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考察

2018-12-21喻永庆

高教探索 2018年10期

喻永庆

摘要：民国时期，私立大夏大学是我国最早实施导师制的高校。在20年的实施过程中，大夏大学在校长王伯群的带领下，深入贯彻导师制中“导”的本义，将导师制与学校“师生合作”的办学理念有机结合起来。根据实施效果动态调整设计思路，重视导师的德才选拔与人文关怀，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指导活动拉近学生与导师的距离，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大夏大学导师制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仅成为民国时期导师制实施中的典范，而且极大地推动着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而这些，在众多大学纷纷设立本科导师制以及师生关系问题频频出现的今日，探析该大学的导师制实施特点与效果，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夏大学；导师制；师生关系；师生合作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内形势趋于稳定，诸多大学为了改善当时的师生关系，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纷纷施行导师制①，如北平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安徽大学、大夏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等都进行了尝试。这其中，寻求导师制真谛一以贯之有之，盲目跟风浅尝辄止有之，借导师制之名行训导之意也有之。而私立大夏大学作为民国时期最早施行导师制的高校，自1929年4月开始试验，到1946年9月由于经费短缺与国内形势影响而停止，导师制存在近20年的时间。导师制与大夏大学的发展融为一体，荣辱与共。导师制的实施，使得大夏大学的师资水平、教学质量、社会影响不断增强，一跃成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民国莘莘学子争相报考的大学之一。对此，本文对大夏大学导师制进行系统地考察，探讨其实施的缘起，还原其实施的经过，总结其特点与成功的经验，藉此对当前我国高校正在实施的本科导师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②

一、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的缘起

1924年7月，私立大夏大学成立。成立不到5年，大夏大学决定实施导师制，这其中既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大夏大学的主观需求，还有学校大量留学欧美的教职员工的积极推动。这些因素交错在一起，促成了大夏大学导师制的实施，也由此拉开了民国时期大学导师制的序幕。

1.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中师生关系淡漠。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结束了北洋政府的分裂局面，一些大专院校开始恢复并扩大招生。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1年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数量由74所增加到103所，在校生由35000人增加到44000人，而此时教师数量仅由5200人增加到6100人。[1]教师增加比例远远低于学生增长比例导致此时的教师往往身兼数校与数职。冯友兰对此有这样的记述：“一个人可以兼好几个大学的課，听起来好像是笑话，其实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在北京一个任课最多的人，在他自己的功课表上，可能每天都排满。”[2]当时的鲁迅除在教育部供职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世界语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黎明高中、大中公学兼课，繁忙的景象不言而喻。[3]这种教师身兼数校的现象，使得大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师生关系大不如从前，正如时人所评价：“教员以领薪水而授课，师生关系，止于一时，及其时过，即各一方，教师不知学生，指导之责遂失。学生不明教师，观法之念无存，既不相闻问，尚能有所训导耶？”[4]而刚刚成立不久的大夏大学，发展也异常迅猛，招生人数从1924年的190人，增加到1927年的504人，再到1930年的1066人，而教师的数量从1924年的54人，增加到1930年的67人。[5]可见，如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大夏大学也面临与其他大学同样的难题。

2.大夏大学有着“师生合作”的传统。大夏大学的成立别具一格，她是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创办的。1924年5月，厦门大学学生为争取民主，向校方提出改革校务的要求，学校当局由于处理不当，不仅开除了带头学生，还解聘支持学生的4名教授，这一举措引起厦门大学师生的强烈不满。1924年6月1日，厦门大学教职员工召开特别会议，质问学校当局开除学生与解聘教师的理由，但学校当局公然指使殴打集会学生，激起师生义愤，329名学生宣布集体离校，一些教授愤而提出辞职。其后，离校学生推举14人组成代表团赴上海成立离校学生团总部，并请求已脱离厦大的教授在上海筹组新校。1924年7月7曰，欧元怀等9名去职教授及学生代表团14人，在上海设立大夏大学筹备处，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开学。大夏大学成立之后，遂将“师生合作”作为学校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6]所谓的“师生合作”，是“群策群力之意，对大夏校舍迁建、募捐、学校管理等事项，必须全校师生，一心一意，共同工作，努力应付”[7]。创办之初的大夏大学，在学校的管理与建设方面，一直秉持这一理念，使得该校走出了创办初期的艰难岁月。随着大夏大学状况好转，如何在教学与生活中深入贯彻“师生合作”，推动学校教学水平与办学质量的提升，大夏大学也需要寻找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此时西方导师制的核心内容与大夏大学的“师生合作”的办学思想可谓不谋而合。

3.大夏大学教职员工的推动。大夏大学创办初期，集结了一大批留学欧美的教职员工，如在1929年的教职员工统计中，大夏大学有专任教师56人，其中44人留学海外，且多数留学欧美著名大学。[8]这些留学欧美大学的教师，耳濡目染欧美高校导师制给学生成长带来的益处，也有感于国内大学教学中的诸多弊端，当他们受聘大夏大学后，积极参入到学校的教学改革中来。其中，欧元怀与鲁继曾二人可谓用力最甚。欧元怀为大夏大学的副校长，鲁继曾则为大夏大学的教务长，他们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教育，面对当时大学教学中师生关系的淡漠，认识到西方的导师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上述弊端。如欧元怀将导师制与中国传统书院方法相结合，认为：“作者生长中国，留学西洋，书院制盛行于中国古时，学校制采用自西洋近代，清末因有见及于科举制流弊，学校遂代之而兴，而今学校制度亦弊端百出，又将采用何法，以补救之耶？作者惄焉忧之，盖费一日于此矣！再四思维，以为除改善师资，充实课程外，惟有实行导师制可以纠正之。”[9]鲁继曾则在研究英美德法大学导师制特点的基础上，认识到：“今日在全美国试行之制此大学，不下百所，而成绩皆甚可观。故康乃基金会之报告盛称美国大学此种运动为今日美国对于世界教育三大独创之贡献之一。是以吾国各大学应乘时之推移，急起直追，试行适合吾国国情民性质导师制，而切不可固步自封，坐失良机，则吾国之危亡。”[10]大夏大学导师制在欧、曾二人的鼓吹下，学校其他教职员工也积极参与导师制的引入与推介工作，加快了导师制落户大夏大学。

此外，大夏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相比于当时的公立大学，在学校办学政策选取上有较大的自由，这也是大夏大学实施导师制的缘由。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我国大学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弊端是大夏大学举办导师制的外部条件，而该校私立学校性质以及“师生合作”的办学思想，为导师制的实施提供了现实基础。一批留学欧美的教职员工对导师制摇旗呐喊，则成为该校实施导师制的有力保障。正是这些条件的存在，推动大夏大学实施导师制，也为日后导师制实施的效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的经过

1929年4月，在经过前期的准备之后，大夏大学开始着手实施导师制。首先确定了教务处为导师制的主管机关，选择文、理、教、商各科四年级及高师科二年级学生为试行对象，由校务会议聘定21人为导师，教务处按照学生的科别、系别、籍贯等项分配导师，规定每位导师以10人为限，该学期共有177名学生接受导师制。随后，教务处公布了导师制指导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的身心、修养、家庭、婚姻、时事、毕业后职业选择等方面；指导方法为茶话会、聚餐会、游园会、郊游会等数种。在施行之前，为了让每位导师与学生详细了解导师制的相关内容及注意事项，大夏大学召开导师见面会。至此，大夏大学导师制正式进入实施阶段。[11]

大夏大学导师制自实施之后，学生反响甚大，报名人数极其踊跃。1930年3月，学校开始扩大导师制实施范围，将各科三年级学生纳入其中，并增加导师名额与每位导师的指导人数，该年聘请33名导师，规定每人指导学生数不超过12人。为照顾师生双方的意愿，大夏大学也改之前的单向分配为双向选择。另外，大夏大学考虑到导师制的课外指导性质，将之前由教务处管理改由群育委员会管理。[12]但实施不久，大夏大学又发现“大学四年级及高师二年级学生行将毕业，出而应世，大学一年级学生多系新来，须待指导之处甚多”[13]，为了保证导师制实施效果，决定改变原来大学三、四年级及高师二年级配备导师的计划，在一、四年级及高师二年级实施导师制。

1934年10月，在总结5年施行经验的基础上，大夏大学正式颁布导师制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实施导师制的宗旨为“增进教育效能，并使学生于功课之外，得到学问上及生活上之指导”，以“实现教导合一、切实考察个性、指导学术研究、辅助解决人生问题”为其实施的主要原则。[14]导师的选择主要由“校长在本校教员中聘请”，“遵行德才为标准”，并于“每学期始末，开全体导师会议各一次，报告指导方针及其经过情形，并提出應行讨论之问题，必要时得开全体导师临时会议”[15]。在导师的任职时间上，即学生自入校起至毕业止，始终在该导师指导之下。在指导方法上，以不背训育为准则，由导师自由酌定，或每周约定各生团体或个别谈话，或由学生随时提出问题请教导师。1934年12月，大夏大学导师制扩充至每个学生，规定所有学员及师专科全体学生，依其所习之主辅系学科，由校长聘请导师33人分别担任，使学生于功课外，得到学问修养、职业及生活各项问题之指导。[16]

随着导师制扩充至全校每一个学生，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大夏大学吸收导师与学生的意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是减少导师的教学工作量，提高导师的待遇。针对“教授待遇微薄，保障毫无，实难以发展其才能，且各教授每周授课恒逾十五小时，为导师者，其有几许之心力，可为导师事务而尽瘁乎”的问题[17]，大夏大学自1935年开始减少导师的教学工作量，同时也增加承担导师制任务教师的额外薪酬，全力保障导师制的实施。二是明确规定以学系为单位，增强指导的针对性。大夏大学由于学生增多，无法满足按照学系选择导师这一目标，跨系、跨专业选导师大量存在，这就导致学生所学非导师所专，指导缺少针对性。“学术之领域广大，非一人精力时间所能尽治，自近世科学发达以后，各学问部门愈分愈细，为学者仅能择一而治。”[18]对此，大夏大学开始调整导师制的实施范畴，改以学系为单位，在学系范围内实施导师制。三是加强对教师道德水平的要求与人文关怀。由于民国教师流动频繁，大夏大学每学期都需要增补导师。为了保障导师的道德水平，大夏大学要求导师：“以节操重于性命与金钱，故虽生命牺牲，亦所不惜，此种高尚品格之表现，允足为吾辈所准绳。”[19]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在聘任导师之后，每次都在寓所宴请诸位导师，十分重视导师的道德水准与人文关怀。[20]

1937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夏大学主体搬迁至贵阳，借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复校，直到12月新老学生才开学。1938年3月，大夏大学继续施行导师制，由王伯群聘请鲁继曾、吴泽霖、邵家麟等30人为导师，并于21日在贵阳市同乐社召开第一次全体导师会议。[21]旋即，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纲要》中指出：“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知识而忽于德育指导，及免除师生关系之日见疏远而渐趋于商业化起见，特参酌我国师儒训导旧制及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办法，规定导师制，令中等以上学校遵行。”然而其中“导师对于学生之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施以严密之训导”，“学生在校或出校后在学问或事业方面其行为不检、思想不正如系出于导师之训导无方，原任导师应同负责任，则由学校除名”等条例带有很明显思想控制的意味[22]，与大夏大学之前实施的导师制相悖，但迫于教育部的压力，大夏大学进行了选择性的吸收，并对导师制条例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如将之前的导师制由群育部改为训育部管理，增加“导师平时除以身作则外，并须体察学生之个性，随时予以切实之训导”，还增加“导师对于组中学生家庭应作密切之联络，其家庭如不在学校所在地者应通函征询意见以作训导之参考”[23]。但对于教育部过度加强教师与学生思想上的控制条款，大夏大学则仍旧按照之前的导师制相关政策实施。

抗战期间，大夏大学每学期依旧实施导师制，但受外部环境、师资流动频繁、学生的生源减少、经费的掣肘以及教育部对导师制的干涉等方面的影响，导师制实施已很难达到之前的效果。然而大夏大学仍然坚持最初设计的导师制本义，重视对导师德才方面的要求，关注学生各方面的发展。直至1946年9月，大夏大学忙于回迁事宜，而此时内战的爆发，社会动荡不安，物价急剧上涨，教育部经费时常拖欠，学校的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大夏大学停止了导师制。至此，大夏大学实施了近20年的导师制就此结束。

三、大夏大学导师制的特点分析

在近20年实施过程中，面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积极推进训育的情形，大夏大学以私立大学的身份实施导师制，不仅建立起了一套管理制度与实施方案，而且在实施效果上也取得不俗的成绩。总结其实施的特点与成功的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宏观上看，大夏大学导师制是一个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首先，在制度的设计上，大夏大学在国内没有可借鉴蓝本的基础上，倡导实践导师制，在最初几年，反复调试与总结，直到1934年才正式颁布导师制各种条例。而在实施一段时间，当导师制出现问题后，大夏大学又随时对导师制条例中的条款进行完善。1938年，大夏大学根据教育部的要求以及本校发展的特点，对导师制再次进行了调整，并制定了新的导师制施行细则。总之，大夏大学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内部与外界的诸多因素改革导师制。其次，在导师选聘上，为了保障导师制更好地实施，大夏大学十分重视导师的选择，基本上每一学期都聘请导师，目的是根据导师的指导情况，选择优秀的教师作为学生指导老师，这也由此保障了导师的入口关。再次，在实施范围上，大夏大学往往根据学生的需要及实施效果，安排最需要指导的年级与学生进入到导师制中来，选择最优秀的老师指导最需要指导的学生，实行的是一种宁缺毋滥的指导模式。最后，在导师制的认识上，大夏大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在导师制实施之始，大夏大学教师就发表了《欧美大学之导师制》《哈佛大学的总考和导师制的沿革》《导师制之研究》《导师制为今要图》等文章，为导师制的实施摇旗呐喊。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大夏大学师生们又进行积极反思，发表了《今后本校应如何推行导师制》《由导师制联想到的感想》《如何受导师制之实效》等，进一步完善导师制。

第二，从中观上看，导师制的成功离不开校长的大力支持。民国时期，导师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能否得到实施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学校校长的支持起着关键性作用。王伯群作为大夏大学的坚定擘画者，积极倡导“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的精神与“师生合作”的办学理念，广筹经费，延聘名师，购地筑校，经过短短数年，即实现了超常规模的发展，一跃成为当时学生争相报考的名校。[24]而当学校内迁西南，王伯群校长高瞻远瞩，提出因地制宜，加强民族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研究，积极参与西南当地的社会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在1924年至1944年治校期间，王伯群以一种实干加巧干的模式开创了民国私立大学发展的新路径。王伯群虽未参加具体的导师制制度建设，但他认识到导师制成败的关键在导师，认为“导师是指导学生怎样去做人，而做一个国难时期的国民，做一个救亡图存的国民，关键在导师”[25]。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十分重视导师的选聘以及导师的人文关怀。每一期导师的聘任，王伯群都是亲力亲为，名单确定后由其亲自致函并发放聘书。从导师的名单上可以看出，所聘都是一些知识渊博、认真负责之人。[26]在确定名单后，王伯群必会召开导师会议，这一例行的会议很少间断，由其亲自介绍导师制的重要性与具体的实施方案。会后，王伯群会在寓所宴请新聘的导师。席间，他总是拜托每位导师“认真指导，随时指示学生治学、为人方法”[27]。另外，对于导师经费的增加、导师制制度的调整，王伯群校长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王伯群对导师制的重视，大夏大学导师制一定会大打折扣。

第三，从微观上看，导师制的成功依赖导师的尽职尽责。导师可谓是导师制的重要一环，没有导师的尽职尽责，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其实施也会流于形式。大夏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自创办之初就十分重视师资方面的延揽，不仅聘用了一大批留学欧美的留学生，也聘请一些满腹经纶的大家与大师，遴选其中德才兼备的教师为导师。如前面提到的学校教务处长鲁继曾，自导师制实施之始一直作为导师，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职位与身份而消极怠工，在指导学生上，往往是放下身段，采取一种比较宽松的指导方式。学生陈伯吹的《导师制的一个晚上》中记载着他的指导情況：鲁先生采用到其寓所聚餐的方式，一行二十人。在吃饭的过程中，鲁先生要求大家依次介绍近来的学习与生活状况。在每位同学介绍后，鲁先生对此作相应的指点。席间，各成员之间也交谈甚欢。饭后，在大家要求下，鲁先生报告他的过去、求学的历史与工作的经历。[28]而一些学贯古今的大家，也积极投入到导师制中来。如国学大师陈柱尊这样实行着导师制：“陈柱尊教授于上月十五日在交通大学私寓召集导生谈话，并取出家藏古书画供诸同学赏玩，其中最名贵为宋王晋卿青绿山水真迹，宋米南行书真迹，元杨宗道临二王帖真迹，明吴小仙山水真迹……对于陈白沙中堂，以墨经旁行之法书之，尤为奇伟，陈教授谓其运笔方圆并用，清隽挺拔，实驾宋四家而上……最后陈教授拿出其早年所写隶书，及近来所书章草与诸同学观摩，并言章草当原本隶书，自张伯英后皆以隶法为之……由于时间关系，尚有其他名贵书画，未能一一尽观，陈教授允日后再行展览。当晚陈教授招待各同学晚餐，席间纵谈饮酒之乐。席终，钟已十下，诸同学告别致谢。归途中，诸同学对陈教授之宴会，皆有‘既醉于酒，复饱以德之感云。”[29]此外，大夏大学导师根据学科特点，以远足会、游园会、圆桌会等形式进行着尽职的指导，拉近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也推动着学校办学质量的提升。

第四，从本质上看，大夏大学导师制注重“引导”，而不是“训导”。大夏大学实施导师制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当时学校师生关系淡漠的现状，贯彻学校师生合作的办学理念，给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一些基本的指导，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但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正值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一党专政、实行党化教育时期。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国民党建立训育制度，起初只是在中小学施行，自1936年后，教育部要求大学开始实施训导制度，并与此时大学导师制相联系，其中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均有训育处或训导处，大学设训导长一人”，他们负责“导师之分配”，“学生之分组”，“学生思想之训导”。[30]1937年4月，大夏大学在一二年级实行训育，而在三四年级继续实施导师制[31]，其目的是将训育制度与导师制分开，从而保障导师制在人才引导上的功能。面对大学在训育方面的阳奉阴违与执行不力，1938年，国民政府要求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实施导师制，并根据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奖惩。然而，正如前面所言，国民政府颁布的导师制中规定的条款带有训育与思想钳制的特点。面对教育部的强权，一些大学实施的导师制走入歧途，一些大学的导师制被迫停止。但大夏大学根据学校的特点，在以“提高师生合作精神”为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变通，重点关注学生的生活、学习、毕业等方面的问题，注重发挥育人、育才的实际功能。[32]纵观大夏大学导师制，他始终坚持导师制的本义，提倡导师制的“导”，而不是“训”。

四、大夏大学导师制的影响及其启示

大夏大学的导师制，在校长王伯群的带领下，秉持“师生合作，共同努力”的办学理念，遵行导师制的本义，注重导师的德才选择与人文关怀，采取不同方式方法对学生的学术、学业、生活、思想进行有效地指导。在近20年的实施过程中，大夏大学一是建立起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这也使得大夏大学成为当时最早设立校友会，借助校友的力量来推动学校发展的高校之一。二是提高了学生学习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提升了学校的教学水平与办学质量，使得大夏大学成为当时私立大学的翘楚，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三是鉴于大夏大学导师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国内其他大学纷纷学习、借鉴与践行，深深影响着民国时期导师制的实施。纵观民国时期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的特点与效果，给当前我们实施的本科生导师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在制度设计上，本科生导师制应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都在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在实施过程中，不能是一个模式一刀切。我们要根据学校的特点、专业的特点、学生的特点、教师的特点进行恰当的设计，打造特色鲜明、适合本校发展的导师制。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要根据实际问题不断进行调整。只有这样，导师制才有生机与活力，长久地坚持下去。

第二，在实施范围上，本科生导师制应该有所取舍。本科生导师制容易流于形式，原因之一是盲目与缺少针对性，即没有给最需要指导的学生给予最优秀的指导。对此，本科生导师制应该有所取舍，如可以在一年级与四年级实施导师制，一年级为新生适应时期，四年级为人生的转折时期，这两个时期应该为学生准备德才兼备、经验丰富的导师进行指导，而不是现在的平均分配、缺乏针对性的导师制。

第三，在导师选聘上，本科生导师制应该注重德才选拔与人文关怀。导师的道德水平与知识储备关系到其指导的效果，本科生导师制应加强导师德才的考察，采取一种宁缺毋滥的方式把好导师的入口关。此外，导师工作也是一种良心工作，如何让这样一种良心工作转化为一种责任，制度必不可少，但对导师的人文关怀更為重要，这才能让导师们体会到导师的价值与主人翁的精神。

第四，在指导方法上，本科生导师制重点体现在“导”。大学教育包含通识教育，是对学生今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储备阶段。这一阶段，学生的学习重在知识的广度上，发现兴趣、爱好与特长，并进行必要的专业训练。因此，导师制应重在引导，即根据专业与学生特点，实施形式多样的指导，发挥学生的潜能，而不是借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去过度干预与钳制学生。

注释：

①民国时期我国大学施行的导师制，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大学教育中师生关系疏远问题，借用当时牛津、剑桥或其他欧美学校实施导师制的名，结合对我国传统书院中良好师生关系的憧憬，探索西方教育制度中国化的有效模式。

②对于当前导师制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高校导师制的一些成功经验的有效探索，而对于民国时期的导师制，我们研究的数量太少，仅有刘振宇的《论民国时期高校导师制的施行》（《高教探索》2012年第6期）、何方昱的《国家权力的侵入与大学自治的难局——以浙江大学导师制的兴衰为中心（1936-1945）》（《史林》2009年第6期）、张均兵的《国民政府大学训育（1927-1949）》（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等论文、论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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