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骞

摘 要：白寿彝从范晔对历史书的撰述态度，著述多有创见，对具体的历史群体做出分析评判，是无神论的拥护者这四个重要方面对《后汉书》给予了阐释与分析。从这种分析不难看出白寿彝在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的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与基本理论方法。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关键词：白寿彝；范晔；《后汉书》；史学史；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40-02

“前四史”历来为史学史研究的重点。范晔和《后汉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当中占据重要分量，为史学史学习者不可绕开之重要著作。白寿彝对范晔和《后汉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思路与阐释路径，在范晔和《后汉书》的研究中成一家之言。①并且影响到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②

对于范晔，白寿彝分析了其生平经历。由于范晔是庶子出生，受了不少屈辱，所以在范晔的思想里也包含着对现实际遇的不满与挣扎。范晔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也较其他人更有感触，从而对下层民众的冷暖也更能给予关注。白寿彝分析范晔，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对历史书的撰述态度

范晔主张“以文传意，以意为主”。这八个字的落脚点在后面四个字。历史撰述不同于文学家做文，文学家做文是讲究如何将文章写得气势磅礴，光彩华丽，从而体现出文学家所描写对象的别致。但是历史学工作者更多地需要是通过文字的表述，达到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历史事件的表述，在文字辞藻上并不需要过多的华丽铺陈，只需要讲清楚人物特点，事情来龙去脉就可以了，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对所表述人物或事件的真实性即可，因此“以意为主”就成为历史著述的表达方法之一，这也反映了史学和文学的区别。

范晔的这种作史观点值得提倡，要把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分开，这对历史更偏重求真求信大有裨益。这才是史学追求的一种较高境界。由此可见，我们一直强调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史学与文学并不分开，但是在有的史学家看来，依然是有所区别，所以对待这样一种文史分开或者文史不分，对我们具体的研究一部史书而言，应该有一双能雾里看花的眼睛去仔细甄别。

二、著述多有创见

白寿彝研究中国史学史，总能够从客观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进程中考察史书流变，尤其重视史书中所表现的思想性内容，并且能从史学史的纵向发展中给予其研究的史书符合史书特点的定位，对史书的创见也更是给予重视。

对范晔《后汉书》中的创见，白寿彝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如范晔作帝纪之后做皇后纪，这主要是从政治史的作用来考虑。范晔发展了以对历史人物以类例相从的历史记载方法，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四对其类次方法有所讨论，白寿彝在其基础上继续加以论述。他举《后汉书》列传三十九为例，认为范晔善于将具有进步思想的几个代表人物合为一处进行撰写。这一卷的人物有王充、王符和仲长统，这都是当时有代表性的进步人物。

在评价人物方面，范晔也保持了品第人物的兴趣，但范晔对历史问题的兴趣绝对没有停止在品第人物这样一个层次上。在为皇后立纪和以类相从记载人物上面，范晔希望通过用纪传体史书的体裁来包罗对历史问题考察的办法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范晔似乎还没有完全认识到。

范晔善于通过对历史事件记载或者人物刻画来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每一个史学家（纯技术的史学家除外）在其著作当中都会或多或少的表现自己的政治论点，范晔也不例外，而范晔表现出来的政治观点的思想性在白寿彝看来，具有进步意义。如范晔对于东汉开国时期君臣关系的看法就和袁宏对立，袁宏认为君臣乃名教之本，但范晔不这么看，而将当时君臣关系作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看待。对于当时的贵族豪强，通过自己的权势盘剥压榨下层人民，范晔给予了积极揭露，并不加以粉饰。对当时的历史变乱，范晔认为是官民矛盾，是官逼民反，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范晔在品第人物上还有一个特点即白寿彝所言“重节义”，这个节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伦理道德，比如范晔对李固和陈蕃的评价，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节义。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当然，后汉士大夫的节义是封建主义的，我们不应离开封建主义而谈节义。”[1]139

因为范晔的节义观念是在揭露丑恶和赞扬进步相互结合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他对范晔这样一个出身世族家庭的知识分子能够反映进步的士族地主的愿望给予了肯定，对他的历史编篆法和对他在史书中所体现出来的进步思想与司马迁排列在一起，认为是同司马迁一样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家，对司马迁的著史风格有所发展。

三、对具体的历史群体做出分析评判

白寿彝指出范晔继承了司马迁和班固以来的一些史学传统，但他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观察撰写当时的各个群体，这与魏晋以来长期动荡局势有关。他对范晔评论宦官和评论外戚，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分析。这里仅以评论宦官为例，对东汉宦官，范晔不是像后来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益处，在这个腐朽群体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褒奖的人物，但从整体上看，宦官确实成了后汉时期一颗政治毒瘤。对此，范晔认识相当清楚。这体现出范晔能够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对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思考，呈现了理解历史的客观主义态度。

范晔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出靠近历史真相的结论。虽然范晔还无法认识到宦官是封建王朝的从属形式，具有腐败性，但能就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思考并加以解释，这体现了范晔的历史主义态度。同时在对不同宦官的鉴别上，他对宦官群体中的优者或者劣者能够加以区分，表现他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能力，虽然这是朴素的辩证法，但由此不难发现范晔对历史现象的客观评价态度。这是白寿彝发现的进步思想，这些进步思想也是我们在论述其他史学家时常常用到的观念或者方法。

四、无神论的拥护者

白寿彝对史学史研究中的思想性内容是相当重视的，比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有神论与无神论，是否具有辩证法思想等等。白寿彝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对史书中反映的这些思想给予积极关注。这既是方法论的重视，也是理论兴趣所致，这是和白寿彝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极大的关系的。

白寿彝认为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和当时宣扬佛教宣传鬼神论的正宗思想是对立的，对当时的高层统治者如宋文帝企图以佛教来巩固统治基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范晔和当时的何尚之等人提倡的佛教观点可谓是针尖对麦芒。就在被何尚之等陷害，将死之前，还嘱托别人带话，说天下绝对没有鬼神存在。如果真的存在鬼神，他肯定会找到何尚之，以报杀身之仇。这里范晔体现出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意识。在他遭到陷害被杀之前，他还曾希望能够写出无鬼论这样的书籍出来，以手中的笔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有神论者进行辩论。范晔在《西域传》中集中批判了佛教，认为在张骞和班超时代佛教并未产生。对当时的佛教，范晔持批判态度，尤其是对那些崇尚佛教的上层人士，对他们喜欢玄理和诡辩的方法论以及神不灭伦和因果循环报应论都是持批评态度。

当时，贤达人士虽然好谈佛法，但在实际生活当却生活糜烂，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范晔在言行上揭露他们的不一致。这种揭露使得今人可以认识到对于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或许还要持续下去。

白寿彝指出范晔对阴阳禁忌是持反对态度的。如《郭躬传》中对廷尉吴雄的记载，以及对陈伯的记载，通过两两对比，认为阴阳禁忌没有任何依据，“这可见他于史事记载中寓有破除迷信的意图”[1]147。

对迷信的热衷，绝非范晔时代独有，即使文明发展到如此之高的今天。依然有不少人还沉迷其中。我们经常在街头巷尾可以看到一些批卦算命的人，在他们周围也经常围绕着一些信徒，他们希望从算命测字中得到一点对自己未来的启示。更尤甚者，当今的一些官僚，不顾自己的信仰所在，往往去拜访一些所谓的“大师”，企图以大师的点拨来测试自己未来前程，这些都是封建传统的毒素作怪。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白寿彝希望通过对史学史的清理，从中得出一些有益于现实的思想性的唯物主义火花，以史学史研究作为一种清理旧思想，弘扬新风气的武器和现实中的这些不良风气做斗争。这也是白寿彝史学史研究的能给我们启示的特色之一。

我们知道方术之士在很多方面具有非科学反科学的一面，司马迁就曾对方术之士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在白寿彝研究范晔的理念时，贯穿的是一种科学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指出方术之士的荒诞不经，一方面对方术之士也提出他们能够保留一些科学性的东西。把迷信和科学分开，比如说对张衡的记载，就体现出了范晔的这一特点。

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争辩，是对精神是第一性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论争，也是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采取怎样的一种麻痹方法的实施。范晔的无神论观点，从整体上看，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所以白寿彝将之归纳为“异端史学”的范围，认为他比同一时期的沈约、萧子显和魏收等高明得多。在白寿彝的史学史研究谱系当中，这三位是神意史学观念的宣传人物，对历史的记载多有失实之处，文风显得相当萎靡，是当时“正宗史学”的代表人物。

五、结语

关于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对于代表性史学名著和史学名家的关注是其重要特点。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人们总是希望在对通史的考察中寻找自己的“根”，在理论的思考中提高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而研究他们，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这些名著和名家好比串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上的一颗颗明珠，对这些名著和名家进行研究，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史学史的理解。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对史学史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把握。白寿彝先生的研究丰富深化了我们对范晔的认识，为后学指出了门径，这是他留给我们到底宝贵史学遗产。

参考文献：

[1]白寿彝.白寿彝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