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培养高层次工程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高校与工程院所联合培养博士生试点项目的重要目标。为探索试点项目取得的成效及相应的影响因素，对175名联培博士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了联合培养环境中，博士生的两类主要社会资本，即高校和院所社会资本、校所组织邻近与科研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层级回归分析发现，高校和院所两类社会资本皆对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校所组织邻近的三个维度对该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措施，以期为试点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单位、指导教师等营造良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环境提供依据。

关键词：校所联培博士生；社会资本；创新能力；组织邻近；调节作用

一、引言

我国政府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开放式培养体系，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一批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基地，以培养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博士生不仅是新知识的学习者，还是科学研究、工程实践的重要承担者，创新博士生培养模式和组织方式，加强博士生教育与社会、行业需求的相关性，提升博士生创新、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意义重大。顺应时代发展，我国教育部于2010年4月启动了“高等学校和工程院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试点工作”，以充分整合高校和工程科研院所、企业在功能、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实现提高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根本目的。截至2016年，试点工作已覆盖41所高校和47家工程院所，共计114个项目，6年累计招生超过3000人。尽管试点项目已初具数量规模，但仍需不断研究，总结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推进试点项目得以持续发展和完善。

事实上，在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近 40 年的历程中，高校与其他机构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作为一种独特的培养形式一直存在。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国内较为系统、规范的研究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但涉及到博士生层次联合培养的研究较少。直到教育部试点项目启动以后，才陆续有研究者基于个案或群体案例探讨了校所联培的组织文化冲突、合作方式、培养模式及网络结构特征等组织层面的校所合作问题。[1][2][3]在国外研究中，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一系列联培项目的推出（例如，澳大利亚联合研究中心博士生项目、挪威和丹麦企业博士项目、德国马普国际研究学校等），在推动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联培项目的人才培养效果进行了考察，如联培博士生在攻博期间的学术绩效、商业绩效等客观指标，以及项目满意度、互动体验、感知学术自由、职业取向等主观指标的评价。[4][5][6]也有研究者對联培与非联培博士生的学术科研表现进行对比，以此作为评价项目成效的依据。[7]同时，研究者们探讨了合作经验、组织邻近、沟通交流、资源投入等组织层面因素对于联培成效的影响。[8][9]

总体来说，对联培项目人才培养效果的评价性研究是本领域的重要关注点。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且需要加强理论层面的支撑，以形成科学、客观和可操作的评价体系；在调查工具设计、样本选择、统计方法等方面也需改进，以避免调查内容以偏概全，从而提升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可借鉴性；此外，对试点项目的成效和问题，国内尚未有研究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查，对成效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也缺乏实证检验。相较而言，国外研究虽较为深入且成果丰富，但由于关注点和理论出发点不同，对于联培项目的成效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界定和衡量标准，且单一性评价较常见，综合性评价较少；对于项目成效的影响因素，更多关注组织层面变量，对个体层面变量涉及较少。我国校所联培项目与国外联培项目在教育层面虽有着很多共性特征，但在合作缘起、合作单位性质、人才培养路径等方面亦有许多独特之处。因此，紧扣我国校所联培项目的根本目标，即培养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本研究重点关注联培博士生个体层面的创新能力，并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之上，结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理论，实证检验社会资本、校所组织邻近与联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确切关系。通过本研究，以期更好地了解当前联培试点工作的效果及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并为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单位、指导教师促进校所优势教学、科研资源的科学配置和共享，营造良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环境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联培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

上世纪80年代，Amabile等学者开启了个体创新能力的系统研究。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Amabile将个体创新能力定义为与产品、服务、流程、方法等有关的新颖的、有用的想法。[10]但很多学者指出想法的产生只是创新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创新是众多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多阶段过程。Kleysen和Street通过对289种创新活动进行了总结归纳，认为个体创新能力表现在5个阶段：探寻机遇、生成想法、形成调查、拥护、应用。[11]国内一些学者检验了五阶段论在中国的适用情况，结果一致认为个体创新能力在中国情境下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产生创新构想的能力和执行创新构想的能力。[12][13]

在研究生教育中，创新能力一直都是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层次的重要培养目标及培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文献回顾表明，很多学者根据博士生所处的特定情景对博士生创新能力及其构成进行了界定。如董泽芳认为，博士生创新能力是指博士研究生为了适应社会进步、知识创新与自我发展的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开发已有的知识、技能和内外条件，创造出具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方法、理论、技术、工艺和产品等新颖成果的综合性能力；[14]吕红艳认为，博士生创新能力主要指博士生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与能力发展，能够产生新颖而有社会价值的学术产品、服务、过程、程序等的能力。[15]随着学界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日益关注，对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界定也不断增多，整体来看，很多研究将个体创新能力的经典定义与博士生群体所处的具体情境相结合以界定博士生创新能力。综合国内外研究，本研究将联培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定义为：在校所联合培养情境下，博士生在研究过程中产生创新构想或问题解决方案，并努力将之付诸于实践的能力。

（二）社会资本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关系

“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最先出现在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的研究中，之后被应用于解释广泛的社会现象。Nahapiet和Ghoshal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在个人或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社会资本被划分为三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16]该界定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并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可测量化。联培项目对于构建和维持大学和工程院所之间的网络连接至关重要，并在高校与院所获取彼此异质性资源时，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17]而在联培项目内部，来自高校与院所的异质性资源整合则依赖于博士生与其校所导师之间社会连接的搭建。[18]因此，联培项目在网络连接和校所异质性资源的获取隐含着一个重要意义，即作为校所连接节点的博士生社会资本的构建。根据社会资本的国内外研究，结合我国校所联培博士生项目的具体实践，本研究认为联培博士生的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博士生个人所拥有的学术科研关系网络中（尤其是与校所双方导师构成的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学术、科研、实践资源的总和，联培博士生的社会资本可划分为高校和院所两个来源。

学者们一直致力于研究和解释个体社会资本对于一系列组织行为和现象的影响，其中不乏众多围绕社会资本与个体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例如Perry-Smith探索了关系强度对提升科研人员创新的意义所在。[19]在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张雁冰等人发现研究生的导师网络、同学网络与外部专家网络皆正向影响研究生的创新能力。[20]根据Woodman等人提出的创新能力交互作用模型，个人禀赋和外在环境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能更全面地预测个体的创新能力。[21]本研究认为校所联合为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了外在条件，高校作为传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探究场所，是激发博士生产生创新构想的重要场域，而工程院所的科研性质和企业性质以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之成为博士生执行创新构想的重要场域，双方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构建了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外在环境和社会条件。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1a：联培博士生的高校社会资本对其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

H1b：联培博士生的院所社会资本对其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

（三）校所组织邻近的调节作用

组织邻近源于国外区域科学、组织科学、创新研究领域，它反映了合作方之间组织特征的相似性，是合作组织之间在一系列（内隐的或外显的）行为规则、价值取向、信念、知识基础等方面的相似性。[22]Knoben和Oerlemans将组织邻近细分为社会邻近、认知邻近、制度邻近。[23]其中，认知邻近是指合作双方有着相同知识基础的程度，如果合作双方认知邻近程度较高，便可以认为它们属于同一“实践社群”，这样双方就算存在很大的地理距离也可以进行有效交流。[24]制度邻近是指合作组织在相同或相似的规范、价值取向和动机下运行。研究者们对于社会邻近的定义大同小异，都比较强调合作双方的关系紧密性，例如Oerlemans和Meeus将其定义为行动者们拥有共同的关系空间[25]，Bouba-Olga等人更直接地指出社会邻近就是指合作双方在之前是否有过合作经历[26]。

组织邻近在组织合作中的重要性表现为，当合作伙伴之间存在着相似的组织情景时，它们的合作将更有效并产生好的结果，因为这种相似性能够促进相互理解，这样一来，组织邻近能够产生一种整合各合作方信息和知识、转移各方默会知识的能力。[27]一系列研究也对组织邻近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例如，Salimi等人对荷兰校企联培博士生项目的研究中发现，高校与企业间认知邻近程度越高，双方越倾向于对联培项目采取合作治理的模式；[28]国内研究者也发现组织邻近各维度对提升产学研合作程度和构建联培博士生社会资本具有积极影响[29]。据此可以推斷，校所双方，尤其是双方导师在知识技术基础、科研规范、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接近性以及合作经历、经验等，会在博士生将校所双方资源运用到创新的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组织邻近各维度对高校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H2b：组织邻近各维度对院所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试点项目于2010年正式启动并招收博士生25人，2011年招收210人，在调研时，这两届博士生大多已完成了学位论文开题，因此，这两届学生成为本研究的样本。通过试点项目所在高校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对已完成开题的200名联培博士生发放调查问卷，被试数量占到了试点项目2010年和2011年招生人数的85%。本研究所涉及的试点项目开展时间最早，且涉及学科领域广泛，因此，样本代表性较好。要求被试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完成问卷作答。最终回收问卷186份，回收率93%。在剔除了无效问卷之后，最终用于分析的有效问卷为176份，问卷有效率为88%。所调研的博士生中，男性115人，女性61人，平均年龄27.49岁。

（二）问卷构成与分析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皆来源于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成熟量表，结合联培试点项目的实际情况对这些量表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所有量表皆采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Likert 5点计分法，分数越高代表变量水平越高。

1.联培博士生社会资本量表。本研究对Chiu等人以及Chow和Chan研究中采用的量表进行了修订。[30][31]量表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共13个题项，其中结构维度4个题项，关系维度 3个题项，认知维度6个题项。此外，由于联培博士生的社会资本主要有校方导师和院所导师两个重要来源，因此本研究将博士生的社会资本区分为两类：高校社会资本和院所社会资本。高校社会资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7，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928、0.888和0.929；院所社会资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2，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937、0.933和0.955。

2.组织邻近量表。本研究参考Bouba-Olga等人、Salimi等人以及Ponds等人研究中的测量工具并进行修订。[32][33][34]组织邻近量表共8个题项，由认知邻近、制度邻近和社会邻近三个维度构成，其中认知邻近2个题项，制度邻近3个题项，社会邻近3个题项。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89、0.803、0.851，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6。

3.联培博士生创新能力量表。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测量参考了Kleysen和Street研究中采用的量表。[35]创新能力量表共14个题项，由产生创新构想的能力和执行创新构想的能力两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7个题项。创新能力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0，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889和0.900。

4.数据处理工具。本研究使用统计软件SPSS 23.0进行基本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主要运用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联培博士生社会资本、创新能力以及博士生感知到的组织邻近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变量均值和相关矩阵见表1。结果表明，两类社会资本、组织邻近各维度以及创新能力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高校社会资本和院所社会资本之间的相关程度相对较弱，说明将联培博士生的社会资本区分为两类是合理的。

（二）回归分析

为消除变量间共线性的消极影响，在进行层级回归分析之前，利用SPSS 23.0软件先对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36]各变量进入回归模型的顺序是：联合培养博士生社会人口学信息作为控制变量第一步进入；社会资本第二步进入，考察社会资本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组织邻近三个维度第三步进入；组织邻近三个维度与两类社会资本的交互项最后进入以考察调节作用。

组织邻近三个维度对高校社会资本与博士生创新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模型1包含了性别、年龄、本科高校类别3个控制变量，是回归分析的基础模型。模型2引入了自变量，联培博士生源于高校的社会资本，分析发现其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81，p0.05）和社会邻近（β=0.081，p>0.05）对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制度邻近对其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作用刚好达到临界水平（β=0.099，p<0.01）的交互项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组织邻近三个维度在高校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

进一步采用Dawson和Richter所建议的程序，[38]分别估计当组织邻近三个维度得分处于高、低两种水平时，高校社会资本和博士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可以观察到当博士生感知到的三类组织邻近程度处于高水平时，随着高校社会资本的增加，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当三类组织邻近程度处于低水平时，创新能力的上升趋势则相对平缓。

使用同样的方法检验组织邻近各维度对院所社会资本与博士生创新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3所示，院所社会资本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06，p<0.001）的交互项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组织邻近三个维度也调节了院所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如图2所示，当博士生感知到的三类组织邻近程度处于高水平时，随着院所社会资本的增加，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当三类组织邻近程度处于低水平时，随着院所社会资本的增加，创新能力的上升趋势则相对平缓。

五、讨论

（一）联培博士生社会资本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联培博士生源自于高校和院所的社会资本对其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1a、H1b得到证实。这一结果与张雁冰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39]但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在于，本研究的对象是在校所合作情景下从事学习、科研和工程实践的博士生群体，侧重考察来源于校所双方社会资本的影响。这表明，在当前的试点项目中，博士生通过与双方或单方的导师及团队建立的网络连接可以获得实际或潜在的学术、科研、工程实践资源，并对其科研实践中的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

但本研究也发现，所调研的联培博士生中，仅10%的博士论文选题源于双方导师的合作课题，13%的博士论文选题并无导师课题做依托，而77%的博士论文选题来源于高校或院所导师单方面的课题，并主要在高校或院所单方从事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联培项目中，如果双方导师之间没有实质性的科研合作，难以形成以双方导师与博士生网络连接为核心的校所科研共同体，双方优势资源的整合和博士生社会资本的建构便失去了土壤。一些项目甚至出现了纯粹的招生名额分配或为增加招生名额的“搭便车”行为，导致联合“有名无实”。

（二）组织邻近各维度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组织邻近各维度在校所两类社会资本对联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研究假设H2a、H2b得到证明。其原因可能在于，共同指导博士生的双方导师在知识、技术基础方面越接近，双方将更容易找到合作契合点，对于研究的目标、进展等能有更好的把握，进而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双方都能够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并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此外，校所双方尤其双方导师共同的人才培养规则、价值取向和理念，前期科研、人才培养的合作经历，将为联培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双方合作更为顺畅，推动源自于双方的社会资本更好地作用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尽管组织邻近在社会资本对创新能力的影响过程中存在增强效应，但所调研的校所联培项目中，高校与工程院所之间的组织邻近只是处于中等水平，这说明试点项目的设置和调整并未对校所组织邻近问题加以重视。组织邻近三个维度中，博士生对校所认知邻近评分最高，而对制度邻近的评分最低。相对来说，当前联培项目中的校所双方或双方导师在学科、研究领域方面虽然较为接近，但校所双方在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规则、方法、氛围等方面的差异性也在联培项目中直接体现出来，且一些试点项目在开展之前，双方合作较少，缺乏必要的合作基础和合作经验，即对制度邻近和社会邻近问题考虑不足。一些项目甚至出现了单纯考虑学科相近，而不考虑合作基础的“拉郎配”现象，导致双方或单方合作动力不足，双方资源在试点项目中并未得到整合，進一步对博士生培养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六、建議

基于社会资本构建以及校所组织邻近在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试点项目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和措施，以期为试点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单位、指导教师等营造良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环境有所启示。

（一）通过实质性科研合作提升博士生社会资本

1.建议主管部门建立动态联培项目申请制。社会资本建构的前提在于联培项目主要行动者之间，即博士生与双方导师之间网络联系的存在。主管部门应建立动态联培项目申请制，并成立专门的试点项目委员会进行管理。一方面，完善准入机制，协同基金部门、院所（企业）、高校等设立专门且持续的项目基金，由校所双方基于科学和工程合作项目需求向委员会提出招生申请，提供完整的、基于合作项目的博士生培养计划、成效标准等；另一方面，完善监督和质量控制机制，管理委员会对项目的开展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和标准，并在关键节点进行评价。以此实现科研攻关、工程问题解决与人才培养相互配合，推动以博士生和双方导师连接为核心的科研网络的建立。

2.合作各方应注意信任关系和共同目标的建立。信任是社会资本构建的重要基础，它能促进双方导师与博士生之间就共同从事的科研项目中的关键问题解决展开正确、及时、有效的沟通，进而排除联合培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保障校所异质性优势资源、信息通过合作项目得以转移、传递和共享。由于许多参与试点项目的院所和高校院系所开展的前沿研究具有保密性，一些合作单位之间甚至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在项目开展之前，应当明确各方的权责利关系，避免合作过程中的猜忌和犹豫，充分考虑联合培养对双方带来的共同收益，形成互利共信的科研共同体，为人才培养提供关键资源和信息。

3.以科研合作为纽带衔接好各培养环节。联培项目不是校所双方教育和科研资源的简单拼凑，要实现双方资源在联培项目中的有效整合和运用，需要围绕共同的科研目标，实现人才培养各环节相互衔接、配合且目标明确。具体而言，在招生环节，根据合作科研项目的需求，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生源进行遴选；根据课题开展的需要，博士生可以选择相应课程进行学习，校所双方也可以组织各自优秀师资开设相关课程，弥补已有课程的不足；双方导师基于合作课题，合理安排、统筹、指导博士生开展科研实践和论文工作，保证博士生充分利用双方的实验室资源和科研指导。

（二）联培项目设置和完善应重点考察校所组织邻近

1.强调合作机构和合作导师之间广义的认知邻近。虽然选择研究领域、兴趣、技术相近的培养单位或导师作为合作伙伴有利于交流、沟通，有利于合作关系的迅速建立以及合作的顺利展开，但将联培项目囿于某一学科或领域，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在现实中，一些项目也出现了由于双方学科领域过于接近而导致的资源重叠问题。因此，应强调合作方之间广义的认知邻近，而非简单的学科、领域接近，即强调双方对于科学和工程创新的共同追求、共同理解，鼓励校所建立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研环境，[40]这也是校所协同解决国家、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所在。

2.建立合理的科研评价制度。校所双方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较大的制度差异，尤其体现在双方的科研评价制度上。当前联培项目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在高校一方，对联培博士生的考核、评价在现行标准下需要遵循高校的学术要求和标准。然而，由于工程院所更多地面向工程现实问题的解决，将联培项目简单地置于高校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往往会造成学生的“认同危机”和院所导师的“无所适从”。因此，参与单位、导师应将目光聚焦到联培项目本身，求同存异，平衡好前沿科学问题提炼和现实工程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更为科学、客观、合理地评价博士生的学习、科研工作，激发导师和博士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进行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

3.重视校所双方可持续的合作经历。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重大突破、创新是持续不断的探索和积累的结果，因此，合作的可持续性尤为重要，一直以来也被看做是检验合作效果的重要标准。对于具备合作基础和合作经验、且合作是持续非间断的机构或导师，通过业已建立的相互了解、信任以及行之有效的方法、规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在研究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降低双方进行联合的成本，并对联培项目进行有效组织和管理。因此，应优先考虑已有先期合作基础、且合作具有可持续性的机构或导师合作开展博士生培养，避免项目设置过程中的“拉郎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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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