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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2017年的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全年出版学术著作4部半，发表论文200余篇。本文从传记研究著作、传记影视研究、中国传记研究、域外传记研究四个方面对2017年传记文学研究整体概况进行述评。

传记研究著作

与2016年出版10部学术著作的成果相比，2017年的传记研究著作成果要逊色一些，仅出版4部半著作。这4部著作是：焦小婷的《非裔美国作家自传研究》（科学出版社），谢子元的《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线装书局），刘江的《自传叙事与身份隐喻——以〈富兰克林自传〉为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李岩、李杉婵的《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半部著作指刘佩伟、郭久麟主编的《用生命耕耘文学——聚焦郭久麟》（四川大学出版社），其中近一半篇幅聚焦传记文学。

《非裔美国作家自传研究》，是焦小婷教授在哈佛大学黑人文化文学研究院访学的最终成果。著者以美国黑人文学研究见长，积累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和艺术体验，十几年来一直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全书包括“绪论”和“奴隶叙事时期的自传”“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自传”“民权运动时期”“后民权时代”五章。“绪论”高屋建瓴，概述非裔作家自传的起源及其发展，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究非裔作家自传研究的特色内容，视野宏阔，理论性较强。其余四章依时序扫描两百年间黑人文学的发展脉络，并精心选取12部具有代表性的非裔美国作家的自传作品加以阐释，细致入微地解读其生存、生命和生活故事，从而揭示美国黑人作家的集体人格风貌。其中既有社会学、历史学的分析思考，又有具体的艺术分析和艺术规律的探寻。这是一部集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研究著作，一部富有著者评论个性的黑人文学史著作，又是审美意义上的非裔美国作家群体像的批评性传记和传记性批评。语言生动鲜活，笔端常带感情。如果全书在史论结合上着力更多更深一些当更好。

《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系谢子元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19万字，除“绪论”“结语”外，分为上篇“中国现代作家自传概观”和下篇“现代作家自传个案剖析”凡八章。上篇从理论上对现代作家自传进行整体观照和宏观梳理，包括发生论、动力论、特质论、关系论四个向度，涉及文学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视角新颖，有较大的理论创新。下篇选取胡适《四十自述》、郭沫若《沫若自传》、沈从文《从文自传》、萧红《呼兰河传》四部作品，微观透视与剖析，从不同侧面逼近现代作家自传艺术世界的堂奥。著者独具慧眼，将之分别命名为“过渡之作”“成熟之作”“经典之作”“特异之作”，以求获得纲举目张、吞吐全豹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该著在研究历史和现状略述的过程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书中对研究对象的某些评判也稍嫌简单化、主观化。

《自传叙事与身份隐喻——以〈富兰克林自传〉为例》，系刘江副教授旅美访学的集成之作。著者学业精进，将国外更为新颖和前沿的研究成果融合进之前的相关论述，将自传与叙事学理论融合建构从而形成新颖、独特且论据充分的观点。诚如其博士生导师许德金教授所言，刘江“将叙事研究方法结合叙述者的身份展开，并不无新意地提出富兰克林通过自传寄寓了其三重身份：即作为印刷人的职业身份，作为诗意作家的精神身份，以及作为隐喻国父的文化身份”。刘江以叙事学理论论说《富兰克林自传》这部现代自传文学的经典力作，或许某些地方有不够圆熟之处，但无疑开启了自传研究的新篇章，显示出青年学人勇攀学术高峰的志向与潜力。

《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研究》，由李岩及其弟子李杉婵博士合著，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李岩教授系研究朝鲜文学的著名专家。全书51万字，共13章，以历史朝代为轴线，对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统一新罗时期、高丽时期、朝鲜时期的相关文学体裁进行了系统而较深入的研究。著者着力挖掘朝鲜寓言拟人传记体的民族特色、思想意蕴、文化内涵、人物形象及其艺术特征，特别注重将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与中国同时期同类作品的特色予以比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用生命耕耘文学——聚焦郭久麟》，主要聚焦当代传坛不可多得的双栖型传记文学家郭久麟。郭久麟教授集传记文学作家和研究家于一身。作为作家，他写有《袁隆平传》等10部作品；作为研究家，他著有《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等3部论著。本书收录了学界对其传记作品的评论文章40篇，体现出历史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特色，值得一读。

传记影视研究

以真人真事为依托的传记影视，或许更能代表和凸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气质和文化。用传记形式拍摄的影视作品已风靡世界，赢得普遍青睐。新媒体时代的传记影视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2017年，《人民日报》《现代传记研究》《传记文学》《当代电影》《电影文学》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关于传记影视方面研究文章，主要围绕三个向度展开。

一是传记影视理论研究，涉及美学创新、叙事理念、镜像语言以及艺术表现和人文内涵开拓等方方面面。张英进《传记电影的叙事主体与客体：多层次生命写作的选择》，重在理论层面探究原型与再创、历史与再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借鉴电影改编理论、民族志纪录片研究和广义的改编理论，强调改编与再创自身的文化意义。论文新意迭出，著者提出不少有关传记电影的新思路与新问题，认为传记电影的意义不在于完全忠实于历史，而在于挑战观众和学者的成见、定见或偏见。孙萌《走进心灵史：新世纪中国传记片亟待发展的方向》，触及传记片的深层次问题，对于传记片的理论认识和创作进步无疑有着现实的启迪意义，让我们对于问题的破解与传记片的未来发展有了较为明晰的期待。针对新世纪中国传记片存在的现状与不足，著者认为传记片创作要从走进心灵史入手，专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思想律动，注重叙事视角与叙事结构的多样化，追求视觉、心理的双重冲击与艺术表达上的创新，在主题意义、精神传达、人性探讨等方面挖掘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深层内涵。崔颖《传记片：国产电影的品质担当》，强调传记片作为叙事艺术应有戏剧张力和审美情趣，传记片应该成为国产电影的品质担当，成为高品质国产电影的标杆。马春景《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像阐释》，从窥私与树碑、解构与重构、阐释与真实三个维度，对如何实现现代作家影像的成功阐释，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二是传记片历史与当代考察，从传记电影发展诗学/史学的角度出发，紧扣当代意识阐释，以总结和展望传记片的规律和前景。宋晓英《以“生活在别处”证“诗意在远方”——欧美女性传记电影对中国”症候群“的启示》一文，视野宽广，从中国当代症候群与西方现代情结入手，以欧美传记片“远行”的女主人公为例，将史实与电影情节相比较，在世俗的成败与精神的提升两个角度深入挖掘分析，认为从精神提升、历史进步的大视角与长镜头看，“诗意在远方”与“生活在别处”的论点应该成立。吴凑春《传记的艺术规定性：剧本〈鲁迅传〉创作过程的还原及思考》，细述并还原“十七年”时期《鲁迅传》的写作简史，剧本虽经历反复修改的漫长过程，但最终传记片拍摄计划流产，确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沉重的历史课题。卓光平《论当代传记电影中的鲁迅影像建构》，通过历时性考察鲁迅的银幕形象发现，与鲁迅有关的影片，从成长叙事、“还原鲁迅”和日常生活视角等角度来对鲁迅影像进行建构，为鲁迅艺术形象的塑造积累了重要经验和启示。马纶鹏《漫云女子不英雄：秋瑾传记片研究及其理论问题》，十分注重理论化的分析，从秋瑾传记片60余年历史沿革来考察，认为秋瑾一再被搬上银幕，不仅是人物本身的跌宕灵活、生命启发和革命精神，更反映出中国传记片模式的变化和传记叙述的演进。

三是优秀或热播传记影视批评，发挥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热播电影《我是医生》和电视剧《黄大年》，再现吴孟超、黄大年的时代精神和英雄事迹，其形象塑造真实、生动、感人，平易中见崇高，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开创了主旋律传记影视片的新模式。仲呈祥《医圣仁心的审美表达——评电影〈我是医生〉》、杨俊蕾《科学精神与知识“超人”：〈我是医生〉的时代英雄叙事》、梁鸿鹰《讴歌新时代英雄——评电视剧〈黄大年〉》等，值得一读。脍炙人口的传记片，主要评论有：斯日《思想者的孤独与勇气——评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融合理性思辨与艺术感悟，精心选取三个主题——黑暗的沉重、思考的力量、爱与美的存在，讨论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阿伦特何以成为阿伦特，一个被称为“20世纪思想的十字路口”的人物。作者还就影片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真挚而剀切的批评。全展《人文传记片的文化重塑》，认为《孔子》《梅兰芳》《启功》三部人文传记片，表现传主人格的精神内涵和独特魅力，讲述文化的坚守和传承的故事，能让人深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领悟儒学“仁恕通和刚毅”的精髓。美国传记片《血战钢锯岭》和印度传记片《摔跤吧！爸爸》评论甚多，如王彩云《从历史到影像：〈血战钢锯岭〉改编分析》、史力竹《成长是一次美丽的疼痛——评传记电影〈摔跤吧！爸爸〉》等文章均值得关注。

中国传记研究

2017年的中国传记研究，其突出成就体现在现当代作家传记的研究上。青年才俊张立群异军突起，令人击节称叹。自先前发表有关“海子传”“何其芳传”“张爱玲传”研究论文后，2017年他又相继在《天津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民族文学研究》《小说评论》《南方文坛》发表系列论文：《“艾青传”书写的现状考察——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徐志摩传”现状考察及史料价值问题》《“沈从文传”的考察与进路》《“陈忠实传”书写现状论析》《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一种考察——兼及消费时代的传记伦理问题》。这些论文重在历时性、整体性考察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的现状，本着历史评价与美学评价相统一的原则，作者既充分肯定作家传记已然取得的较为突出的实绩，又如实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与问题，辨析其历史价值、史料价值问题兼及消费时代的传记伦理问题，为现当代作家传记写作与研究提供有益的镜鉴。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者从写作实际出发，回顾历史，评述当下，目的在于指向未来。这种难能可贵的介入姿态和问题意识，显示出作者始终让自己的文思流淌于现实之河。另一成绩突出的学者是赵焕亭，她的《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认为钱氏周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这种价值判断学理性强，充分体现了研究者艺术的眼光和人性的眼光。她的《孙郁：在义理与辞章之间》，视野开阔，视角独特，悉心阐释孙郁新著《鲁迅遗风录》的价值，认为该著不仅梳理了鲁迅遗风在中国文人学者身上的传承方式，还考察了鲁迅遗风的海外传承，把鲁迅的影响放在中外交汇的立体框架中进行考量。此外，赵焕亭《刘白羽和丁玲关系考论——从〈心灵的历程〉谈起》、孔明《〈陈忠实传〉的魅力》、雷莹《论〈我是农民〉中独特的身份认同与生命叙述》，论说大都建立在学理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亦能给人不少启发。

2017年，学界还有关于传记文学的写作和传记理论方面的探讨。桑逢康《我的传记写作》、李辉《走进历史，叙述命运——传记写作漫谈》，都是现身说法的经验之谈，体现出传记家的睿智和鲜明的个性风格，能给传记作者和研究者带来新认识与新体验。张立群《传记文学：“牵手”文学又“顾盼”历史》、李炳银《传记文学：在场的“中国故事”》、顾农《传记可虚而不可假》、史建国《传记写作中的“代父立传”现象及叙事伦理》、王爱军《“生命抒怀”与“身份想象”——论中国现代传记体小说的叙述修辞》，都涉及到传记理论的核心命题即真实性、历史性、文学性、艺术性，建构与批评同样出彩。林尔《略论王元的传记理论》，选题新颖独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和深入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王元的传记理论，具有较高的批评价值和借鉴意义。王成军、朱莹《历史·小说·寓言·史传文学——论司马迁〈史记〉之文类归属》，意在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独有的“史传文学”给《史记》文类正名，在学术逻辑上厘清《史记》的文类归属，这样或许更能充分继承司马迁《史记》所具有的中国叙事学之独特文化价值。

围绕赵焕亭《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出版，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平顶山学院和平顶山市徐玉诺文化研究会于8月26日共同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就该著的学术价值范式意义及存在的某些不足畅所欲言。此前此后学界发表的评论有：巫小黎《作家传记研究的学术史意义》、王成军和朱莹合作的《论赵焕亭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传记诗学价值》、吴福辉《对作家传记学术内涵的深入开掘》、斯日《在对话中探寻作家传记的书写》、全展《评赵焕亭〈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虽角度不同，但各有发现。另外，针对韩兆琦、全展、王成军的研究论著，陈曦发表《假如没有司马迁——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读后》、张俊彪发表《新世纪传记文学研究的新收获》、黄健和朱莹发表《中国传记诗学建构的启迪之作》，充分评判论著的审美价值，读来颇有清新之感。

中国传记研究方面，2017年还涉及到台湾传记及少数民族传记、佛传僧传等诸多“冷门”。袁祺《日据时期台湾传记的文化透视》别开生面，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传记的总体状况，进而考察其对此后传记乃至文化或显或隐的影响，对我们理解台湾传记发展史及其当代文化复杂性获益匪浅。徐长菊《藏族高僧传记文学的价值探析》、热比艳木·买买提《论〈乐师传〉的文献价值及其在维吾尔传记文学中的地位》、侯传文《佛传和僧传——中印佛教传记文学比较研究》，都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文章或谈源流，或论价值，或重比较，闪耀着史笔与诗情的阐释批评，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域外传记研究

2017年域外传记研究，影响较大的当属传记理论与传记史研究。

首先来看传记理论研究。梁庆标近年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自传理论与批评研究”，并选编出版《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其最新力作《“原罪”抑或“合法性偏见”：当代西方自传批评辨析》（《新华文摘》2017年第21期转载），特别引人注目。作者通过综合梳理，对当代西方各种反自传批评进行评析，辨清自传的性质和当代处境，并着力从正面来回应种种挑战。作者不断逼问和探索，旗帜鲜明地提出：自传的真实是“结构性真实”；自传的人本主义本质不容抹杀；“谁在说话”至关重要；自传主体是多面自我。这种更理性、更审慎的辨析和掷地有声的回应，将自传者通过叙述来选择并呈现的自我身份视为一种“合法性偏见”而非“原罪”，对传记诗学的建构不无裨益。梁庆标的另一篇《自传研究的萌生与发展：早期西方自传批评史述》，探究了传记学术批评史这一重要前沿问题。文章梳理评析了从18世纪开始的早期西方自传批评史，无疑拓宽了研究视野，对自传写作及研究的深入发展颇有助益。徐岱、叶健《作为一种方法的文学叙事——论莫洛亚传记作品中的批评意识》别具一格。以往学界对莫洛亚传记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叙事的真实性和文学性，而忽略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本文深入探讨了莫洛亚传记作品中的批评意识，认为其批评实践不仅凸显了文学传记的艺术魅力，也为文学传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杨俊建《自传中记忆的真值性问题探讨》，从自传者记忆的建构性、自传叙述对记忆的二度构成、经验事实的可论证性与自传中记忆的真值性三个维度讨论，融合西方文论、哲学、心理学、历史学、修辞学、文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可以说进入到自传更深层次的研究。刘建军《西方传记文学写作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取向》，逻辑性强，作者十分讲究阐释策略。在厘清“传记”与“传记文学”概念的基础上，以西方传记文学为考察对象，从功用、学理、审美三重角度阐述其逻辑起点，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取向。

其次来看传记史研究。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的陈玲玲博士专攻比较文学。她的《20世纪以来日本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全面细致，特色鲜明，充满历史的纵深感和整体性。论文主要通过对1900年以后日本出现的关于司马迁的研究成果进行跟踪梳理，特别以司马迁传记为中心，显明其研究的变化轨迹，认为日本的司马迁研究进一步彰显了《史记》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文中探究的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无疑可供我们参考借鉴。尹德翔《晚清至民初英国传教士所撰华人基督徒传记论略》，史论结合，独树一帜。作者发现，一方面，英国传教士所撰的华人基督徒传记，充满了对儒道释的批斥以及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强烈对立；另一方面，这类文献仍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唐玉清《法国学者的中国人群体传记研究（1949-1979）》，将全新视野投向1949-1979年30年间造访的法国学者。他们笔下的中国人群像带有现代传记的特征，同时又刻上了各自研究领域的印记。作者认为，这些作品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近代法国汉学的中国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对这种想象的背离，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传记关注。杨荣系国内研究茨威格的知名专家，他的《被忽略的茨威格传记文学》，系统而深入地探析了茨威格传记文学的认识价值、文化底蕴、人道情怀、政治信念、自由精神和艺术成就，认为传记文学在茨威格那里具有了现代性，因此足以称为一代传记文学大师。这对我国当代传记文学研究和创作具有毋庸置疑的启示意义。刘意青《略谈学养型评传——以约翰生〈诗人传〉为例》，创造性地提出了“学养型传记”以及“学养型批评家”的概念，并以约翰生及其《诗人传》为例进行了阐析，令人耳目一新。马轶伦《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自传书写》，可视为自传研究疆域的再扩大。文章从俄罗斯的自传书写传统出发，提供一个自传在俄罗斯的发展状貌，进而考察俄罗斯在自传研究领域的研究特点，以及解体后本土与域外的俄罗斯自传研究学者发出的新声音。

除了传记理论与传记史研究外，2017年的域外传记作品研究也不容错过。像薛玉凤《保罗·奥斯特回忆录〈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的悖论艺术》、朱春发《民族志自传与庶民言说——〈汉家女儿〉的中国书写》、孙勇彬《论约翰生〈诗人传〉的道德教育功能》、姚君伟《打造偶像，还是打破偶像？——〈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全传〉内外》等，也多有引人入胜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