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带一路”为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然而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还面临着特定人才供给能力有限、教育与产业联系不紧密、国际品牌影响力不够高、自身体系不完备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诸多挑战。职业教育要着眼于“一带一路”需求，坚持借鉴与发扬相结合、政府与民间相结合、教育与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战略，立足构建职业教育与“一带一路”耦合的协同体系、以标准体系为依托提高职业教育国际认可度、发挥职业教育国际话语权与显性优势，提高职业教育品牌影响力、完善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中多层次多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贡献中国智慧，打造世界职业教育的“中国模式”，携手沿线国家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

关键词 “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01-0006-06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形成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新发展观、新治理观、新全球观的新理念与新主张，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2015年，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具体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张与内涵，明确了合作框架与行动指南，提出了在沿线70个国家、44亿人口的区域内实现互利合作，共同打造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四年多来，中国同80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24个国家推进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1]，促进资本、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在我国与沿线国家签署的270多项合作文件中，科教文卫类占16.67%，标准互认类占14%，产能投资与信息技术类占15.33%。各地同沿线国家区域缔结友好城市关系707个，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1205个。大数据表明，沿线国家的教育水平、信息化水平与人均GDP呈明显的正相关，旅游、钢铁与汽车等行业有望成为最受期待的合作领域[2]。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是中国教育的时代使命与历史担当。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外[2016]46号），明确了沿线国家教育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中国将坚持政府引导、民间主体、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等原则，携手沿线国家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全面支撑共建“一带一路”[3]。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与“一带一路”能有效形成耦合效应[4]。《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教职成[2015]9号）首次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支持优质产能走出去，扩大与沿线国家教育合作的行动方案。

（一）“一带一路”倡议为职业教育走向国际化提供了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提出了打造共同繁荣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然而现阶段沿线国家经济模式与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工业化进程不一，社会发展指数、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储备、开放程度、工业化率、教育发展水平、营商指数、公民健康指数等差距明显，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沿线65个国家中有13个高收入国家，有25个低收入、中低收入国家。

总体上看，沿线国家第二產业整体仍具有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国家之间的技术技能人才流动有助于各国实现产出和就业的均衡发展。阿富汗、尼泊尔、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等中低收入国家的农业占比超过25%，以农业为支柱型产业；中国、泰国、捷克、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以生产电信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化工产品等传统工业产品为支柱型产业，为制造业占比最高的5个传统工业化国家。随着“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等推进与中国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国的鞋帽衣物、玩具塑料制品传统行业制造基地将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这些沿线国家将承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到2025年，沿线国家在电力、通信、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产业领域预计新增约50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的投资需求，将形成数以百万计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缺口[5]。

大数据分析表明，沿线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教育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各国受教育水平差距明显，高等教育入学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发展需要教育提供人才供给，教育发展需要经济提供物质保障，由此形成了教育与经济的耦合关系，沿线国家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分析为探究职业教育与“一带一路”的耦合关系提供了研究基础。沿线国家发展中的技术合作、人才需求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发展机遇。沿线国家需要我国职业教育提供高质量的毕业生、实现人才与技术多要素的流通，也需要我国的职业教育品牌与优质教育资源输出，吸引国外学生来华留学，为沿线国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水平的留学生，提供具有国际水平的教育理念与教育资源。

（二）职业教育也面临着提升国际化水平、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挑战

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6]，全国有1.23万所职业院校，建成约1300个职业教育集团，年招生规模930万人，年培训1亿人次，年输送1000万技术技能人才，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一线新增人员70%以上来自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发布了766个高职专业目录，建立了640个教学标准和70个专业大类顶岗实习标准，职业教育国家制度标准和体系日趋完善。

加拿大教育学家吉恩·纳特（Jean Knight）提出，教育国际化是将教学、学习、研究、服务与管理置于全球教育和文化之中进行建设和管理的理念、政策和措施。从其内涵来说，可以概括为教育理念、人才培养、专业品牌、课程标准、师资队伍、学生组成、教育服务与管理的国际化等要素[7]。教育国际化须具备开放性、通用性及交流性的特征，能与国际经济社会在人才培养、师资交流、教育服务与管理等要素领域进行全方位对接，是教育国际化的较高水平。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积累了对外交流的初步经验，初具国际视野，但国际化发展水平仍处于初始阶段。我国高职毕业生还不能完全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需要，缺少对其他国家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制度的全面了解，不能完全掌握国际经济规则及海外经济、政治活动的业务流程，特别是海外项目高级管理人才、海外项目的全周期全产业链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严重缺乏[8]。职业教育对外品牌影响力与对外留学生吸引力不够，不能完全满足国际劳务合作深化和国际投资扩大带来的技术人才增长需求[9]。2015年在华学历教育留学生21.43万人中，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13.55万人，占比63.22%，而专科层次学生仅0.2万人，占比0.9%[10]。

分析表明，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市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特别是西部地区沿线省市职业院校发展基础薄弱，精通沿线国家小语种的教师数量短缺，“双师型”教师队伍不能为职业院校走出去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2016年在华学历教育留学生统计中，18个沿线省市中只有上海市进入了接收留学生的排序前5名[1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与教育输出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但受到我国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水平与服务能力的制约，从整体上看我国18个沿线省市职业教育劳务输出近两年呈下降态势，与“一带一路”国际劳务合作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域结构性差异[12]。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为中国职业教育构建区域教育大开放格局、实现大融合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职业教育国际品牌影响力有限、职业教育辐射能力不足、职业院校接纳国际留学生的能力不足、职业教育与产业联系不够紧密、职业教育区域差异大、自身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也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中须坚持借鉴与发扬相结合、政府与民间相结合、教育与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一）借鉴与发扬战略

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教育体系，必然要经过一个世界范围内取长补短、融合创新、开放发扬的历史进程，是职业教育主动适应全球化趋势并追求更好更快发展的历史抉择。中国职业教育当以更主动、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站在全球舞台，在“一带一路”中塑造自己的角色，打造世界职业教育的“中国模式”。此外，职业教育主体也需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准确把握沿线国家的合作需求，学习借鉴沿线国家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发展理念、社会背景、先进文明，促进教育思想、经验与资源的相互交流与选择；同时，也要把我国职业教育品牌发扬出去，在区域发展中贡献中国智慧，共享发展成果，在社会文化、教育要素、先进理念的交流过程中实现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二）民间外交战略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既是国家之间的政策协同与合作，也是民间贸易与人文交流的平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现各国人民共享贸易的实现路径，是多元文明、多元价值观、多种文化的交融与和谐共生。“一带一路”为中国职业教育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中不仅承担着人才培养与供给的使命，也担负着传承职业文化精神、夯实民意基础的重任。“一带一路”中，职业教育须从行动出发，发挥民间组织在开展技术经验共享、人文交流合作、专门人才培养、能力建设培训等领域的獨特优势，形成民间对民间的民相亲合作模式；发挥民间往来的主体作用，突破政治矛盾与制度性壁垒，夯实“一带一路”的情感纽带与人文底蕴，提高教育交流合作成效与公共教育产品供给，构建民间外交格局。

（三）产教融合战略

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充分表明，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职业教育发展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导向、专业设置要契合产业发展需求，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服务于产业发展需求、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要满足于企业发展需求、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要适应企业员工终身发展的需要，这是其自身的使命与特性所决定的。“一带一路”中的产能合作与重大建设项目合作是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为我国职业教育品牌输出、人才输出、国际交流提供了历史机遇，特别是配合高铁、港口、公路、电信运营等优势行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职业教育跟随产业、企业一同走出去，建立企业与职业教育的紧密联系、形成产教融合效应，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提供特定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此外，还需要职业教育加强培养通晓国际规则与沿线国家法律、文化、社会背景，又具备高端专业技术知识与经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优秀技术人才，应对人才本地化的挑战。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相关文件中，提出了着力构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明确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六个导向：一是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与体系；二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三是协调建立教育合作双边多边机制，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四是政府引导，统筹政府与民间教育资源，实施一体化合作计划；五是对接总体布局，与企业合作走出去，联合开展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六是突出“一带一路”政策的落地性，提升教育行动质量与水平。目前，我国已经与“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签署了70份不同形式的教育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13]，大力建设境外办学与合作项目，设立教育培训中心，有效推动了成员国教育和人文交流。当下，我国职业教育须着力构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话语体系、标准体系、协同体系与制度体系，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品牌影响力、国际认可度、合作交流与服务能力及战略决策与执行能力。

（一）建立话语体系，提高职业教育品牌影响力

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取决于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权与显性优势，依赖于自身的发展基础，体现在职业院校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的层次与广度、在国际职业教育中的话语权、同世界500强企业合作的吸引力、毕业生境外择业能力表象、毕业生在国际知名企业中的人才竞争力、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等多个方面。

其一，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使专业、课程、教学、师资、创新实践等核心要素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吸引沿线国家学生主动来华接受学历教育[14]，反之，如果没有自身显性优势，教育国际化愿望只能是空谈[15]。2011—2014年，教育部先后批复厦门大学等四所重点高校在沿线国家及周边区域设立了境外办学机构，如老挝苏州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2015年，教育部联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在赞比亚建立了“赞比亚能力建设学院”，开启了打造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的新征程。其二，加强对话、凝聚共识，构建“一带一路”与职业教育国际化话语平台，开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通民众、企业与院校等基层群体的交流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充分运用好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对话平台，通过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论坛、技术合作、技术培训、技能竞赛等多种形式，构建职业院校负责人、教师与学生、企业负责人之间的互动交流机制与沟通网络。其三，建立智库组织。加强对沿线国家发展形态与发展趋势的研判，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亚欧峰会、中澳合作论坛、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中国东盟教育、中非合作论坛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广泛开展政府间合作项目，准确把握合作需求与供给能力，通过高层次合作项目推介我国职业教育经验，树立国际化战略理念，加强话语权。在“2017丝绸之路博览会——丝绸之路教育合作交流会”期间，举办了10场沿线国家中外高校对接活动，由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共同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职教联盟在开幕式上揭牌成立，并倡议联盟按照“高端话题、高端人群、高端场所、小规模”的组织形式和“发声、发力、发展”的建设思路着力开展国际职业教育的对话研讨和合作交流。

（二）建立标准体系，提高职业教育国际认可度

标准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综合体现，是当前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依托，制定标准对国际工程教育发展有极大的导向作用。《华盛顿协议》《柏林协议》《悉尼协议》是当前全球普遍认同的国际工程教育标准，其完备的认证目标、认证标准、认证政策与认证程序已经成为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的评判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中提出，“职业教育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与课程标准”[16]。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制定，有助于大幅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认可度，是我国职业教育对国际环境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参与的角色转变、构建国际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与有效手段。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可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率先在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与融合。

其一，職业教育标准的制定，首先要加强与我国“领头羊”企业技术标准体系融合，形成统一标准，与产业一同走出去，同时，也要广泛参考国际标准体系、精准对接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企业技术标准体系，主动适应当地技术生产与技术创新需求。其二，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将职业教育的课程标准对接我国技术输出企业及沿线国家、合作地区的企业技术标准体系，或通过产品出口、对外投资与工程承包等方式推动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技能竞赛等国际性赛事，分析与国际标准的差异与缩小差异的技术手段，快速与国际标准接规，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与宁波市教育局，成立了“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依托2007年建立的援外培训基地，针对性地研究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技术标准、行业标准及企业标准等环境下的职业培训需求，重点开展援非项目的培训目标，设置课程体系，研究培训绩效评价体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落实专业载体、实施国际化试点、实行通用国际职业资格认证、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开发国际化教学标准五个举措，大力实施“专业国际化提升工程”，接轨国际标准[17]。

（三）建立协同体系，提高合作交流与服务能力

刘庆红认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会联合会给出的概念，教育国际化不是单纯的一个过程，而是由国际化理念、环境、活动、结果等要素构成的综合系统，既是教与学过程的国际化，又是研究、管理与服务的国际化，是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动。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aken H.）指出，协同就是信息与知识的交换[18]，对“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的研究符合协同学一般理论研究范畴。“一带一路”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倡议，同样职业教育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与协同体系，而且职业教育国际化融入“一带一路”还需要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协同。

其一，“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需要政府、企业等多部门的政策支持与保障，需要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沿线国家产业之间的耦合，需要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沿线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预测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之间的耦合，需要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内陆节点城市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耦合，需要我国职业院校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标准与沿线国家之间技术标准、企业标准之间的耦合[19]，因此，必然构成一个协同体系。其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方式，应着眼于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的特征分析，坚持共同的职业教育理念与价值认同，增加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与奖学金名额，探索职业教育学历认证机制，着力于长期的职业教育合作模式与人才流动模式[20]；我国与非洲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方式，应加大基础性教育资源投入与援助，面向非洲国家的实际产能，着力提供多元化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加强对职业教育合作中的本土化人才培养。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援非项目案例表明，建立协同网络、提升交互速度、拓展协同深度是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21]。该学院依托援非项目，充分利用成立的跨文化交流使者工作坊等合作平台，促使援非项目从高级官员培训延伸到职业技术教育全面培训，从教育部门培训拓展到商业部、农业部、文化部、外资部、妇联等有关部委机关；通过培训项目，促使合作领域从教育领域向产业领域延伸，增进了中非两国友谊与政治共识，提升了服务贸易质量，促进了“贝宁中国经济贸易发展中心”的建立，构建了连通亚非大陆的海上新丝绸之路，成为了非洲与我国经济合作的桥梁，形成了中非合作的全面协同格局[22]。

（四）建立制度体系，提高战略决策与执行能力

《愿景与行动》明确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框架，战略宏大，涉及全面。其中，政策沟通是首要，体制完善是保障，统筹是关键。因此，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体制机制，实现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同样是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行动中必要的机制保障。政策强则职业教育兴，政策弱则职业教育衰，政策手段能够发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有效驱动力作用[23]。

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其一，要有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既包括宏观政策方面的保障机制，宏观方面的合作项目、倡导职业教育纳入“一带一路”重大项目，也包括微观方面的项目执行评价与监督机制、项目预测机制与推进机制等。其二，建立联盟，完善合作机制，形成协同效应，吸引院校、企业、政府及社会组织参与，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凝聚合力。由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共同倡导成立的“一带一路”国际职教联盟，成员单位已经包括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教育厅、人力资源局、旅游局、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德国工商大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71家政府机关、院校、行业企业及协会组织，设立了理事会作为日常事务处理机构，并发布了《西安宣言》，制定了《“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章程》，形成了较完善的工作机制。其三，提升职业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定位，会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大数据与监测机制，建立人才需求预测数据库；考虑国内东西部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与差异性，分析沿线国家的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经济发展差异、合作需求差异等因素，制定职业教育行动计划，建立落实行动计划动力机制与评价机制，完善保障制度。

参 考 文 献

[1]王毅.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OL].（2017-12-11）[2018-02-0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12/11/c_129762823.htm.

[2]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R].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EB/OL].（2016-07-15）[2018-02-02]. http：//www.moe.edu.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

[4][19]李梦卿，安培.职业教育耦合“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机遇、挑战与策略[J].职教论坛，2016（7）：46-51.

[5]周谷平，阚阅.“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J].教育研究，2015（10）：4-9，22.

[6]教育部新闻办公室.从数据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EB/OL].（2017-09-28）[2018-02-02]. 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0928/201709/t20170928_315538.html.

[7]戴小红.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动因、内涵与路径选择[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6）：81-84.

[8]刘海，荣国丞.“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教育的机遇与挑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一带一路”战略与职业教育研讨会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15（30）：18-21.

[9][12]张原.“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劳务合作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视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0）：7-16.

[1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5[J/OL].统计年鉴分享平台，http：//www.yearbookchina.com/naviBooklist-YZKRM-0.html.

[11]教育部新闻办公室.教育部发布2016年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数据[EB/OL].（2017-03-31）[2018-02-02].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3/369188.shtm.

[13][17]孙爱武.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视阈下高职国际化的战略思考[J].职教论坛，2017（15）：5-8.

[14]李梦卿，姜维，等.“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J].职教论坛，2017（1）：16-21.

[15][18][21][22]张慧波，叶伟巍，刘春朝，等.援非项目下高职教育国际化协同路径研究——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2）：148-152，185.

[16]國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EB/OL].（2014-06-22）[2018-02-0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6/22/content_8901.htm.

[20]张媛远，陈晓曦，等.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形式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6（9）：22-26.

[23]刘杰.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与思考[J].职教论坛，2015（8）：79-82.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ath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Wang Ronghui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bring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uch as， the limitation of particular talent supply ability， the weak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dustry， the weak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brand， the incomplete system and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mbination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dustry. Also，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nergetic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standard system， and make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 and dominant advanta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elevate the impac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rand， and perfect the multi-level and multi-field of security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t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to build the “Chinese mode” for the worl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o construct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ies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uthor Wang Ronghu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Department of Chongqing College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vice director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ongqing College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Chongqing 401331）

作者簡介

王荣辉（1980- ），男，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科研与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高职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研究方向：院校治理，现代学校制度，职业教育（重庆，401331）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研究重大专项课题“职业教育多元办学与国际交流合作制度建设研究”（17SKZJ11），主持人：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