为一方重镇，其兴建和裁撤都与清朝中央政府在藏地施行管控准噶尔部策略有着紧密联系。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袭扰藏地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勒令拉达克部及阿里北部克里野等通藏要道一律禁止准噶尔部通行。乾隆四年（1739），清朝中央政府出于宗教上对准噶尔部入藏熬茶请求的理解，以及军事上应对突发情况传递消息与集结军队的周密考虑，议定准噶尔入藏线路取道南线丝绸之路，由噶斯口来青海，进入阿哈雅克防区，再渡过木鲁乌苏源头，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藏地。从此之后，准噶尔部人员出入藏地皆取道于此，故阿哈雅克一时间成为控扼昆仑东线新藏要道上的一方重镇。出于军事上的慎重考虑，该条线路本就人烟稀少，更乏商旅往来，准噶尔人员往来皆仰卡座、台站接应。所以，准噶尔部平定之后，这条道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阿哈雅克连同这条古道一并尘封在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