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兵，杨 兵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中国古代历史上，五代十国是为短暂时期。时间虽只有五十多年，却是由唐后期藩镇割据过渡到北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藩镇割据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分裂局面的重要形式之一[1]，地方的实际权力逐步被藩镇军阀即节度使所窃取。正如《旧唐书·田承嗣传》所说，田承嗣不仅拥兵十万，并有衙兵，而且“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2]。这种分裂割据状态，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向另一种形式的割据即多政权并存局面转变，五代十国即是多政权并存形式的分裂割据，亦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

一、战争频仍的总体态势

分裂格局的出现，促使政权之间的战争频仍。五代时期年均战争次数在隋唐五代各个时期中居于前列。有学者研究指出，隋唐五代378年间共爆发一定规模战争353次，隋朝88次，年均2.44次；唐朝192次，年均0.666次；五代73次，年均1.4次[3]。如后唐灭后梁及平蜀之战、中原抗击契丹的战争、后周的统一战争，必然对当时城市兴衰产生深远影响。其原因在于，城市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是国家和地方权力、财富的象征，集中了人类智慧与文明，亦为战争双方攻防的重要目标与打击对象。

薛平拴在《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一文中指出，古都长安商业繁荣兴盛，独特政治地位为长安商业发展提供难得的有利条件，但正因其所处的独特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往往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因而商业最易遭到破坏，为商业衰落带来厄运。不仅长安如此，其他都城同样如此[4]。这一论断具有普遍意义，既看到城市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亦认识到正是这种政治中心的象征性意义使之难免遭受战争的侵扰。

五代战争对战区城市的直接影响表现为基础设施破坏、建筑物损毁、市民流失、城内财富遭受劫掠。战争是社会财富、资源、人口流动与配置的激烈方式，其发生于城市内部或以城市为主体攻击对象时，必然对城市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当其爆发于城市外部时，则引发城市周边资源向城市内部聚集的趋势，抑或为远离战争或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区域城市兴起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客观认知五代战争与城市发展关系，关注战争对城市作“恶”的同时，理应看到战争还用其“恶”行撬开城市闭锁，扩大城市网络，刺激新城市勃兴，成为后起城市崛起的主要杠杆。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城市的败落与南方城市的兴起即为重要体现。

二、北方动乱与城市兴衰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权和藩镇以及藩镇间发生了许多战争。因此，五代十国初期，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北方亦未完成统一，基本处于诸国混战局势，人民所遭到的浩劫是巨大的[5]。例如，朱温与朱瑄数十战，造成“野无人耕”[6]693。时溥与朱温争夺徐州，致“徐泗三郡，人丧十六七”[7]155。903年，朱温遣朱友宁攻博昌，“月余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将刘捍往督之。捍至，友宁驱民丁十余万，负木石，牵牛驴，诣城南筑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号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之”[8]8610。912年，杨师厚攻下枣强，“无问老幼皆杀之，流血盈城”[9]403。邢洺地区在李克用与孟方立争战下，“地为斗场，人不能稼”[10]8753。开封在朱温即位初年亦是“连年阻饥，公私俱困”。

后晋末年，契丹三次南侵，“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8]18。五代叛乱亦令无数无辜民众遭殃。汴、晋争衡时，卫州、黎阳为后梁所据，“州以西，相(州)以南，寇钞日至，编户流亡”[6]407。镇州张文礼叛乱，“出则千余人露刃相随，日杀不辜，道路以目”[6]830。赵思绾据永兴叛，数月后，“城中食尽，杀人而食，每犒宴杀人数百”[10]606。后晋末年杨光远叛，自开运元年(944)三月至十一月，城中人民相食将尽[6]1293。后汉朝杜重威据邺城叛，“邺城士庶，殍殕者十之六七”[6]1436。北汉的12州，盛唐时有28万户，而北汉亡国时仅有三万余户，约为盛唐时户口的八分之一。839年为唐文宗时期，户口有4990000户，到宋朝再度统一时，全国户口只剩3790000户*李常生：《中国历史发展摘要(七)》(五代十国)，未刊稿，第52页。，在这140年间减少达120万户，可以想见五代战乱的惨烈和战争对人口之破坏情形。

洛阳作为国都、陪都亦饱受战争之苦。901年，朱温为控制朝政，劫帝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是遂丘墟矣。废市荒街麦苗秀，强半今为瓦砾堆”[11]。后梁乾化三年(913)，朱友建杀其父自主，禁军将官袁象先发动兵变推翻友珪，“诸军十余万大掠都市”[8]270。后唐天成元年(926)，郭从谦率众哗变，“诸军大掠都城”[8]3。之外，契丹南下中原，史称耶律德光“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开封、洛阳)数百里间，财畜殆尽”[8]105。宋人李格非说：“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12]后唐明宗李嗣源夺取庄宗李存勖帝位，放任兵士在洛阳抢掠，“京城大乱，燔剽不息”。郭威夺取后汉政权时，允许士兵入开封大抢十天。“王峻谕军曰，我得公(郭威)处分，俟平定京城，许尔等旬日剽掠，众皆踊跃……”[6]114朱温攻郓州历时三、四年，郓州“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7]33。洛阳经孙儒、诸葛爽、李罕之等军阀杀掠，“都城灰烬，满目荆榛”，“井邑穷民，不满百户”[6]349。

五代时期，长安屡遭浩劫。后汉乾祐元年(948)三月，赵思绾在京兆府城发动叛乱，久经围困的长安城粮食极为短缺，出现人食人的现象。赵思绾“杀人而食，庖宰一如羊豕”[6]231。战乱历时一年有余，长安人口急剧减少，由原来的10万减少至1万,“其饿毙之数可知矣”[6]256。有研究者认为，长安城被毁程度比唐末大有增加。诗人荆叔诗云：“汉国山河在，秦陵草木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后周覃用之《再游韦曲山寺》亦云：“六街晴色动秋光，雨霁凭高只自伤。一曲晚烟浮渭水，半桥斜日照咸阳。休将世路悲尘世，莫指云山认故乡。回顾汉宫楼阁暮，数声钟楼自微茫。”诗人伤心、自伤、微茫的心情恰恰反映出长安城所受破坏之深。长安由唐末自五代失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下降为一般性的地方都市。

即使生产比较发达的山东、河北、河南也出现了满目荒凉，“疮痍数千里”[8]112的惨象。山西更是“赤地千里”[10]238。北方地区的经济破坏情形如《旧唐书·秦宗权传》所说：“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繁荣的长安被破坏后成为“荆棘满城，狐兔纵横”[7]79，洛阳“不满百户”[6]99，淮南“士民转徙几尽”[13]142，扬州“饥民相杀而食”[10]75。关于扬州的衰落，与北方战乱也有关系。何一民先生曾有论述，认为扬州在五代时期日趋衰落，一方面是受战乱影响，史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大运河北段的汴河堙塞，大运河南北运输中断，扬州的商业受到影响而衰微，同时，长江向南岸摆动，海船不能像过去那样停泊在扬州城外，扬州逐步失去了外贸港口城市的地位，扬州的经济情况更趋衰落，“扬一益二”的称呼成为历史的陈迹。追其根源，此一时期，统一全国经济基础的破坏，使各军阀均无统一全国的经济实力，无一个集团能成为较为突出的力量，以其实力建立全国性政权。如此反复大动荡，北方很多城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已无法恢复元气。

看到战争对城市发展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还应注意，为应对战争，统治阶层有意加强与战争有关的城市建设，五代时期的幽州即为一例。五代时期由于民族冲突加剧，统治者不得不屯集重兵加以防卫，幽州凭借其军事重镇地位，城市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攀升。幽州城市的这一发展，主要是由于战争打破了民族交流的壁垒，战俘和归附人口普遍增加。战争客观上为幽州城市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14]。

当然，五代时期，并非北方所有城市均遭受严重破坏，部分城市仍有发展。以开封为例，其在唐代即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907年，后梁建立，开封从地方城市上升为都城，此后开封又相继成为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城市政治行政地位提高，促进了开封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从后梁到后汉，因政权不断变更，战争频繁，故开封在营建方面无大的变动。后周时期，中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社会也较以前稳定，而开封“华夷臻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但城市建成区狭窄，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拥挤不堪，旧有的城市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后周世宗柴荣即下诏扩建开封城。经过几年营建，完成了外城的修筑工程。新修开封城周长48里，由于有充分的准备，并经过“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建”，因此开封具有相当的规划性，建筑规整有序。开封城市建成区较前扩大4倍，城内拓展道路，改善交通条件，城内街道宽阔笔直，主干道宽50步，一般街道也宽25～30步，道两旁划定植树地带，城内的宫殿建筑相当雄伟壮丽，可谓“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后周还制定了一些城市防火和改善城市卫生的措施，改善城市供应，促进经济发展。例如，周世宗发徐、宿、宋、单、滑等州丁夫疏通汴河、五丈河，解决黄河决口问题，并修固黄河河堤，使汴河东流定陶，入于济，以通青、郓水运之路，从而恢复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使山东和江南各地的粮食、货物均可由水道直达开封，从而使开封城市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宋朝开封城市的繁盛奠定了基础[15]。总体而论，五代十国城市兴衰变化较大。北方由于战争兵焚，许多著名大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由此衰落。与北方相较，南方虽亦有城市遭受战争破坏，大体上好于北方，一些城市得以较大发展。

三、南方开发与城市发展

五代时期，是我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继续南移的阶段。北方地区战争不断，加之五代的统治者多数为大军阀，既无治国之才，又无治国之策，所以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持续战乱，政局不稳，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气温下降，雨量增多，自然灾害频发等共同作用[16]，使北方城市少有发展。与北方相比，南方植被较好，平均气温高，降雨充沛，加之战争规模较小，时间较短，几经较量，得人心者由弱转强，消灭了对手，建立了几个割据一方的封建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建立者都能采取“保境息民”“重农抑武”之策，诸国基本上保持和平，各于境内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招徕商旅，所以大量北方人口流离而来，其中既有众多普通的农业劳动力和手工业者，又有许多文学之士，前者是为了生计而辗转流徙，却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江淮地区经济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后者是为了个人生存空间和政治前途而流寓他乡，他们一方面促使五代时期文人政治格局的形成，还为南方著名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7]。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优势，使得南方社会经济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在毕师铎、秦彦和高骈等军阀集团混战时惨遭破坏的扬州，经过杨行密的“轻徭薄赋，招抚流移，未及数载，几复承平之旧，吴王称号淮海时，广陵殷盛，士庶骈阗”[13]167。兵焚之后，一片萧条的江陵，在高季兴主持之下，民皆复业，为荆南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江浙地区的吴越，依靠发达的水利，而“钱塘富庶，甲于东南”。杭州“开肆三万室”[18]674，钱塘江内“舟揖望之不见首尾”[6]65。福州、泉州“招徕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10]89。前蜀时的四川“仓廪充溢”[19]87，后蜀时是“斗米三钱”。江淮、剑南、岭南也都恢复旧状，且有相当进步[20]。这一切都为南方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代时期的金陵，作为南唐国都，经济和文化发达，是这一时期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体现。南唐统治者注意恢复生产，重视农桑，奖励耕织，不到十年，南唐就“旷土尽辟，国以富强”[21]。在唐末五代割据的形势下，江淮流域经济的繁盛远远超过唐代，金陵的经济、文化尤为发达。政治地位持续上升，最终成为南唐国都江宁府，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南唐乃至全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的金陵城周围长达二十五里多(有说三十里)，东达今日大中桥，西临长江，即抵今水西门和汉中门，南到长干里，即今中华门，北至今北门桥、竺桥，秦淮河和石头城都包括在内，相当于明代应天府城的西南部分。城四周有城墙，高两丈五尺，共有八门，即龙门、栅寨门、上水门、下水门和东、南、西、北等门。子城(宫城)位于金陵城中偏北，周围长达四里，除北面无门外，其余东、南、西面各有一门。其范围南临今内桥，北尽小虹桥，东到升平桥，西至大市桥(羊市桥)，御街由宫城南门一直延伸到今中华路。

经济文化的发达促使人口大量增加。五代时期的金陵为南唐国都，北方移民以此为首选迁入地，如卢氏、朱元[22]均自北方迁入。南唐后期因后周南侵而南迁的淮南人民多定居金陵一带*例如，濠州人李元清在后周侵淮南时聚集乡人抵抗，兵败后迁入金陵，估计随其迁入的乡人为数不少。。大量贵族、官僚的定居，使得奢侈品消费出现很多商机。郑文宝《耿先生传》云：“南海常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上实宝之，以龙脑调酒服，香气连日，也以赐近臣。”[13]69王贞白《娼楼行》云：“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23]显示产自大食的龙脑油数量可观，并于娼楼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到了唐末五代，外商人数可能更多，金陵城内外经营奢侈品的外商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24]，以至于有研究者指出，南唐时商业日趋发达，金陵为南唐都城，商旅很多，金陵城破时豪民富商被越兵烧死于瓦棺阁者甚众[25]。可见，金陵是当时相当繁华的城市，贸易也相当繁盛，酒店、酒肆都相当普遍。金陵还出现了层楼开设的酒店[13]158。

金陵沿秦淮河两岸临街设置的商肆与手工业作坊共同形成行业街市，传统的封闭型商肆格局被打破。人口的迅速增加，激发了强大消费需求，促使商业获得迅速发展。南唐时期金陵城南出现专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市集[26]。《南唐近事》所载“鸡行”，即处于南唐的闹市区。《庆元建康续志》云：“戚氏〈续志〉云银行，今金陵坊银行街，物货所集。花行，今层楼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27]这里所指花行，为制作装饰用花之处；银行则为金银器物加工场所，反映出“坊”成为手工业的集中地[28]。

值得一提的是，南唐采取了不同于别处的重商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造就了金陵城庞大的富商阶层。南唐开国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集政客与富商于一身。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19]154。类似情况在金陵城内较为普遍。城内官员及其家属、军队、部分商贾、城市手工业者，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对金陵的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基于这一背景，金陵城市建设者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城市核心区域变成了官员生活和休闲的场所。城市核心区能追求到山水的清静，使得城市从纯军事和政治元素变成具有舒适生活气息的场所。官衙从平面、单调的建筑变成庭院、长廊、园圃、楼阁结合体。时人云：“有唐再造，俗厚政和，人多暇豫，物亦茂遂，名园胜概，隐辚相望。至于东田之馆，西州之墅，娄湖张侯之宅，东山谢公之游，青溪赋诗之曲，白杨饮酒之路，风流人物，高视昔贤。京城坤隅，爰有别馆，百亩之地，芳华一新。”[18]9225金陵私人园林众多，有财有势者设法于住宅中建楼造园。如司徒徐价的池亭园苑十分出名：“亭榭跨池塘，泓澄入座凉。扶疏皆竹柏，冷淡似潇湘。萍嫩铺波面，苔深锁岸傍。朝回游不厌，僧到赏难忘。”园中亭榭等建筑、水面很广的池塘、繁茂的竹子和树木，给人幽静淡雅的感觉[29]。

与在这里居住的达官贵人、富商大户和文学之士逐步增多相关联的还有手工业的发展。与江淮其他地区的手工业发展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与奢侈性消费品和文化用品生产有关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在后主时期，流行一种叫“天水碧”的印染品，相传这种技术是由后主李煜的宫人偶然发明的：“南唐将亡前数年，宫人撄蔷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为浓露所渍，色倍鲜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经宿露之，号为天水碧。”[30]可见在宫廷贵族的需求下印染技术明显进步。后来传到民间而成为一种时尚，“建康市中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天水碧成为染织品店主们吸引顾客的招牌[19]241。同时，金陵出现大量染肆、染坊，意味着该地区也有众多纺织作坊，这也应是五代江淮地区“桑柘满野”现象的必然产物[17]107。金陵造纸业也颇为发达。其所产文人用品中，宫廷内苑所出“澄心堂纸”堪称一绝。其制作经过冷水浸楮、取脂、烘焙等工序，纸品制成后坚滑如玉，质量上乘，因而价值极高。其纸除了供君主使用外，也“供名人书画”[31]。大画家徐熙就“多在澄心(堂)纸上”画花果[32]。“澄心堂纸”不仅为南唐文人所喜爱，亦为后世文人所钟爱。宋人咏“澄心堂纸”云：“诗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33]又因金陵自唐末以后军事地位日益重要，造船等与军事有关的手工业也有较快发展。

再以杭州为例。杭州“当舟辐辏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唐时已是“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18]67，成为东南的大都会。钱镠定都杭州之前，为巩固地盘，加强防守，对杭州旧城曾两次进行扩建[34]。第一次是在890年，“筑新夹城，环包家山，自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35]87。第二次在893年，“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午，自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35]98。“城门凡十，皆金铺铁叶，用以御海。”城形“南北展而东西缩”，形如腰鼓，故称“腰鼓城”[35]178。十个城门分别为：“朝天门，龙山门，竹车门，新门，南土门，北土门，盐桥门，西关门，北关门，宝德门。”*《资治通鉴》唐昭宗景福二年条作“城门十三”。[36]78朝天门“上架危楼，楼基叠石，高四仞有四尺，东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为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东西阅门对辟名曰武台，夷敞可容兵士百许。武台左右北转登石级两曲达于楼上，楼之高六仞有四尺，连基而会十有一仞，贮钟鼓以司漏刻”[37]49。城垣的修筑，加强了杭州的防卫能力。唐乾宁年间，吴王杨行密亲信祖肩感叹：“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钱镠还在凤凰山麓唐州治故址修筑子城。子城方圆九里，“南为通越门，北为双门”，殿堂楼台雕梁画栋[38]191。

时至五代十国，杭州成为钱镠建立的吴越国都城，地占两浙十三州的吴越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39]。吴越国地狭、人少，但钱氏“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40]。钱氏三世五王坚持远交近和、保境息民的政策，赢得长时期的和平，客观上有利于杭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由此，吴越时期杭州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有二十多万人口。史书称赞杭州的盛况是：“钱塘自五代时，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苏东坡也曾描述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6]99“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6]66

杭州的商业通过海道，对外也展开了贸易。由于凿平钱塘江中妨碍交通的巨石，可使船顺利航行到山东蓬莱；海路畅通，北至登、莱，南达闽、广[41]98。与日本、高丽、大食等国也友好往来。当时杭州锣木营、锣木桥所用之锣木即为日本所献[41]83。统治者又设“博易务”，专门管理对外贸易[42]。正是由于杭州出海十分方便，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很多外商。尤其是在吴越时期，前来杭州的外国人众多，高丽人和日本人最为常见。僧契盈陪侍忠懿王游西湖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13]761。919年，吴越军曾用火油焚烧吴军战舰，“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35]98，可知杭州与大食国之间有着直接的海上往来。

吴越钱氏笃信佛教，厚礼僧人，其在西湖内外大兴寺院、建造佛塔、雕凿石窟佛像。据明人田汝成统计：“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之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36]213杭州众多寺庙，创建于吴越时代的几乎过半。著名的有昭庆寺、净慈寺、云栖寺、上天竺寺、宝成寺、开化寺、韬光寺、法相寺、六通寺、理安寺、灵峰寺等。据记载：“东南塔庙之盛……自唐而更钱氏，日增月益。”[43]钱氏当权不到一百年，杭州一地新建寺院三百余座，骤增数十倍，时称“佛国”。

五代十国时期，杭州市政建设亦颇有成效。钱氏在城内广开池井，较著者如涌金池、吴山大井、钱王井、灵鳗井。吴山大井“私深莹洁”，“品其水，为钱塘第一”[37]89。据记载，仅在今下城区百井坊巷一带，就有“钱王所凿九十九眼井”，称“祥符寺井”或“钱王百井”[37]76。这一做法，改善了当时杭州城的淡水供应。之外，钱氏还加强了连接各城门的街道、通衢，横跨各河渠的桥梁以及市场、房舍、城楼也有多方面的规划和修建。诸如此类之努力，使当时的杭州华美绝伦，风景如画。欧阳修《有美堂记》称：“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至于凤凰山麓的王城府署，其豪华就更不待说，非但殿堂楼台雕梁画栋，庄严巍峨，还“廊回路转”，“垂杨夹道，间以芙蓉”，“环以古松”，“风帆沙鸟，咸出履局下”[35]368，俨然如一座江滨大公园。

经过吴越钱氏对杭州八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杭州城市范围扩大，东至捍海塘，西抵西湖，南达净寺雷峰塔和六和塔西，北到武林门外夹城巷和良山门外，不但大大超出隋代杨素所创的州城，甚至已和今天的市区相仿佛。城市人口也大量增加。《乾道临安志·户口》记载，“贞观中，户三万五百七十一”，吴越归宋时“户主六万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主客共七万零四百六十五户，海路畅通，经济繁荣，特别是丝织业更是兴旺发达，产品远销海内外。“钱塘富庶盛于东南”[8]667，“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44]。应当说，五代十国时期，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开拓阶段，对后代杭州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38]199。

四、结语

五代十国时期，战争严重破坏了城市发展与运行的良好秩序，公共财产与民众财富遭受劫掠，人口流失严重。短时期内，战乱破坏了城市发展的单体过程，但长期来看，多数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城市的恢复和进步仍然无法阻挡。社会资源往往从遭受战争创伤的城市流动至周边城市，战争对社会财富、人口等生产力要素进行了重新调整和配置。在破坏旧有城市的同时，亦为新兴替代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充当了不自觉的工具。可以说，战争给予城市摧花折柳般蹂躏的同时，亦打破人为隔绝机制，畅通的交通、配置的资源为其他区域城市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45]。五代时期，北方洛阳、长安等城市遭受浩劫，南方诸如扬州等城市亦难幸免。但伴随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北方经济遭受破坏的同时，南方经济却获得难得的发展机会，金陵、杭州等城市蓬勃发展即为例证。源于此，在五代战乱与南、北方城市兴衰关系问题上，关注战乱对城市破坏的同时，还应看到战争也撬开了城市闭锁，扩大了城市网络，刺激了新兴城市兴起，成为新城市崛起的杠杆[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