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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风》与我的岭南文化研究

2014-02-12谭运长

粤海风 2014年1期
关键词:中心主义岭南文化海风

谭运长

《粤海风》改刊,成为文化批评类杂志,到现在已经出满100期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据我所知,《粤海风》的办刊条件并不优厚,尤其是在编辑力量方面,基本上就是主编南铁先生一个人在勉力支撑。在这样的情形下顺利出刊100期,并且在学界赢得不错的口碑,殊为不易。大概正因为编辑力量不足,无法严格地贯彻某种铁定的编辑思想、原则、方法,而只能随形就势,顺其自然,有什么稿发什么稿,却反而形成了《粤海风》颇为独特的办刊风格,就是兼收并蓄、兼容并包。在我们看到的这100期杂志里,既有政策建议,也有流行文化。既有理论思辨,也有文艺批评。在形式上,既有高头讲章,也有对话、随笔。在思想倾向上,无论左派右派,无论体制内体制外,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稿件都能受到《粤海风》的欢迎。这大概就是《粤海风》杂志为人们所喜爱的根本原因:学术无禁区,自由与开放地探索与讨论,是所谓学术性的首要前提。

由于《粤海风》是广东省的一家学术杂志,我更愿意将她的这种开放性、兼容性的办刊风格,理解为广东学人经常论及的,所谓岭南文化立场下的某种学术品格。事实上,人们总结岭南文化的特征,开放性、兼容性正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粤海风》的主编南铁先生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粤海风》的作者更加不受岭南或广东的地域所限。但是由于杂志生长在广东的文化土壤上,就必然表现出岭南文化的立场与风格。正如南铁先生这样一批在改革开放以后从外省来到广东工作与生活的文化人,同样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岭南文化的立场与风格一样。只不过,在新的力量加入以后,所谓岭南文化的立场与风格,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说起来,我本人也像南铁先生一样,属于改革开放后来到广东工作的“外省”文化人。据我的经验,在这里寻求某种如一位岭南文化宗师陈白沙所说的“自得”意义上的岭南文化立场,曾经是一个颇为艰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粤海风》杂志可以说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记得在《粤海风》刚刚改刊不久的1998年,我在阅读岭南文库中的一些书籍时,就岭南文化立场的有关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据此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粤海风》上,题为《关于岭南文化的几点疑问与思考》。我在文章中思考与讨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广府中心主义”。当时人们谈论岭南文化,常常提及一种“中原文化中心主义”,认为这是岭南文化长期受到歧视的根本原因。我提出,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在岭南文化内部也同样存在,就是广府中心主义。第二个问题,我谈到清代中晚期一位岭南思想家朱次琦(朱九江)的思想,他被称为“后朱子”,从朱熹的理学,发展出所谓“实学”思想,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与明代陈白沙、王阳明那种高谈性命的“心学”路向针锋相对。陈白沙被认为是岭南文化的宗师,从朱次琦思想与陈白沙的迥然不同,可以看到所谓岭南文化构成的复杂性。第三个问题直接讨论岭南文化立场,从屈大均《广东新语》“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乎广东之外者”出发,认为所谓岭南文化立场,自然是岭南的,而必得超越某种狭隘的地方史志观念。

从最初在《粤海风》杂志上思考与讨论岭南文化,到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粤海风》杂志已经出刊100期。而我本人有关岭南文化的思考与讨论,也有了更多的内容。在这些年里,我曾与刘斯奋先生合作,写过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清晖园》,其中就岭南园林文化与北方园林与江南园林的讨论,正是遵循了一个“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乎广东之外者”的态度。去年,我又完成了一部四十余万字的著作《天民——陈白沙传》,就这位岭南文化宗师的生平与思想发言。刘斯奋先生曾经感叹:岭南文化最热心的研究者,往往都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这个江西人,竟俨然是个岭南文化专家了。”

我当然不敢自认为岭南文化专家。但从当年在《粤海风》上发表零碎杂乱及很不成熟的疑问与思考,到现在敢去写几十万字的专著,至少在勇气上看,是有了一些进步了。正如《粤海风》改刊,已经从第1期出到了第100期一样。我的岭南文化学术研究之路,可以说是与这家杂志共同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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