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大牢一蹲就是近五年。在这期间，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他还应胡适之邀撰写自传《实庵自传》。刚完成前两章产生了轰动效应后，他的写作却戛然而止。

胡适催劝

胡适曾倡导几位名人写自传，并以《四十自述》作为对朋友们的交代。而彼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并面临所谓“危害民国”的指控。入监后，陈独秀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到起草《辩诉状》了。摆在他面前的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哪有心思和时间写自传呢？

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一点不为之心动。1932年12月，陈独秀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即《独秀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出乎意料，《独秀文存》重印后销售情况很好，此前的顾虑应属多余，陈独秀也理当动笔撰写自传了。

“時居南京监狱，写此遣闷”

就在此时，曹聚仁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并给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陈独秀多少有些动心，可不久又变了卦。1933年3月14日，陈独秀在致高语罕和夫人王灵均的信中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自传》就要动笔了，陈独秀让狱外的朋友借来《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借鉴和获取灵感。可灵感终究还是没有来，因为有恼人的官司缠在身上，他怎么也轻松不下来。

这样一耽搁就是好几年。1937年7月，已被冷场的《自传》，经一人挑头，又热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宇宙风》的陶亢德。1937年7月8日，陈独秀在给陶亢德复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

陈独秀是文章里手，只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实庵自传》的两章：《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共计1.3万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8月中旬，陈独秀将书稿寄往上海陶亢德处。

《自传》不得不停笔

陈独秀“遣闷”之作的《实庵自传》，在陶亢德看来如获至宝。他立即发布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附编后记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宇宙风》连载于“散文十日刊”的51、52和53期。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

然而，1937年8月23日，关押了近五年的陈独秀出狱了。出狱后的他，炽热的爱国热情已被全民抗战的烈焰所点燃，他不是写文章就是发表演讲，可谓全心全意，哪里还顾得上续写自传。尽管陶亢德多次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

尽管陈独秀只写了“《实庵自传》的初两章”，仅写了“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却已在读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摘自《纵横》 张家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