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春

摘 要：佛经是构成张掖大佛寺佛教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传承和中转作用。张掖大佛寺馆藏佛经法度严谨、内容繁多，清晰地反映了张掖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大佛寺佛教文化；佛经；历史脉络

佛教自东汉时期由西域传入中国以后，因佛教经书的翻译、抄写和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为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珍贵资料。张掖作为西域走向中原的咽喉通道，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中起到了传承和中转作用，张掖大佛寺正是这条咽喉通道的中枢寺院，而佛经则是构成张掖大佛寺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掖大佛寺现存佛经7000余卷，从历史年代及保存状况来分，最早有唐咸亨元年佛经，最晚的是清代手抄佛经，包括大藏经、金经、姑苏坊刻本佛经、官版佛曲、墨书手抄等五大类，另有西夏至清代的一些藏文写经和经册等。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始于东汉时期，但真正繁荣兴盛则始于五凉。北凉时期的张掖处在中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卢水胡人的首领沮渠蒙逊建立北凉政权，都城就在张掖。沮渠蒙逊尊崇佛教，佛教及佛学在张掖逐渐兴盛，其表现就在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和翻译佛经方面。从沮渠蒙逊建都张掖开始到北凉灭亡，先后在张掖和姑臧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约公元411年，昙无谶至北凉弘扬佛法，他给张掖高僧法净初传菩萨戒法后，法净开坛弘法，一时张掖境内僧徒云集。421年，昙无谶译出《大般涅槃经》，迅速流传于北方，作为大乘五大部经典之一。涅槃学说盛极一时，涅槃宗也由此形成。张掖大佛寺现藏《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本《大般涅槃经》、姑苏坊刻本《大般涅槃经》、金书五大部《大般涅槃经》、墨书补造《大般涅槃经》等几种版本。

隋唐时期是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统治者鼓励中西经济、宗教、文化交流，使亚欧大陆桥得以开通。西域佛徒屡屡东游，中土僧众纷纷西行，都以河西为乐土。佛教文化的盛行和印刷技术的不发达，加速催生了写经、抄经等活动的发生。处在丝绸之路上的张掖佛教文化是独领风骚的，盛唐时期的写经就充分展示了其佛教文化的风采。

《妙法莲花经》 张掖大佛寺现藏唐代卷轴装墨书写经《妙法莲花经》，时代为咸亨元年（670），宽48.5厘米，总长8.06米（图1）。此卷笔法谨严，行气贯通，通篇浑然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甘州回鹘占据河西后，以密宗为主的藏传佛教很快遍及河西。公元1208年甘州被元昊袭破，回鹘可汗自焚。西夏统治期间，曾派遣使到西藏，邀请高僧带佛经、佛像传教演法。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和噶举派在河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酒泉、张掖、武威佛教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张掖大佛寺作为藏传佛教的中枢寺院之一，所用佛经多以藏文经为主。明代以后藏传佛教逐渐弱势，珍贵的金字（藏文）写经一部分流入西藏地区，一部分则作为法宝成为大佛寺的装脏品。

藏文写经 张掖大佛寺目前保存的藏文经卷共400多卷（页），包括金银粉藏文经和宣纸墨印藏文经两种（图2、图3）。内容以《无量寿大乘经》《金刚经》《大日经》等为主。金银粉藏文经长45～59厘米，宽23～34厘米，每页5行，每行约20字（图2）。经文用泥金或泥银书写，字迹醒目；佛像画面以白、红、绿三种基本色调描绘，并加入海螺粉和香料，经久不褪色。尊像端庄祥和、典雅秀丽，书写艺术功底深厚。藏文写经早期多用贝叶抄写，后逐渐采用藏纸抄写。目前通常所见多为纸质。宣纸墨印藏文经长65～73厘米，宽15～24厘米，画心长53～65厘米，每页4～6行，每行约50字，首尾完整（图3），共70页。

西藏阿里古格王国藏文经 蓝色绀青纸为本，金泥书写（图4）。长50.7～46.8厘米，宽43.8～46.8厘米，画心长13.9～15厘米，画心宽9～9.5厘米。每页分作4～6行，天头空3厘米，地格空3.5厘米。所书内容皆为佛教典籍，有《大方等大集经》《般若心经》《能断金刚经》《圣大解脱经》等。

明清时期的佛教在张掖的发展更是规模空前，佛教文化逐渐汉化。明朝廷于京师设僧录司，掌天下佛教事宜，并在省置僧纲司、州置僧正司、县置僧会司，分别管理教事。张掖作为甘肃镇镇址所在地，僧纲司就设于此。这一时期，明王朝在张掖敕建、扩建、修缮了多处佛寺。正统五年（1440），专供颁赐各名山大刹的《永乐北藏》在北京刻成。英宗皇帝朱祁镇将初刻初印本御赐张掖大佛寺，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法名朵尔只省巴）集地方名士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编写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简称《般若经》，共600卷，唐玄奘译（图5）。“般若波罗蜜”的含义就是“通过智慧到达彼岸”。唐代曾奉被为“镇国之典”，后世诸类大藏经也多以此经为首部，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经籍之一。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为“上以图报列圣宠赐之洪恩，下以效资宗祖栽培之厚德，更计显考昭勇将军王公、显妣吴氏太淑人，由乎善利泛慈航，登彼岸于菩提，次及己躬雪衍，尤增富寿于景运”，集地方名士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依千字文编序撰写，共计600卷。将数层宣纸复合而成，再以石青浸泡染色，最后用桐油调和燃烧后的油灯灯芯来漆面。经纸质地坚韧厚重，色泽光亮的犹如乌金一般，材质极其昂貴。经文用银泥书写，字体为端庄的赵体，书法工整秀丽，精美绝伦，凡“佛”“菩萨”“世尊”“菩萨摩柯萨”等尊谓，皆用金泥加以重描。序言通篇用金泥书写，晦涩之字注通假字以便诵读。并绘金线描曼荼罗画28幅，画面以本尊释迦牟尼坛城为中心，周围绘以十方众佛、菩萨、诸天、罗汉、神众等尊像，人物云集、场面盛大、形象逼真、线条柔美，透射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经书封皮以绫锦装帧，刺绣龙纹图案，尽现华贵。从纸张的制作、染色、漆画、书写、绘画、装帧到函套经袱的制作，共包含了最少42道工序。不仅是佛典至宝，更是难得一见的书法艺术珍宝。现缺“天”“成”“露”“珠”字卷各十卷。“宇”子卷两卷，分三十函，每函五本，每本两卷，合为十卷，保存558卷（287本）。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 又名《永乐北藏》，明正统五年（1440）英宗皇帝朱祁镇御赐。这套佛经集佛教各宗派经籍、戒律和论藏之大成，共收经1621部，6361卷，分作636函，以千字文编次自“天”至“石”。经文为秀丽的赵体，扩大版心加大字体，更显工整美观，统一蓝绢封皮，装帧典雅（图6）。每函首卷附有线条繁复、人物庞杂、场面宏大的释迦牟尼说法图一幅，每函卷尾附护法韦驮像。经卷全部采用手写汉文木雕印刷，不仅书法隽秀、刀工精美，而且图文并茂，装帧工艺高超。大佛寺所藏为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永乐北藏》，是不可多得的佛教艺术珍宝，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存6153卷。

永乐《佛曲》 张掖大佛寺保存的明代永乐《佛曲》有《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和《诸佛如来菩萨名称歌曲》大小本两种。其中大本八本，小本四本，内容完整，均为蓝绢包背装（图7）。经本以白宣为质，楷体竖排版式，内容有《御制感应序》《神僧传序》、曼荼罗画、曲牌目录名称、曲牌正文和《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后序》等。无曲谱，仅有汉字填词。曲牌目录分南曲、北曲，其中南曲122首，北曲222首，共计344首。

《大唐西域记》 又称《西域记》，玄奘述，辯机撰文。张掖大佛寺旧藏佛经《大唐西域记》，是明正统五年英宗皇帝朱祁镇御赐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中的一部，其编序在“孰”字函。清顺治五年（1648），甘州回民起义，造成大佛寺900余卷佛经失毁，后参照《北藏》原版进行补造，称为《墨书补造经》，现存《大唐西域记》是其中之一（图8）。共计1函10本（分为12卷，其中3、4同卷，7、8同卷），白宣粘接折叠而成。经文以楷体墨书手抄，每折页书5行，每行书17字。文本中留下了大量题记，为我们研究和了解古代张掖佛教信仰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金书五大部 大佛寺所藏明万历年间的金书五大部是甘州左卫僧纲司督纲如松、署寺督纲藏卜省吉号召当地佛教信众，以金书《大般若经》为范本，捐资助造。分别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图9）《金光明最胜王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参与本次活动的人达300多人，核定每卷成本用银二两，凡捐资者，署名于卷尾，流芳百世。这五大部佛经经卷正楷折装本，经文以泥金、泥银书写，其版式多有不同。《大方广佛华严经》每版25行或30行，每行15字，每5卷为一函，以“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编次，每字一函，每函首卷卷首用金银粉精绘《说法图》，且每函首卷以锦缎装帧，其余四卷以素绫装帧。五大部金经从材质到工艺均不如正统年间的金书《大般若经》精美，但内容丰富，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现存《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大般涅槃经》42卷、《金光明最胜王经》9卷、《大乘本生心地观经》8卷、《大方便广佛报恩经》7卷，共计126卷。

姑苏坊刻本佛经 姑苏五大部是明代万历年间姑苏（今苏州）城陈氏经坊的另坊本佛经，包括《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佛经题记中多见“姑苏阊门内皋桥东，中街路口……”“陈龙泉经坊印行”“经坊陈志贤”“朝南经坊陈奉泉印行”等，可知均属陈氏印行，具体位置在今天江苏苏州阊门枫桥镇的寒山寺附近。这种坊刻本佛经多数每卷卷首有经变画，内容各异，丰富多彩。经卷装帧整齐美观，书法刻工及印刷均佳，可与官版佛经媲美（图10）。尤其经变版画比官版更为多样，更加活泼，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现存《大方广佛华严经》74卷、《大般涅槃经》40卷、《金光明最胜王经》10卷、《大乘本生心地观经》8卷，共计132卷。

除以上珍贵佛经外，大佛寺还珍藏包括册页经、小本经、咒文、变文、本寺坊刻本散存经文及其他版本的经文残片等，同样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清光绪十七年熙麟金粉书经册 经册以复合纸精板制成，厚1毫米，两页折合为一册，单页长27.2厘米，宽13.8厘米，面以白宣纸、内以蓝色绀青纸装裱，四边内外用锈红色纸条勾框装饰（图11）。内用金粉工楷竖写经文，每页分作6行，每行分2～20字不等，行距间隔1厘米，天头空7.5厘米，地格空2.5厘米。此经册是晚清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十七至三十日，由御史翰林院编修熙麟书写。通篇蝇头小楷，工整严谨，字体“方正、光沼、等大”，是典型的“馆阁体”书法，庄重典雅。所书内容皆为佛教典籍，有《金刚经》《般若心经》《观世音救苦经》等十余部，由此见其虔敬礼佛之心。现存54册。

中国雕版印刷术肇始于隋唐，精于宋代，盛于明清。大佛寺旧藏佛经雕版古雅秀丽、淳朴浑厚，充分彰显了张掖明清时期雕版工匠的传统功底和独特魅力，同时也为金张掖的辉煌历史增添了更具光彩的一笔。

佛经雕版 张掖大佛寺馆藏明清两代佛经雕版共计795块，有《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童子经》《孔雀经》《药师经》等20余种。其中文字雕版753块，画像雕版24块，残版18块，刀工娴熟、功力深厚，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图12）。

张掖大佛寺馆藏佛经规矩工整、清秀隽美、法度严谨、内容繁多，不但真实反映出了张掖佛教信徒弘扬佛法、传播佛理、虔诚礼佛之心，更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表现方法和审美意趣，多角度清晰地反映了张掖佛教文化的发展脉络。既是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是宝贵的文物艺术珍品。我们更要好好珍惜、保护利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