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占 青

(黄淮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原型思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经长期民族文化熏陶之后，逐渐融入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并进而影响文学叙事。原型思维大多来自神话。著名文学批评家弗莱曾对“原型思维”这一概念做过多次界定和说明，他认为：“神话是一种关键性的传播手段，它使形式更具有原型意义，使神的隐喻变为原型叙述。因此，神话就是‘原型’，神话的叙事方式也就是原型思维。”[1]我国古代“黄帝战蚩尤”神话，具有完整的故事形态和叙事方式，人物、故事框架、矛盾双方的冲突、战争的过程和结果等，形成了简要、古朴、完整的神话文本。“在黄帝和炎帝、蚩尤的战争中，双方都有很多神灵助阵，最后是代表正义或道德的黄帝一方获胜……这样的叙事模式为后来很多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所仿效。”[2]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的叙事即受神话原型思维的影响。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若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价值和成就，《三遂平妖传》或许并不能跻身优秀作品之林，但不能忽视这部作品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3]。它被文学史家称为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颇具代表性，对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原型思维正邪斗争与《三遂平妖传》中矛盾双方的设置

(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神话叙事的表征是故事，神话的内核构成先民的思维结构。《山海经》被称为“古今语怪之祖”[4]，记载了很多上古神话，其中有“黄帝战蚩尤”神话，在神话中，“蚩尤作乱，黄帝乃命应龙蓄水”；然后，当蚩尤率魑魅来战时，“黄帝令吹角作龙吟以御之”；当蚩尤去请风伯雨师帮忙纵大风雨时，“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还有当蚩尤以法术作大雾三日时，“黄帝乃命风后作指南车”；再者当蚩尤作法时，“黄帝在泰山梦见玄女赐予战法”[5]。由此可知，黄帝和蚩尤双方的战争，是多方参与形成的两股势力，并且经过双方之间多次的斗争。黄帝一方有会蓄水的应龙参与对抗蚩尤，蚩尤一方则有风师雨伯呼风唤雨阻止应龙，黄帝一方为了压制风师雨伯则找到女魃；蚩尤有兄弟81人，皆是铜头铁臂，于是黄帝设法做大鼓压制蚩尤；蚩尤布下大雾，黄帝则制造指南车破解；蚩尤布下阵法，黄帝则得到九天玄女娘娘传道破阵。在神话故事中，黄帝代表正义的一方，蚩尤代表邪恶的一方。尽管在战争中黄帝多次处于失败的危险之中，但最终邪不压正，黄帝擒杀蚩尤，正义一方获得胜利。

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环环相扣，是“黄帝战蚩尤”神话的特点。在小说《三遂平妖传》中，文彦博和王则矛盾双方争斗的过程，受到神话原型思维结构的影响。小说中文彦博一方先有先锋大将孙辅上前叫阵，“先锋孙辅挺枪指挥人马抢城，捉王则”；接着王则一方出来左黜，“王则见人马抢来，往后一退，让左黜马头在前”，然后“只见左黜在阵前叩齿作法，乌云猛雨，雷声闪电，火块乱滚，就兵马队里卷起一阵黄沙，罩得天昏地暗。黄沙内尽是神头鬼脸之人，引着许多豺狼虎豹前来冲阵。众军只斗得人，如何能斗得神鬼猛兽，战马惊得乱窜”。这一下子将孙辅打败，落荒而逃。文彦博一方兵败后，曹招讨献计“用猪羊二血，及马尿、大粪、大蒜”破左黜等人妖术。王则一方兵败后得到圣姑姑帮助，圣姑姑叩齿作法，“又见众妖人簇拥着圣姑姑披发仗剑，牵着白马在前，口中念念有词，把剑尖刺着白马，噙口血水只一喷，只见王则阵上，恶风急起，沙石雨雹”，这一飞沙走石的妖术又击败文彦博一方。文彦博一方兵败后，诸葛遂智得到九天玄女娘娘法旨去帮助文彦博，“诸葛遂智在军中见了，摇动铃杵，口念真言，把铃杵一指。可霎作怪，那阵恶风沙石雨雹，转风望王则阵里打将入来”[4]。最后在诸葛遂智帮助下打败王则一方，文彦博一方赢得最终的胜利。小说中文彦博一方与王则一方斗法及反复对战，这一矛盾双方设置受早期创作的神话故事原型思维影响。

神话原型总是有正义与邪恶之分。在 “黄帝战蚩尤” 神话中，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斗争就是正邪双方的斗争。

《山海经·大荒北经》：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6]

这种神话故事的矛盾双方代表着古代原始的一种思维方式，也属于原型思维，神话中黄帝是正义的一方，蚩尤是邪恶的一方，对于正义与邪恶或者孰对孰错，原始思维中的判断是十分明确的，《山海经》中以近乎“上帝伐恶”[7]的口吻来说明黄帝对蚩尤的战争。这种对胜利者的歌颂，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人心向背。司马迁《史记》关于“黄帝战蚩尤”的描写就更具有这种意识倾向了。

《史记·五帝本纪》：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为黄帝。[8]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原始意识影响和司马迁的历史观，在原始思维影响下的叙事观念，以善恶为导向，以为民除恶为价值判断，构成了原型叙事价值选择的基本特征。受其影响，在《三遂平妖传》中，文彦博代表正义一方，王则则为邪恶一方的代表。小说写道：

却说卜吉，这日口虽不言，心下想道：我本是做客生理，为胡永儿下井事，冲撞了赃官，几送残生。幸遇我师父救助，跟随王则，得报此仇。谁知王则做事，比那赃官更狠，民心离怨。蛋子和尚不辞而去，也只为看不上眼。我若不见机，又与文招讨作对，诚为逆理罪过……九天玄女娘娘吩咐道：“你先在贝州，居住城内城外？”和尚道：“弟子见王则不仁，便在城外甘泉寺着脚，从不入城。”*文中所引《三遂平妖传》原文均出自罗贯中编次、冯梦龙补改、刘紫梅点校《三遂平妖传》，中华书局，2004年版。

上述对话突出了王则的凶狠、不义和不得人心。文彦博是代替皇帝平定反叛的最后胜利者(代民伐罪)，同时也成为维护皇权的代表人物。罗贯中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塑造出维护秩序的文彦博这样的形象是不奇怪的。关于这方面，学者陈作林认为：“《平妖传》中有不少谀颂封建统治者的肉麻之词。谄词谀句,充分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秩序的礼赞和膜拜。这种露骨的阿时阿势的拍马语言,还常常借作品中不同人物的口,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宣泄出来。例如借诸葛遂智的口说:‘当今乃尧舜之世,君圣臣贤’,‘朝廷有道,去奸用贤,感动天庭’,等等,读之令人作呕。”[9]这种评价固然反映了作品颂圣的实际，透露出作者维护封建秩序的陈腐之念，但就叙事而言，忠奸、正邪之间的斗争，正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由此可见，《三遂平妖传》这一创作思维受到神话原型正邪斗争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小说中把双方矛盾的肇始都设置为王则一方，即王则是引起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王则犯上作乱，骄奢淫逸，杀害无辜百姓，扰乱社会治安，是社会的邪恶势力，文彦博剿灭王则正是为民除害。

(二)正邪双方代表着不同的道德力量

古代神话故事在价值层面，正邪双方的形象，是古代先民道德选择的结果，因此，正邪双方代表着不同的道德力量。在《三遂平妖传》中，文彦博一方和王则一方也是如此。文彦博受皇帝派遣，他要维护皇权，铲奸除恶，代表着为国为民的正能量。王则被设置为犯上作乱、扰乱社会治安、祸国殃民者。文彦博既是皇权的代表者，也是民意的代表者，因此他镇压王则的行动，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民间对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往往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评价的。求吉祥、求平安、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没有战乱是普通百姓的愿望。违背百姓愿望，即给百姓带来战乱与苦难的人，自然是坏人，百姓希望这些人没有好的下场，谁打击危害百姓的人，谁就会得到拥护。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写道：“东方的上帝是太皞……掌管春天；南方的上帝是炎帝……掌管夏天；西方的上帝是少昊……掌管秋天；北方的上帝是颛顼……掌管冬天。黄帝本人则住在天庭中央……四面八方都管。”[10]由此看出黄帝是居于中央统领着四方的领导者，在黄帝的带领下，天下得到治理，人民安居乐业。可是蚩尤作为炎帝之孙，想争夺黄帝的宝座，先是发动攻打炎帝的战争，炎帝一则确实没有做好准备，二则有仁爱之心的炎帝怕战争使人民受到祸殃，所以被蚩尤击败，炎帝只好向黄帝求助。神话原型叙事中黄帝与蚩尤的形象，就被赋予了贤德与背德的特质。蚩尤作乱，扰乱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是邪恶的，黄帝是四方之主，爱民如子，有义务和责任铲奸除恶，为的是民族的大义，神话中黄帝与蚩尤就是有德与无德的代表者。

其实在神话叙述的战争中，黄帝的胜败意义重大，是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平定四方之乱，能否统一中原，美德能否战胜恶徳，善能否战胜恶的重大问题。神话故事得以千载流传，既是语义选择的结果，更是道德选择的结果。但有趣的是，在古代神话传说中，蚩尤战败后，各地还留存有不少怀念蚩尤的遗迹。根据《轩辕本纪》中记载，在黄帝和蚩尤作战的地方，群众一直保持着“祭蚩尤神”的习俗。直到黄帝用“画蚩尤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才“八方万邦皆轸服”[7]。从中可以看出蚩尤当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很高的威望，再者，《庄子·盗跖》篇中这样记载：“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帝未致以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11]说明黄帝也并非完美的化身。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胜利者才是大众所歌颂和爱戴的对象，历史是不责备胜利者的，正是这种原型思维影响到后世文学的叙事思维，当然也影响《三遂平妖传》中作家为矛盾双方所赋予的道德属性。

历史上，王则起义确有其人，在《宋史·明镐传》(卷二百九十二)：“贝州王则，本涿州人，岁饥，留置恩州，庆历七年自号东平郡王，改元得圣，六十六日而平。”[12]这是对王则起义的简要记载，《三遂平妖传》正是作家罗贯中根据这一历史事件创作的。从历史来看，封建朝廷、官府以及正统文人，总是把农民起义视为盗贼、犯上作乱，因而对农民起义仇视敌视，这是他们维护封建政权和皇统稳固的出发点使然。比如明末清初反映李自成起义的小说《新世鸿勋》《铁冠图》《剿闯小史》《樵史通俗演义》等无不如此。《三遂平妖传》中，作家刻意将王则一方妖魔化，小说写王则一方多用妖术，如小说中第36回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曹招讨道：“闻得贝州会妖术者不过四五人，余者俱不会。然这妖邪法术，曹某有个道理可以破得。”文招讨听了欢喜道：“敢问招讨有何妙计可破妖法？”曹招讨道：“王则这家法术，和尚家唤作金刚禅，道士家唤作左道术。若是两家都会，唤作二会子，皆是邪法。只怕的是猪羊二血，及马尿、大粪、大蒜，若滴一点在他身上，就变不成神鬼，弄不得邪法。”

小说对王则的军师左黜也加以丑化，左黜起初是一个狐狸精，学会一些妖术便开始调戏村里妇人(贞娘)，后来遭到报应，被贞娘丈夫一箭射中大腿，险些丧命。通过这样的描述，说明王则等人是物以类聚、臭味相投的一伙。王则一方的另一个主要人物胡永儿，这一人物前后性格及行为反差极大，由此可以看出王则一方的道德沦丧。胡永儿在小说前20回中是一个善良、知书达理的女性，小说第19回，描写一老婆婆(圣姑姑)向胡永儿讨要炊饼时，胡永儿面对老婆婆的再三刁难和无理取闹，都能再三忍让，怀着感恩的心，帮助这位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老婆婆，充分表现出胡永儿的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是，自从胡永儿加入王则叛乱之后，开始变得蛮横无理，私下淫乱后宫，小说中这样写道：

永儿初时跟着圣姑姑行动，风云作伴，山水为家，半像个出家人样子。如今住在曲房深院，锦衣玉食，合着了俗语“饱暖思淫欲”这句了。眼见得宫中翠袖成群，峨眉作对，自己只守着一个王则。况且他有三妃六嫔，不得夜夜相聚。看了粉妆玉琢这般个小厮，能不动情？这小厮歇力奉承，争奈永儿淫心荡漾，不满所欲。永儿会法术，便摄他到伪宫中行乐。

胡永儿形象前后的转变，说明是王则的邪恶力量改变了善良的胡永儿，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王则的道德沦丧也带来了胡永儿的道德堕落。

小说中最能反映这种不同的道德力量之处，是在最后一回，左黜施行法术变化成诸葛遂智去刺杀文彦博，结果被玄女娘娘施雷震死。小说写道：“文招讨大喜道：‘若非吾师以正破邪，妖人一党如何平静！’诸葛遂智向文招讨耳边道：‘此乃朝廷有道，去奸用贤，感动天庭，有九天玄女娘娘空中佑助，非老僧之功也。’”由于文彦博和王则在小说中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道德力量，小说通过这样的情节，表现了善恶有报、邪不胜正的最终结局，从中也可以看出原型思维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二、原型思维的人物形态在《三遂平妖传》中的呈现

(一)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及对故事的引领

神话对小说的影响主要不是在文体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即故事的内核。在“黄帝战蚩尤”神话中，主要人物为黄帝和蚩尤，简要情节始终围绕着黄帝和蚩尤两人之间的战争展开。而在《三遂平妖传》中，书名中的“三遂”即马遂、李遂和诸葛遂智并非主要人物，主要人物是文彦博和王则，文彦博和王则是对立双方的主将，小说的大幅篇章也是围绕这两个中心人物展开叙事的。“三遂”的出现，来源于小说中第38回所描述的多目神对文彦博所说“逢三遂,妖魔退”的谶语。在平定王则叛乱的过程中,“三遂”的出现，正如神话原型中出现的帮助黄帝的应龙和天女魃。

关于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方面，在“黄帝战蚩尤”神话中，黄帝的形象并没有过多的正面描写，黄帝作为正义的代表，古代典籍所记载的上古神话对黄帝形象则有多侧面的描述，从而为“黄帝战蚩尤”神话中的黄帝形象做了补充。如《中国古代神话》中描写黄帝的权威:“他作为四方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谁都得服从他的统治和听从他的命令。”还有对黄帝处理奸恶的描写：“黄帝对于那些意气用事，常常发生斗争，甚至演成流血惨剧的天神，是最公平的裁判者……”[10]这些故事表明黄帝是位高权重的贤君，威望很高，且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关于蚩尤的记述是：“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一个个长的铜头铁臂，兽神人语，狞猛异常。”[13]更有民间传说蚩尤“人手牛蹄，四目六手”[14]，同时记述他吃的食物也很奇怪，他拿沙子、石头、铁块来做他的家常便饭，这些突出塑造了蚩尤凶神恶煞的形象，既然是邪恶之人，自然不能成为统治万方的贤君。先民对善恶的判断，往往赋之于一些表面特征，比如相貌、性情以及其他能证明其邪恶的东西，这就是早期先民的原始思维，有意识地对好人或恶人加以美化或丑化。在《三遂平妖传》中，主要人物塑造方面也受到这种思维影响，小说描述文彦博“年已七十九岁，精力胜如二三十岁的后生”，还有在小说中通过包拯之口说“彦博虽然年老，精力不衰，才智过人，老成持重”。这些都属于正面描写，以突出文彦博堪负大任。第37回从侧面刻画文彦博的形象，在该回中，文彦博险些被胡永儿的妖术“飞石”砸死，为多目神所救，这是因为多目神要报答文彦博昔日的施舍和帮助之恩，特来救文彦博一命：

文招讨问道：“你是何人，来救我一命？乞道其详，自当重报。”那个人说：“某不是军人。报相公向日一饭之恩、方便之德。”

这些描写都表现了文彦博值得大家尊重的一面，塑造了他德高望重、精力充沛、善良的仁义形象。相反，对于王则的形象，小说中这样描写：

到十五六岁，长得身雄力大，不去读书，专好斗鸡走马，使枪抡棒。供养多少教师在家，又唤巧手匠人，在背上刺五个福字。还有一件，从小好的是女色。若见了个标志妇人，宁可使百来两银子，一定要刮他上手。其他娼家窠户，自不必多说。又有一班闲汉帮他使钱，这里头又不知费多少钱钞。过了十来年，把个家业费得罄尽，房子田地也都卖来花费了……他只在娼楼妓馆及落脚人家走动，人家见他无赖，也没个肯把女儿与他。

还有一段描写，王则面对讽刺自己的李鱼羮，恼羞成怒道：“把他缚了手脚，吊在炮梢上，拽动炮架。一声炮响，把李鱼羮打出城外。”这些描写塑造了一个地痞流氓、淫秽无耻、滥用酷刑的无赖形象，用以证明王则并非造福一方的人物，只是祸害社会的毒瘤。

在主要人物对故事的引领方面，“黄帝战蚩尤” 神话中，线索始终围绕主要人物黄帝和蚩尤两个人展开。故事开始就以“蚩尤作乱”为线索，先有应龙帮助黄帝蓄水对抗蚩尤，然而“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败；面对不利局面，黄帝请来天女魃相助：“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接着蚩尤率魑魅来战时，“黄帝令吹角作龙吟以御之”；然后蚩尤开始作大雾三日，“黄帝乃命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7]，神话以蚩尤和黄帝每次斗争的成败为情节转换的重点，用两个主要人物的胜败引领故事发展，最后以蚩尤“身首异处”为结局。

《三遂平妖传》中，以王则的反叛和文彦博的平叛为故事的主体部分。首先是王则的出现，引发一系列矛盾冲突，如圣姑姑怂恿王则造反，接着帮王则招兵买马，王则一方有左黜、胡永儿、弹子和尚、张鸾、卜吉以及吴三郞、任迁和张屠三人加入。有了这些人物，王则便开始真正与文彦博对抗。王则落败时，胡永儿主动帮王则施展妖术，以“飞石”砸文彦博：“却说文招讨正坐在交椅上，忽被一人拦腰抱过一边，离交椅有五七步路。那磨盘下来，打不着文招讨，却把交椅打得粉碎，地上打一二尺一个深凹。众将见文招讨无事，俱各大喜。”而文彦博则在关键时候得到多目神的救助，之后圣姑姑以“白马迷军之法”帮王则大破文彦博，文彦博险些丧命，而此时出现受九天玄女娘娘点化的诸葛遂智救助文彦博：“文招讨问长老道：‘吾师有何神术，能破妖邪？’诸葛遂智道：‘老僧游方一十五年，曾遇异人传授五雷天心正法。凡遇金刚禅左道一应邪术，老僧见了，念动真言，即能反邪从正。’”帮他大破王则一方，最后以捉住王则而结束故事。小说中主要人物(王则和文彦博)和神话故事中主要人物(蚩尤和黄帝)对故事的引领有颇多相似之处。

(二)次要角色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

在“黄帝战蚩尤”神话叙事中，次要角色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虽然神话叙事是非常简要的，但次要人物是促成事件转机的重要因素。次要人物所起作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影响故事情节的进展，在主要角色面临困境时，次要角色的出现帮助主要人物摆脱困境，从而为情节的继续发展提供契机。在神话故事“黄帝战蚩尤”中，战争刚开始，黄帝处境不利，他一再被打败，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黄帝与蚩尤九战九败”[8]，在面对这一困境局面时，是次要人物的出场解决了这一困境。一是当蚩尤率魑魅来战时，黄帝身边大将出现“应龙蓄水”；二是当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水淹黄帝军队时，天女魃出场；三是当黄帝屡战屡败时，黄帝在泰山梦见九天玄女赐予战法，帮助黄帝解决困难。

正是这些次要角色的依次出现，给故事发展带来转机，这种原型思维创作在《三遂平妖传》中人物与情节的设置方面也有所呈现。战争之初，文彦博和王则对战，文彦博多败局，处于困境之中。小说中写道：

刘彦威只道原是这瘸子出阵，今番换了一个又不知什么妖货，莫等他做手脚，只管冲突前去便了。只见卜吉不慌不忙，口中念念有词，喝声：“疾！”把两个衣袖往前张开，袖里奔出千千万万豺狼虎豹之属，张牙舞爪，齐向军官阵上冲去。刘彦威的马见了，惊得直跳起来，将刘彦威掀翻在地。卜吉大踏步正待向前，却被左右两翼一起拢来，急救上马。军官见了异兽，都抛戈弃鼓，各自逃生。卜吉乘势追杀，夺了二百匹好马，军器不计其数……刘彦威又折了一阵，军士损伤者极多……正踌躇未决，吩咐军中牢守栅寨，不敢妄动。

在文彦博遇到败绩的情况下，曹招讨(次要角色)献计：“马尿、猪羊二血及大粪、大蒜撒在身上，可破妖术。”文彦博采用曹招讨的计策，顺利破了左黜的妖术。接下来与王则对战：

只见贝州一股青黑之气，罩定城头，内中或时见万团烈火，或时见一派洪水，种种鬼怪无计布施。文招讨三路人马团团围了贝州城，周围如铁桶相似，擂鼓发喊，只等城中军马出来。这里诸葛遂智以正破邪，乘势就杀将进去。不期王则仗着妖术死守，只不出来。

而文彦博十万兵马，“一日费了朝廷许多钱粮，到此将近两个月日，尚破不得贝州，如何是好”？文彦博面临粮草不足的困难局面，“文招讨三更时分寝不能寐，起来离了寨房，悄地巡行，只听得唱曲之声”，此时马遂出现，之后马遂用计打绽了王则嘴唇，使他不能念咒施展妖术，致使紧急关头没能救下己方的张琪，折了一员大将。马遂的出场，使文彦博的被动局面得以改观，但并没有太多优势。接下来又有李遂出现，将王则“城里虚实，地里坊巷，一应去处，图画阔狭”告知文彦博，并献计“在城北打一地洞，直入贝州城，然后开城门，放大军入城”，这一次要角色的登场改变了文彦博的被动局面，开始占主动优势。

次要人物的另一个作用是反转故事情节。“在情节发展面临关键的转折点时，通过次要角色的参与或‘搅局’”[15]，从而扭转乾坤，给故事情节带来不同的发展方向。“黄帝战蚩尤”神话中，在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的情况下，黄帝惊慌失措并时刻面临生死危机，蚩尤将要大获全胜。可是身边的大臣风后帮黄帝制造了指南车，为黄帝扭转了战局，大破蚩尤军队，擒杀蚩尤，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情节发展就是次要角色风后的登场，原本要兵败的黄帝，在风后帮助下制造出指南车，使故事情节发生反转。

《三遂平妖传》 中的次要角色诸葛遂智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反转作用，诸葛遂智原名叫蛋子和尚，他起初是王则的国师，由于他学会袁公法术，对于王则一方的作用比较大，但见王则人性丑恶，作恶多端，并非仁义之人，就退出王则一方。后来见到九天玄女娘娘：

蛋子和尚见了娘娘……娘娘对他说道：“白云洞中右壁乃天罡正法，左壁乃地煞邪法。目今文招讨大兵征讨，若能助正除邪，将功掩罪，此万全之福也。”蛋子和尚道：“贫僧与他们本事，也只相等，如何胜得他？”娘娘道：“我把天罡破邪法传授与你，他的邪法自不能施。虽如此，那狐精多年老魅，况有左道变化无穷，急切收他不得，必须请天庭照妖镜，照破原形，方才了手。”蛋子和尚当即拜九天玄女娘娘为师，受了天罡破邪法。

之后，蛋子和尚化身诸葛遂智帮助文彦博，原本王则一方还占据优势地位，即圣姑姑要施展最后的绝杀——五龙斩将法，可诸葛遂智的登场瞬间改变了局势，使情节发生反转：“圣姑姑被天庭照妖镜照住，一道金光射去。圣姑姑倒跌下来，把衣袖蒙头，紧闭双眼，只是磕头告饶。”诸葛遂智克制住了圣姑姑的妖术，然后击败了王则，帮助文彦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综上所述，小说《三遂平妖传》的创作在人物形态上的呈现及人物对情节变化的作用方面是受到了神话原型思维影响的。

三、原型思维的结构形式与《三遂平妖传》中细节构成方式

(一)神话原型的结构形式

在神话故事中，对人物及事件的描述比较简要，对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也比较模糊。如对于蚩尤的叛乱过程、究竟为何作乱、怎么作乱，在《山海经》中没有交代，只用了几个字：“蚩尤作兵伐黄帝”；对于应龙怎么蓄水反击蚩尤军队也没有详细说明，只写道“应龙蓄水”，而对于应龙怎么蓄水及蓄水过程的细节没有交代。还有天女魃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采用法术克制风伯雨师的，这些《山海经》里都没有说明，只写道：“黄帝乃下天女魃，雨止”，只说明结果，缺乏细节，对黄帝和蚩尤的作战更是简略，只有一个简单的结构框架：蚩尤来犯，黄帝派应龙抵挡；蚩尤则派风伯雨师克制应龙，黄帝则派天女魃抵挡；蚩尤又作雾，黄帝则有大臣风后制造指南车破解，于是打败蚩尤。

上古神话最初是通过口耳相传流传于后世的，因此不可能有复杂的情节与细节，文字产生之后，形成文本的神话是对口耳相传故事的记录，因此表现出简要朴拙的特点。神话进入文学领域以后，文人或作家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去丰富神话故事的内容，但已经不能算是原汁原味的上古神话了。《纬书集成》载《龙鱼河图》中关于这段神话故事有这样的描写：

帝伐蚩尤，乃睡梦西王母遣道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乙在前，天乙备后，河出符信，战则剋矣。黄帝寤……以告风后、力牧。曰：此兵应也，战必自胜。力牧与黄帝俱到盛水之侧，立坛，祭以太牢。有玄龟衔符出水中，置坛中而去。黄帝再拜稽首，受符视之，乃梦所得符也……于是黄帝佩之以征，即日禽蚩尤。[16]

同时，这一结构框架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如《封神演义》中周武王和殷纣王之间的战争，阐教和截教众仙纷纷出面助阵；《西游记》中孙悟空保佑唐僧西天取经途中与妖怪的战斗，天上神仙对孙悟空的帮助；《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三宝太监降魔除怪过程中天上神仙、人间方士助阵双方的描写等，都是如此结构故事。神话原型思维的结构形式在《三遂平妖传》中最具代表性，文彦博和王则双方斗争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斗争中双方不断有神仙方士出面助阵，故事框架几乎就是原型思维的模仿与扩充，这一点不再赘述。

(二)《三遂平妖传》的细节构成

神话原型只有一个基本的故事结构框架，《三遂平妖传》在神话原型结构的影响下，又加入许多细节，极大丰富了故事内容，也使小说更有可读性。在神话原型中并没有说明应龙、天女魃及大臣风后这些人物的出身及社会地位，但小说根据这一结构形式对其中人物的出身、社会地位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描绘得较详细，并发挥作者的想象力,使小说充满了妖异神魔色彩。其中描绘蛋子和尚较为详尽，对蛋子和尚的出生及名字一一说明缘由，蛋子和尚出生在一个鸡蛋壳中：“慈长老到寺前潭中汲水，只见圆溜溜的一件东西在水面上半沉半浮，看看嗒到桶边，乘着慈长老汲水的手势，扑通的滚到桶里。慈长老只道是蛋壳儿，捞起来看到是囫囵蛋儿，像个鹅卵。”慈长老出家人不吃蛋类，就想着放朱大伯家鸡圈里。“到第七日，朱大伯去喂食，只见母鸡死在一边，有六七寸长一个小孩子，撑破了那蛋壳钻出来，坐在窠内……朱大伯慌了，便去告诉慈长老，慈长老吃了一惊……”之后蛋子和尚被慈长老领养并慢慢长大，小说中还详细说明后来蛋子和尚在哪里学的法术，如“三盗袁公法”，蛋子和尚每次怎么盗取的袁公法都曲尽其详。

另外，小说详细叙述了九天玄女娘娘帮助文彦博的过程及细节。在对王则和文彦博双方的斗争中也展开了详细的描述，双方的将士及军师都会什么法术，怎么样施展：“张屠腰间取个葫芦儿，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葫芦儿口里，倒出一道水来，顷刻间波涛泛地……吴三郎取一纸来，剪下一匹马，安在地上，喝声道：‘疾！’那纸马立起身来，尾摇一摇，头摆一摆，变成通身雪练般一匹白马……任迁拿出一条板凳出来，安在草厅前地上，任迁骑在凳上，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凳子变成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作品中双方的打斗过程更有详细描写。如胡永儿用“飞石”袭击文彦博：“胡永儿走下厅来，将朱砂笔书一道符在磨盘上，右手仗一口剑，左手持一钵水，口中念念有词，噙一口水，看着磨盘上只一喷，和声道:‘疾！’只见磨盘在地下左旋右旋，忽地漾漾的望空便起，径往城外飞将去了。”小说中还有对左黜的妖术描写，圣姑姑施展乌龙斩将法的步骤：

圣姑姑道：“他既有破法之人，别无甚记，除非行乌龙斩将法。此法急切难破，此乃至恶之术，万万不可轻用，用之必有阴祸。”原来这法用五金之精，装于六甲坛下，炼七七四十九日，铸成鬼头刀一口，名曰神刀，自能鸣跃。用石匣盛之，藏于水底，金水相得，方不跃去。如遇至危之际，将纯黑熊犬一只，朱书斩将符三道，并开欲斩之人姓名，一同焚化，念斩将咒三遍，吸西方金气一口，存想人头落地光景，将神刀猛力砍落犬头，所焚姓名人头，同时并落。若把军册焚化，虽千万人，亦皆落头。此所以为至恶之术也。当初圣姑姑等三人练法之时，亦为此法利害，只铸得神刀一口，藏于天柱山顶池中。圣姑姑要去取来斩取文、曹二招讨及有名诸将之首。

上述的细节描写，交代详细，有声音、有动作、有手段、有方法，绝非原型故事可比。《三遂平妖传》作为早期的神魔小说，显然受到了宋元“说话”的影响，充分发挥了作者的想象力，使神魔斗法异彩纷呈。另外，在原型思维对小说的影响中，还有一个人物是不能忽视的，即九天玄女娘娘，原型神话中出现九天玄女娘娘帮助黄帝，而在小说中也出现九天玄女娘娘，并且详细叙述了九天玄女帮助文彦博的细节及过程。其后，九天玄女在《薛仁贵征东》《水浒传》《女仙外史》等小说中多次出现，由此可见，原型思维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并非仅限于《三遂平妖传》。古代小说作者擅长根据神话的虚幻色彩进行大胆的想象和虚构，使故事充满新奇感、神秘感，从而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上古神话是先民意识中对所理解世界的真实记录，而小说中合理的或大胆的虚构就带来了小说作品完全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享受。

原型思维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思维创作方式，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茅盾先生认为：“这种神话原型意识本来应该是一种不自觉的情感经验的心理沉积物，具有不可言说的抽象韵味。但是随着明清之际思想解放迎来的小说艺术的浪漫洪峰的到来,出现一种有意识地表现人的精神实质、使之感性化的倾向。明清小说家原本并没有要将原型意识秉笔直书地诉求的主观愿望,但是由于形象思维被高度重视,借助神话思维形象的融入，将抽象的思维转变为形象的思维,反而不自觉地实现了神话原型意识的物化状态的实证性演示,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意义。”[17]原型思维对《三遂平妖传》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探讨原型思维对叙事文学创作的影响，有助于了解某些文学作品的来源，有助于丰富和扩展思维方式，也有利于增加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OntheInfluenceofArchetypalThinkingontheCreationofSanSuiPingYaoZhuan

ZHU Zhanqing

(School of Culture & Media,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Hen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Ancient mythology is the true record of the world recognized and understood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ncestors. The mythical narration reflects the thinking mode and structure of the ancestors and forms the archetypal thinking, which is the most primitive way of narration and then influences the narrative literature after the accumulation of national thinking. Luo Guanzhong’sSanSuiPingYaoZhuanis an earlier divine and evil novel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invented plots. The influence of archetypal thinking on the writer’s creation is embodied in the aspects of the contradiction setting of the two sides in the conflict, the moral power, the image shaping, the plot development, the structural form and detail constitution.

Keywords: archetypal thinking; the war between Huang Di and Chi You;SanSuiPingYaoZh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