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经历了主题和人物关系等方面的改变。两位作者在同一爱情问题的不同处理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时代特征，从中可以看出唐、元两个朝代儒生、女子的社会地位之不同。

关键词：《莺莺传》 《西厢记》 儒生 女子 社会地位

元剧有一个特点，就是故事多取材于前代，尤其是元代爱情剧。元代爱情剧的题材与唐代传奇有着很大的渊源，如元人杂剧《曲江池》《倩女离魂》《柳毅传书》和《西厢记》分别由唐传奇《李娃传》《离魂记》《柳毅传》和《莺莺传》改编而成。这些士子爱情故事经过元杂剧的处理，与传奇有着很大的不同。比较《莺莺传》《西厢记》就可以看出在处理爱情上反映出来的唐、元时代特征及两代儒生、女子社会地位的显著不同。

一

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始于元稹的《莺莺传》，后经过赵德麟、董解元的传承与改造，元人王实甫则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适合自己时代的改造。《西厢记》对《莺莺传》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题的全面改造。《莺莺传》的主题有两重含义。从作者的主观上说，小说以张生的男性意识为中心表达男性对婚姻之外的异性的迷恋与满足，从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出发，贬损莺莺，赞颂张生。从作品的客观效果上说，作品是一部由喜到悲的爱情悲剧，肯定了莺莺对爱情的勇敢追求，抨击张生的“始乱终弃”的薄幸行为。《西厢记》根据王实甫的心理要求和时代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挑战封建婚姻制度（此前已和郑恒有婚约），对爱情坚贞不渝，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结为连理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二是人物关系的改造处理。第一，男女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莺莺传》中崔莺莺家虽“财产甚多，多奴仆”，然沿途没有众人护送，且“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可以推测他们家是商人或祖辈出身宦门但现在没落了，那么崔莺莺只能算是富家之女。《西厢记》作者采用“董西厢”的写法，莺莺成为“相国之女”，在地位上远比《莺莺传》中高。男主人公虽然仍是士子，但在《莺莺传》和《西厢记》中地位是很不同的。《莺莺传》中张生尽管是“白衣卿相”，但生在唐代，只要有真才实学，科考录取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前程美好，令人仰慕。而杂剧中张生因为生在元代，社会地位极为低下，跟相国之女莺莺比起来只能是“穷秀才”。所以从社会地位看，传奇中男子要高于女方，杂剧则正好相反。第二，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矛盾性质发生改变。《莺莺传》中莺莺与张生由相爱到分手，是张生一手造成的，不是外力施压的结果。莺莺母亲虽反对他们的结合，但她并没有什么破坏性的举动，反而“因欲就成之”。倒是张生为了功名，离开莺莺，并把自己的绝情看成是“善补过”以掩盖其势利动机和薄幸行为。《西厢记》中张生不再负心，用情专一。虽然莺莺与张生之间有矛盾，但主要矛盾不是来自内部，而是莺莺母亲出于门第观念的考虑，阻挠莺莺和张生的结合。第三，女方在作品中恋爱掌控权和主次地位上的不同。《莺莺传》中，莺莺虽然主动追求爱情，但最终处于被抛弃的地位，没有对张生的掌控权。张生因为莺莺的容貌而主动去追求，与莺莺私定终身后，有很多机会可以给莺莺合法的名分，但他并没有去弥补，反而为了自己的仕途而抛弃了她。张生能够“始乱之，终弃之”，说明掌控权是在张生手中。《西厢记》中张生见到莺莺后魂飞魄散，但不敢贸然行事，只得通过红娘来打探虚实。在莺莺通过月下联吟，写情诗约他后花园见面后，事情才有所进展，可见张生得看莺莺的脸色。莺莺一会私约一会责备，令张生无所适从。同时他还要面对老夫人的重重阻拦。老夫人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逼他赶考，让张生无力反抗。这表明掌控权是在女方手中。正因为掌控权的不同，《莺莺传》中莺莺处于“边缘”的位置，张生是“中心”位置，婚姻能否成得看张生。而《西厢记》中张生处于“边缘”，莺莺位于“中心”。婚姻成不成，得看莺莺及其母亲。

从《西厢记》对《莺莺传》的改造可以看出：同是儒生，前者的社会地位显然比后者低，考中进士后也没有唐代“白衣”儒生那样神气，连爱情婚姻都不能掌控；同是主动追求爱情的女子，社会地位上前者要高于后者，前者有主宰爱情婚姻的能力，后者遭抛弃而无能为力。

二

《西厢记》和《莺莺传》是文学作品，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但是来源于生活的文学作品始终会烙上时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生活。透过这两篇作品，我们可以发现，现实生活中，元代儒生的地位远低于唐代儒生，元代女子的地位则相对来说要高于唐代女子。

元代爱情剧多如《西厢记》一样，在宣扬士人追求爱情自由，突破地位差距而喜结良缘上基本相同。可是元代社会现实并非如此。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元代的“上厅厅首”和普通的妓女大都嫁与艺人、商人或达官贵人为妾，很少有嫁给士人的，至于高门女子更不可能嫁给穷书生。为什么在爱情剧中会出现书生都能“蟾宫折桂”、结婚姻于高门这样的情形呢？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一是朝代的异动、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观念、习俗的变更。从社会的发展来说，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顶峰。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入仕途径的大增，这为士人铺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实行有力地打击了门阀制度，为庶族士子的入仕提供了更多机会。这些激发了士子强烈的功名欲望，他们以功名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有唐一代，士人的功名心特重，即使是安史之乱后，虽有所变化，但积极入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传奇作者即使尚未高中也会如小说中读书人一样春风得意，被人羡慕。唐代也给女子的行为自由提供了一个契机。唐李氏是鲜卑化的汉人，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唐政权建立后，传承了北方的一些风俗，女子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在行为上比较不受约束。传奇中莺莺对爱情的追求应该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元朝处于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阶段，始终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社会相对黑暗。入主中原后，在思想上和措施上缺乏严密性，虽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纲常观念，但并未严格执行，相反，倒是蒙古族的乱婚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程朱理学对妇女的束缚力。因而元代女性和唐代一样有了一些行为上的“解放”，甚至在程度上超过唐代女子，《元史·列女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女生而处闺闼之中，溺情爱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范之具，由是动逾礼则，而往往自放于邪辟矣。”[1]这就是当时女子放任越礼的见证。甚至还有妇女弃夫再嫁的，如《元典章》中记载了纪秀哥不满丈夫酗酒，向其夫索要休书要求离婚。这种现象反映到了元杂剧作品中，如《柳毅传书》中作者对女主人公弃夫再嫁并没有持否定态度，反而描绘她们再嫁获得了真正的幸福。杂剧的作者是男性，这说明对于弃夫再嫁现象，男性是认同的。位雪燕也认为“终元之世，元代社会（包括妇女本身）的贞节观是比较薄弱的”[2]。可以说，《西厢记》中的莺莺敢于冲破封建婚姻制度也是元代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二是儒人的社会地位对作家心理状态的巨大影响。唐代读书人对前途充满乐观和自信，强烈的功名心使得他们在爱情和功名的关系上偏重后者，唯功名是瞻，对待爱情可以“俯视”。而唐代女子尽管在社会地位上有所提高，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始终处于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框架中，她们生活上对男人具有极大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势必会反映到爱情婚姻中来。莺莺对张生的弃她而去“不敢恨”，张生则可以对莺莺“始乱终弃”，这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传奇“以肯定的态度表现被损害一方的这种‘通达的理解，自觉的行动，不仅说明‘始乱终弃为当时社会所承认，而且也显示了作家为了维护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前程对被损害的女子的‘俯视的表现角度。”[3]（P50）有元一代，儒生在地位上已经不能与唐代的读书人同日而语了。科举的长期停考，断绝了他们的入仕出路；雪上加霜的是元代的读书人还要承担一定的徭役。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元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地方官以儒士充役。至元三十一年，临江路总管李倜因为将管辖的儒户充里正、主首户役，而被“另行追问”，并通报全省[4]。二是“世禄之胄降为编户，官吏特不喜儒，差徭必首及之”[5]。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儒士须服徭役。在那时的社会，“地方官并不把名士放在眼里。加以当时不行科举，士人‘无所售其技，顿失先前的荣华显达之路，汲汲求仕者不得不卑身厚礼四处请托，屈就形同皂隶的低职，多数人则不免沦为平民百姓而受欺凌。士人地位的空前跌落最令他们伤心不满，所以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江南流传”[6]。“儒人今世不如人”（《举案齐眉》），儒生地位的显著下跌，使他们自惭形秽，全然没有唐代读书人的信心和意气。“在元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比较接近下层的知识分子（包括杂剧作家）的心理、性格中投下了阴影，使他们产生了复杂的、与唐代士子不同的心理状态，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创作。”[7]（P49）王实甫流落为书会才人应当是这种情形。元代儒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如此的卑微，再加上元代崇尚奢侈的习气：“今日男婚女嫁、吉凶庆吊，不称各家之有无，不问门第之贵贱，例以奢侈华丽相尚”[8]，所以结高门之婚姻对于元代儒人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于是，只好在爱情剧中编织爱情与仕宦双喜临门的美梦：科场一举成名，爱情如愿以偿。这种理想化的爱情剧没有了唐人的“始乱终弃”，只有为了爱情的敢于面对、忠诚专一、信守誓言。

总之，文学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从不同作家对同一爱情故事的不同处理，我们可以看出唐、元两个朝代读书人和女子社会地位的微妙变化，不管是唐代作家还是元代作家都会通过所叙故事反映各自时代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爱情的看法。《莺莺传》反映的男尊女卑、婚姻观念、爱情悲剧，大体能在唐代现实中找到根据。《西厢记》反映的爱情与仕宦双赢，在元代带有非常明显的“理想化”色彩，这是书生穷困潦倒被人鄙薄而内心感伤、失望以至不平后产生的渴望。这同样也是元代士人真实现状的艺术反映。

注释：

[1]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位雪燕：《从<元史·列女传>析元代妇女的贞节观》，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7]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庙学典礼（卷五）·临江路差儒户充役被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陆文圭：《送黄节山序·墙东类稿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思想和政治动向》，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8]胡袛遹：《杂著·论农桑水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文迪义 贵州都匀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 55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