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桂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范晔的《后汉书》，作为东汉史的基本文献资料之一，其学术历程自成书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在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补入范书且一并注解之后，便有了完整意义上的《后汉书》。自此以降，《后汉书》研究可谓代不乏人。“李贤、刘攽、惠栋、王先谦等人相继依托《后汉书》，进行注释、解说、校勘和考证，为东汉史研究铺平了道路。”[1]在撰写过程中，《后汉书》本身已经不可避免地存在缺漏讹误，而其后李贤等人所作注解也有踳驳漏略之处。历经宋、元、明三代，关于《后汉书》并未出现新的注本，延续至清，这种沉寂终于被惠栋打破。

一

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人称小红豆先生，是清代考据学的奠基者和吴派经学的领袖人物。惠栋一生的著述甚为丰厚，其经学成就得到世人的广泛肯定。正如晚清学者李慈铭所说：“惠氏栋史次于经，而两汉则致力亦甚深。”[2]其在史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后汉书补注》*惠栋还有其他史学著述，如《汉事会最人物志》《诸史会最》《汉事会最》等。关于惠栋的研究，学界现有成果较多地集中在其经学和学术思想等方面，而对其史学则着意不多，具体到《后汉书补注》的研究就更为单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三：一、《后汉书补注》固然有其价值，但是惠栋经学著述声势浩繁，以至于对其研究多集中于经学而忽视其史学；二、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王先谦虽然极重惠栋补注，但是《后汉书集解》亦无可避免地遮蔽了前者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