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

（1978年12月）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最近在广州举行了文学创作座谈会。这是一次解放思想的会，一次肃清流毒的会，一次落实措施的会。会议思想活跃，各抒己见，开得生动活泼。现在摆在全省文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文艺黑线”论，进一步解放文艺思想，发扬艺术民主，深入斗争生活，按照艺术规律，努力繁荣创作，使文学更好地发挥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战斗作用。

一

“文艺黑线专政”论被砸烂了，但“文艺黑线”论的幽灵，至今还在踯躅，很有市场。解放后十七年中，到底存在不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或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存在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的干扰破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证实谬误的唯一标准;“文艺黑线”论正是林彪、“四人帮”杜撰的诓骗妄说，是强加于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政治枷锁，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形成一条“文艺黑线”，总得有纲领，有理论;有作品，有队伍;有代表人物和代理人物。

十七年的文艺，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并没有什么别的纲领和政策;十七年的文艺领导，也是正确的领导，并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和代理人物。十七年的文艺工作确实出现过个别、局部或“左”或“右”的错误和偏差，但这不等于就是黑线。而且，这些错误和偏差，已在实践中逐步得到纠正。既然说党的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又要留一条“文艺黑线干扰破坏”的尾巴，那么，谁是这条“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呢？刘少奇吗？他和文艺部门接触极少，既没有分工管文艺，也没有由他制订、由别人执行的文艺纲领;即使有，也是红线。谁又是这条黑线的代理人呢？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吗？现在已经查明，当时把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人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诬陷。而且，是谁去贯彻那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文艺路线呢？如果说，又要贯彻正确路线，又要推行文艺黑线，那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文艺黑线的“干扰破坏”云云，实质上是否定革命文艺路线。

十七年的文艺，产生了一大批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正确地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培养和发展了一支革命文艺队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不是什么“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也不是什么“烂掉了”的黑隊伍。这一点通过前一段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已为大量确凿无疑的事实所证实。那么，“文艺黑线的干扰破坏”，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系指曾出现过个别的“毒草”作品，出现过少数的坏人吗？这种情况，就是在正确路线指导下，也是不可避免的。是指所谓“黑八论”吗？那要做具体的分析。那个“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纯属无中生有的捏造，至于有关“中间人物”等问题，则是人民内部正常的思想论争。把思想论争一律说成为路线的问题，并且划入敌我矛盾的范畴，正是林彪、“四人帮”的惯用伎俩，是出于他们簒党夺权的政治需要。

十七年的文艺，就没有受到一点干扰破坏吗？那也是有的。这就是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那个“总参谋长”，那个扼杀文艺的大刽子手。1958年策动拔银幕“白旗”;1959年把《刘志丹》诬为“反党小说”;1964年全国京剧汇演时把《北国江南》《李慧娘》《逆风千里》《早春二月》等一大批影片列为“毒草”;1965年把《海瑞罢官》宣判为替彭德怀翻案;以及鼓吹上演《马寡妇开店》《十八摸》《游龙戏凤》等色情戏，就是此人的“德政”。凡此种种，为1966年他们合伙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了舆论的准备。

现在，文艺界的政策落实还有阻力，文艺界的许多人还心存余悸，心有预悸，文艺创作还不够繁荣，文艺批评还不够活跃，“文艺黑线”论的毒化影响，不能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不推倒“文艺黑线”论，文艺的生产力就不能彻底解放，文艺创作就不能迅速繁荣;在这个问题上，决容不得半点含糊和妥协。

二

文艺上的“长官意志”，受到越来越多的议论和批评，于是有的啧有烦言，有的为之辩护。到底要不要肃清“长官意志”的影响？要不要发扬艺术民主？这是文艺部门领导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现在，某些地区和文艺单位践踏艺术民主的怪现象，有增无减。个别地方还十分严重。例如：同一本书籍，此一地开放，彼一地继续宣布为禁书;同个剧本，这个领导列为“优秀剧目”，那个领导却要打入冷宫;听到有人议论改革审查制度的意见，就给戴上“取消党的领导”的帽子，等等，都是“长官意志”在文艺领域的反映。文艺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最富于个性，最富于民主色彩，应当保证创作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评论文艺作品，评论文艺运动，都应当靠群众，靠实践。而“长官意志”脱离政治和艺术的需要，违反艺术规律，凭主观主义瞎指挥，靠行政命令强制作家按预制规范进行写作，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党对文艺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它应该反映群众的意愿，合乎客观实际，尊重艺术规律，有利于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扬艺术民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党的领导。保证作家自由创作的民主权利，保证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文艺才可能活跃和繁荣。那种把“长官意志”和党的领导混为一谈的错误看法，正是阻止文艺健康发展的一个大的思想障碍。

文艺需要切磋，思想需要砥砺。艺术上的是非问题，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只能通过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毛主席的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是为了发展自由讨论，而不是束缚和妨碍这种讨论。凭“长官意志”办事，把艺术问题、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随意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只能窒息文艺，钳制舆论，践踏民主，起相反的效果。

我们认为，要造成一个自由争论问题的民主气氛，要有批评的自由，也要有反批评的自由，保留个人意见的自由;在文艺批评面前，在讨论问题面前，人人平等，领导、专家、读者、作者，谁的意见对，就听谁的;任何人都不得随意禁封作品;要根据六条标准和现阶段的历史条件，制订“出版法”“图书管理法”，改革作品的审查、上演制度，保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艺术民主的贯彻和发扬。

三

文学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就要恢复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大胆揭示现实矛盾，大胆回答生活中群众所迫切关心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揭露“四人帮”罪恶的诗歌、小说、剧本，这批作品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伸张了革命的正义，受到人民群众普遍的欢迎。文学产生如此巨大的教育战斗作用，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但也有人由此忧心忡忡，贬之为“眼泪文学”，担心会重蹈暴露文学的覆辙。

歌颂人民，暴露敌人，这是文艺的基本任务。在现阶段，我们要着力歌颂科学和民主;歌颂四个现代化;歌颂老一辈的革命家;歌颂与“四人帮”作斗争和在“四人帮”高压下埋头苦干的新型英雄;歌颂为四个现代化英勇奋斗的先进人物。这是摆在文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要歌颂，也要批判、暴露。文学是批判的武器。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任务，在当前尤其要特别强调。这不仅因为对林彪、“四人帮”一伙丑类需要鞭笞和揭露，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还有某些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开展批评，使之完善和健全起来。要大胆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大胆揭露“四人帮”;要批判假马列主义，批判现代迷信，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奴隶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恢复文学的战斗性和现实性，为四个现代化扫清一切思想障碍。不敢揭露，不敢批判，那还要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干什么？“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又从何谈起？人民的英雄敢于抛头颅酒热血，正气凛然与“四人帮”进行英勇的斗争，谱写了气壮山河的一幕，我们有什么理由心怀余悸，举步维艰，不敢大胆为人民而创作呢？

文学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还要建立文学界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不仅在文学队伍上，共产党作家、无产阶级的作家，要同党外的作家、民主主义的作家、爱国的作家，结成联盟;而且在文学的内容上，社会主义文学不仅包括宣传共产主义的文学，一切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文学，以及中外一切进步文学，也应该成为其组成部分。在创作方法上，我们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但也不应排斥其他进步的创作方法。总之，社会主义文学，不是孤家寡人，而是有庞大的队伍和丰富的内容的。

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文艺黑线”幽灵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到人民生活的海洋中去追波逐浪，搏击泅泳，探宝求珍，不要被无穷的忧虑和种种清规戒律弄得忧心忡忡，鼠目寸光，裏足不前。

现在，我们正在学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伟大的转变，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文学艺术界的同志一定要跟上形势，鼓足干劲，繁荣创作，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一个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局面必将到来！

（这是黄树森为《南方日报》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见该报1978年12月29日）

“香港电视”是非谈

（1980年10月）

今年5、6月间，在我们某些作者手下，除了裸体画《猛士》，特别受难的，似乎要数香港电视了。对于香港电视，舜之同志曾有定谳评语，说那里面“无非是宣扬那个‘花花世界的享乐主义的商业广告，和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处世哲学之种种‘趣谈”。而那些电视剧，  “不是荒诞离奇的武侠打斗片，惊险恐怖的凶杀侦探片，就是庸俗低级的色情片”。概言之，香港电视通通是一种“心灵的癌症”。仿佛只有拿掉“鱼骨天线”，才能预防“心灵”致癌，方能使“社会风气”免于受“污染”，高度的“精神文明”才有可能建立起来似的。

最近，我有幸两次前往“某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了几晚香港电视，有两晚连午夜场也没有放过。个中因由，除了主人的盛情邀请和职业习惯而外，还想试试自己“心灵”的免疫能力。我也曾就《“香港电视”及其他》一文所述的看法，就教于那位年富力强的主人。主人说：“香港电视，有严肃的，也有胡闹的;有认识生活的启迪，也有靡靡之音的污染。刚开始看时，必至终场，而现在兴趣已经减弱，只是有选择地看看而已。我的远亲近戚，在港澳和国外的，不下七十人，但我的‘心灵仍有志于特区的建设。”主人的亲戚、一位和蔼的老人说：“香港电视新闻及时、简练、自然，其中也有揭露香港社会弊病的。”当然，主人的这番话，和舜之同志笔下那位公社书记之所述，都只能是“社会效果”的一部分，还不足以为据的。

对于香港电视的优劣功过，舜之同志只是“看了一下”，而我虽然“看了几晚”，但时间不许可，不可能有更多的涉猎，兼且学识不博不深，也不可能慧眼独具，一看便著。但就各人的所见所感，砥砺切磋，相互启迪，却应当是可以的。我以为，在我们的文艺批判以至宣传中，确乎存在一种简单、绝对、片面的偏向，话说得过死、过绝，不事分析，不留余地，读后令人迷惘、怀疑，良莠不能判然而分，是非不能霄壤而别。这是很可忧虑的。舜之同志的文章，也正存有这类弊端。

比如，在舜之同志的文章中，对那个“中间也穿插播映一些诸如儿童教育、生活知识和科学常识之类的东西”，表面看来，好像模棱两可，实际上是把这类作品列入“凡此种种”，打入一概应该排斥的所谓“精粹”之中。这是不够客观、公允的。外国的某些科学小品、生活知识小品一类的书刊、电视，可以引进、出版，可以转录转播，而独独香港电视中这类内容的作品，却只能一概否定，只能“知其‘坏在哪里”，如此的立论，这般的态度，很令人感到怪异和不解，当然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再比如，香港电视对广东粤剧院的演出，进行过实况转播;对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一些报道中，表露过某种希望祖国实现“四化”的愿望;对香港社会阴暗面作过某些指摘和抨击。这难道也是一种“心灵癌症”毒素的“侵蚀”和“污染”？不亦太简单、武断了吗？

即使是“武侠打斗”“凶杀侦探”以至“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处世哲学之种种‘趣谈”的作品，只“看了一下”，便一律处以“惊险恐怖”“荒诞离奇”“庸俗低级”之类的判决，扫荡无存，就难免要闹出“艳若桃李”必与人通奸的过于执式笑话。依我愚见，香港电视中，虽有糟粕莠草，但也不乏健康、严肃乃至优秀之作。

对于人类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应该采取分析、区别、批判、为我所用的政策，而不能采取仇视、恐惧、禁绝的政策。香港电视，一般来说也是一种文化，也应作如是观的。对反面的东西，尚不能一律封锁、禁绝，那么，对好坏参差、良莠不齐的香港电视，就更应该着眼于调查、研究、分析、辨别，扬善除恶，弹谬纠邪。不要把群众都当成“阿斗”，不要把社会主义看得那么脆弱，这是我们在议论文化问题时，须臾不可忘的。

“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一乐事也”，恰恰是道出了封建时代禁书政策的一种悲哀。虽然这种悲哀的时代已经过去，“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的流毒和影响仍在。在文化上，极易滋生。舜之同志提倡所谓施以“政令”、“严加禁止”，以及“治安当局”的“限制”之类的做法，用之于香港电视，虽然简单、干脆、鲜明，但实效如何，倒真是值得“看个究竟”的。往事昭昭，在人耳目。这方面该“汲取的教训”，不是烙痕鲜明、记忆犹新的么？还是那句老话有效：堙塞不如疏导。对于逐渐增多的“鱼骨天线”怎么办？一是改革我国目前的电视体制，借鉴香港和外国电视的某些长处，加强竞争能力，拿出思想、艺术上高质量的电视来。二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拿来”，吸取其“养料”，摒弃批判其糟粕。

（发表于《羊城晚报》1980年10月7日）

要从“数据偏好”中走出来

（2013年8月）

被誉为“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的英国年逾百岁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和他的中国伙伴王宁在《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表现在：一是只有产品，没有有影响力的品牌。科斯说：“大部分美国消费者记不起任何中国品牌，即使他们的家中已经遍布中国制造的产品。”“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海尔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二是创新乏力，没有发明产品、创新行业。有的只是“订单式”贴上外国商标的销售。不用说与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知名品牌比较，即使与韩国比较，人口只有四千八百万的韩国，它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的六分之一，拥有着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

科斯的结论是：“即使中国在21世纪像众人所预测一样，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生产力依然只能排在中游水平，如果她无法显著提高其创新能力的话。这将成为现代人类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科斯此论，读之精辟警策，足堪玩咂。

我对于经济学始于斯密“以例立论”的认识传统;对科斯及其追随者张五常、周其仁的创新品牌生产力，倡导“在场式”有“行为过程”的经济学研究;对于岭南学派（代表为郑观应、唐廷枢等）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实学”品格，都深以为然。

而我们的“经济解释能力”，存在三个偏好，亟须补补偏，救救弊。

一是习惯于“机构数据”立论，而鲜有“以例立论”。在今年省“两会”期间，大家在讨论中，凡涉江苏与广东比较，都着眼数字计算，你说GDP，我说人均;你说人均，我说税收，少有视角的“旁行斜出”。

二是痴迷于“课题形式”研究，而鄙薄“在场式”长时间卷入“行为过程”的“实学”倡导。比如东莞“莞香文化”创意，施行四年，初见成效，可望成为一个拉动千亿产业案例，而关注不足，研究滞后。

三是偏好于科技创新、工程創意，而冷落了“文化创意”。工程设计，找不到“魂”，文化创意，落不了“地”。一位知名工程设计者说：手上有很多项目，有很多地，但没有文化创意去激活。去年伦敦奥运会工程的“魂”，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韩国影视要输入中国，系借用中国文化的“魂”，如《十八岁新娘》一剧中，新娘要成为家族的接班人，其他行为可略而不计，但必须全文背诵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方为入选。

数字忽悠，创意虚脱，痴迷士地财政，抓大项目，文件击鼓传花口号花样翻新，梦想一夜蹿红，成为一些官员的傲慢要目和日常功课。李克强总理指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深中肯綮。

岭南文化的新发展、新张力，迄今为止，可说是繁星满天，不乏新月弯月，独缺具有巨大影响力、持久辐射力和超常美誉度的“十五的月亮”。

究其实，它存在五个“缺环”，或曰“短板”，此症经有年矣，有可能成为一种顽疾。

一是以金钱贴牌天下，不愿意自主创新。在广东十分流行“贴牌”“租船”“借船”文化，外边有一有前景的文化项目，比如一部可望叫响的电影、电视剧，我们投资几百万去“傍热点”，行内叫做“加棒”，认为这样就行了。“年晚煎堆，人有我有”，借别人的船，我也分个声名和政绩。长此以往，自己不造船，我们没有自己叫得响的编剧、演员、导演和制片人，这对一个一亿人口大省，是件可怕的事。江苏和广东的竞争，应涵盖文化、社会广泛软环境领域的竞争，而不仅在经济GDP的你追我赶。江苏电视《非诚勿扰》《一站到底》引起广泛注目，吸纳众多人气，成为江苏形象的一大展示平台;国家“千人计划”中，广东弱于江苏，留不住人オ。这已溢出了经济增产范畴。光有钱，难买到好的文化。而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全国货车有三分之一开往珠三角时，正是广东文化品牌风起云涌之日。

二是只偏好经济增量，忽略经济文化联姻。“经济与文化是恋爱关系，不是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恋爱中的人总是容光焕发的，恋爱中的经济文化是最强大的”，笔者不揣浅陋的这个观点，曾列2010年7月2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经济和文化，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逻辑总是隔银河相望，而无鹊桥勾连，乃至于鸡同鸭讲、对牛弹琴。有了鹊桥（文化创意），文化“四两”就拨了经济“千斤”。经济“千斤”撑住了文化“四两”的增值、辐射。201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坚持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科学，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一部分，要跟现实生活相关。

2008年以来，民间提供大坦沙《西关小姐》实景演出文化创意方案，又提供《海心沙时尚港》文化创意方案，但其实施之路艰难曲折，至今还在“叫喊”、“论证”。

三是满足于运动式的盛世狂欢，鄙夷长期性的生长沉淀。把文化当成自养小狗，喊几声就来了;把文化当作乳沟，以为挤一下就有了。不是开发新的思维来创造新的改变。运动式的搞文化，我们的能力很强，几天就可以搞出个什么节，但大都不具生长性、衍生性和裂变性，造不成大势，养不了人才，衍生不了产业，积淀不了文化。而对品牌文化的构建、塑造、再现甚至催生新经济的诞生，讳莫如深。所以民间就流行“文化已随黄鹤去，此地空余文化节”的感慨。长久的文化经营，难解官员政绩短期兑现欲望。

“以例立论”而言，邻近的广西就比我们做得好。广西《印象刘三姐》是从电影《刘三姐》平面变成3D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为广西阳朔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良好社会效应。2002年阳朔接待游客总量二百八十ー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二点四亿元。2011年旅客达九百三十五点六三万人次，比2002年增长三点三倍，实现旅游收入三十八点六亿元，比2002年增长十五倍。旅游对财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七十。该项目增加了就业，2006年阳朔全县有十万农民从事旅游业，占农业人口三分之ー。实现官员有政绩、商人有钱赚、文化人出名、当地人幸福、游客高兴的目的，达到五方共赢最大公约数。

四是热衷于“空对空”“课题形式”研究，而缺少以“案例”和场景经济“地对空”的建设发展研究。显得跛脚、不丰满、不实感。受聘参事以来，我在东莞调研七年，开初也是由课题形式，想做《东莞发展与东莞观念》的文章，文章做得很平淡，后来在编撰《东莞九章》中，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文献，按照世界惯例，含非单向指向性、统计学支持值（一定规模）和目标清断度（达到介绍、估量并发展的目的），挖掘“莞香理念”，赓续千年莞香已断绝一百六十年的历史，穿越东莞寮步“古代香市，现代香都”“中国沉香之乡”的整个“现实场景”，长时间卷入行为过程，得出一个值得信赖的结论：“莞香”一个名词的隔代相约，重新聚首，诱发了一场龙卷风，演绎为实践，蜕化为财富，每株“莞香树”成了一个“森林银行”，裂变成一个可能颇为可观的产业，成为广东经济的一个新发展极。它的影响力、辐射力已超出广东，波及云南、海南、广西各省，北纬二十三点五度以南地区及东南亚地区。“莞香”的复出，后势强劲。是岭南文化新发展一个成功的经得起检验的经济文化案例。

五是文化品牌方阵竞相失守，不成阵势，“风过不留痕”，疏于积累。举例说明：一是“羊城音乐花会”，中国最早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汇演和超市半途夭折了。而南宁的“民歌节”，改革开放岁月诞生的音乐平台，却搞得风生水起。二是陈翘的《草笠舞》《三月三》乃中国舞蹈的经典之作。杨丽萍还在跳她的《孔雀舞》，创作《云南影像》，成为中国舞蹈“永不落幕”巨星品牌，而陈翘在广东却水静鹅飞、偃旗息鼓了。三是文学杂志《花城》，在80年代，即与《收获》《十月》《当代》列为中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随笔》杂志，与《读书》并列，有“北有《读书》南有《随笔》”之说。文学理论月刊《当代文坛报》在80、90年代，发行量高达一百三十多万份，当今众多文化大家、文学俊彦如金庸、白先勇、王安忆、梁羽生等都行走过它十多年铺设的文化大道上，引领过许多至今还在街谈巷议、“众声喧哗”的全国性文化话题。现如今，广东的名刊方阵已不成阵势，瓦崩乐尽，只剩下羡慕《读者》的份了。四是广东影视的八大名旦如《公关小姐》《外来妹》《英雄无悔》《雅玛哈鱼档》《和平年代》等之后，难以为继，不再风光，只留得“加棒”《潜伏》的一分荣光。五是失之交臂《袁崇焕》。2005年，堪称京剧表演史上最强阵容联袂演出的京剧《袁崇焕》，余派当红老生于魁智、裘派花脸孟广禄、老旦名宿赵葆秀、梅派传人李胜素、叶派小生李宏图等八大艺术流派的当今京剧界十三个名角担任角色，是京剧表演史上涉及行当最全、流派最多，连武带唱的尝新尝试，被人们称为京剧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作为袁崇焕家乡的东莞和广东，与这一文化事件、文化品牌无缘相约，失之交臂，并以“广东人不喜京劇”为由，没能让袁崇焕的家乡人一睹《袁崇焕》的风采，显现出广东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不作为和缺少自觉和自信。《袁崇焕》那令人心动神驰的绝唱，都已梦里寻花昨日云烟。如今思之，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