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村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浙江师范大学前身浙江师院教书，思考开设选修课，一位老同事建议我开传记文学课。我查了有关资料，最先看到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发表在《文汇报》1961年8月5日的文章《漫谈传记文学》，文章开头就说：“传记文学是一个有优秀传统，同时又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朱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传记文学今后的的工作，我归纳为以下几点：1.选录校释古代作品；2.作一部传记文学史；3.写一部传记文学的理论著作；4.翻译国外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5.最主要的还是要创作更多、更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当时我十分兴奋，朱先生的文章一下给我指明了方向。今天看来，58年前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的预见和提出的任务已大多得以实现。

在当时，国内研究传记文学的学者还很少，我想到复旦大学去向朱先生学习。终于在1982年春节后，如愿到复旦进修。我在导师顾易生教授引荐下上门拜访朱先生，受到他的热情接见，听他畅谈传记文学一个下午，终身难忘。我又去听过两次他的公开课，还向他的研究生了解传记文学课的情况。1982年下半年回校后，我就给本科生开设传记文学选修课。同时，把在复旦学到的知识写成论文发表，并开始编写传记文学史和作品选。这为我后来主编出版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和《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等传记研究成果打下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传记文学迅速发展，新的传记文学作品大量出版，翻译的外国传记作品也不断上架。近三十年，在传记文学理论方面成果特别显著，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与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等。更为可喜的是，不论是在传记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家和学者，如王朝柱、叶永烈、桑逢康、韩石山、韩兆琦、郭久麟、徐光荣、张新科、全展、王成军等，可谓群星灿烂。在外国传记的翻译与研究上，杨国政、唐岫敏等都有卓越的成绩。这些传记文学发展新貌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令人欣慰的成就，同时，也印证了朱东润先生58年前提出的“传记文学是个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的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传记文学发展至今取得的成就，与切合时代要求、重视人的作用分不开。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以及由赵白生教授发起创立的国际传记文学学会等学术团体，团结了广大的学者和作家，起到了互相交流和促进的积极作用。中国的传记文学正在走出国门。《传记文学》《现代传记研究》等专业杂志为传记作者、研究者提供了平台，功不可没。

学术无止境。58年前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提出的预见和任务，鼓舞着后来者为传记文学继续努力，让传记文学这个“文学部门”更加发展强大，我们义不容辞，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