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克秀

《管子》是先秦诸子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国乃至世界乐律学史最早的“算律”，就在《管子》。并且，对于“五声”“五音”，与“五行”“五方”“五季”“五畜”“五土”“五钟”等的相配，《管子》亦开后世相关记述之端。

然而，《管子》则又是一部在成书年代、作者等方面备受争议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云：

……管子二十四卷，旧本题管仲撰。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合多于仲之本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①《管子·提要》，载《四库全书》7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1页。

至近现代，也有一些学者，对《管子》持有上述的观点和认识。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中云：“《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管子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因此，在黄翔鹏先生的《乐问》一书中，先生以严谨的治学理念，设“疑点”并提出了“关于《管子》成书年代与文献辨伪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处理文献的前提”③黄翔鹏《乐问》，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本文即是遵黄翔鹏先生《乐问》所言，对《管子》五声、五音等文献做出的梳理与认识，以期对《管子》的“文献辨伪问题”有所裨益。

一、《幼官》之听五声

《管子》一书之“五声”首见于《幼官》篇，可以说是《管子》“五声”“五音”之中枢：

若因夜虚守静，人物则皇。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七举时节，君服赤色，味苦味，听羽声，治阳气，用七数，饮于赤后之井……九和时节，君服白色，味辛味，听商声，治湿气，用九数，饮于白后之井……六行时节，君服黑色，味咸味，听徵声，治阴气，用六数，饮于黑后之井……④黎凤翔《管子校注·幼官第八》，《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5—157页。

“幼官”，幼，今读 yào；为“冥”。《诗·小雅·斯干》：“哕哕其冥”，毛传：“冥，幼也。”⑤《毛诗·小雅·斯干》，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2页。幼，通“黝”，黑色。古代祭祀有 “黝牲”，即黑色牺牲。《周礼·地官》：“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 郑玄注引郑司农曰：“黝读为幽。幽，黑也。”⑥郑玄注《周礼·地官》，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5页。官，即“房舍”。《汉书·韩延寿传》：“修治学官，春秋乡（社）〔射〕。”颜师古注：“学官谓庠序之舍也。”⑦《汉书·韩延寿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1页。《礼记·玉藻》：“凡君召以三节，二节以走，一节以趋，在官不俟屦，在外不俟车。”郑玄注：“官，谓朝廷治事处也。”⑧《礼记·玉藻》，《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6页。清代俞樾《诸子平议·贾子二》云：“官乃馆之古文，闲官即闲馆，谓馆舍之空虚者。”⑨（清）俞樾《诸子平议·贾子二》，载《续修四库全书》11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官，亦即“宫”；古代对房舍亦通称为“宫”。《易·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⑩（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困》，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页。“幼官”即“玄宫”“北宫”。黎凤翔撰《管子校注》云：“颛顼所处之玄宫，即在幼官北宫，圣人乘幼，故曰‘幼官’，别于周之‘明堂’。此殷制也……”⑪同注④，第21页。高诱注《吕氏春秋》“天子居青阳左个”云：“青阳者，明堂也，中方外圜，通达四出，各有左右房，谓之‘个’，东出谓之青阳，南出谓之明堂，西出谓之总章，北出谓之玄堂。”⑫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 6页。玄堂，即玄宫。北方属水，其帝颛顼，其神玄冥。春秋时期齐国为“颛顼之墟”“幼官为玄宫，祀五帝、五室……以颛顼为主。”⑬同注④，第 21页。

上面引文，就是在“夜虚守静”之时，居“幼官”听声候气，以知吉凶。所谓的“五和时节”“八举时节”“七举时节”“九和时节”“六行时节”云云，即包涵了“五季”：季夏（或仲夏、长夏）、春、夏、秋、冬。“五色”：黄、青、赤、白、黑。“五味”：甘、酸、苦、辛、咸。“五声”：宫、角、羽、商、徵。“五气”：和、燥、阳、湿、阴。“五行”：土、木、火、金、水。“五方”：中、东、南、西、北。“五帝”：中央黄帝，东方青帝（太昊），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其中，“五行”是以“用五数”“用八数”“用七数”“用九数”“用六数”，即五行用数表述。《尚书·洪范》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序数“一、二、三、四、五”，孔安国疏云“皆其生数”。⑭（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洪范》，《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页。土王四季，故其生数、用数为五：为中，为季夏，即“五和时节”。以土生数五加木生数三，即为木用八数：东方、春季，即“八举时节”。以土生数五加火生数二，即为火用七数：南方、夏季，即“七举时节”。以土生数五加金生数四，即为金用九数：西方、秋季，即“九和时节”。以土生数五加水生数一，即为水用六数：北方、冬季，即“六行时节”。而“黄后”“青后”“赤后”“白后”“黑后”，后，即帝，君。《尔雅·释诂》：“帝、后，君也。”⑮《尔雅·释诂》，《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木、东、春，听角声，为“八举时节”；火、南、夏，听羽声，为“七举时节”。八、七为木、火用数；举，为“抚养”“生育”，汉代刘向 《列女传·赵飞燕姊娣》云：“ 飞燕初生，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⑯（汉）刘向 《列女传·赵飞燕姊娣》，载《四库全书》4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79页。明代唐顺之《荆川稗编》卷10云：“松（阳）之俗，嫁女破产，虽富族，亦多不举女。”⑰（明）唐顺之《荊川集》，载《四库全书》12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416页。唐人房玄龄注《管子》云：“木成数八，木气举……”“火成数七，火气举……”⑱同注④，第153、157页。不确，应当是春、夏二季为“生育、成长”之季，故言春、夏为“举”。同在《管子》一书《形势解》亦云：“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⑲黎凤翔《管子校注·形势解第六十四》，《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68页。土、中、季夏，听宫声，为“五和时节”；金、西、秋，听商声，为“九和时节”。五、九为土、金生数、用数；和，“本训相应也”⑳（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九册《说文广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94页。。春、夏为阳，季夏、秋为阴，阴相应于阳，故言“和”，即“凡相应者通谓之和”㉑同注⑳。。水、北、冬，听徵音“六行时节”；六为水用数；行，为“运行”。《尚书·洪范》云：“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㉒同注⑭。水流亦为“行”，《易·坎》云：“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坎》，《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页。《淮南子》云：“日冬至则水从之。”㉔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天文训》，《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从之”亦为“从行”。再，《吕氏春秋》：“（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肾。” 高诱注：“行，门内地也，冬守在内，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给人，冬水王，故祀之也。”㉕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6页。

《幼官》五季，春、夏两季曰“举”，季夏、秋两季曰“和”，惟冬独自为“行”。

从上面引文来看，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六行时节”——冬、北、水，“听徵声”；“七举时节”——夏、南、火，“听羽声”。这与《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孟冬、仲冬、季冬“其音羽”，孟夏、仲夏“其音徴”恰恰相反。房玄龄注《管子》，对“七举时节”夏“听羽声”注为：“羽，北方声也。火王之时，不听徵而听羽者，所以抑盛阳也。”对“六行时节”冬“听徴声”注为：“不听羽而听徵者，亦所以抑盛阴也。”㉖同注④，第150、152页。房氏之注，显然是以《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冬、北、水“其音羽”，夏、南、火“其音徴”强解《幼官》。郑玄注《礼记·月令》云：“此（月令）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此记”㉗（唐）贾公彦等撰《礼记注疏》，载《唐宋注疏十三经》（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3页。。杜佑《通典》又云：“《月令》本出于《管子》”㉘（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00页。。并且，房氏出此注，更是缺乏对《管子》一书所有“五声”“五音”记述的综考。应该说，《管子》之“幼官”，不同于《吕氏春秋》之“明堂”。联系《史记·齐太公世家》张守节正义引《六韜》所云：“徵管声应，当以玄武”㉙（汉）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79页。，玄武，即北方之神。《幼官》冬、北、水“听徵声”，夏、南、火“听羽声”，是不同于《吕氏春秋》《月令》冬、北、水“其音羽”，夏、南、火“其音徵”的一个历史文化记述。

这个记述，以往多被学人回避或忽略，其中，“回避”多发生于古代，“忽略”则发生于当今。然而，这也是厘清《管子》“五音”“五声”之关键。

二、《地员》“五音”“五声”

《管子》之《地员》。员，许慎《说文解字》：“物数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员）本为物数。引伸为人数。俗称官员。……数木曰枚，曰梃。数竹曰个。数丝曰紽、曰緫。数物曰员。”㉚（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地员”即言地的生物之数。

《地员》开篇，即从“渎田”以七尺之施，至泉“呼音”，论土壤对于各种植物生长的宜或不宜，此亦即《周礼》之“土宜之法”：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渎田悉徙……见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于泉，呼音中角，其水仓其民强。……见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寿。……见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见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呼音中羽，其泉〔赤而〕咸。……见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㉛黎凤翔《管子校注·地员第五十八》，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72页。

这个“呼”五音是与上述《幼官》的“听”五声遥相呼应。五施呼音中角，其水仓；四施呼音中商，其水白；三施呼音中宫，其泉黄；再施呼音中羽；一施呼音中徵，其水黑。其中，再，即二；再施，即二施，呼音中羽，“其泉”后疑夺“赤而”二字（见上引文，笔者补），当为“呼音中羽，其泉〔赤而〕咸”。五施呼音中角“其水仓”，“仓”通“苍”，青色，《仪礼·聘礼》云：“缫三采六等，朱、白、仓。”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聘礼》，《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26页。就其呼音与水色：角、仓（青），商、白，土、黄，羽、〔赤〕，徵、黑，足以证明上述所言《幼官》冬、北、水“君服黑色”“听徵声”，夏、南、火“君服赤色”“听羽声”，是不同于《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冬、北、水“其音羽”，夏、南、火“其音徵”。

从上面引文来看，《地员》水味的排列较乱，一施徵再施羽之“苦”“咸”，三施宫与四施商之“甘”“糗”似乎倒置。五施水味无载，但这对于判定《管子》五行、五方、五季与五声（音）的相配，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紧接上面所引以七尺之施至泉“呼音”，《地员第五十八》即述“听”音。云：

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㉝同注㉛，第1080页。

房玄龄注《管子》，这一段无注。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引张登云语云：“此言五土之民，语音合乎五音，所谓中乎五音之声响，又似乎猪马牛羊雉之鸣，各有不同也。今以五音想象合之，良然。可见古人譬物之精妙处。”㉞同注㉛，第1081页。清人李光地《古乐经传》云：“‘牛鸣窌中’言其洪大而深厚也。‘离群羊’言其激扬而凄切也。‘雉登木’，言其轻和而远畅也。‘猪豕觉而骇’，言其疾速而喧……”㉟（清）李光地《古乐经传》，载《四库全书》22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59页。

现当代以来，对于《地员》的这段记载，音乐学界亦有诸多认识。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认为：“上文（指《地员》）所谓马鸣牛鸣等等，乃系音色所引起之印象，已属于‘声音心理学’范围……”㊱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这与张登云、李光地的认识异曲同工。席臻贯在《也谈“宫商角微羽”的由来》一文中云：“笔者发现，《管子》所载‘五声’各名与其对应的动物之名，在日语中竟是惊人地一致或相似。从而为考释宫商角徵羽更早的缘起，探到一条通幽曲径。”并认为“在远古时代，五声音阶产生之初，人们首先把生活最密切的畜禽之名，用来作为音阶的‘唱名’”㊲席臻贯《也谈宫商角徵羽的由来》，《中国音乐》1985年第3期，第13页。。其后，又有周武彦《“五声” 源于氏族图腾》，则在席臻贯的认识基础之上，将《地员》之猪、马、牛、羊、雉，提升为“氏族图腾”，提出了“‘五声’源于氏族图腾”的认识。㊳周武彦《“五声”源于氏族图腾》，《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1990年第2期，第6页。

对于五声或五音的起源，暂不论。但笔者认为，上述《地员》选择猪、马、牛、羊、雉，对应徵、羽、宫、商、角，其本意仍在“五声”“五畜”“五行”相配应，而不在五声或五音之起源。

中国古代文献有“五畜”，即牛、羊、猪、鸡、犬五种家畜。《汉书·地理志》云：“民有五畜，山多塵麖。” 颜师古注：“牛、羊、豕、鸡、犬。”㊴（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0页。有“六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 杜预注：“马、牛、羊、鸡、犬、豕。”㊵《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五年》，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9页。《地员》猪、马、牛、羊、雉。雉，本为野鸡，在此与猪、马、牛、羊家畜为比，当亦通“鸡”；与所谓“五畜”观照，没有犬而有马。

《周礼》“六官”，地官有“牛人”，春官有“鸡人”，夏官有“圉人”（马人）、“羊人”，秋官有“犬人”，冬官遗失无载，然笔者认为“冬官”亦应有“豕人”。而将饲养牛、鸡、马、羊、犬、豕的人分属“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管理，原因就在牛、鸡、马、羊、犬、豕，分属五行：土、木、火、金、水之畜。孔颖达疏《礼记·月令》云：“是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牛为土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但阴阳取象多途，故午为马，酉为鸡不可一定也。”㊶（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月令》，《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页。《淮南子·时则训》亦有：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 “其音角”，“其畜羊”；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其音徵”“其畜鸡”；季夏之月“其音宫”“其畜牛”；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其音商”“其畜犬”；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其音羽”“其畜彘”。高诱注：“彘，水畜。”㊷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时则训》，《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0页。《黄帝内经素问》亦云：“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其畜鸡……其音角，其数八……。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其畜羊……其音征，其数七……。中央色黄入通于脾，开窍于口……其畜牛……其音宫，其数五……。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其畜马……其音商，其数九……。北方黒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其畜彘……其音羽……”㊸（唐）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载《四库全书》73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20页。《淮南子·时则训》与《地员》鸡、羊配置不同，且有犬而无马；五声配置南、火、夏为徵，北、水、冬为羽，与《幼官》南、火、夏为羽，北、水、冬为徵相反。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同。《黄帝内经素问》与《地员》马、羊配置南、火、夏，西、金、秋，相反；徵、北、水、冬，羽、南、火、夏，相反；与《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同。

一言以蔽之，以上《地员》之引文，“徵”是“取象”猪——水畜之声，“羽”是“取象”马——火畜之声，“宫”是“取象”牛——土畜之声，“商”是“取象”羊——金畜之声，“角”是“取象”雉（鸡）——木畜之声。说到底也就是个“五声”“五行”“五方”“五季”“五畜”的配置。

《地员》先以“渎田”七尺之施，及泉呼音：一施：徵；再施：羽；三施：宫；四施：商；五施：角。再以“五畜”之声听五音：徵，北方水畜猪：羽，南方火畜马；宫，中央土畜牛；商，西方金畜羊；角，东方木畜雉（鸡）。二者配列齐整紧密相应，都以徵、羽、宫、商、角为序。

《地员》先以七尺之施，及泉“呼”音，再取“五畜”之声“听”音，紧接着就是 “起”五音：

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㊹黎凤翔《管子校注·地员第五十八》，《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80页。

“起”，为立，创立，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起，本发步之称，引伸之训为立。又引伸之为凡始事、凡兴作之称。从走。已声。”㊺（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荀子·性恶》云：“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㊻（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性恶》，《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35页。“起之礼义”即“立之礼义”。“起五音”，即“立五音”“创立五音”或“作五音”。

“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房玄龄注云：“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开合于五音九也，又九九之为八十一也。”㊼同注㉛，第1080页。方苞注云：“开，推而衍之也。一分为三，三分为九，九分为二十七，二十七分为八十一，皆一而三之，如是者四，则适合黄钟之数。”㊽（清）方苞《删定〈管子〕》，载《抗希堂十六种书》，清光绪二十四年琅嬛阁刻本，第113页。清《御制律吕正义》云：“‘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为主，而以三因之，其数大于全分之度，为三倍也；‘四开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数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为宫声也。”并注云：“开，即分也。”㊾（清）康熙《御制律吕正义》上编卷2，载《四库全书荟要·子部》，台湾世界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23页。方苞之注，是为1×3×3×3×3=81。《律呂正义》则为1×3÷4合于9×9=81。素，通“索”，素、索为一声之转。“小素”即小弦。“为百有八”，有，通“又”，即一百零八。将“有”用于整数与零数之间，与《管子》之《乘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大匡》“飨国四十有二年”同。与《管子》之《轻重己》：“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不同。

以上“起”五音，四处 “有”字，皆通“又”。徵下生商，羽下生角，为“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其中，“去其乘”之“乘”，“适足以是生”之“适足”，历代学者多无注释，清代学者江永注云：“乘之言胜也。”“适足，言无多少也。”（清）江永《律吕阐微》，载《四库全书》22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608页。均未安。“乘”在《管子》之《乘马》为“计算”，何如璋云：“（乘马）马者，算数之筹，如今所谓法马……乘者，计也。”同注㉛，第82页乘，又为数词，今读sh è n ɡ，古代战车一乘四马，因以乘为四数。《仪礼·聘礼》：“劳者礼辞，宾揖先入，劳者从之，乘皮设。”郑玄注：“物四曰乘。”（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聘礼》，《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页。《孟子·离娄下》：“发乘矢而后反。”赵岐注：“乘，四也。”（东汉）赵氏注，（宋）孫奭音义《孟子注疏·离娄下》，载《四库全书》1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190页。《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商人弦高……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杜预注：“乘，四韦。”《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三十三年》，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2页。以上“起”五音，首以“一而三之，四开以合”，即含有三数、四数；再，“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即以宫八十一数的三分之四（4/3）上生徵，亦含三数、四数，而“有（又）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又）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之“乘”，就是上生徵，上生羽三分之四的四数。“去其乘”，就是去三分之四的四数。“适足”，适，即“归”。《一切经音义》：“适，亦归也。”徐时仪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玄应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页。《左传·昭公十五年》：“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杜预注：“适，归也。”《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十五年》，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4页。足，当为“疋”。《说文解字》：“疋，足也。”疋，又同“匹”，今读为p ǐ。匹、疋在先秦两汉为通用，《战国策校注卷5》：“车千乘，骑万疋。”又，“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宋）鲍彪原注，（元）吴师道补正《战国策校注》，载《四库全书》40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140、147页。《白虎通·嫁娶》：“配疋者何？谓相与偶也。”（汉）班固《白虎通义》嫁娶，载《四库全书》8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58页。疋、匹亦为偶数二。《广雅·释诂》：“匹，二也。”（清）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诂》，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5页。《地员》“起”五音，“有三分去其乘，适足（疋）”就是以三分去其四而归于二，变4/3上生为2/3下生；以徵下生商，羽下生角。私意度之，《地员》“起”五音初为“有三分去其乘，适疋”疋、匹通用，后在传抄过程中，以疋，今读sh ū，与“足”同义，遂改疋为“足”，但却失去疋（匹）义，以至于“去其乘，适足”而不可解。

《地员》“起”五音，商上生羽，为“有（又）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所，本为拟声字，《说文解字》云：“伐木声也。从斤户声。《诗》曰：‘伐木所所。’”假借为“处”。所，上古音为鱼部、生纽，数，上古音为侯部、生纽。所、数同声，鱼、侯旁转。故“所”又作表示概数的不定数词。《尚书·君奭》：“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君奭》，《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48页。《礼·檀弓》“其高可隐也。”郑玄注：“谓高四尺所。”（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檀弓》，《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23页。《史记·李将军列传》：“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汉）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68页。“有三分而复于其所”，所，亦可训为“复于其数。”即复于三分之四数，4/3。

《地员》“起五音”，也同样是以：徵（108），羽（96），宫（81），商（72），角（64）为序。

以上所引《地员》分段相随的三则文献，“呼”“听”“起”五音，应该说是一气呵成，环环相扣。以“呼”为用，以“听”为徵，以“起”（立）为本。

三、方苞“注语错入本文”与夏纬瑛删《地员》

亦如本文前面所述，《管子》是一部在成书年代、作者等方面备受争议的著作。郭沫若《管子集校》将其认为是“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然即便如此，《地员》之“呼”“听”“起”五音五声，在清代之前，亦未曾被人疑难，而首发其疑难者，则为清代学者方苞。

方苞曾据“文气”而“删定《荀子》”“删定《管子》”。云：

苞按：“凡将起五音”至“以是成角”，疑本注语错入本文，盖承呼音中徵而言，五音之仿佛，下接坟延六施，意义始贯。更及律数之相生，则枝且赘矣。（清）方苞《删定〈管子〉》，载《抗希堂十六种书》，清光绪二十四年琅嬛阁刻本，第112页。

其后，则有清末学者陶鸿庆，认为取象五畜“听”五音中的“以鸣音疾以清”六字，是“注文孱入正文者”。

愚案：“以鸣音疾以清”六字，疑皆衍文。上文云：“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皆譬况之词，无直言其音之理致者，且骇与徵为韵，野与羽为韵，中与宫为韵，羊与商为韵，此文不当独异。故知木当与角为韵也。以“鸣音疾以清”六字，盖注文而传写孱入正文者。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0页。

20世纪50年代，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则比方苞更进一步，不仅把“起”五音之“算律”看作是取象五畜“听”五音之注，而且把取象五畜“听”五音又看做是以七尺之施及泉“呼”五音之注。其《凡例》云：

六、原文中有“凡听徵如负猪觉而骇”至“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一段，当是“呼音中角”“呼音中徵”等的注文而混入正文者；其下“凡将起五音”至“以是成角”一段，则又是注文的注文；今并删去。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凡例》，中华书局1958年版。

方苞以《地员》“起”五音为注文，所给出的根据，也就是上述寥寥数语。他认为《地员》从“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渎田悉徙……”到“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间开“起”五音一段，而直接其下“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于泉。陕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于泉……”而五音相生的“起”五音一段，是枝赘之语。

粗读《地员》，乍看之下方苞之说似也成理，但若仔细探究，《地员》从“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渎田悉徙……”到“起”五音之“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的行文叙述方式，则明显是与“起”五音之后的“坟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于泉……”有所区别与不同。此中，从“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渎田悉徙……”的见土命施，是以“五施”“四施”“三施”“再施”“一施”排序。五、四、三、二、一 “呼音中角”“呼音中商”“呼音中宫”“呼音中羽”“呼音中徵”，五音排列即为：角、商、宫、羽、徵。徵为“一施”之呼音，七尺见泉，地势为最下，“呼音中徵”意指其为五音最低一音；角为“五施”之呼音，三十五尺见泉，地势为最高，“呼音中角”意指其为五音之最高一音；宫为“三施”之呼音，二十一尺见泉，地势为高低适中。而其后所“听”五畜五音，以及“起”五音，都以“一施”之“呼音”徵为首。如笔者前述，这样“呼”“听”“起”，环环相扣，且似“水落石出”，最后归于“起”五音，也就是“立”五音之本。理推之，有“起”（立）五音，方可以“听”五音，有“听”五音，方可以“呼”五音。此段叙述，都是根本置于最后：五施、四施、三施、再施、一施；角、商、宫、羽、徵；“呼”五音、“听”五音，“起”五音。而《地员》“起”五音之后的“坟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于泉……”段落，却与上述明显的不同。首先，自“坟延者六施”，即变“起”五音之前的五施、四施、三施、再施、一施之倒数叙述为正数叙述：六施、七施、八施……直到“二十施，百四十尺至于泉”。再，自“坟延者六施”，“至于泉”则不再“呼”音。

《管子》之《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黎凤翔《管子校注·乘马第五》，《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页。《地员》从“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到“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自是首言国之都邑及其近畿之地。并且，也不仅仅是言土壤、言植物、言地下水，还有“立邑置墙”同注㉛，第1072页。。所谓“听”五声之五畜，实际也是地之物数。人类选择居住地，必先择有水之地。最早是傍河、傍山泉而居，《诗·小雅·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毛诗·小雅·斯干》，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1页。“干”，即河岸。后有了穿地掘井的技术，便选择地下水丰沛、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建立城邑，《易·井》云：“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井》，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页。凡有城邑，必先有水、有井。故前引之《尚书·洪范》言“五行”第一即为“水”。《管子》之《八观》亦云：“入州里，观习俗……食谷水，巷凿井……”黎凤翔《管子校注·八观第十三》，《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6页。“谷水”，即为山泉。“凿井”，即食井水。建立城邑，择水是为第一，而对于国之都邑及其近畿之地，穿地及泉度之以施，听之、呼之以五音，就不足以怪。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性所使然。尺度与五音之假数相呼应，也就是《国语·周语》所云“ 律，所以出均立度也。”（吴）韦昭注《国语·周语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呼音中角”“呼音中商”“呼音中宫”“呼音中羽”“呼音中徵”之“中”字，与《吕氏春秋》《礼记·月令》中的“律中太簇”“律中黄钟”等之“中”字，意义完全同一。若无“凡将起五音”一段，度将不出，音无所“中”。

《地员》从六施至于泉到二十施至于泉，已经远出都邑及其近畿之地，当属于另起之段落，另述之地与物数。方苞无视前者之五施、四施、三施、再施、一施倒数叙述，以合“呼”“听”“起”五音之徵、羽、宫、商、角排序；无视后者之六施、七施、八施……二十施正数排序，至于泉而再不“呼”五音，以倒数五施与正数六施直接，断然将“起五音”之根本疑为“注语错入本文”“则枝且赘”，实与其所言的“文气”相悖。

《地员》“听”五声一段，共有四十六字，但就其行文布局来看，则匠心独具。其中，徵声水畜猪“觉而骇”，与角声木畜雉（鸡）“疾以清”，为倒文对；羽声火畜马“马在野”与商声金畜羊“离群羊”，为倒文对；而宫声土畜牛则居于五声之“中”。整段文字布局为：

“觉而骇”，黎凤翔撰《管子校注》云：“为人警觉而骇”，未安。

如上整段文字布局，“徵”的“觉而骇”对“角”的“疾以清”。故“觉而骇”之“觉”，当训为“大”，与“梏”通。觉，梏，上古音同在觉部，入声。《诗·大雅·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毛诗·大雅·抑》，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8页。《礼记·缁衣》：“《诗》云：‘有梏德行，四国顺之’。” 郑玄注：“梏，直也，大也。” 孔颖达疏：“梏，大也。言贤者有大德行，四国从之。”（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缁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6页。《诗·小雅·斯干》：“殖殖其庭，有觉其楹。”毛传：“有觉，言高大也。”《毛诗·小雅·斯干》，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2页。高亨《诗经今注》：“觉，通梏，高大，正直。”高亨《诗经今注·小雅·斯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唐明皇注《孝经》：“觉，大也。”唐明皇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孝治章第八》，载《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182册，第58页。《群经音辨》：“觉，大也。”（宋）贾昌朝撰《群经音辨》，载《四库全书》第2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29页。

骇。许慎《说文解字》：“惊也。从马，亥声。”段玉裁注：“经典亦作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7页。骇与惊互训。惊，《说文解字》：“马骇也。从马敬声。”同注78。骇，又为“惊动”，“震动”，惊，上古音在耕部，见纽；动，上古音在东部，定纽；惊，动，耕东旁转。《春秋谷梁传集解》：“既戒鼓而骇众，用牲可以已矣。” 杨士勋疏：“谓既警戒击鼓而骇动众人，则用牲可以已矣。”（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注疏》，载《四库全书》第1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632页。《汉书·杨雄传》：“回猋肆其砀骇兮，翍桂椒鬰栘杨。”颜师古注：“骇，动也。”《汉书·杨雄传》，载《二十五史》点校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29页。

若以徵“觉而骇”与羽“疾以清”相观照，骇，当可训为“动”。“觉而骇”为“大而动”。

《地员》“听”五音，徵“觉而骇”，宫“牛鸣窌，中”，羽“疾以清”，实为其下“起”五音之举目。且只取徵、宫、角，即五音之“始、中、终”三声作描述。徵音弦最长，假数108，弦长振幅大，故曰“觉（大）”；振动时间悠长，故音“骇（动）”——“觉而骇（大而动）”。宫音假数81，居五音之“中”——“如牛鸣窌，中。”角音弦最短，假数64，共振时间短促故曰“疾”，振幅小故音“清”——“疾以清”。“如牛鸣窌，中”，当在“窌”后绝句，“中”则宫为五音之“中”。晋荀勖笛律称低于宫音之徵为“下徵”《晋书·律历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4页。，《地员》以“呼”徵于最下（低）之地。《国语·周语下》“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吴）韦昭注《国语·周语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称低于黄钟之林钟为“大林”，黄钟为宫，“大林”即为低于宫音之徵。在曾侯乙编钟的铭文中，低于宫的徵则称为“大徵”。

总括“呼”“听”“起”五音，一施及泉“呼音中徵” 在都邑近畿地势最低；“听徵声”水畜猪“觉而骇（大而动）”；“起”五音“徵”假数108，为五音最低。三施及泉“呼音中宫”在都邑近畿地势高下适中；“听宫声”土畜“牛鸣窌，中”；“起”五音宫假数81，为五音之中。五施及泉“呼音中角”，在都邑近畿地势最高；“听角声”木畜雉（鸡）鸣“疾以清”；“起”五音角假数64，为五音最高。

方苞《删定〈管子〉》，郭沫若言其为“承明人习气，任意删节。”郭沫若《管子集校》，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然其亦仅率言“起五音”一段疑为注文，而未敢将“起五音”一段删去。陶鸿庆“‘以鸣音疾以清’六字，疑皆衍文”，尚属存疑，实际上是因为其忽略了“如马鸣野”“如牛鸣窌”“如雉登木以鸣”。惟猪、羊无“鸣”字，而猪有“豕”。“豕”可否为猪叫？名动词？存疑。

夏纬瑛《〈管子·地员〉校释》删“听”五音、“起”五音，则更甚于方苞。详析其因，似乎首先是由于《地员》于“农家为近”，作为一位植物学家，认为“听”五音、“起”五音就现代科学来说，与水文、土壤、植物无关。再，就不能不说是受了方苞甚至陶鸿庆的影响，进而将“听”五音，“起”五音归于“注文”“注文”之“注文”。

《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魏）王弼，（晋）韩康伯注《易·系辞下》，载《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5页。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对于宇宙乃及自然的认识，就在于观天象、地法及“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而所谓的“观”，首要是“近取诸身”，以目观于色，以耳听于声，以舌辨于味，以鼻嗅于气，以肌肤测于寒暖燥湿。对于以耳听于声，以舌辨于味，《管子》之《宙合》云：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妄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君失音则风律必流，流则乱败。臣离味则百姓不养，百姓不养则众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黎凤翔《管子校注·宙合第十一》，《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1页。

操，为“执掌”。“操五音”，是“君出令佚”；“执五味”，是“臣任力劳”。如若“五音”不“调”，则令不出、政不成。这是《管子》以“五音”概之以政令。《管子》之《五行》又云：

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黒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黎凤翔《管子校注·五行第四十一》，《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65页。

“作五声”，也就是“起五声”。《论语·先进》：“铿尔，舍瑟而作。” 何晏集解 ：“ 孔安国曰：‘置瑟起对也。’” 刘宝楠正义：“作，起也。”（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载《续修四库全书》1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以上面引文又见，《管子》之五音、五声不仅概之于政令，而且惟五声“调”，五行方可“作”、五官方可“立”，天时、人位才能得以“正”。“调”五声先于“作”五行、“立”五官。

在《管子》一书，见“六律”“十二钟”，不见“十二律”。在《五行》有，“十者，然后具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也”，“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黎凤翔《管子校注·五行第四十一》，《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59、860页。但从以上《宙合》“操五音”，《五行》“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二段引文来看，《管子》之“五音”“五声”，即同于《尚书·舜典》所言的“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舜典第二》，《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同于《国语·周语下》所言的“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度律均钟，百官轨仪”（吴）韦昭注《国语·周语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同于《史记·律书》所言的“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司马迁《史记·律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9页。而所谓“调五音”，也就是《地员》之“起”五音，也就是以假数之比，“调”定五音之高下，“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等等。弦以算律，也就是“五音不同声而能调”；五音“调”，即以律管写声。宫声之黄钟律管，其管之长，即为法定之度；其管之容，即为法定之量；其管所纳黍之重，即为法定之权衡。五音若不“调”，律度量衡即全无其则。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的国度，无论是帝尧之“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尧典》，《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还是帝舜之“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乃至于《管子》之《幼官》《地员》《五行》，《吕氏春秋》之《十二纪》，《礼记》之《月令》，《淮南子》之《天文训》《时则训》，等等，无不是以农耕为其统。而作为“万事之根本”的音、律则于其中，一为时间之令，一为之空间之秩。《国语·周语下》有记述天子籍田，“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此即律管候气听风。而在天子籍田之日，“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昭注：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吴）韦昭注《国语·周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地点7页。《地员》既为“农政”之书，“呼”“听”“起”五音就不可能缺位，故首先以都邑近畿之地七尺之施及泉“呼”五音，以五土、五畜“听”五音，以“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起”五音，分而述之，层而出之，以为《地员》之主脑。如此，若删“起”五音，即不见五音何以为“调”，再删“听”五音，即不见五行何以为“作”，五畜何以为地之“物数”。

依近现代人的认识，《地员》之“起”五音，当是中国古代乐律学史上的一则最重要的文献，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则算律记载，但是，它却没有出现在论述音律的专门著作或篇章之中，而是出现在了近于“农政”之书的《地员》之中，并且，如不作“呼”“听”“起”五音的详析，确似乎独立且突兀。方苞的认识，夏纬瑛的删削，也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但是，近现代人则似乎又忘记或无视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至两汉之前，除了《吕氏春秋》之《音律》篇，还没有任何的乐律专门著作与篇章。即便是《吕氏春秋》之《音律》篇，也是被植入到了“十二纪”的《仲夏纪》之中。近时有出土文献“放马滩秦简”，算十二律各以假数，其可谓上承《管子》下启《淮南》，但却是夹侧于《日书》之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4—95页。《淮南子》算十二律也各以假数，但却是间述于《天文训》之中。由是可见，五音、五声、十二律，在两汉先秦甚至于隋唐之前，是不局限于乐律之一隅，而是概政令，作五行，立五官，构时空，设轨仪，同律度量衡。天文以其周星宿，历法以其顺时序，兵家以其效胜负，农家以其省土风，日者以其占吉凶。师旷吹律楚必无功（汉）郑玄注《周礼·大师》，《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8页。，孔子吹律自知殷后（汉）王允《论衡·奇怪篇》，载《四库全书》8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47页。，邹衍吹律乃始谷生物，（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谷》，载《四库全书》8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306页。等等。而 “起五音”在《管子》一书，不见其他篇章而仅见于《地员》者何？《艺文类聚》引刘向《别录》的邹衍吹律使谷生物的传说，似可为此而做出回答。

《别录》曰：“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谷生。今名黍谷。”同注98。

齐人邹衍晚于管仲，为稷下学宫著名学者。方士传言当不可为确徵，但吹律而使温气至寒谷生黍，则可以是对《管子》何以将“起”五音之算律，写入《地员》之中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无论这个吹律能使“温气至”是多么不科学甚至于荒诞，但当时古人却就是有着这样的认识：五音不调，地之草木不长，五谷不丰，五畜不旺。故需要把“起”五音之算律，写入《地员》之中，一在于及泉呼音，再在于风土以调五音。《后汉书·律历志》亦云：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后汉书·律历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16页。

《地员》写入“起”五音之算律，也就是“地效以响”。

夏纬瑛删《地员》之“听”“起”五音，特别是删“起”五音，遂使一则最具有科学意义的历史文献，全无着落。就中国学术史言，校释古人文字，必须要慎之又慎，即便是为错言谬语，亦不可随手删改；古人是以注、疏、笺、正义等说明，近现代人则以圆括号标定原文，方括号标定校文。翻看夏纬瑛《管子地员校释》，成书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末，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还是由当时之学术环境所使然？惜哉！

结 语

以《幼官》与《地员》的五音（声）、五时、五方、五行、五色、五味、五气、五畜的相配，见表1。

由表1可知，《管子》之《地员》五音与《幼官》五声，五行、五方等相配一致，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问训》不同。（见下页图）

表1 《管子》五声与五时、五方、五行、五色、五味、五气、五畜相配

《管子》与《吕氏春秋·音律》的五音与五行五方等相配

《管子》之《地员》“听”五音，是以五音拟象五畜，五畜各配五行。其中徵、水畜猪之“觉而骇”，宫、土畜牛之“牛鸣窌，中”，角、木畜雉（鸡）之“疾以清”，是为其下“起”五音之举目。“觉而骇”可训为“大而动”。

《地员》之“呼”五音，“听”五音，“起”五音，“呼”以为用，“听”以为徵，“起”以为本。是为都邑近畿之地以七尺之施至泉“呼”五音，以风五土拟象五畜“听”五音，以假数算律而“起”五音。

从表2可以看到，《地员》“呼”五音命之以施，“听”五声徵之以畜，“起”五音假之以数。“呼”“听”“起”五音，并立且相互呼应，方苞所谓“注文”，夏纬瑛所谓“注文”之“注文”，谬。

在《管子》之《宙合》，五音是为国君所“执”，是政令之概，是作立五行、五官之始，“君失音则风律必流，流则乱败。”五音即律，调五音就是“起”五音算律。

《管子》将“起”五音，写入《地员》，“天以效景，地易效响”，为的是至泉呼音，风五土以为草木长、五谷丰、五畜旺，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昭公二十五年》，载《四库全书》14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472页。为近。

表2 《地员》“呼”“听”“起”五音、五声

《地员》五音、五声文献，与《幼官》《宙合》同出一源，且自为体系。

近现代以来，所谓《管子》不是一人一时之笔，不是一家一派之言，写作年代大抵始于战国直至秦、汉，似为许多学者所认定。但依笔者之陋识，其五音、五声无论是“起”五音之算律，还是与五行之相配“呼”“听”五音，都早于所谓的战国时期，当应是殷商文化之遗绪。商人尚五数，周人尚六数亦尚五数。尚六数是周人的发明，尚五数为周人对殷商文化的承继。

《管子》一书见五音、五声不见十二律，而十二律则在春秋末期就已经在见于《国语·周语下》。如果《管子》之五音、五声是写作于战国时期，就不可能会对十二律如此沉默。并且，其对于五行亦丝毫不见战国时期稷下学官学者所谓的生、剋之说。《幼官》《宙合》《地员》《五行》等篇，即便是出自管仲门人之手，也应该与管仲同时或稍后；即便再后，但也是忠实追述春秋前期之文事。

现今，有学者津津乐道《管子·水地》，认为其早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顺此，当也应须着重提出，《管子·地员》之“起”五音，即“管子律法”，也同样是早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律，也同样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弦算律的文献。世界当应知道，当时中国人对于弦的复合振动的物理属性，已经是了解的非常透彻，“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即以 1×3÷4=3/4以合9×9=81数，为黄钟、为宫，是以弦的四倍音为生律基础；“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即以宫81×4÷3=108徵，等等，是以弦的三倍音为生律基础。

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门客撰《吕氏春秋·十二纪》取《管子》之五音以别五方，以配五行，但改“徵、北、水”，“羽、南、火”为“徵、南、火”，“羽、北、水”，以循《国语·周语下》“大不愈宫，细不过羽”（吴）韦昭注《国语·周语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见前图）但其《音律》篇生十二律，却仍循《管子》黄钟（宫）“上生”林钟（徵）的生律之序。对于《吕氏春秋·音律》之十二律相生，是“黄钟上生林钟”还是“黄钟下生林钟”，至今尚有争议。笔者曾撰文认为是“黄钟上生林钟”，见拙文《〈吕氏春秋〉的十二律与十二纪》，《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2期；《儒家注经十二律相生考辩》，《音乐研究》2014年第5期。清人江永《律吕阐微》云：

《吕氏春秋·音律篇》：……此损益上下之法，正与《管子》同，但彼言五声此言十二律耳。详味之，吕氏言乐前后一贯，管、吕之法若合符节，与《淮南子》、司马迁、班固诸家言上下相生者，意趣大不侔矣。（清）江永《律吕阐微》，载《四库全书》22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本，第610页。

传世文献自《淮南子》《史记·律书》，十二律相生始为“黄钟下生林钟”。其后，郑玄注《周礼》，十二律相生亦以“黄钟下生林钟”为生律之序。为确保“大不愈宫，细不过羽”“宫为君，商为臣”等，也为确保“黄钟最尊”“黄钟最浊”，《管子》之法遂被儒家学者所不顾，而《淮南子》《史记》的生律之序渐成儒家家法。甚至，为纳《吕氏春秋》生十二律之序于儒家家法之窠臼，历史上还出现过不少怪论奇解。

《管子》一书，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而至于所谓《管子》有汉代人手笔，当也不足为怪。嬴秦焚书，几断文脉。幸有汉代学者，兴灭继绝，拾残补阙，呕心沥血，校雠注疏，才使得先秦典籍焕然于世，泽霈于后世今人。可以说，若无汉代，就无先秦。此中，亦当有口传诉诸文记，时代弥远，音递字变；亦当有失之收藏，韦编朽绝，简牍散窜；亦当有手手传抄，衍夺误讹，从俗就简；亦当有“后之好事”者，私以己意，妄作增删。这些，对于今人来说，是需要精心校理，去伪存真。但最要忌讳的是，以今人之识见，究古人之认知；以今人之观念，释古人之情态；以今人之范式，度古人之仪轨。

《管子》之五音、五声，不仅限于今天所谓“音乐”“乐律”之一隅。若如同古之“礼乐”之“乐”，非专指今天“音乐”之“乐”一样。在《地员》开篇，就已经说得明白，“夫管仲之匡天下也”，管仲是辅佐“左执五音”的国君治理天下，才引出“呼”“听”“起”五音，故无论是植物学家、土壤学家，还是音乐学家、乐律学家，如果仅以自己所操专业的目光，审视《地员》之“呼”“听”“起”五声、五音，其实就是犯了笔者上面所云之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