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秀金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新疆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备受国内外学者的瞩目。由此，作为区域史研究，新疆（西域）史是学界关注的焦点。2018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新疆（西域）史论文共计70余篇。囿于学力、学术视野及篇幅，拙文粗略地将2018年新疆史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教育文化史、历史地理等部分加以介绍。

政治史

在新疆史研究之中，政治史历来是重点，其中可分为边疆经略、行政管辖、法制、边疆民族、与内地联系、宗藩与域外联系等部分。

在边疆经略方面，张云通过梳理历史上新疆与西藏之间往来互动，探讨中原王朝如何经营西部边疆。①参见张云《历史上新疆、西藏两地区域互动与中原王朝的西部边疆经营》，《西域研究》，2018年第4 期，第1-10页。张安福认为汉代大宛之战不经意间促成戍边屯垦成为治理西域的千古之策，奠定了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管辖西域的模式和大致领土范围。②参见张安福《大宛之战对中原治理西域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 期，第124-131页。张曙晖、王兴宇指出汉代治理西北边疆是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对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③参见张曙晖、王兴宇《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67-72页。郑言午认为汉朝经营西域民族地区奠定了后世王朝治理西域的范式。④参见郑言午《汉朝政权对西域民族地区经略的革故鼎新》，《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0期，第165-168页。薛宗正考证出郭虔瓘历经唐代三朝，主边西陲，屡建功勋，最后血染沙场，对后世影响巨大。⑤参见薛宗正《郭虔瓘生平辑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85-94页。针对唐高宗时期虽大力西域拓边，但不久渐趋衰退的情况，田海峰列举出诸因素。⑥参见田海峰《唐高宗时期的西域时局及经略检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71-78页。王平、何源远勾勒出博克达山进入清朝官方祭祀体系的过程，反映出清朝统一西域之后，其官方祭祀体现了多元的特征。⑦参见王平、何源远《清代新疆博克达山官方祭祀与王朝秩序》，《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3-120页。王希隆、杨代成探讨了清顺康雍三朝对天山以南地方政权与地方势力政策，指出清朝招抚优遇哈密、吐鲁番土著势力政策的成功，对其后统一和维护新疆的安定局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①参见王希隆、杨代成《清顺康雍三朝对天山以南地方政权与地方势力政策述评——以叶尔羌、哈密、吐鲁番与清朝的互动关系为中心》，《西域研究》，2018年第1 期，第40-55页。参见高月《从藩部到行省——清政府对新疆的再统合（1875—1911）》，《文化纵横》，2018年第3期，第124-133页。杨圣敏认为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的表现，不仅胜过其同时代的其他北洋军阀，也胜过了民国时期统治新疆的其他主政者。②参见杨圣敏《杨增新治理新疆的思想与措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第1-13页。高月以绥新公路为中心，强调1930年代虽国事窘迫，但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交通勘探与建设加强对新疆的统合与治理。③参见高月《试论20 世纪30年代内地与新疆间的交通勘探与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 期，第131-140页。冉笙祺认为民国初年新疆第二届省议会为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④参见冉笙祺《民初新疆第二届省议会研究》，《西域研究》，2018年第3 期，第55-62页。

在行政管辖方面，李楠认为西汉是通过流、土两套体系来实现对西域的统治的。⑤参见李楠《西汉王朝西域都护的行政管理》，《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4期，第93-99页。张伯国探究了回疆章京群体，从而深化了清朝的西北边疆治理政策及多民族统一国家下因地制宜的治边实践的认识。⑥参见张伯国《清代回疆办事大臣衙门章京职任考察》，《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59-68页。张莉探讨了军府制与札萨克之间的办事大臣—小伯克管理体系的形成及演变。⑦参见张莉《“办事大臣—小伯克”：在军府制与札萨克制之间——乾隆二十六年吐鲁番地方民众管理体系的调整》，《西域研究》，2018年第4 期，第25-35页。就清代遣疆的废员而言，方华玲认为择用废员以充“总办”，有利于清代新疆地方的行政运转⑧参见方华玲《论乾嘉道时期派令废员总办乌鲁木齐地方一切刑名钱粮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0-87页，并以林则徐等杰出人士流放边疆为例，指出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清代新疆办事乏人的困境，亦可通过废员们捐资帮办的形式，有效节约清朝治疆的财政支出。⑨参见方华玲《“废员”林则徐与道光朝南疆勘地》，《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0-56页。易锐通过梳理清代新疆建省，指出这是疆土定位从藩部之区到国土要地，边防方针从藩属屏藩到设省固边，治边理念从因俗施治到一道通风。⑩参见易锐《疆土理念转型与藩部体制变革：晚清新疆建省的观念因素》，《西域研究》，2018年第4 期，第15-24页。高月梳理清朝的治疆理念，指出强化直接管辖，建立高效的治理体系是治理新疆的必由之路。⑪参见王希隆、杨代成《清顺康雍三朝对天山以南地方政权与地方势力政策述评——以叶尔羌、哈密、吐鲁番与清朝的互动关系为中心》，《西域研究》，2018年第1 期，第40-55页。参见高月《从藩部到行省——清政府对新疆的再统合（1875—1911）》，《文化纵横》，2018年第3期，第124-133页。此外，永莉娜选取图伯特任职领队大臣时的档案加以翻译注释，对具体问题加以说明。⑫参见永莉娜《图伯特任职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时期满文档案译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0-56页。

在法制方面，锋晖指出处理“格绷额案”体现出吏治是乾隆帝治理新疆的重要内容，促使此后新疆社会安定局面五十多年。⑬参见锋晖《乾隆朝新疆“格绷额”案研究》，《西域研究》，2018年第1 期，第56-63页。与之相反，孙文杰、宁燕认为乾隆年间处理“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导致清代新疆的吏治陷入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⑭参见孙文杰、宁燕《从满文寄信档看“德风乌什哈达互讦案”对清代新疆吏治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4-79页。赵维玺指出左宗棠妥当处理了“吉尔洪额、金顺互控案”，保证了收复新疆的西征大军的顺利进行。⑮参见赵维玺《左宗棠与吉尔洪额、金顺互控案考》，《西域研究》，2018年第1 期，第64-71页。白京兰、田庆锋探讨了清代新疆八旗绿营的司法职能，并归纳了其特点与变迁。⑯参见白京兰、田庆锋《清代新疆八旗绿营司法职能略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33-39页。

在边疆民族方面，王旭送探讨了在唐代，处密人、处月人何时、何因迁入西州（吐鲁番盆地）及迁入后的生活。⑰参见王旭送《唐代西州民族研究的两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77-83页。张伯国认为以怀柔与德化为核心的归附人安置对清朝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⑱参见张伯国《康雍乾时期准噶尔归附人安置考析》，《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6-152页。燕浏翔指出新疆达斡尔人的发展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⑲参见燕浏翔《“消失的索伦”：清中叶西迁达斡尔人的族群变迁》，《满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34-43页。针对以往学者们误以为直至清代道光年间才认识到在新疆存在白山派与黑山派问题，聂红萍梳理清朝对白山派、黑山派的认知过程及政策变化，有助于重新评价清朝新疆政策。①参见聂红萍《清朝对白山黑山派的认知》，《西域研究》，2018年第2 期，第23-33页。参见李洁《民国时期国人游记中的新疆边疆危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84-92页。潘海莉、王希隆认为特克斯沙毕纳尔是新疆卫拉特蒙古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在屯垦戍边方面为新疆经济发展和边疆稳定做出了贡献。②参见潘海莉、王希隆《历史变迁视角下的特克斯沙毕纳尔》，《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8-93页何永明、杨磊指出在民国初期，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对蒙古族的政策因势而变，为阿尔泰地区纳入新疆管辖奠定了社会基础，维护了国家的统一。③参见何永明、杨磊《杨增新对新疆蒙古族的政策述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74-80页。刘锦增基于新疆各地的乡土志，探讨了清末新疆回族人口及分布，移民特征，经济的地域差异，并总结出新疆回族人口特征。④参见刘锦增《清末新疆回族的人口分布与地域经济差异——以新疆各地的乡土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第14-24页赵海霞探讨了清代维吾尔族与汉族的交流与认知，且归纳出维汉交流更加深入，方式更加多样，双向互动性及历史延续性等四个特点。⑤参见赵海霞《清代维汉文化交流与认知刍议》，《西北民族论丛》第17辑，第215-225页。

在与内地联系方面，周伟洲探寻源于西域的戎氏家族，由此展现出中古时期中原周边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历史事实。⑥参见周伟洲《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活动轨迹——唐<戎进墓志＞疏解》，《西域研究》，2018年第3 期，第25-29页。龙成松探讨了会稽康氏家族地望、族源、族属、文化网络及家学，指出作为活跃在唐朝前期的一支特殊地方氏族，会稽康氏源于中亚粟特胡人，是唐代文化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⑦参见龙成松《唐代粟特族裔会稽康氏家族考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78-86页。郭胜利指出隋唐时期进入中原的西域人群在墓志家乘、家族结构观念、历史心境、现实反应及家族记忆等方面展现出明显的中原“华夏”认同。⑧参见郭胜利《隋唐中原西域人的家承记忆与族属认同》，《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7期，第174-177页。成湘丽通过检索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新疆游记，指出其中关于新疆的介绍，在内地民众之中进一步巩固新疆作为不可分割领土的坚定信念⑨参见成湘丽《20世纪40年代国人游记中的新疆形象》，《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12-116页。，且认为不少游记作者将处理民族关系和解决民族问题视为新疆之最大难题，为后来共产党人执政新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扎实的学理基石。⑩参见成湘丽《“他者”观照中民国新疆“民族”诸观念之衍变——以民国国人赴疆游记为考察视角》，《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9-126页。李洁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游记，指出游历新疆人士，不仅直书各种危机，而且在行走中构思新疆未来发展规划，积极经营边疆且兼顾各民族利益，从而获取边疆各族认同，为今日边疆治理提供了经验。⑪参见聂红萍《清朝对白山黑山派的认知》，《西域研究》，2018年第2 期，第23-33页。参见李洁《民国时期国人游记中的新疆边疆危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84-92页。

在宗藩关系和域外关系方面，张婧通过佉卢文书，探讨了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西域古国鄯善国信差的职责。⑫参见张婧《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信差职责初探》，《西域研究》，2018年第4 期，第11-14页。张文德指出明廷鼓励使臣往返于西北丝绸之路上，且授予官职，使明朝在西域地区树立了政治影响力，展现出明朝维护丝路畅通、安定的政治目的。⑬参见张文德《使臣授职：明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羁縻政策》，《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60-66页。郭文忠指出乾隆朝将左、右哈萨克部纳入藩属体系后，系统整合历史资源和盛世文化，由此在宫廷画作中展现出清朝承前启后的全新西域叙事与国家意象。⑭参见郭文忠《从满文档案和美术史资料看清朝与哈萨克诸部关系史——以<哈萨克贡马图＞源流为中心》，《美术研究》，2018年第3期，第42-50页。针对学界以往普遍低估或甚至否定土尔扈特东归过程中哈萨克首领阿布赉所起积极作用的传统观点，郭文忠认为阿布赉以清朝忠诚藩属身份出现，并对清朝统治新疆和中亚地区产生重要影响。⑮参见郭文忠《土尔扈特东归中哈萨克形象再研究——以阿布赉汗为中心》，《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49-58页。孙文杰指出阿桂任职新疆期间，因时制宜制定对哈萨克的政策，对清代新疆政局的稳固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①参见孙文杰《清代对哈萨克汗国的马匹贸易与越境游牧管理——以满文寄信档中阿桂任职新疆时期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 期，第144-150页；孙文杰《从满文寄信档看伊犁将军阿桂对新疆的管理与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23-130页。参见杨磊、孟楠《民国时期与内地贸易的维吾尔族商人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200-204页。徐建平指出中蒙西段边界的发展历经从习惯线到争议线再到法定线的变迁过程，而作为中蒙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成为决定政治分界走向的决定性因素。②参见徐建平《清中期以来阿尔泰山地区分界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56-67页。袁剑探讨了近代中国人从西域到旧中亚再到新中亚的历史认知的变迁过程。更重要的是，位于欧亚大陆板块枢纽的中亚，在今天“一带一路”框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缘位置，使其再一次从海洋时代的不断边缘化中挣脱出来，再次回到了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③参见袁剑《从“西域”到“中亚”——中国的中亚认知及其历史变迁》，《文化纵横》，2018年第2期，第106-113页。

经济史

经济史研究侧重于经济植物、钱币、公共事务、赈灾、贸易、生产等领域。

毕波探讨了古代于阗的一种棉织物——白氎，由此指出至晚到8 世纪后期，棉花、棉布已经在于阗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于阗的棉花种植已经比较普遍，棉布纺织生产也已具备了一定规模。④参见毕波《古代于阗的一种织物——白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 期，第162-170页。齐小艳指出在唐代，撒马尔罕仿造中国币的铸造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和利益需求，是撒马尔罕承认唐朝宗主权的表现之一。⑤参见齐小艳《撒马尔罕仿造中国币与伊赫希德王朝世系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71-79页。徐承炎通过《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文书，力图揭示唐代后期安西社会风貌。⑥参见徐承炎《唐后期安西社会管窥——以<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文书研究为中心》，《西域研究》，2018年第2 期，第17-22页。张伯国认为伯克报效虽促进了公共事务和节省了财政支出，但却加重了伯克阶层对普通民众的盘剥力，对清朝统治新疆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⑦参见张伯国《清代回疆公共事务中伯克报效及其问题》，《西域研究》，2018年第2 期，第34-42页。赵毅指出清政府在新疆兴立和运营不同类型的义仓中，调动当地社会精英的阿奇木伯克与地方头目广泛地参与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现出清朝将新旧制度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之中的一种有益探索。⑧参见赵毅《清代新疆义仓与地域社会》，《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52-62页。龙国仁指出在伊犁设立和运作官办布铺是清王朝为寻求西域经费自给所做出的一种努力，官办布铺所发挥的经济职能在政治和边防治安方面上也具有重要意义。⑨见龙国仁《清代伊犁官办布铺及其经济职能略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85-90页。阿利亚·艾尼瓦尔全面梳理和统计了清末新疆蝗虫灾害的概况，指出清朝在新疆的蝗灾应对和救助过程中，充分发挥国家职能，有灾必救；并将中原救灾机制融入地方基层，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在新疆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举措。⑩参见阿利亚·艾尼瓦尔《清末新疆的蝗灾与政府应对》，《民族研究》，2018年第4 期，第99-126页。杨磊、孟楠探讨了民国时期从事与内地贸易的维吾尔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增强了新疆与内地交流，削弱了列强对新疆的盘剥，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发展⑪参见孙文杰《清代对哈萨克汗国的马匹贸易与越境游牧管理——以满文寄信档中阿桂任职新疆时期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 期，第144-150页；孙文杰《从满文寄信档看伊犁将军阿桂对新疆的管理与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23-130页。参见杨磊、孟楠《民国时期与内地贸易的维吾尔族商人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200-204页。。姚勇、谷景英指出解放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筹资金创建了7 个共青团农场，在开荒造田、生产粮棉、兴修水利、安置内地人口、稳定边疆等方面做出了贡献。⑫参见姚勇、谷景英《新疆兵团共青团农场的创建与发展（1958—1966）》，《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0-86页。

教育文化史

教育文化史领域论文不多，偏重于文化交流，汉文在西域文史、佛经及学校教育等方面。

姚大力讨论了大陆构造过程如何塑造出新疆作为东西交流“瓶颈”的地形地貌特征，人类在新疆的生存环境及其生计方式，新疆与其外部世界的政治关系，以及对新疆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和保留在新疆出土历史文献中的各种古代语言等一系列问题，由此认为新疆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①参见姚大力《沟通欧亚的“瓶颈”：新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9-154页。参见马木子《清朝西进与17—18世纪士人的地理知识世界》，《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第203-235页。周泓通过昆仑龙池与东西之龙、狮子舞与模拟舞、西派摔跤、西域佛教之于古代都城等四个方面考溯古代汉地之部分西域文化，指出从古至今，西域文化不断进入内地，与南北方汉文化水乳交融逐渐成为现今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参见周泓《古代汉地之部分西域文化考溯》，《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 期，第42-57页。朱玉麒探讨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高宗时期“北馆文书”的流传及早期研究。③参见朱玉麒《“北馆文书”的流传及早期研究史》，《西域研究》，2018年第2 期，第1-16页。付马对于两种回鹘语《阿离念弥本生经》写本做出比较研究，指出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在西州回鹘，佛教取代了摩尼教，汉文佛经逐渐取代了吐火罗佛经，成为回鹘佛教徒译经的主要来源。④参见付马《两种回鹘语<阿离念弥本生经＞写本比较研究——兼论西州回鹘早期的译经活动》，《西域研究》，2018年第3 期，第30-48页。冯璇指出新发现旅顺博物馆藏“汉史”残片反映出晋唐时期“汉史”在西域的流传状况。⑤参见冯璇《新见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的汉史写本考释》，《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3页。

历史地理

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侧重于路线、地名考证及地图、图志研究等方面。

侯杨方复原了玄奘帕米尔段路线，梳理和评价了自19世纪以来有实地考察经验的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学术史以及国内的相关代表性成果。⑥参见侯杨方《玄奘帕米尔东归路线的复原——基于GPS和实地考察的研究》，《历史地理》，第37辑，第23-40页。陈国灿、吾迈尔·卡德尔考证出“末胡营”是专供商胡居住和交易的市场，不仅是古丝路上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城，也是西域商胡进行祆教活动的场所，其遗址就在高昌故城东北面的巴达木村。⑦参见陈国灿、吾迈尔·卡德尔《古丝路上的国际商城——高昌“末胡营”考》，《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24页。刘振刚通过敦煌写本《西州图经》探讨了唐代高昌县。⑧参见刘振刚《敦煌写本<西州图经＞中的“高昌县”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80-84页。席会东通过梳理宋元明时期的地图，指出中原王朝和西域民族政权都有西域图籍传世，分别表现了不同的西域景观和西域观念。⑨参见席会东《宋元明地图中的西域观》，《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第149-161页。成一农指出宋至清中期之前的全国总图中很少有表现“西域”地区的缘故在于中国古代“重华轻夷”的天下观，不过自此之后发生转变。地图中对“西域”的描绘由“历史”转向了“现实”，这不仅因为清朝长期以来经略西域，而且也受到近代“疆域观”演变的影响。⑩参见成一农《从古地图看中国古代的“西域”与“西域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25-32页。马木子通过明清西域形象的制作与经世学术，河源考证与西北经略，同文之治与乾隆朝西北舆地研究的展开等方面，勾勒出十七至十八世纪士人知识世界的变迁，对于西域乃至中亚的的认识不断拓展，而这一切与清朝政治进程紧密相连。⑪参见姚大力《沟通欧亚的“瓶颈”：新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9-154页。参见马木子《清朝西进与17—18世纪士人的地理知识世界》，《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第203-235页。哈萨克斯坦学者巴哈提·依加汉根据清代地图及纪行中有关哈萨克的记载，探讨了清朝对哈萨克的认识过程、某些史料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个别具体史事的发展等问题。⑫参见巴哈提·依加汉《从地图和纪行史料看清朝对哈萨克的早期认识》，《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第71-83页。黄晓东、宋晓蓉指出《新疆图志》在对确认国家领土，维护领土主权和中华民族认同三个层面体现出国家意识。⑬参见黄晓东、宋晓蓉《<论新疆图志＞中的国家意识》，《西域研究》，2018年第3 期，第49-54页。

在学术回顾方面，买玉华从多个层面回顾了1949年以来民国新疆史研究。⑭参见买玉华《建国以来民国新疆史研究回顾与反思》，《西域研究》，2018年第3 期，第113-125页。葛承雍对近年来吐蕃在西域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反思，指出不能不顾唐朝封建文明高度发达与吐蕃部落军事联盟奴隶制的差别，将吐蕃与唐朝一样并列文明古国，这样不仅完全违背了基本史实，放弃了族群的价值判断，而且混淆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问题。⑮参见葛承雍《关于吐蕃在西域的研究省思》，《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第139-143页。

在会议方面，2018年7月13日，帕米尔智库成立大会暨第六届边疆中国论坛在兰州文理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帕米尔智库”旨在打造一个以帕米尔高原人文地理、民族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区域与国别研究为主要内容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高水平科学研究和智库数据服务。2018年9月15日，“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北庭历史与文化研究暨第三届北庭学研讨会在新疆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赴会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且展开讨论。这次大会显著扩大和提升了北庭学研究的影响力，为北庭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看，2018年新疆史研究继续有了新的发展，研究主要来自疆外学术群体，显示出新疆（西域）研究在全国的影响力。研究史料拓宽到史书、档案、（佛经、图经）写本、文书、图志、报刊、信札、墓志、族谱、纪行、游记、地图等文本，且逐渐开始重视满文为主的其它文字材料。在选题上继续侧重于政治史，尤其是清代治疆领域。在边疆民族方面，更关注民族融合和一体多元的主题。在西北传统宗藩关系方面，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哈萨克越来越关注。但总体而言，对于经济史和文化教育史领域关注不多。专题研究的深化和新领域的开拓将是新疆史研究的今后发展方向，且要有现实关怀，加强环境史以及结合一带一路视角下的新疆史研究，加强西域与内地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交流互动研究。此外，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基本上以传统的历史文献解读方法为主。包伟民指出，“只有从更为综合的视域与更加多样化的取向，以追求更为敏锐的抽象能力，是改进史学研究方法的必由之路”①参见包伟民《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第67页。。这一观点也可同样应用于新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