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主持人  张承良

黄树森的文艺批评活动，自1960年代初开始，迄今已有近六十年的时间。在这近六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黄树森文艺批评以其与时俱进的先锋性、启人感悟的思想性、力透纸背的力量感、奇崛诗意的灵动性而奠定了他在当代粤派批评中的领军者地位。著名评论家阎纲评价“你郑重地揭示了评坛半个世纪来一个秘密，林蓓之、黄薇之、司马达尽皆化身，西天路上降妖捉魔，七十二变者舍我其谁？使广东的大旗多次飘舞在国家队的前头。”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评价其“不断地表达和探测在体制转型和高速市场化进程中新文化的可能性。”林墉则认为“黄树森是‘说文化的。凡说，是有意思，有道理的。尤其文章，文风很华丽，行文清晰。难得的是他十分热爱岭南热爱广东，说的写的是对岭南、广东的情意。”

其批评如果从1961年加入《羊城晚报》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论战开始算起的话，此后大致可以分为四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时间跨度为1960年代前后至1970年代中期。1961年4月13日，《羊城晚报》开辟“文艺评论”专刊。黄树森以林蓓之笔名发表了《阶级的本质特征是否等于典型》及与肖殷、易准、曾敏之等合写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事件的个别性与艺术的典型性》等带总结性的文章，“对活跃学术气氛，延续因‘反右斗争停止了的对典型问题的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古远清，2005）。

第二阶段，1975-1990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前后的十多年，不断咬破“小孔”，敲松中国文坛极度板结的坚硬土壤。籍着鲁迅所言“从旧阵营中来，新旧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更易致敌人于死地”的优势，黄树森以犀利之笔直捣“左”记要害，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鼓与呼。

1978年广东省文艺创作座谈会召开，周扬、林默涵、夏衍、张光年都来到广东与会。会议期间，黄树森执笔的《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以南方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这是全国最早否定‘文艺黑线论的文章，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全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黄偉宗）

此后，黄树森一方面与旧的教条思想针锋相对，揭穿“左”记思维背后荒谬的真相;另一方面开疆拓土，着手引进域外文艺和推动新的文艺创造。如，1979年《作品》第4期，于中国大陆首次引进白先勇小说;1980年在《羊城晚报》上，关于“香港电视”的严加封锁和甄别分析的首次交锋;1980年在《南方日报》上，关于“恭喜发财”和“且慢‘恭喜”的首次论战;1982年在《南方日报》上批评认为深圳特区是靠走私发展起来的观点;此外，还首次引入梁羽生《白发魔女传》在《广州文艺》《花城》联合办的《南风》报连载;首次引入梁羽生武侠小说《萍踪侠影》，以及介入电视剧《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的前期批评指引，等等。

第三个阶段，1990年代的十年，黄树森文艺（文化）批评进入更为系统化的批判-建构阶段。“我的写作和编撰，如果说在1994年以前，对岭南文化的关注只是方位感的话;1994年‘经济文化时代的提出，1995年《叩问岭南》的编撰，注重的是质地感厚重感;90年代提出岭南文化新发展，1999年《流行蛊》的编撰，焦点在其潮流性。”（黄树森，2018）

第四阶段，21世纪以来，黄树森的文艺（文化）批评更加聚焦于建构性和体验性，更加注重“文艺批评可物化可操作”的实践体悟。“2006年批判岭南文化短板，编撰《广东九章》系列，关键在其文献性;2014年主编《广东地道》丛书，则是聚焦事实感体验性”（黄树森，2018）。2008年3月5日，《南方日报》全文刊载黄树森的《参事建议》—— 《不要忽略观念和文化的GDP》，成为北京“两会”一个热门话题，在全省也引起广泛关注，成为黄树森文艺（文化）批评转向实践体验性的一个突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