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桂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范晔的《后汉书》，作为东汉史的基本文献资料之一，其学术历程自成书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在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补入范书且一并注解之后，便有了完整意义上的《后汉书》。自此以降，《后汉书》研究可谓代不乏人。“李贤、刘攽、惠栋、王先谦等人相继依托《后汉书》，进行注释、解说、校勘和考证，为东汉史研究铺平了道路。”[1]在撰写过程中，《后汉书》本身已经不可避免地存在缺漏讹误，而其后李贤等人所作注解也有踳驳漏略之处。历经宋、元、明三代，关于《后汉书》并未出现新的注本，延续至清，这种沉寂终于被惠栋打破。

一

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人称小红豆先生，是清代考据学的奠基者和吴派经学的领袖人物。惠栋一生的著述甚为丰厚，其经学成就得到世人的广泛肯定。正如晚清学者李慈铭所说：“惠氏栋史次于经，而两汉则致力亦甚深。”[2]其在史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后汉书补注》*惠栋还有其他史学著述，如《汉事会最人物志》《诸史会最》《汉事会最》等。关于惠栋的研究，学界现有成果较多地集中在其经学和学术思想等方面，而对其史学则着意不多，具体到《后汉书补注》的研究就更为单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三：一、《后汉书补注》固然有其价值，但是惠栋经学著述声势浩繁，以至于对其研究多集中于经学而忽视其史学；二、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王先谦虽然极重惠栋补注，但是《后汉书集解》亦无可避免地遮蔽了前者的光辉；三、当代最为通用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的《校勘记》是以“集解引惠栋说”的方式间接采用其成果，这在无形中影响了学界对《后汉书补注》的关注和价值认知。目前，李开的《惠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惠栋著《后汉书补注》的史学成就、补注方法及失误进行了探讨；王应宪的《清代吴派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探究了惠栋的史学渊源、《后汉书补注》的体例特点及学术影响。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对于惠栋补注《后汉书》的价值与地位的探讨方面尚嫌不足。。

根据漆永祥先生的考述，《后汉书补注》“始撰于雍正九年(1731)，成于乾隆七年(1742)，恰为十一年”[3]。惠栋在此期间因父惠士奇罚修镇江城既而又被罢官的事情颠沛流离，致使撰写过程极为不易。然而，自书成至刊刻，《后汉书补注》又经历诸多曲折和更加漫长的时间。从李保泰跋文可知，惠栋因在扬州患病时受汪棣的悉心照料，故而以己著《后汉书补注》酬谢。汪棣笃于友谊意欲刊刻惠著，但因家道中衰而未果，而且同郡陈氏也未能刊刻。李保泰在汪棣去世后从其子处借得其家所藏稿本。焦循曾经从稿本抄录过，李保泰又借其钞本，利用二者互相雠校。其后，李保泰因缘借得陈氏所藏缮本，因其较稿本清晰而且增添有补正内容，所以又抄录一本，并以此作为刊刻的底本。由此可见，汪氏、焦氏、陈氏、李氏于惠著的保存和校勘均为有功之人。冯集梧于嘉庆九年(1804)从李保泰处借得底本，“爰即仿其体例，付之梓人”[4]，刊刻是书。彼时距《后汉书补注》书成已有六十余年，而距惠栋下世已经四十多年了。

惠栋的稿本初名《后汉书训纂》，至缮本时则改定为《后汉书补注》。根据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作惠栋传记，《后汉书补注》为十五卷，但是二者所言并非惠栋所作补注的全本。李保泰跋文记述，十五卷的本子实际上是在惠栋将《后汉书补注》的稿本赠送给汪棣后，其门下弟子依据惠栋所阅《后汉书》批注而整理出来的。《后汉书补注》全书共24卷，其中，前20卷题为《后汉书补注》，后4卷则题为《续汉志补注》，以示区别。为方便计，今习惯以《后汉书补注》统称之*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后汉书补注》版本是《丛书集成初编》，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从3770号至3781号共12册。卷首有顾栋高和冯集梧两篇序文，卷末有李保泰跋文。其底本来源是伍崇曜刊刻的《粤雅堂丛书》，校勘者为谭玉生。。

二

南朝刘昭较早为《后汉书》作注，因其无志，遂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厘为三十卷补入，一并注解。至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召集张大安、刘讷言、许叔牙、格希玄等共同注解《后汉书》。李贤等仅注解《后汉书》的纪、传部分，而志的部分则依刘昭之旧。虽然有刘昭将司马彪的《续汉志》补入范书，但是二书仍系单行，直到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以后，范书和马志才开始合刊行世。由此，《后汉书》注的面貌大致确定。

“开导后学，发明先义”[5]是史注的主旨所在。史注能够为阅读史书与研究历史带来很大的便利。刘昭注解范书重在史实的补充而略于文字训诂；李贤注解范书则重在文字训诂。惠栋稿本初名“训纂”，似乎以训释为主，但其后定名为“补注”，大概因其补刘昭、李贤注，而且偏重于对前注中语焉不详的或未加注释的及有误的进行补充和纠正。

第一，补充前人注解的不足。例如《光武帝纪》中“始正火德，色尚赤”[4]14条，虽然李贤已经引用《汉礼制度》做了近400字的注文，但丝毫没有涉及这一变更的过程。惠栋征引《东观汉记》和《汉书·郊祀志》详细地阐释了自秦至汉正朔服色的变更问题。又如《章帝纪》中诏书有“重三正，慎三微”，惠栋认为李贤所作“三微者，三正之始万物皆微”[4]54的解析不够详尽，就引用郑玄的注释予以补充说明。

自李贤注解以后至清代前期，《后汉书》经过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积累不少成果，惠栋撷取相关内容对李贤注本进行补充。例如《刘玄传》中“俯首刮席，不敢仰视”[4]152条。李贤仅作词义注释，而惠栋则补充王幼学和刘知几关于此事的解析与言论：范书所记述的刘玄在大殿中见众臣的事件，传文将其描述成一副懦弱而胆怯的形象是属于“空传伪录”。再如《邓寇列传》中“元二之灾”[4]192条。对“元二”的解析，李贤注认为应该是指“元元”，而惠栋则补充了赵明诚和洪适的考证结果：“元二”应该是指“元年二年”。

第二，纠正前人注解的错误。例如《安帝纪》中“癸酉，调扬州五郡租米”[4]69条，所指为安帝永初元年，征调扬州五郡租米以赡给东郡、陈留、济阴、梁国、下邳和山阳几郡之事。李贤将五郡注解为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认为扬州领六郡。而惠栋指出安帝时扬州只有五郡，至顺帝永建中才分会稽立吴郡，因此李贤的注解在安帝时就将吴郡计入，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基于此种认识，李贤又推测出会稽郡是由于距离最远，所以没有被征调。惠栋则指明本纪下文有记载，永初七年时有调零陵、桂杜阳、丹阳、会稽、豫章租米的事例，故而会稽并非是以远而不调。由此可知，李贤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经过举证与对比，惠栋纠正了李贤注解的两处失误，同时也明确了扬州行政区划的沿革。

再如《皇甫规传》中“欲退身避第”[4]693条。关于此事，李贤注解为“言欲归第避仕宦之途也”，解释为皇甫规是意欲隐退回家。惠栋则征引《风俗通》的记载“欲避弟仕途”，经过相互对照，指明皇甫规实际意图是想要避弟仕途，只是“弟”字讹写为“第”而已。

惠栋在补充和校改前人注解的同时，对《后汉书》所载录的东汉史实也有所考证，而且还对《后汉书》体例和史法予以解读。

第三，对于东汉史实的考证。例如“复南顿田租岁”[4]28条。《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在建武十九年免除了南顿县田租，关于岁数具体是几的问题，刘攽则予以分析和推断。根据本纪下文：建武二十年“复济阳县徭役六岁”[6]73，以及明帝在永平五年有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的事例，刘攽推断出光武帝初复岁数是“五”，然后“复增一岁”[6]71，意即光武帝免除南顿县田租一事与两件“后事”类同，均为六年。惠栋则指明：《东观记》本纪记载的岁数为“一”，即光武帝先是复一年，而后又增加一年，总共免除南顿县田租两年。综上，惠栋运用具体而明确的史料解决了刘攽的疑问，同时也驳正了他的错误推论。

又如《郡国五》中“昌辽，故天辽，属辽西”[4]1274条。惠栋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述，指出辽西无天辽县。而阚骃《十三州志》记载：辽东属国都尉治昌黎道。又因《汉书·地理志》记录辽西郡有交黎县，应劭的注解为：今昌黎。综合以上三点，惠栋遂得出结论：昌辽应该就是昌黎，天辽应该就是交黎。惠栋还列举《通鉴注》与《晋书·地理志》当中对于昌黎的解析为佐证，把这一问题梳理得十分清晰，即昌黎就是汉交黎县，属辽西，后汉则属辽东属国都尉。

第四，对《后汉书》体例与史法的解读。如“《后纪》第十上”[4]129条。惠栋追溯范晔编撰《后汉书》的体例，指明《东观汉记》是依照班固作《外戚传》，华峤则把《外戚传》改成《皇后纪》，次于帝纪之后。王隐在撰写《晋书》时亦遵从华峤的体例。范晔撰写时是以华峤书作为蓝本的，自然而然地因袭了这种体例。而何焯在其读书记中指出：东汉有六位皇后临朝听政，因此范晔才改作《皇后纪》，认为此举是“合史家之变，为得其实”。惠栋对何焯的观点予以辩驳，并判其为臆说。再如《光武帝纪》中的“更始元年”[4]3条。李贤于此处并未作注，惠栋则对诸汉书纪年细节进行比照，发现东观诸书均不为更始立纪，唯独范晔是以更始纪年书于建武之前，故而推测范晔可能是认同了张衡的说法。

三

关于《后汉书补注》的体例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顾栋高认为是“仿裴松之注《三国》之例”，李保泰则认为是“仿小司马索隐式”。焦循亦称其“体例仿《史记索隐》而精核过之”[7]，而周中孚则以为惠栋作《后汉书补注》是仿照裴注之例和《史记索隐》式[8]202。

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将其注解目的表述为四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以补其阙”“以备异闻”“以惩其妄”“有所论辩”[9]。整体来看，裴注的最大特色就是补阙，补充和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序文将其索隐内容概括如下：“探求异闻，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10]简言之，司马贞索隐的最大特色在于“演注”和“述赞”。清代去东汉已远，典籍缺失是客观事实，依此而言，惠栋想要模仿裴注的体例已属不得，更遑论小司马索隐的体例，因为演注与述赞这两项《后汉书补注》根本付诸阙如。今人刘治立曾对清朝的史注体式进行研究和分类，将《后汉书补注》划归为“补注体”，可备一说[11]。

惠栋补注《后汉书》的方法可大致归纳为四种，分述如下。

一是辑佚材料。览观此著，“东观记曰”“谢承书曰”“续汉书曰”“续汉志曰”等条目几乎贯穿始终，占了极大的比重。据笔者统计，惠栋引《东观记》467次，谢承《后汉书》135次，《续汉书》147次，《续汉志》205次，其他华峤、袁山松、谢沈、张璠、薛莹、张莹等多家不一而足。众家“后汉书”是范书的史料来源，但是早已亡逸，仅剩下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传世。惠栋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太平御览》等类书以及相关的旧注如《世说新语》注、《三国志》注和《文选》注中辑录佚文、钩沉材料，作为研史之助。袁宏的《后汉纪》中包含有很多范晔所删取而未尽录的材料，惠栋则在作补注时以袁纪为基础进行参互考寻。《后汉书补注》文内“袁宏纪曰”“袁纪曰”“袁宏纪作”“袁纪作”共出现达479次。

范晔所撰《后汉书》虽文采斐然，可惜的是其采择资料时刊削过甚，所幸惠栋在补注时援引众书，予以补缀。如将《东观汉记》与谢承《后汉书》所载而范书所阙的循吏传文补录于后，使《循吏传》的人物资料更加丰富。同时，惠栋还会为已有的人物传述增添一些逸闻故事。例如：

谢承书曰，九江夏勤，字伯宗，家贫，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屦断，勤置不卖。出行，妻卖以籴米。勤归，适炊熟，怪问何所得米，妻以实告。勤责妻曰：“卖毁物，欺取其直也。”因弃不食，仕至司徒。[4]71-72

这些增补的人物事迹，既使得人物形象鲜活饱满、生动可观，又有助于研读者对历史人物进行理解和把握。

序、论、赞能够相对集中地反映作史者的思想和观点，范晔的史论虽然极为精彩，但是其他众家“后汉书”的史论也各具特色。在帝纪部分，即《后汉书补注》的前四卷，惠栋附加了众汉书的序、论、赞共计15篇，其中《东观汉记》序3篇，袁山松、皇甫谧、司马彪、华峤四人论共6篇，薛莹赞6篇。概括而言，这些篇目或是总评人物，或是评议为政得失，或是总结历史经验，它们代表了不同撰述者的史学思想，也传递着对于东汉史的解读。惠栋将其补录于范氏之后，可使后世研读者纵横对比，有章可循。

二是旁征博引。惠栋不仅借鉴前代学者的《后汉书》研究成果，如文内引用“胡三省”达534次之多；而且征引同时代诸多学者的学说，主要包括何焯183次、惠士奇53次、顾炎武44次等。顾栋高序文称惠栋“据家宁人先生及何义门所评三史，一一校正之”。伍崇曜跋文则称：“今考是书，二先生而外，惠学士其父，王贻上其师，外至阎百诗、李天生、朱竹垞、姜西溟、周栎园、徐建菴等说，莫不繁征博引。以至前明杨升菴、陈眉公说亦采焉，亦可见其不坚持门户之见，与动讥明人不学者迥殊也。至引及《杂事秘辛》谓其未可取信而后复引之，殆偶未芟薙耳。”*参见伍崇曜：《后汉书补注跋》，粤雅堂丛书，出版时间不详。惠栋撰写补注时征引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后汉书补注》所引唐以后至清前期文献典籍汇总表*表1是笔者根据《后汉书补注》整理与汇总而成，惠栋所引的某些具体文献典籍待查，如陈继儒、惠士奇、蒋杲等人的著述。在引用的过程中，惠栋也会存在一些错误，如《后汉书集解卷一上校补》即指出，惠栋引用陈(继儒)说“眊音饵，羽衣，一名兜鍪”必有误。如此一来，核查其具体出处就更为不易。经由此表，可以从整体上了解惠栋吸纳和继承唐以后至清前期研究成果的大致情况，也能更直观地反映出惠栋在补充和校改李贤注本时的材料基础和依据。

续表1

时代作者所引文献典籍名称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元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明卢熊《苏州府志》明陈继儒不详明顾起元《说略》明陈济《通鉴纲目集览正误》明郭孔太《书传正误》明李蓘《宋艺圃集》明田艺蘅《留青日札》清顾炎武《日知录》《金石文字记》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清蒋杲不详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清姜宸英《湛园札记》清惠士奇不详清朱彝尊《经义考》《曝书亭集》

三是辨析驳正。惠栋对于已有的《后汉书》研究成果，并非不加选择地全盘吸收，而是审慎地进行仔细的辨别。若是发现错误，则会予以驳正。例如《质帝纪》中“四姓小侯”[4]93条。胡三省的观点是：此时以梁氏加入四姓，而阴、窦诸后族已经衰废者未必得豫。惠栋则认为此说有误并进行分析论证：在明帝时仅有樊、郭、阴、马称四姓小侯，但其后继为后族者也称小侯，而桓帝建和二年时曾有赐四姓及梁、邓小侯帛的事件，由此可知，梁、邓不入四姓。其后惠栋又根据《虞延传》有小侯邓衍以及《州辅碑》有小侯邓晨，指明邓衍在明帝永平初已不在四姓之列。又如《耿弇传》中“乃以恭为戊己校尉”[4]227条。何焯在其读书记中指出“己”字为衍文。惠栋则指明《东观记》和袁宏《后汉纪》皆记载耿恭为戊己校尉，吴仁杰的《两汉刊误补遗》亦如此。何焯所依据的可能是流俗本的记述，由于关宠下只写“己校尉”，故而判定耿恭是“戊校尉”。惠栋以为汉虽有戊、己两校尉，但并不能因此而更改传文原本的记述。

四是附以己见。惠栋作注时，对于书中的史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所辨正，尤其针对前人注疏存在的问题，或旁引他籍，或取证本书，注意从不同角度加以案断。据笔者统计，文内“栋案”共计292条，“栋谓”共有6条，其案语大致分为四种：即辨析型、疏解型、补充型和阙疑型。

辨析型案语如《明帝纪》中“方今上无天子。注：《公羊传》云云”[4]38条。《集览正误》称此说是由于光武帝初崩，所以与公羊义不同。惠栋判定其为臆说，认为李贤注解是正确的。辨析如下：章帝建初七年的诏令也有“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难道当时亦是由于明帝初崩么？疏解型案语如《乌桓鲜卑列传》中“扶黎营。注：县属辽东属国”[4]1013条。胡三省质疑：按照两汉《志》记载，辽东郡以及辽东属国，均没有扶黎县，不知道李贤的注释所依据的是何书？惠栋予以疏解：后汉辽东属国无虑县，即为扶黎；辽东有无虑县属国，不应该重出。而扶黎误为无虑，则是声转的缘故。其实，辽东属国县名多有误字，如将昌黎作为昌辽，或将交黎作为天辽，或将宾从作为宾徒等，均系宋以后人传写讹误所导致。补充型案语如《明帝纪》中“九年。置五经师”[4]43条，惠栋添加案语补充材料予以详细的说明。阙疑型案语如《和帝纪》中“复置涿郡故盐铁官”[4]63条。惠栋虽然进行了解析，但标明“未之详也”，最终阙疑。

四

乾隆甲戌年(1754)，顾栋高受惠栋所托为其《后汉书补注》作序。序文称：“先生之援据博而考核精，一字不肯放过，亦一字不肯轻下，洵史志中绝无仅有之书也。”[4]刊刻者冯集梧所作序文写道：“叹其旁推交通，取精多而用心细，所以昌明绝学，足与小司马《史记索隐》并附正史。”[4]李保泰在跋文中则称：“其天文、五行等志，尤精凿不刊。盖先生贯串图纬，为世绝学，精心考核，其快处真若拨云雾而见青天也。”[4]显然，《后汉书补注》的撰著水平与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褒扬。

惠栋在补注《后汉书》的过程中确实“援据博而考核精”，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一种情况为前人已属错误论断而惠栋却继续因袭，如《章帝纪》中“其以熹为太傅，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4]48条。李贤注解为：“武帝初以张子孺领尚书事。录尚书事由此始。”[6]130惠栋征引罗苹的论断：李贤注错误。王先谦认为：“由此始，即谓由融始，注不误。”[12]75而且《和帝纪》中“癸丑，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录尚书事”李贤的注解为：“录谓总领之也。录尚书自牟融始也。”[6]174此例也可证明李贤注解不误。另一种情况为惠栋凭己意独断，比如《律历志》中“石不可离”[4]1027条，直接给出判定：“石作古。”张文虎指明：“石即上文所引《石氏星经》……石字不误。”[12]另外，惠栋偶尔也有注文多余的情况，即原文根本无需作注，其意自明，而他却多费文墨。由上述分析可知，顾栋高所作评价显得过于绝对，言过其实了。

《后汉书补注》全文“约三十余万言”[4]，其篇帙可谓不大，而惠栋所作补注共计8404条。王先谦曾盛赞：“近儒致力于《后汉书》，莫勤于惠栋所著《后汉书补注》。”[12]4《后汉书补注》是继李贤注本之后的重大进展，惠栋将《后汉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洪亮吉曾称赞：“先生之史学亦非近时所能及也。”[13]5继惠栋之后，《后汉书》研究者甚众，侯康、沈铭彝、周寿昌等人，皆对《后汉书补注》中的错误和不足有所校改和补充。至清末，王先谦较为全面地清理和总结了已有的《后汉书》研究成果，撰成《后汉书集解》一书。该书以惠注为主体，并采纳惠栋以后200年间《后汉书》研究的相关成果，成为《后汉书》注解的集大成者。《后汉书集解》吸纳和继承《后汉书补注》的成果数量颇大，笔者粗略统计，计6700余条，可见王先谦极为重视惠注。由此亦可说明：《后汉书补注》在《后汉书》的注释系统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席位。

《后汉书补注》是在李贤、刘昭注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成果，《后汉书》的注释基础与主体依然是李贤、刘昭注，惠栋所作补注与其关系是继承和发展而非并列。周中孚所作评价：“其有功于司马、范氏当又在宣卿、明允之上矣。”[8]202这当属于溢美之词。刘昭注、李贤注及惠栋补注均为《后汉书》研究历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今人李开已经对惠栋史学进行初步的探研，对《后汉书补注》做出定位，“惠栋的史学著述承前启后，与各家共同形成了史学系统中的一支重要主线：《后汉书》研究，由此亦正可见惠著在学术史上的地位”[14]。李开此论较为允当。作为《后汉书》研究历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惠栋所撰《后汉书补注》颇为关键。该书不仅是惠栋对前人《后汉书》研究成果的一次整理和总结，而且为后来的《后汉书》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清人陈其荣曾在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的序文中说，“盖踵于后者固不易，而发于前者为尤难耳”，若以此论来衡评惠栋与《后汉书补注》，其承前启后则属兼负两难，吾辈自当珍重而善用此书。

清初学术是由经学考辨入手，学界诸儒提倡以经学济理学之穷，清廷则对此予以及时的肯定，因此把知识界导向了对于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与总结的新阶段。清人倾尽全力治经，治史多是在课经之暇。钱大昕曾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15]以经学家的身份研治《后汉书》，惠栋此举也可说是对自身学术体系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而惠栋在彼时重经轻史的大环境中还能够兼及史学，亦堪称表率。

在跋文中李保泰写道：“是书有功范史，其精神终不能磨灭，显晦有时，留以相待。”[4]他对《后汉书补注》的价值充满信心，相信其终将绽放光彩。《后汉书补注》作为《后汉书》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充分发掘和利用其文献学及史学价值对于我们深化《后汉书》研究与加强东汉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