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牧

摘 要：作者通过青铜贮贝器、铜鼓等器物的纹饰中古滇国女性的场景分类，分析了古滇国女性在宗教祭祀、农业生产、商品交易、歌舞娱乐等社会活动中的具体分工，探究了古滇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古滇国女性；社会分工；社会地位

古滇国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由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所建立的青铜时代古王国。从史籍和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古滇国主要分布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省中部和东部地区。其疆域大致范围在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东起石林、泸西一线，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的范围内。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达到鼎盛，西汉晚期走向衰落，东汉以后随着郡县制的扩大，古滇国最终消亡。

在长达数百年的古滇国历史过程中，古滇人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其青铜器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突出表现在其铸造的青铜器在纹饰方面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保留了众多当时的生产、生活、战争、祭祀等现实场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场景中保留了大量滇国女性的身影，这给我们探究古滇国女性社会分工及其社会地位提供了依据。

1 出土文物中的古滇国女性形象

古滇国各类器物上的人物形象主要出现在贮币器、铜鼓、青铜扣饰、房屋模型等青铜器上，其中尤以青铜贮贝器、铜鼓等青铜重器上的人物形象表现得最为直观、明显。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古滇国女性在发式和服饰上表现出不同于男性的外在特征（图1、图2）。在发式方面，古滇国主要为“魋结”，即椎髻。椎髻就是将头发结成椎形的髻，实际上古滇国女性椎髻的结发形式比较复杂，常见的有银锭髻、鞍形髻、盘髻、螺髻和辫发等。据张增祺先生《滇国与滇文化》中记载的石寨山人物形象表现得比较清楚的12件青铜器来看：银锭髻最多，约占67.3%；鞍形髻次之，约占12.4%；盘髻再次之，约占10.4%；辫发约8%；余下的仅占1%[1]。据此推测，银锭髻可能是古滇国女性的主要发式。

从服饰上来看，古滇国女性一般着对襟长衫，长至股膝间，一般无裤或仅着短裤。对襟两侧多有边饰，表面多有纵向条纹。也有着贯头衣者，但均为赤脚，基本不见有穿鞋者[2]。其他方面，如發饰、耳饰、项饰、臂饰等，一般男女通用，细节方面在出土的人物形象上差别不甚明显。

2 古滇国女性形象所在场景分类

从贮贝器、铜鼓等系列青铜器上的一些纹饰来看，有古滇国女性形象所在的场景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2.1 宗教祭祀活动

古滇国祭祀活动繁多，从崇拜对象来看，有农神崇拜、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和生殖崇拜等。从祭祀仪式来看，有剽牛祭祀、杀人祭祀和舞乐祭祀等[3]。在这些祭祀场景中，女性不仅占了很大比重，而且地位非凡。如晋宁石寨山M20出土的杀人祭铜鼓贮贝器（图3），共有32个人物，女性占了半数以上。其中最显著的是一名衣着华丽的贵族妇女，乘坐在两人抬的肩舆之上，前有一女性跪地，正向舆内的贵妇人打躬行礼。据专家考证，此贮贝器上的场景展示的是一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活动，而主祭人正是舆上的贵妇人。无独有偶，在晋宁石寨山M1出土的杀人祭铜柱场面贮贝器[4]（图4）、江川李家山M69出土的播种场面铜鼓形贮贝器[5]（图5）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其中的贵族妇人都衣着华丽、神情高傲，坐在四人抬的肩舆之上，她们无疑也是祭祀活动的主祭人。这些祭祀仪式的主祭人均为贵族妇女，而在祭祀活动中，女性也多有参与，并且在祭祀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寨山M12出土的诅盟场面贮贝器（图6），据易学钟先生考释，该场面中就有男女纠纷、女性执刑的情景[6]。

2.2 社会生产活动

古滇国青铜器上表现社会生产活动的内容也极为丰富，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作的场景也极为普遍。前面提到的江川李家山M69出土的播种场面铜鼓形贮贝器，可能表现的是农业相关的祭祀仪式，刻画了乘坐肩舆的贵族妇女带领一群人携带农具、种子前往参加劳作的场景。晋宁石寨山M12出土的籍田、宴乐纹铜鼓[7]（图7）也表现类似的社会生产活动场景。在铜鼓的面、胸、腰的位置刻有大量的纹饰，其中腰部位置就刻画有籍田的场景：两组衣着华丽的贵族妇女坐在四人抬的肩舆之上，一群人携带农具、种子有序地走在贵族的肩舆之后。在队伍之中携带农具、种子的均为女性。石寨山M12还出土了1件刻有放牧、上仓纹饰的贮贝器（图8）。在这件贮贝器表现的上仓场景中，人物均为女性；而在这件器物表现的放牧场景中，人物则均为男性。

再如晋宁石寨山M1出土的纺织场面贮贝器（图9），盖上铸有18个人物。其中最显著的是一鎏金妇女，体量最大，周围有3名侍女服侍，显然地位尊贵。外围发式不同的8人在她面前围成一圈，正在进行着分工明确的纺织工作。刻画了类似场景的还有江川李家山M69出土的纺织场面贮贝器（图10），中间一鎏金贵族妇女高坐在铜鼓之上，身后有1撑伞侍女，周围8人均为女性且各自分工明确[8]。

2.3 交换贸易活动

古滇国商品贸易活动既有内部交易，也有对外贸易。在青铜上主要表现的是内部交易，这些内部交易场景主要出现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如晋宁石寨山M12出土的诅盟场面贮贝器，其表现的虽然是祭祀场面，但从参加人员的形态和所持物来看，是在利用宗教集会进行物品交易[9]。在交易场景中，交易者多数为女性。再如晋宁石寨山M1出土的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虽然也是表现宗教祭祀情景，但是也有类似利用宗教集会进行物品交易的情形，而在交易活动中，绝大多数参加者为女性。

2.4 歌舞娱乐活动

在古滇国青铜器上，表现歌舞类的场景也极多，男女人物皆有。晋宁石寨山M17出土的四人乐舞铜俑[10]（图11），人物均为女性。其中1人吹曲管葫芦笙，边吹边跳，其余3人作舞蹈状。4人皆梳银锭髻，衣着华美，后襟较长，跣足。类似的四人乐舞在江川李家山墓地也有发现。另外，在古滇国地区很常见的是一种圆圈舞蹈，在这类舞蹈中，女性形象最为常见。在石寨山M12出土的籍田、宴乐纹铜鼓[11]的鼓面上就有两圈人物作圆圈舞（图12）。在这类圆圈舞中，起舞者多为女性，有徒手的，也有手拿器具的。这类舞蹈不仅出现在铜鼓鼓面、铜锣锣面，还以圆雕的形式出现在圆形青铜扣饰上。在古滇国出土的青铜器中表现舞蹈场景的还有很多，舞蹈的种类也五花八门，参加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很多舞蹈的形式似乎跟宗教有一定的关系。

2.5 其他活动

除上述场景之外，在出土的古滇国时代的青铜扣饰和青铜房屋模型上有一些表现生产生活、家庭活动的场景，其中也有一些女性图像出现，如男女媾和的图像[12]（图13）。另外，古滇国女性形象通常还以单个形式出现在其他器物上，如青铜杖首上的滇国女性形象（图14）、女性执伞俑、木祖等，都以圆雕形式单个出现。另外，在石寨山M6中出土了1件鎏金女骑士青铜扣饰[13]（图15），其中女骑士着高领长衫，一手控缰，一手高扬作投掷兵器状，场面极具张力。女骑士形象十分罕见，目前只见到这一例。

3 古滇国女性社会分工及地位分析

从出土的古滇国时期的女性形象来看，古滇国女性在众多社会领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古滇国女性从事的活动有宗教祭祀、农业生产、商品交易、歌舞娱乐等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女性的参与度极高，尤其是宗教祭祀活动，基本上主祭人均为贵族女性，而在宗教活动现场服务者也多为女性。可以想象，古滇国宗教祭祀的特权应该是被少数女性所把控。而从当时社会的发展程度而言，宗教特权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这点从出土的器物上众多的宗教活动场景中可以看出。因此，古滇国女性群体中掌握宗教特权的那部分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极高的。而在当时，宗教神权和政治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部分人极有可能掌控政治，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另外，在石寨山M12出土的诅盟场面贮贝器上出现的妇女执刑场景[14]，也说明女性在政治或法律地位上拥有不亚于男性的权利。

从经济角度来看，古滇国社会分工明确。在日常事务中，古滇国女性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贸易交换工作，而在战争、狩猎等场景中却很少见到女性身影。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可见古代滇国是以农业为主体的民族，而从青铜器上的社会生产系列场景来看，古滇国女性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还是手工业生产的主体。一系列的贸易交换场景更加表明，古滇国女性在家庭事务中拥有对物品的支配权，可以将家庭内部的剩余物品用来交易。所以，古滇国女性在社会内部拥有較高的经济地位。

从考古发掘发现的墓葬情况来看，古滇国两性墓葬在陪葬品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但是在数量和质量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另外，作为国之重器的贮贝器、铜鼓等器物上大量出现女性身影，也是当时女性社会地位较高的一个重要体现。

从歌舞娱乐和社会生活来看，古滇国女性的身影也十分活跃，在很多场景中她们与男性共处，场面和谐自然，并无明显的尊卑差别。

综上所述，古滇国女性社会分工较为明确。有些女性因为特定的分工而在社会上拥有极高的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相应的也拥有较为崇高的社会地位。

4 影响古滇国女性社会分工及地位的几个因素

古滇国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中原地区相比，在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独特性。在古滇国兴盛发展的同一时期，中原文明已经开始迈入铁器时代，并在此基础上，中原文明开始进入高度统一的集权制王朝。就女性地位而言，早在夏商周时代，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父系家长制的政治体制，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男性。而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对女性的人身、道德束缚更趋明显。而在汉代，自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上升成为正统哲学，强调“三纲五常”。西汉晚期刘向编纂的《列女传》、东汉班超《女诫》等对女性道德言行提出规范，对女性的约束显而易见。相对而言，古滇国女性在社会传统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礼制束缚。因此，较之中原地区，西南边陲的古滇国女性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相应的其整体社会地位也要高于同期的中原女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古滇国保留了大量母系氏族社会残余，女性在社会事务中保留较多话语权。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古滇国建立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社会形态来看，古滇国保留了大量母系氏族社会形态的残余：女性是祭祀活动的主祭人，一些宗教祭祀活动在祭祀仪式上依旧保持原始特征，在一些社会生产专业领域女性拥有专利权等。再有，从古滇国的一些墓葬来看，氏族成员的公共墓地大量保留，基本上都是男、女单身葬，合葬墓很少发现。可见古滇国确实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15]，而女性在氏族组织内部拥有不弱于男性的话语权。

②“酋邦”制度下的古滇国，奴隶主要来源于外部，主体民族虽然存在分化，但是整体地位较高。童恩正先生结合考古资料、历史记载和民族志等材料综合考察，提出古滇国处于“酋邦”制度阶段[16]。“酋邦”制度下的古滇国以血缘为纽带，社会内部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分化，但是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古滇国的下层民众并没有沦落为上层的奴隶，他们依旧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身份。而古滇国奴隶的主要是通过战争途径劫掠周边民族而来，这在古滇国出土青铜器上的系列战争、祭祀类场景也可以看到，如昆明族的辫发妇女被劫掠、昆明人被献祭的场景。

③优越的农业生产环境对古滇国女性社会分工起到一定的固化作用。古滇国中心之所在是云南地区气候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四季如春，湖泊众多且降雨充分，十分适宜植物生长。丰富的植物资源使得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分工中，女性一直是采集的主体。较之男性而言，她们对植物的特征和习性更为了解。这一群体将植物的知识代代相传，顺理成章。在种植业兴起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她们依旧是种植业的主力，而且也保留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云南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宜农业生产，再加上青铜时代青铜生产工具的大量应用，使古滇国女性得以一直保持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1][2][3][12][15]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

[4][7][8][9][10][11][13]云南省博物馆.滇国寻踪：青铜铸成的史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6][14]易学钟.晋宁石寨山12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J].考古学报，1987（4）.

[16]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J].中华文化论坛，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