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懿冉

摘要：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中，“身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萨义德揭示了西方强势的文化、学术建构“东方”身份的策略；斯皮瓦克发掘出“庶民”身份；霍米巴巴提出有关殖民话语的“杂糅”理论。文章将从家庭身份、女性身份及民族文化身份三个方面来浅析作品中人物尴尬的身份处境问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作者所展现的那个有着背叛和救赎、逃离和回归的阿富汗。

关键词：《追风筝的人》；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

卡勒德·胡赛尼，这个身体里流淌着阿富汗血液且又接受美式思想洗礼的作家在小说《追风筝的人》中以其细腻的手法为读者展現了在阿富汗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令人心碎的故事，使得这部以英语写作的阿富汗小说充满了缠绵纠结的情感能量。

一、家庭身份的找寻

胡赛尼在回答《大西洋月刊》的访问时说过：“这书的写作始于家庭这个概念，事实上，我的写作不断涉及的最重要主题是家庭。抛开了家庭这个线索，你几乎无法理解自己，无法理解周围的人，无法弄明白整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因为家庭是社会和文化归属感的象征，家庭的分崩离析和爱的缺失会导致人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期待借助“他者”来确立一种稳定的身份认证。

小说《追风筝的人》中的主人公阿米尔就是拥有着即使是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也掩盖不了的“焦虑”身份。在阿米尔的眼里，父亲是那个孔武有力能将柳树连根拔起的典型的阿富汗男性。拥有一个高大伟岸，被世人所称道的父亲，自己却文弱内向，这让少年的阿米尔十分“焦虑”，迫切希望能够获得父亲的认同来确立自己的身份。 在父亲的眼里，阿米尔的各种行为都是懦弱的，而一次偶然机会阿米尔得知父亲怀疑自己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由此而产生的焦虑和暴躁情绪导致了他对无辜的哈桑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而这一切无不源自阿米尔对自己家庭身份的不确定和焦虑。“不被父亲认可所产生的消沉和恐惧，却始终笼罩着他的心灵，使他所希冀的认同难以达成。”

苏联的入侵导致阿米尔跟随父亲逃离阿富汗并流亡移居美国。在美国这个社会文化的大熔炉中，阿米尔一方面学习美国语言，靠创作英文小说来谋生；另一方面，儿时所耳濡目染的穆斯林文化却在不断地撕扯着他。这种长期处于文化夹缝中的生活背后隐藏的是阿米尔无法解决的身份认同问题。赛义德说：“流亡就是无休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安定下来？而且更可悲的是，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二为一。” 最终在拉辛汗的帮助下，阿米尔踏上了返回阿富汗的路，他决定正视自己的身份。“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在救出哈桑儿子索拉博之后，阿米尔完成了自我救赎，“我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我大笑……”阿米尔的“笑”也告诉我们他终于摆脱了“焦虑”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二、女性身份的缺失

斯皮瓦克这位美籍印度裔的女性知识分子，立足于自身特殊的文化身份，对后殖民地的底层人民尤其是底层妇女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多方位的考量。她指出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处于劣势的“庶民”阶层是无法说话的，他们一直处于被压抑剥削的状态，“庶民”不能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也不被代表，她还在庶民研究中强调不能忽视女性的在场。斯皮瓦克提到，妇女在社会或者历史的延续过程中，“以女儿（姐妹）和妻子（母亲）的角色保证了父权社会的延续，即使他丧失了正常的身份。”无论是殖民时代还是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女性受剥削和压迫的状态从未改变。尤其是在阿富汗这个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身份完全是由男子来决定的，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丈夫或者父亲决定着大小事宜，女性毫无自主权可言。女性被禁止外出工作与接受教育；必须佩戴面纱，在公共场合必须穿布卡，把自己全身都遮盖起来……女性在心理和生理上受到的各种奴役和压迫导致其逐渐丧失了女性主体身份。

小说《追风筝的人》向我们展现了阿富汗女性在男权思想和宗教枷锁下作为男性的“他者”挣扎的生活画面。小说中塔赫里将军的女儿同时也是阿米尔的妻子索拉雅因为战争的入侵跟随家人来到了美国的维吉尼亚，在她18岁那年与一个阿富汗人私奔并同居了一个月，塔赫里将军知道后将她带回了家，随即周围便充斥着来自当地阿富汗人的非议。索拉雅的这种行为在阿富汗是不被允许的和不可原谅的，父亲认为索拉雅把自己一家人的尊严和清白都毁了，她将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也不会有人来向他提亲了，为此他们又举家迁到了加利福尼亚，不料索拉雅的这段往事仍然在加州的阿富汗人中流传，这无疑对索拉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伤害，仅仅因为年少时的冲动和叛逆竟让她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然而从始至终却没有人责怪那个与她一起私奔的阿富汗男人。

同样的，索拉雅的母亲雅米拉也是男权社会中丧失女性主体身份的人。作为丈夫的塔赫里将军对妻子的病痛不闻不问，当雅米拉做的饭菜不合他的口味，他会叹着气把饭菜推开，塔赫里太太只能在一旁恭顺地说“我会给你做别的”。殊不知这位低声下气的以丈夫为中心的女人曾在阿富汗一度以美妙的歌声闻名，她会唱民歌、情歌，极具唱歌天赋，但是与塔赫里将军结婚后，她屈从于家长制中丈夫的权威，她不被允许在公共场合唱歌。雅米拉听从了丈夫的命令，即使在女儿的婚礼上，作为母亲的她想要用歌声来祝福女儿也被塔赫里将军一个冰冷的眼神给噤声了。由此可见，塔赫里太太在男权社会制度下其作为女性的主体身份丧失得彻彻底底。

相对于男性庶民仅仅在一种层面上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状况，女性庶民还同时处于来自于本土的父权制压迫的更加悲惨的境地。在阿富汗，女性一直被要求遵守男权制度，她们经常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正如小说中的索拉雅和塔赫里太太那样，她们想要被尊重被平等对待的要求统统被忽视，面对这种无法改变的生存环境，她们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保持沉默。

三、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首先，要抗拒帝国主义就必须有民族主义，但紧随民族主义而来的就是对本土的本质和认同盲目崇拜……”就如小说中的最后成为塔利班头目的阿塞夫少年时曾经说过的那样“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地盘，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纯种的阿富汗人，这个塌鼻子不是.……”正是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自认为高贵的民族身份让年少的阿塞夫一伙对善良厚道的哈扎拉人哈桑犯下了不不可饶恕的罪行。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 ‘民族身份是一个 ‘形成的问题，也是一个 ‘存在的问题……”胡赛尼在小说中通过对哈扎拉人哈桑的刻画将“民族身份”这一问题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小说中的哈桑是阿米尔的仆人和玩伴，更是那个“为你，千千万萬遍”的忠心耿耿的保护者。哈桑是生活在普什图人聚居区的哈扎拉族人，属于阿富汗的少数民族，是命定低人一等的民族，根本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但是这个个头和年龄都比阿米尔小的仆人哈桑却总能在阿米尔遇到困难时挺身而出，因为这就是哈桑所认为的“友谊”，然而他的付出却并没有得到普什图家小少爷的同等回报。

小说中哈桑用忍受屈辱和放弃贞洁的代价换来了阿米尔期待许久的能够打开父亲心门的钥匙——蓝风筝，却被亲眼目睹这一幕场景的阿米尔认为哈桑只是哈扎拉人，受到凌辱没有什么不对。可见严重的种族主义已经深深占据了阿米尔的心，最终阿米尔用强加的盗窃罪名将哈桑和他的父亲阿里赶出了自己家。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阿富汗内部对待哈扎拉族一向不友好，这就导致聪明老实、纯洁隐忍的哈桑不仅无法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甚至连享受安稳生活的权利都被剥夺，在其成家后依然过着穷困和备受欺凌的日子，可就是这样，善良的哈桑仍然愿意默默守护主人空置的房子，在他的妻子莫名被塔利班殴打时，他不能挺身而出，最终凄惨地死在种族冲突的枪口下。

阿富汗内部严重的种族冲突导致可怜的哈桑即使拥有“高贵”的普什图血统也因为种族身份的卑微而不能公开。在阶级和民族观念森严的阿富汗社会中，内外交困的哈扎拉族谈何平等地位，身份认同更是无从谈起。

四、结语

小说《追风筝的人》是一部阿富汗人民的血泪控诉史，作者胡赛尼以他独特的文化身份为我们展现了书中各种人物多舛的命运以及那个有着塔利班独裁统治的山河破碎的国度，影射出关于多种文化身份缺失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是个例，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这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依然笼罩在阿富汗上空，经历过太多流血死亡的阿富汗人民并没有摆脱战争的枷锁。在第一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的教唆下，西方社会不断地向阿富汗施加压力，这也使得个人的悲剧不再局限于狭小的范围转而上升为一种难以简单消解的集体悲剧。

参考文献：

[1]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M].李继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译. 三联书店，2002.

[3]田瑶. 胡塞尼作品的身份认同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6.

[4] 韩玉洁. 从后殖民视角阐释电影《追风筝的人》[J]. 电影评介，2015.

编辑/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