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 刘少波

摘 要：蒋益澧乃清代湘军重要将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了湘军将帅及地方督抚曾国藩、左宗棠、劳崇光、刘典等人于咸丰、同治年间致其书信六通。该六通信稿内容主要涉及蒋益澧在广西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事、经奏受封浙江布政使并调援浙江事，内含诸多历史细节，真实地反映了该时间段内的天下大势及蒋益澧乃至整个湘军的军事动态。

关键词：蒋益澧；湘军；书信；浙江

蒋益澧，字芗泉，又作芗荃，湖南湘乡人，清代湘军重要将领。年少时曾任侠不羁，不谐于乡里，四处客游。太平军起，遂投湘军，先后从湘军将领王珍、罗泽南转战于湖南、江西、湖北。咸丰七年（1857），广西农民起义遍地蜂起，地方无力弹压，乞援于湖南。当时，湘军宿将尽出，湖南巡抚骆秉章环顾无人，遂檄蒋前往剿办。咸丰八年（1858），广西巡抚劳崇光以其剿匪得力奏留广西。直至同治元年（1862），因浙江事亟，经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统帅荐调，任浙江布政使，与湘军刘典、刘培元等将协战于浙江衢州、汤溪、富阳等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了蒋益澧书信六通，书于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元年年间，致信人为曾国藩、左宗棠、劳崇光、刘长佑、刘典等湘军将帅及地方督抚6人。该批书信是本馆1964年购自浙江省临海县，保存完好，此前未刊，且查现行已刊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等人全集，均未见收录。据信笺上加盖的“孝丰万德壹藏”印判断，应为浙江孝丰人万氏旧藏。

1 两广总督劳崇光复蒋益澧

芗泉仁弟大人左右：

日前手覆详函，交来差赍去。道路梗阻，未识何时得达。日昨至祝三①处，专丁来此携到二月十五日手书，具悉一切。下郢贼迹日益蔓延，非吾弟亲督雄师前来痛剿，难期勘定。而肇庆贼勢猖獗，郡城戒严，亦翘盼吾弟前来扫荡。至贺县贼匪，已窜至封川、德庆一带。楚省各勇在临武、蓝山一带防堵，未闻有进攻贺县之说。此时情形，自应以先办梧州、肇庆为是，而贺县可暂置为缓图。以梧、肇相提并论，又当以先办肇庆为是。缘仆兼辖两省，断无歧视，而司道等不能无畛域之分。办西省事，而需东省筹饷，司道等虽不能相违，未必十分情愿。今若从东省办起，则以后源源接济，谊不容辞矣，且肇庆肃清以后，东饷较为易筹，亦实在情形也。现已筹得两万在此一候，台斾到来即可先给。倘迟之日久，难保不又挪为他用。虽必当另筹，而临渴掘井，究竟多番事耳。梧州水师统领，自庆提军作古之后，已委阳江镇潘镇军前往接办。此人水师老手，且熟习梧州情形，必能有益。崑提军现居肇庆，与梧州相距咫尺，仍可随时兼顾也。耆中丞尚未到，仆久兼两篆，公事过繁，刻无暇晷，实觉难以支拄，且近来右臂疼痛而生硬，作字甚艰，弥形其苦耳。草草布复，即颂台祺。相见匪遥，诸容面罄。不宣。愚兄崇光顿首。三月廿五。

该信字迹较潦草②，为劳崇光给蒋益澧的复信。根据史料并结合全信内容，应写于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五日③。劳崇光，字辛陔，又作辛阶，湖南善化人。咸丰九年（1859）四月，调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九月，擢两广总督。当时广东爆发天地会起义，义军在广东发展不利后，遂转入广西，攻占浔州①，建立大成国，并以浔州为根据地，烽火遍及桂粤边界，并有向湖南发展趋势。其中，义军陈金刚部主要占据广西贺县，并蔓延广东封川、德庆一带。义军罗华观部主要活跃于广东肇庆、广西梧州下郢一带。受此影响，广东、广西道路梗阻，音信难通，官军通信几乎全靠专丁递送。为防止义军向湖南蔓延，湖南巡抚骆秉章亦派兵至湘桂边界的临武、蓝山一带防堵。面对眼下的军事形势，作为兼辖广东、广西两省的两广总督劳崇光虽自称“断无歧视”，但其手下的广东司道等人却“不能无畛域之分”，且加之广东历来富裕，广西军因饷银自筹困难故多依赖广东。为平衡各方关系，劳崇光要求蒋益澧“先办梧州、肇庆”，而缓图贺县。而蒋益澧自咸丰八年被奏留广西后，一直在广西境内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咸丰九年，其被广西学政李载熙参劾，革去广西布政使，而以道员留用至今。根据史料，蒋益澧并没有完全按照劳崇光的要求办理，而是于咸丰十年六月先肃清贺县后，再于当年十一月平定梧州下郢。

信中所提“梧州水师统领庆提军”为广西提督庆寅。据《清实录》：咸丰九年七月戊寅（初十日）“以广东高州镇总兵官庆寅，为广西提督”[1]。“阳江镇潘镇军”为阳江镇总兵潘庆。据《清实录》记载，庆寅死后，咸丰十年闰三月丁未（十三日）清廷“以甘肃肃州镇总兵官张玉良，为广西提督。未到任前，以广东阳江镇总兵官潘庆署理”[2]。潘庆为“水师老手，且熟习梧州情形”，人地两宜。“崑提军”即广东提督崑寿，为兼顾广东、广西水道交通重要城市梧州，时其居于“与梧州相距咫尺”的肇庆。“耆中丞”即时任广东巡抚耆龄。咸丰九年九月，其由江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因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人占据广州，清廷因担心督抚同驻一城，恐被挟制，遂命耆龄居于外城[3]。因此，作为总督的劳崇光不得不兼行巡抚事，因其还要与洋人打交道，故称“久兼两篆，公事过繁，刻无暇晷”。

2 广西巡抚刘长佑复蒋益澧

芗荃仁兄大人节下：

月之六日，两奉赐书，欣悉麾洪吉旋梧郡，已拟取道藤县进规浔州。胜算在胸，肤功迅奏，真全粤之庆也！惟是筹饷东邻，具费心神。在我兄固为时局起见，弟能无抱歉于怀耶？梧厘拨款，日前已商之月卿行知，委员照数拨解矣。篠籣捐项尽可照办，现在藩库并无〔饷〕②照，〔容〕将实收填好付来。小〔漢〕续解捐输银万两，真是大旱甘霖，感激不浅。岘庄已派弁前去接解，计日内定可接到矣。办捐一折，奉得廷谕，即应速咨东省。下郢续保之案，须俟月底才得办也。岘军定计由象、武与大军会取浔州，顷因勇粮不继，停驻省门，又以思恩、荔浦两处请兵甚迫，尚在筹商。然由象趋浔一举，势已不能再迟也。皖南军务近日稍松，惟江右势殊难支。涤公来书，以皖军刻难回援，如兄台能移师东下，即由弟斟酌奏明办理云云，意亦知大军之不能遽赴江皖，而祗嘱弟以斟酌具奏也。署浔州府凌牧昆、浔州协详将均，饬催驰赴麾前。地方有应办事，宜有地方官，更易呼应也。师期在即，立听捷音。率复，顺候勋安。惟心照。不备。愚弟刘长佑顿首。初七。

该信为刘长佑给蒋益澧的复信，根据史料并结合全信内容，应写于咸丰十一年（1861），确切月份难考，但应书于当年上半年。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又作印渠，湖南新宁人，湘军偏师楚勇将领。咸丰九年八月，刘长佑受命率军往援广西，堵截天京事变后四处转战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咸丰十年闰三月，擢为广西巡抚。当时大成国义军内部由于指挥和配合等原因，作战一再失利，且未能与石达开部形成联络呼应之势，最终被压缩至大成国都浔州一带。广西境内主要有两路湘军：一是刘坤一部，即信中所说“岘军”（刘坤一，字岘庄）；二是蒋益澧部，此时因肃清贺县、平下郢，以按察使记名。为平定大成国起义军，刘长佑筹划了两路会取浔州之策，即刘坤一部自北向南，定计由象州、武宣向浔州进发，但因粮食短缺加之思恩、荔浦又有警情，遂停駐不前；蒋益澧部自西向东，拟取道藤县，进逼浔州。为方便蒋熟悉情况并呼应地方，刘长佑又饬令浔州地方文武即浔州府知府凌昆、浔州协副将祥均，驰赴蒋部麾前效力。据史料，刘、蒋两部基本贯彻了刘长佑的军事部署。咸丰十一年七月，刘、蒋与广东水师李杨陞部三路会攻，下浔州府城，大成国义军首领陈开被杀。

信中所说“涤公来书”，“涤公”即曾国藩，字涤生，湘军统帅，时为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谓“皖南军务近日稍松，惟江右势殊难支”，据《曾国藩年谱》指的是当时江西乐平一带被左宗棠部肃清，使得“转运道通，皖南军气稍伸”，但江西建昌府被太平军“昼夜环攻，危如累卵”。一时间江西、湖南大震，但曾处却“无一兵可以往援”[4]。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曾国藩致信刘长佑，商调蒋益澧前去助战，但其亦知广西军情，蒋部一时难以抽身，故有斟酌具奏之说[5]。信中述及“筹饷”“梧厘”“办捐”等语，具是涉及军费筹集事。当时广西境内湘军饷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筹措：一是向邻省协济，然而广东、广西两省虽同属两广总督辖地，但毕竟不是一地，东省司道等“未必十分情愿”，故“具费心神”①；二是在物流商贸汇集的交通要道设立厘卡，收取税费以充军饷，梧州地处西江，为广西通往广东的水路要冲，故在此设立厘卡，称“梧厘”；三是办捐，地方大员向清廷户部申请空白执照，当地士绅富户捐献钱财，实收入藩库后，可获执照所填官职（一般为虚衔）。据此信可知，当时广西境内湘军军饷确不富足。信中还提及“下郢续保之案”，系指咸丰十年十一月，蒋益澧部平定梧州下郢，刘长佑曾上《梧州下郢廓清疏》[6]对主要劳勤人员开单保举。所谓“续保”，是对余下的出力人员继续进行保举，但查《刘长佑集》，未见相关内容，或未收录。

3 两江总督曾国藩致蒋益澧

芗泉贤弟大人阁下：

去腊廿六日泐布一函，计登雅照。即维宜春福介，履繶延洪，至以为颂。此间军事，北岸安庆等处如恒安谧。多军旬日内必当进攻庐州，李希帅亦拟于廿日外，由鄂启行赴皖抚新任，先来安庆一晤，旋即驻扎六安。俟庐郡克复，即当合力讨苗以图肃清皖北。南岸徽州之围，幸在防诸军六获大捷，疏通粮道。左季帅亦派刘克庵于大镛岭下获一大胜，贼遂于腊底退去，城围以解。目下，季帅驻军婺源，分防江湾、华埠一带。廷旨以季帅新授浙抚，连次催令进兵图浙。季帅亦亟思〔攻〕克遂安、开化以达于严郡。惟以人不满万之军，当数十万方张之贼，且兼顾三省数百里之地，实有难遽进兵之势。万一稍有疏虞，不惟于浙无济，即皖南、江西亦将不复可问。此中委曲情形，奏疏中未敢尽达。国藩去腊十八日，奏请台端带兵赴浙，为季帅帮手。本月十七日奉到谕旨，调补阁下浙藩实缺，除另备公牍奉达外，惟冀俯念季帅一身关系江、浙、皖三省之安危，并关系湖南桑梓之邦，即日率领雄师，起程前来广信，为季帅分一路之劳，俾得一意规取严州，台旌再由衢州两路并进，以图全浙大局，幸甚无任翘企。专泐佈臆，顺贺大喜并问台安。不备。愚兄曾国藩顿首。

根据信中“本月十七日奉到谕旨调补阁下浙藩实缺”语，查《曾国藩年谱》“（同治元年正月）十七日，公奉到协办大学士之旨……蒋益澧授浙江藩司”[7]，知该信写于同治元年正月十七日后，再结合信中“李希帅亦拟于廿日外”语，知该信应写于二十日前。再查曾氏同治元年正月日记：“（十八日）核改信稿数件。（十九日）加信四处。”[8]综上，该信最有可能写于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新授协办大学士，节制四省，驻于安徽安庆行营。而蒋益澧为新授浙江布政使（亦称“藩司”），此时仍在广西领兵。当是时，湘军曾国荃部已于咸丰十一年八月攻克安庆，遂从长江上游建瓴而下，直捣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为挽救危局，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以重兵连克浙江金华、严州、宁波等地，并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攻克浙江省城杭州。一时间，浙江烽火遍地。为配合李秀成、李世贤部作战，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亦率重兵围攻浙江入江、皖之重要门户徽州，但被在防的湘军张运桂部、朱品隆部六次击败，且左宗棠也派部将刘典（即信中“刘克庵”，刘典，字克庵）在大镛岭下获一胜仗，徽州遂解围。浙江素为膏腴之地，清廷不容有失。为扭转战局，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奏调左宗棠（即信中“季帅”，左宗棠，字季高）援浙[9]。十二月，清廷授左浙江巡抚。此时，其军驻于江西婺源，分防江湾、华埠一带，但其部“人不满万人”（实际约八千余人），却要抵挡太平军“数十万方张”之兵，且还要兼顾江西、浙江、安徽“三省数百里之地”。关系重大，为保万一，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腊月十八日，奏调蒋益澧“迅速赴浙，随同左宗棠筹办防剿”[10]。而清廷亦以左宗棠新授浙江巡抚，催令其兼程进兵图浙，但曾、左对局势已有深思，认为孤军仓猝进兵必定受困，遂决意待蒋部到后，先克遂安、开化，收复严州，再由衢州两路并进，以图浙江大局。

信中所说“讨苗”，“苗”即安徽土豪苗沛霖，其人反复无常，时投太平军，时又附清军。咸丰十一年九月，苗沛霖再次反叛清廷，联合太平军、捻军攻下皖北城市寿州并窥犯临淮、颍州。“多军”中的“多”即多隆阿，字礼堂，八旗出身，当时以荆州将军办理江北安徽事务。时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久踞安徽庐州，多部于同治元年四月击走之；“李希帅”，即李续宜，字希庵，湖南湘乡人，湘军重要将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由湖北巡抚调任安徽巡抚。同治元年正月，其接奉调旨，故“由鄂启行赴皖抚新任”，计待庐州克复，与多隆阿部“合力讨苗以图肃清皖北”。

4 前处州镇总兵刘培元致蒋益澧信

芗泉尊兄大人麾下：

月前肃布一函，计尘青睐。比闻台斾已抵星沙，想整理貔貅，可以剋期入浙。此间贼氛虽无甚精锐，而势颇蔓延。若徒恃一两路孤军前进，则后乘此支则彼绌。衢州一城，李镇军兵勇过单，仅能主守。刻下，季帅军其北，弟率所部军其南，而留防广信后路之军，亦经季帅调来会剿。日来淫雨连绵，山谿暴涨，处处阻水，尚未开仗。俟水潦消竭，即当节次前进，扫清浙水以西。尤望大斾即临，声威更振，聚歼丑类，共济时艰，企祷。衢中瘟疾大行，日毙数百计，〔死〕过三万有奇。四乡尚不知纪极，目击疮痍，实不忍观。如何，如何。专此布达，即请行安。把悟匪遥，临颖神溯。愚弟刘培元顿首。五月廿八日航头行营。

根据史料并结合全信内容，该信应写于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刘培元，字竺汀，又作竺亭，湖南长沙人，湘军将领，水师出身，原任浙江处州镇总兵。咸丰十一年，左宗棠奉命援浙，立衢州水师，疏荐其署衢州镇，募勇三千赴浙，时驻军于浙江航头行营①。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浙江全境除衢州外，已几被太平军占领。当时驻守衢州的乃前衢州鎮总兵李定太（即信中“李镇军”），其部人数仅有八千余人，且战力不佳，仅能主守以自保。同治元年五月，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部再次围攻衢州。为保此处，左宗棠命刘培元部进扎衢州南路的常山，并调原留防江西广信后路的屈蟠、王德榜两军来浙会剿，待与刘培元部会合后，进扎江山县后溪街，而其自率各军由衢州北路进剿安仁街一带。五月十二日、十五日，援浙各军多路并进，先后在云溪、里外黄、莲花等地连败太平军，衢州东南北三路肃清。但由于恰逢雨季，“淫雨连绵，山谿暴涨，处处阻水”，故双方不得不停战，直至六月初七日方才再次开仗[11]。而此时，前经左宗棠奏调来援的蒋益澧部，自同治元年四月初自广西省垣桂林起程[12]，月内即行抵湖南星沙（今长沙一带）。虽然围攻衢州的李世贤部精锐不多，但仅凭左、刘等军“孤军前进，则后乘此支则彼绌”，故刘培元亟盼蒋部早日到来，以振声威。信中还言及连日大雨带来山洪，再加之瘟疾大行，造成当地人丁大量减员，四乡满目疮痍，令人“实不忍观”。

5 浙江按察使刘典复蒋益澧

芗翁仁兄方伯大人节下：

洪山一别，寒暑迭更，敬仰之情，时萦五内。前年大纛入粤，寇氛立消，心慕雄风。爱叨旧雨，曾具芜函问候，由陶策臣兄带呈，未见赐覆。想因军务旁午，无暇酬答也。昨六月十七日，遂安行营接诵惠函，备承藻饰，窃幸贲临，伊迩榘诲，得以常聆距躍，何啻三百。比因遂安告警，师行孔急，未及奉覆。遂事方了，奉札调赴衢州，旋即开赴龙游。草草劳人，日无暇晷，阙然久不报，幸弗为意。顷大帅来营，藉悉贵部三班启行，台从已于七月二十一日由星沙发轫，计中秋后可以抵浙，军中闻之无不抃舞共庆，浙事不难勾当也！侍逆李世贤分股盘踞金华、兰谿、龙游、汤溪等城，而该逆扎住兰溪、太平祝一带，连营数十里。弟迭次进攻，虽托芘获胜，究未能扫穴歼渠。敝军刻下在龙游行营休息。俟雄师入浙，分途并进，自不难立靖狼烟，弟亦愿执鞭以随其后也。会晤在即，不尽欲宣。暑气逼人，万望珍摄。肃此，敬候台安，诸惟心照。不宣。教弟刘典顿首拜。八月初二日泐于龙游营次。

根据史料并结合全信内容，该信为刘典写给蒋益澧的复信，应写于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刘典，字克庵，湖南宁乡人。咸丰十年四月，左宗棠以候补四品京堂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新立楚军。刘典受命总司楚军营务，后带兵作战，以功累迁知州、知府。同治元年，经左宗棠保荐，刘典于五月十一日补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元年六月，衢州东南北三路肃清后，太平天国李世贤部再攻浙江遂安县。遂县告警，刘典倍道驰援，与王文瑞合击败之。七月，“奉札调赴衢州”，旋即又开赴浙江龙游县，于兰溪之油埠再败太平军，太平军退守至裘家堰等处[13]。为稳定局面，李世贤分部固守金华、兰谿、龙游、汤溪等城，而自扎于兰溪、太平、祝家一带，“连营数十里”。而此时，蒋益澧部终于分队自湖南起程，前队高连陞部于七月九日先期出发，蒋自率后队于八月初二日从湖南长沙出发①[14]，直至中秋节后的闰八月初六日全军才行抵至衢州[15]。自蒋部四月初自广西起行，至闰八月初抵达浙江衢州，两地距离约1200千米，蒋部竟花费5个月乃至更久时间。行动之缓，确属少见，以致清廷下谕责问“何以如此行走迟滞，实属迁延”[16]。其中原因：一是广东、湖南两地积欠蒋部协饷及整装银两，为此，蒋让部下十七营于同治元年四月先从广西出发，自己则亲赴广东，向两广总督劳崇光讨要，主官外出索饷，部下又行等待，去来之间，再加之蒋自粤到湘后或“又小作勾留”[17]，徒耗不少时日；二是蒋部行近浙江战区后，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行军办法，当然更不排除其在途中故意逗留观望②。

信中所谓“前年大纛入粤，寇氛立消”，指的是咸丰十年蒋与大成国义军作战，先后平贺县、梧州下郢事。因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述。信中所提“陶策臣”，宁乡人，乃刘典同乡好友，刘曾让其带信给蒋。蒋未予回信，刘猜系“军务旁午，无暇酬答”。同治元年六月十七日，刘典于遂安行营接到蒋信，但因军情紧要，“师行孔急”，未及回复。

6 浙江巡抚左宗棠复蒋益澧

芗泉仁弟大人阁下：

顷奉手书，备悉种切。寿昌贼势不厚，有高、熊两军前往，必可了事。贵部十五进驻水亭塔脚，步步为营而进，自是稳着，但军情倏息千变，有机可图，即宜图之，不必专待信函往返。兄以一路之事任之吾弟，则一切进止机宜俱可审度情形，与克庵商酌办理，兄断不为遥制也。顷老湘营来函，金华、浦江之贼，有由严州下十里过河之耗。或回援金陵，或迳窜宁国，俱未可定。能将此股急行痛剿，不致重累金陵、宁国各军，于大局庶有裨益也。手此，即问捷安。不具。兄宗棠顿首十二亥刻。

根据史料并结合全信内容，该信为左宗棠写给蒋益澧的复信，应写于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湘军重要统帅。咸丰十一年，浙江事亟，清廷诏其“兼程赴浙督办军务，提镇以下均归调遣”[18]。同治元年七八月间，自左宗棠率刘培元、王德榜等部攻伐龙游、汤溪、兰溪连获胜仗后，太平军退入城内固守，并举万余人由兰溪永昌镇前往寿昌县城驻扎，并分出一部由寿昌出上方岭。此时驻扎于遂安县城的湘军老湘营王文瑞部，探得李世贤部可能将由严州过河之信。左宗棠据此判断李世贤部“或回援金陵，或迳窜宁国”，目的乃“觅路窜皖南以赴金陵贼渠之召”[19]。故其一面密致曾国藩预防安徽之徽州、宁国，并饬王文瑞等严扼遂安；一面飞催蒋益澧迅速来浙截剿，毋令“重累金陵、宁国各军”，进而牵动整个战局。而此时，蒋益澧部应该还在前往浙江衢州的路上。据《左宗棠全集》，蒋于“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六日带所部行抵衢州，初八日单骑赴营禀到”并与左“商酌兵事”[20]。左宗棠“饬其由云溪进驻兰溪之高园，与刘典合图裘家堰、太平、祝家之贼”[21]。

《清史稿》载“蒋益澧年少戆急，曾国藩、胡林翼素不满之”[22]，在广西时亦曾被学政李载熙参劾其失机及冒饷忌攻，但却独得左宗棠赏识。左宗棠认为其“才气无双，任事勇敢”[23]。从信中措辞亦足见左宗棠对蒋益澧之信任，命蒋不必事事请示，“一切进止机宜俱可审度情形”，与刘典“商酌办理”，其断不遥制。而据后来史事，也的确证明左宗棠慧眼识英，最终蒋助左肃清浙江全境。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亲率大军赴福建追讨太平军，便由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信中所提“高”“熊”分指蒋益澧部将高连陞、熊建益。高连陞，时为记名总兵，所部三千人；熊建益，时为副将，所部亦三千人。闰八月初六，蒋益澧遣熊建益部扼上方岭，遣高连陞由梅岭往攻寿昌县城。闰八月十三日，高连陞部攻克寿昌县城。

参考文献

[1]清实录：卷二八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清实录：卷三一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清实录：卷二九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7]（清）黎庶昌，王定安等.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2017.

[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三[M].长沙：岳麓书社，2011.

[6][12]刘长佑.刘长佑集：一[M].长沙：岳麓书社，2011.

[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9][1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三[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1][14][15][16]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9.

[13]清史列传：卷五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9.

[18] 清史列传：卷五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9][20][21][2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9.

[22]清史稿：卷四百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