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 海

2006年，以《本部留德学生萧友梅学业成绩报告及请予研究期限一年理由书》（以下简称《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一文为契机、出于对萧友梅留德细节的兴趣，笔者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搜寻到了他在哲学系就读时的若干原始资料，并以《萧友梅留德史料新探》①孙海《萧友梅留德史料新探》，《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第18—32页。（以下简称《新探》）为题，对这些沉睡近百年的史料进行了释读及考证。《新探》中的资料填补了萧友梅1912—1919年留德时期的若干史料空白、修正了萧氏研究中一些既有认知，但也留下四个尚待解答的问题：Weule教授为何被称为“事雷”？论文答辩后哪些报章“遍载此事”？博士论文是否付印？为什么1916年7月通过答辩而直到1919年10月才拿到博士证书？

于是，笔者从2007年起开始了对萧友梅留德史料的再探。这是一个由浅入深、从点到面的史料挖掘过程：起初仅是为了回答上述四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之前从未现世的史料不断呈现在眼前，而新的史料又带来新的线索并将笔者引入新的研究方向。故此，“再探”工作不知不觉中已持续了十年之久，收获也远超预期。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将主要围绕《新探》中遗留的四个疑问以及萧友梅离欧赴美的具体时间，以新现史料为依据予以论述和回答。此外，还将以最新史料揭开萧友梅D大调弦乐四重奏《小夜曲》女主角的身份之谜。

《新探》未解问题之解读与补充

（一）Weule教授为何被称为“事雷”

Weule按其发音今译为“韦乌勒”，而萧友梅称其为“事雷”，既非音译、又非意译，曾让笔者不解，但很快就恍然大悟：“事”应为排版时对繁体“韋”字的误读。②在撰写《新探》时笔者所看到的《成绩报告及理由书》经重新抄录后刊于《人民音乐》，故此笔者起初认为这一繁简转换错误是重刊时所致。但之后笔者父亲孙继南转来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教授的信函，信中也认为问题在于对繁体“韦”字的误读，并附上了在《教育公报》上刊载的“原文”。看过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一错误早在1917年《教育公报》上就存在。也就是说，在萧友梅笔下，Weule的名字应当是音译的“韦雷”。

（二）答辩后哪些报章“遍载此事”

萧友梅在《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提到：1916年7月26日成功答辩，“翌日全国报章，即遍载此事”。在撰写《新探》时笔者曾查阅了两份报纸，但一无所获。在其后的“再探”中，笔者以数年的业余时间翻阅了在莱比锡、柏林、斯图加特和慕尼黑等地发行的23种报纸和3份期刊从1916年7月26到12月31日的全部版面，共找到两则相关报道。

第一则，刊登在1916年8月3日莱比锡出版的《新音乐杂志》③Neue Zeitschrift fü r Musik，83. Jahrgang Nr. 31/32，3.August 1916.第83年度第31、32期的“新闻纵横”栏目（见图1），译为：

莱比锡……

—中国学者萧友梅在莱比锡以magna cum laude④这里直接使用分数的拉丁语原文，是为了避免因语言转换而产生的歧义。相关解释见《新探》一文，第23页。之成绩通过哲学博士口试答辩。萧博士生于广东，长期在东京学习，数年前抵莱比锡研习音乐史。其博士论文题为《至17世纪的中国管弦乐队之历史研究》。

图1 《新莱比锡音乐杂志》的报道

《新莱比锡音乐杂志》1834年由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和几个友人创办，1835年起改称《新音乐杂志》，直到今天仍以这个刊名出版。1916年是创刊后的第83年，故称“83年度”。该年度共有52期，8月3日出版的是第31、32合期。

第二则报道，刊登于1916年9月7日在斯图加特发行的《新音乐报》⑤Nagel，W.（1916），in ：Neue Musik-Zeitung，XXXVII. Jahrgang，1916 Heft 23.第37年度第23期（见图2）。该报创立于1880年，1916年共出24期。该报的报道几乎与《新音乐杂志》的报道行文上完全一致，⑥唯一不同的是最后一句，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应该是用了“通稿”，这在当时尤其是新闻报道中还是常见的。而在两则报道中，萧友梅的名字均被拼写成 Hsiao Jiu-mei，与在莱比锡大学其学习档案中使用的名字 Hsiao Yiumei 相比，“友”字的拼写中有一个字母不同，但两种拼读都切合“友”字的汉语发音。

图2 《新音乐报》的报道

只找到两则报道，在笔者意料之中。窃以为，“翌日”和“遍载”只是汉语中积极的表达方式而已，即便在今天，大多数新闻都难以在第二天就出现于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出乎预料的是，这两则报道均出自音乐专刊，尽管所查阅的其他综合性报章上几乎都有一个“音乐与艺术”栏目，却未能发现相关报道。⑦那个时期德国各地发行的报刊有百种之多，故此，今后仍有可能发现新的相关报道。这反映出在那个时期的德国，“中国学者”和“中国音乐”并非大众所感兴趣的话题。

（三）博士论文是否付印

在德国，博士论文的印行是最终获得博士证书和使用博士头衔的必要前提。在《新探》中笔者推断：当年萧友梅似未按规章将博士论文付印，但缺乏史料支持。本文结合新发现的若干史料则对此推断给出了合理的解释：1917年，由于战争而引起的纸张短缺、价格飞涨使得在一年内“将论文印本二百部呈缴大学，方得正式领凭”这一规章难以执行。时任德意志帝国总理的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知会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王国教育部，建议给大学一纸宽限令：允许大学暂时取消一年内呈交论文二百本的规定，但申请者必须提交一份保证书，确认其将在战争结束后的两年内如数补交。⑧Universitätsarchive Leipzig, Phil. Fak. C 05/51：06：Band 01, Blatt 11-12.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资源和经济状况更加不堪，从1918到1924年魏玛共和国又经历了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故此，莱比锡大学直到1925年才取消宽限令，而须缴纳的印本数量也减少到一百五十本。⑨Universitätsarchive Leipzig, Phil. Fak. C05/51 Band 04, Blatt 83.

（四）为什么1916年7月通过答辩而1919年10月才拿到博士证书

在1917年2月写就的《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萧友梅预计论文印费“在千马克以上”，并计划以出售皮外套、教汉语和做翻译等方式筹款。但当时萧友梅恐怕没有料到在此之后德国物价的飞涨幅度：1917年较1916年涨了一倍，1918年又比1917年涨了一倍；1918年战后物价是1914年战前的16倍！

1917年9月，上述宽限令开始实施。莱比锡大学不同系别的执行力度大有不同，其中以哲学系最为严苛。哲学系规定，申请宽限的学生每人还须缴纳300马克的保证金，若不能在保证的期限提交印本，该保证金将自动归哲学系所有。⑩参 见 Blecher，Jens：Vom Promotionsprivileg zum Promotionsrecht. Das Leipziger Promotionsrecht zwischen 1409 und 1945 als konstitutives und prägendes Element der akademischen Selbstverwaltung. §4.7.2，Dissertation an der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2006.

根据上述史料不难判断，尽管萧友梅在1916年就开始极力撙节并计划在1917年以各种方式筹足印刷费用，但仍不抵物价涨幅。此时，在1914年战争开始后通过口试答辩的博士候选人也陷入同样的困境，且人数应不少。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德意志帝国（1871—1918）由若干邦国组成，萧友梅所在的萨克森王国乃邦国之一。而大学之事属各邦内政，帝国总理本无权过问，米夏埃利斯不顾权限亲自出面协调，足见当时状况之严重。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宽限令，使得萧友梅不必遵循一年内呈交印本二百的规定，而战后德国经济状况陷入更深的困境，直到萧友梅1919年准备离开德国时宽限令仍未解除，所以他得以在未呈交印本的情况下于1919年10月22日拿到了博士证书。至于这期间萧友梅是如何与大学沟通以及是否曾缴纳300马克的宽限保证金等问题，目前尚无史料发现。

（五）离欧赴美的具体时间

迄今的萧友梅研究中，由于史料缺乏，对其离欧赴美的时间只能推算到1919年11月前后。⑪黄旭东、汪朴《萧友梅编年记事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再探”中，笔者于美国移民管理局已解密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确切日期：萧友梅于1919年12月16日自法国勒阿弗尔港（Le Havre）启程，乘坐法国号（France）客轮于1919年12月23日抵达纽约港内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

勒阿弗尔港位于法国北部的塞纳河河口，面对英吉利海峡，一直以来都是法国境内横渡大西洋航线到欧洲的第一个挂靠港，也是离开欧洲前的最后经停港。纽约港内的埃利斯岛在1892—1954年是美国移民管理局所在地，其间从欧洲经海路到达美国的船客，大都在这里踏上美国的土地、填报入境文件和接受移民官问询。

本次发现的史料正是萧友梅在埃利斯岛所填报的入境记录打印存档件，⑫原件存The Statue of Liberty-Ellis Island Foundation，因版权原因在此略去原件图片。原文为英语，详细内容翻译如下：

姓：萧

名：友梅

性别：男

身高：5.7英尺

皮肤颜色：黄

头发颜色：黑

眼睛颜色：黑

出生地：中国广东

婚姻状况：单身

最后居住地：瑞士日内瓦

出发日期：1919年12月16日

出发港口：法国勒阿弗尔

乘坐船：法国号

舱位：二等

到达日期：1919年12月23日

到达时年龄：35岁

此行目的是否探亲访友？若是，其地址为：家，中国北京饽饽胡同8号⑬原文为“home 8 Bobohnting St at PEKING China”，其中Bobohnting疑为在打印录入时对（萧友梅）手写体Bobohutong的误识。

《小夜曲》女主角身份揭秘

（一）引言

1916年圣诞节，萧友梅在德国写就《小夜曲》，这是一部D大调的弦乐四重奏，他在手稿封面写下六行德语，译为：

献给

多拉·冯·默伦多夫小姐

雪朋 萧友梅

作于

1916年圣诞节

作品第20号

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弦乐四重奏，意义自不同一般。但迄今的萧氏研究对这部作品所题献的女主角身份却毫无所知，或因年代久远加之史料缺乏，人们似乎觉得“她是何人”这一问题难以考证而无研究必要，故既无研究更无争论。廖辅叔教授是为数不多的对此多写了几笔的人：“他那部弦乐四重奏不是写明是献给莫伦道尔孚小姐的吗？这位小姐恐怕正是他所崇拜的对象吧。”⑭廖辅叔《萧友梅传》，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3年版，第15页。

萧友梅把一部倾注心血的作品献给一位女性，必有其理由。她是萧所崇拜的还是爱慕的？抑或兼而有之？作品是否为她定制而作？他们相互认识吗？他与她之间还有哪些关联？再探过程中这些疑问一直萦绕在脑海中、激起笔者的极大兴趣。

首先，须订正一处迄今萧氏研究对问题本身德文的误读。萧友梅在手稿封面（见图3）写下的这六行德语原文是：

Fräulein Dora von Möllendorff

gewidmet

von

Chopin Hsiao-yiu-mei

Weihnacht 1916

op. 20

图3 《小夜曲》手稿总谱封面⑮ 见《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正文第5页。

其中的误读在于，这位女主角的姓氏应该是“Möllendorff”，而迄今所有萧氏研究资料中无一例外地将其误作“ Mollendorff”，其直接原因很可能是对萧友梅德语手稿辨识不清所致。将萧友梅的手稿副本放大，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手书中写的确实是字母“ö”而非“o”（见图4）。其实这一问题在德语文化本身则不是问题，因为德语里无论是姓氏还是普通词汇中并无 “Mollendorff” 一词，而“Möllendorff”⑯在没有字母“ö”的情况下，也可用“oe”代替，即写成 Moellendorff。才是唯一可以用作姓氏的，且由于该姓氏为贵族大姓，故此在其前加“ von”（德语“来自……家族的”），以示不同于普通姓氏。另外，在德语中若姓氏前有“von”，那么正式称呼这个姓氏时一定要加上“von”；如 von Möllendorff，二者不能分开。由于上述因不谙德语文化而导致的姓氏误读很可能是造成没能早日探明该人身份的原因之一。

图4 放大若干倍后的“ö”部分⑰ 同注⑮。

其次，还须对这里的称谓作个说明：德语中“Fräulein”（小姐）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是对未婚女性的正式称谓，“Fräulein”后面的姓氏是其父姓；而“Frau”（女士）则是对已婚女性的正式称谓，其后的姓氏则为夫姓。这一规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缓慢地有所变化。故此，若将萧友梅笔下的 “Fräulein ”译成“女士”⑱例如《萧友梅编年记事稿》，第98页。则不妥。

此外，Dora von Möllendorff 在不同的研究文献中有“莫伦道尔孚”⑲廖辅叔《萧友梅传》，第15页。“朵拉·冯·莫伦多尔夫”⑳同注⑮，正文第4页。“多拉·莫兰多尔芙”㉑同注⑱。等不尽相同的中文译名。笔者认为在译名上有必要做个统一，建议将其名“Dora”译为“多拉”，将其姓“von Möllendorff”译为“冯·默伦多夫”，相较而言这一译法更加规范。㉒参见新华通讯社译名室《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版。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的论述中，因时间跨度上包含了Dora婚前和婚后两个时期，其姓氏也相应地有所变化。为保持行文中称呼的一致，本文中将主要称呼其名“Dora”。而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合德国文化的规范，在她的真实生活中，只有家人和朋友才称其“Dora”，其他人则称“Dora von Möllendorff 小姐”（婚前）、“Dora Straube -von Möllendorff女士”（婚后）或略去“Dora”而只称其姓。

（二）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Möllendorff在德国虽是贵族大姓，但拥有这个姓氏的人数却不多，而且每个人的具体名字都可查询到。故此，笔者很快就在其家族成员中找到了 Dora von Möllendorff（1886—1971），这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Möllendorff家族中唯一一位名字叫Dora的女性成员，她和萧友梅（1884—1940）年龄只差两岁，是同一时代的人。至此，已基本可以确定，这个Dora应该就是要找的人。但是，她的具体身世如何？萧友梅为什么要写一部四重奏献给她？

这就必须先从Dora的父亲说起，她的父亲就是在中国和朝鲜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穆麟德，即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德国人，1869年来华，时年22岁，进入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先后在上海、汉口和九江等地任职，“穆麟德”即是他供职中国海关时的正式汉语姓名。1874年穆麟德离开海关，就职于德国驻华使馆，先后在驻广东、澳门、北京和上海的领事馆工作。1879年被任命为德国驻天津领事，这期间他与李鸿章结识并交好，1881年进入李鸿章幕府，1882年经李推荐、由清廷以朝鲜国顾问身份派往朝鲜襄办海关及外交事物，不久即获得朝鲜王室信任，成为朝鲜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后因鼓动朝鲜“引俄拒清”于1885年被李鸿章召回天津幕府。1889年再次入职中国海关，初在上海，1897年调任宁波，1901年4月20日卒于宁波税务司任上，时年54岁。穆麟德不仅是外交家，还颇具语言天赋，掌握十几种欧亚语言，到中国后对汉学、满语语言学、中国方言和中国律法皆有深入研究且有丰厚的著述。他在中国多年的藏书和著述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穆麟德文库”。

（三）多拉·冯·默伦多夫（Dora von Möllendorff）

关于穆麟德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可以说比比皆是，而关于Dora可谓一片空白：遍查穆麟德相关文献，只找到如下信息：Dora（1886—1971），穆氏之女，其夫William Straube（1871—1954）为画家。㉓参见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Band 17，1994 Berlin，S. 629-630.

William Straube 是20世纪德国知名画家，查询他的资料得知他“1918年与著名小提琴家多拉·冯·默伦多夫结婚”㉔参见 Verein August Marke Haus e.V. (Hrsg., 1998)：William Straube. Begegnungen mit der Avantgarde, Bonn und SingenSpecial Collections,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MS reference.。这让笔者眼前一亮，揭开谜底的那一刻似乎越来越近了。但他们夫妇分别已于1954和1971年过世，现在已无直系后人。幸好他们夫妇晚年一直生活在笔者所居的德国西南部地区，尚有知情者在，笔者辗转找到了这对夫妇的世交Rövenstrunck一家，男主人 Bernhard Rövenstrunck（1920—2010） 即由Dora授业，后成为知名作曲家，在20世纪50年代曾写过三首小提琴曲献给Dora。Bernhard Rövenstrunck于2010年去世，而他的夫人尚在，她给笔者提供了所保存的Dora的资料，其中1971年4月27日在Dora葬礼上的悼词回顾了小提琴家一生的重要节点。与此同时，笔者又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档案馆寻获了穆麟德去世后穆氏母女与时任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1835—1911）的一札私人信函。此外，笔者还翻阅了数宗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欧美人士的公文往来、报告、纪要等，从中也发现了关于Dora在华音乐活动的记述。至此，综合以上不同渠道得来的第一手史料，Dora的身世得以还原如下。

1886年7月13日出生于中国天津，父亲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穆麟德），母亲 Rosalie von Möllendorff（1848—1943）。Dora是家中三姊妹里最小的一个，姐姐Emma（1880—1963） 和 Magarette（1883—1963）也出生在天津。

三姊妹均自幼学习音乐（Emma钢琴和声乐、Magarette钢琴、Dora小提琴）并经常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穆氏三姊妹音乐会，1901年9月甚至在从德国返回上海的客轮上也举办了一场慈善音乐会，三姊妹合作献演了莫扎特《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波兰作曲家H. Wieniawski（1835—1880）作品19号小提琴与钢琴《玛祖卡舞曲》等8首作品，㉕据1901年10月18日Magaret致Sir Robert Hart信中所附节目单，原件藏Special Collections,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MS Reference，笔者译。Dora当时只15岁。1902年1月三姊妹在上海共济会会堂举办的一场音乐会则被一位在海关税务司任职的英籍官员的女儿记录下来：“我们去听了穆家姐妹的音乐会，非常成功，最小的姑娘Dora小提琴拉得优美至极，我想她也就是14或15岁。站在这么多听众面前拉琴而不看乐谱一定是需要些勇气的，而她全凭记忆演奏。”㉖Tiffen, Mary （2012）：Friends of Sir Robert Hart-Three Generations of Carrall Women in China, Belfast, P.234, 笔者译。在这场音乐会中，Dora演奏了比利时作曲家 C. de B é riot（1802—1870）的作品第 26号《小提琴协奏曲》以及意大利作曲家A.Bazzini（1818—1897）的作品第35号《悲歌》等曲目。㉗据1902年2月11日Magaret致Sir Robert Hart信中所附节目单，原件藏Special Collections，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MS Reference，笔者译。

1901年，父早亡，举家离开宁波，先后迁往上海、天津、北京。

1909年左右回到德国，继续学习小提琴技巧与理论。

1910年起在柏林、莱比锡等地频繁举办音乐会。

1913年到中国、朝鲜和日本巡演。

1917年初组建了自己的默伦多夫四重奏团，开始享誉全德。

1918年结婚，婚后终止演艺事业，育有两子，相夫教子的同时给儿童教授小提琴课。

1944年，两子皆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1954年，丈夫亡故。

1956年，以七十高龄复出，重新活跃在音乐会舞台。

1966年，在德国乌尔姆的明斯特大教堂告别演出，演奏了J. S.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

图5 老年时的Dora㉘ 照片由B.Rövenstrunck夫人向笔者提供并授权使用。

Dora身份的揭秘为萧友梅D大调的弦乐四重奏《小夜曲》添加了新的分量：它不仅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弦乐四重奏，还是专门为德国知名小提琴家而创作，是近代中德音乐文化交流史上一次更直接和更专业的接触。

（四）默伦多夫弦乐四重奏团

Dora悼词中提到的“默伦多夫四重奏团”让笔者兴奋不已。在此线索指引下，笔者翻阅了从1910—1918年在柏林和莱比锡发行的主要报刊以及其他历史档案，Dora以及她的默伦多夫四重奏团在这一时期的音乐活动终被发现。

从1910年回到柏林直到1918年婚后淡出乐坛，Dora的音乐活动一直被媒体、尤其是音乐专刊广泛报道，例如：

1910年，柏林：另外一位年轻小提琴家多拉 · 冯 · 默伦多夫演奏了科雷利《奏鸣曲》中的《福利亚舞曲》，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能力。她高度的认真、健康的音乐表现力和恰如其分的炫技都是加分项，她的自信预示在着未来的上升空间。演出中如果小提琴能再弱一些，让钢琴伴奏充分融合进来，则会更好。㉙Kanth，Gustav（1910），in： Die Musik，X. Jahr 1910/1911，Heft 3，erstes Novemberheft，Berlin，笔者译。

1911 年，莱比锡 ：多拉 · 冯 · 默伦多夫的小提琴音乐会（3月15日，克林德沃兹-夏文卡厅）给人以非常亲和的印象。冯 · 默伦多夫小姐是保罗 · 埃尔格斯的学生，她的演奏技术扎实、音色优美浑厚，而她本人又颇具舞台表现力。遗憾的是我只听她演奏了亨利 · 维厄当的作品第31号《d小调奏鸣曲》，演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热烈反响。㉚Schultze，Adolf （1911），in： Neue Zeitschrift fü r Musik，78. Jahrgang，Heft 12，23. März 1911，Leipzig，笔者译。

1915年，柏林（见图6）：女子弦乐四重奏团 Dora v. Möllendorff, Hilde Elgers,Dora Hamann 和Lore Winkler四位女性组合成立了一支弦乐四重奏团。她们将于今年冬天在柏林的簧风琴厅演奏数场弦乐四重奏音乐会。㉛Berliner Bösen-Zeitung，10. September 1915,Berlin，笔者译。

图6 1915年默伦多夫弦乐四重奏团成立时的媒体报道及刊头

1917年，巴门：第二场音乐会是默伦多夫四重奏团在巴门的首次演出，乐队由 Dora v. Möllendorff, Hilde Elgers, Dora Hamann 和Lore Winkler四位女性组成。她们演奏了德沃夏克作品第96号《F大调弦乐四重奏》、海顿的作品第76号《C大调皇帝四重奏》以及J.勃拉姆斯作品第34号《f小调钢琴五重奏》，整场音乐会让听众赞叹不已。㉜Oehlerking，H. （1917），in： Neue Zeitschrift fü r Musik，84. Jahrgang Nr.4，25. Januar 1917，Leipzig，笔者译。

1917年初默伦多夫四重奏团在柏林接连举办了数场音乐会，还于3月9日在当时著名音乐学院之一的“柏林演唱学院”（Sing-Akademie zu Berlin）与匈牙利作曲家Erwin Lendvai（1882—1949）共同举办了其作品的首演音乐会。1917年4月号的《柏林生活：时尚与艺术画报》㉝Berliner Leben： Zeitschrift für Schönheit und Kunst，April 1917，Jahrgang XX，Berlin.笔者所查版本藏Zentral- und Landesbibliothek Berlin.报道说“默伦多夫四重奏团的数场晚间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并配发了乐队成员的照片（见图7），从左至右依次为：第一小提琴Dora von Möllendorff，第二小提琴Hilde Elgers，中提琴Dora Hamann，大提琴Lore Winkler。

（五）相识与否

现实生活中萧友梅和Dora是否相互认识？笔者迄今所寻获的史料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但史实不外乎两种可能：其一，他们相互并不认识。只是萧友梅在知道了Dora其人或听过她的音乐会后而为她创作了该弦乐四重奏，却终未将其献出，因为从史料角度看，在所寻获的数份Dora及其四重奏团演奏曲目中，该《小夜曲》未曾出现过，在其他相关史料中也未发现两人直接相识的证据。

其二，他们相互认识。1912年萧友梅抵德，“初到柏林，第一件事使他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是音乐会之多……柏林是每天有大小音乐会十几场，交响乐、清唱剧、歌剧、室内乐、独唱、合唱，各种乐器的独奏，应有尽有。莱比锡每天也总有三四个音乐会。据萧友梅说，有一年他在柏林听了两百多个音乐会”㉞同注①。，而这正是Dora在柏林、莱比锡等地频频举办音乐会的时期。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有可能交集的时间和地点为数不少。从1912年底萧友梅抵达柏林到1918年Dora淡出乐坛，有约六年的时间两人同在以柏林和莱比锡为中心的音乐地域，不排除他们作为年轻作曲家和演奏家相识与交流的可能。默伦多夫四重奏团于1917年1月首演，萧友梅则是在1916年12月圣诞节写下弦乐四重奏《小夜曲》献给Dora，笔者深信这不是偶然，甚至有可能是为新组建的四重奏团定制而作。至于为何曲就却戛然而止，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原因或如廖辅叔教授评价萧友梅时所引用的“发乎情，止乎礼”，或有待更新史料的现身。

然而，无论他们是否曾相识，也无论创作动机是出于崇拜或爱慕，考虑到弦乐小夜曲的浪漫起源及优雅风格，这都是一部充满情感的作品。

结 语

如文中所述，“再探”过程中所寻获的第一手史料远超预期。有此结果，“笔者”觉得并非由于幸运，而是得益于以下两点。

第一，欧美资料库的开放胸怀。再探中，笔者或亲自到馆、或网上借阅、或信函索取、或电话问询，历经德、法、英、美四个国家的16所大学或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在每个藏书处都能自由查询。1916年萧友梅的亲笔简历、1919年萧友梅的博士证书底版、1920年萧友梅口试教授Conrady关于中国文化的著述等原件，笔者都曾拿在手中研读。

第二，以德国文化的知识积累和视角审视史料。此不仅尽量避免了对产生于非本土文化中史料的盲目理解，且有事半功倍之效。例如，Dora身份揭秘的突破口，即在于对萧友梅德语手稿上姓名的正确辨识。由此，笔者认为，萧友梅留德历史的研究，除了可以继续在以德国为主的欧美国家搜寻史料，萧氏遗物中的相关部分同样值得以源文化的视角重新释读。从学术角度而言，新的视角极有可能带来新的理解或新的史料线索。

后 记

2006年写作《初探》时，父亲孙继南先生始终给予关注和支持，从既有研究资料的提供到成文后字句的斟酌，我们有大量的讨论。《初探》发表后，父亲时常告知该文的影响及反馈，希望我能继续从史料入手对萧友梅留德史事深入研究。2016年8月，我告诉病中的父亲，刚刚找出了弦乐四重奏《小夜曲》所题献的人是谁。他听了很高兴，说“不急于发表，把史料搞扎实，有问题可以找刘（再生）叔叔商量”。今《再探》终于完稿，却不能像写就《初探》时那样，先给父亲过目、征求意见了，遗憾至极。

记得2006年我将《新探》最初命名为《再发掘》，父亲把初稿转给刘再生叔叔征求意见，刘叔叔加注说，“再发掘”，从学术界的角度而言可以这样说，但对孙海本人则是“第一次”。遂依建议改为《新探》，而现在则是名副其实的《再探》，仍幸得刘叔叔提出修改建议。

就一篇文章而言，《再探》的时间耗得有些长，但如文中所说，期间寻获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不时将我带入新的研究领域，经常要把自己拉回来先完成此文。《再探》中未涉及的关于萧友梅在德的大学生活与音乐活动，以及Dora在华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活动的诸多史料，笔者将另以专文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