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德宗初年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主题，那就是重新整顿各地藩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藩镇关系必须要理顺。

首先是河北藩镇，这些都是安史之乱的余孽。德宗的父亲代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接受了河北藩镇的投降，可是这些藩镇对于朝廷并不恭顺。幽州节度使朱泚可以放弃帅位，到首都地区防边，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对于朝廷绝对忠诚。

其次，首都地区由于要防备吐蕃的军事压力，朝廷便调动各地军队前来“防秋”（秋天是吐蕃进攻的最佳时节，故需防备）。这些军队成分复杂，凤翔、泾原在长安的西面，邠宁、鄜坊在长安之北，总称为京西京北诸镇。更往北的河套地区，则有灵盐和振武等军镇。这些军镇如果不掌控在唐朝中央的手中，便会成为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让唐廷寝食难安。

再有一部分就是中原地区设立的藩镇，他们对保护漕运的畅通，阻遏河北藩镇的南下，具有重要意义。假如中原藩镇不掌握在唐廷之手，便会成为唐朝的心腹之患。为此，德宗甚至在外交上采取与回纥、吐蕃交好的温和政策。《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总序》记云：“德宗即位，与回纥和亲，归吐蕃俘虏，置和蕃使与之盟誓，以纾边难。”

那么，德宗手上有什么实力，能够保证他可以平定、安抚这些藩镇势力呢？中央政府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硬实力就是军事实力和财政实力;软实力来自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并且要得到认可。而任命和罢免节度使，汲取地方赋税以供中央政府调用，是中央政府软硬实力得以实施的表现。所以，德宗的强硬首先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

一、德宗初年削藩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德宗即位的当月，就从肢解朔方军入手，整顿京西京北的军队。具体做法是，将朔方军一分为三，设邠宁节度使，下辖河中及邠（今陕西咸阳彬县等地区）、宁（今甘肃庆阳宁县）、庆（今甘肃庆阳附近）、晋、绛、慈、隰等府州;設灵盐节度使，下辖灵州都督府（今宁夏吴忠）、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今陕西榆林定边县）、夏（今陕西榆林靖边县境内）、丰等军州;设振武节度使，下辖单于大都护府、东·中二受降城、振武（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镇北、绥（今陕西榆林绥德县）、银（今陕西榆林米脂县）、麟、胜等军州a。年过八旬的郭子仪爽快地接受了这种安排。但是，朔方军内部发生了内讧。

宰相杨炎决定加强西北边陲的防御工事，筑城原州（今宁夏固原原州区），引起了朔方军的内讧。李怀光取代郭子仪任朔方邠宁节度使（朔方军番号加在邠宁节度使头上），内部有五位将领名望素高，表示不服，李怀光在监军翟文秀（代表朝廷监察军政）的支持下，悉数诛杀之。这件事朝廷并没有追究，却引起了其他军队的不满和恐惧。建中元年（780），当朝廷派李怀光兼任泾原（治今甘肃泾川县）节度使之时，受到了士兵的抵制，留后刘文喜利用士兵的情绪对抗中央的调动命令，拒不受代。

邠宁节度使、灵盐节度使、鄜坊（今分别属陕西延安的富县和黄陵县）节度使、振武节度使，都属于朔方军系统，而泾原节度使却是安西、北庭行营军改组而成。此外，凤翔（今属陕西宝鸡）节度使来源于原河西、陇右行营军以及朱泚从幽州带来的防秋军。现在朔方军系统的李怀光兼统泾原军，刘文喜拒绝接受命令，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德宗做出妥协，任命朱泚兼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取代李怀光。刘文喜不受诏，要求朝廷任命自己为帅。德宗派李怀光、朱泚讨伐之;六月，刘文喜被内部将士所杀。这件事对于其他藩镇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真正考验德宗削藩政策的是河北藩镇。建中元年初，朝廷派遣黜陟使到各地落实两税法。两税法不单单是一个中央财政征收体系的变化：将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改为以资产为宗的户税地税制，而且是中央对于地方财政收支制度的规范行为，即按照地方实际开支确定财政留成比例。地方开支最大的一笔就是军费，于是，确定地方兵额就成为实行两税法的第一道难题。魏博节度使田悦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裁撤军队，按照新定兵额计算赋税分成，但是，被裁撤的兵员实际都被他私下养护了起来a。

史书上没有记载其他藩镇在推行两税法之时遇到的情况，估计阳奉阴违的情况居多。《资治通鉴》建中二年（781）岁末有一个统计：“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b统计的数字包括纳税户数、在籍兵员数、钱粮总额，从中可以看出这几个数据的相关性。

二、四镇连兵

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卒，其子李惟岳要求代父继位，德宗坚决拒绝，说：“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a当初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死的时候，传位给侄子田悦，那时代宗在位，是同意了的。现在德宗要纠正节度使父死子继的状况。德宗说，这些贼人本来没有资本来割据，就靠我的土地，假我的位号，聚其众作乱，我给爵命他们会作乱，不给他们也会作乱，所以我不同意节度使父死子继。

魏博节度使田悦也为李惟岳请求。当初田悦继承叔父田承嗣之位时，李宝臣是帮过忙的。但德宗依然不许。德宗抑制藩镇势力的举措，让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以及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感到威胁，便着手做战争准备。七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其子李纳亦请袭父位，德宗依然不许;同时，朝廷调兵布将，加强东方前线的防守。

在这种情况下，李纳就与魏博、成德联合反叛。

为了集中力量解决河北的问题，德宗先是企图笼络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梁反而更加恐惧不安，于是德宗听从淮宁即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之议，调其攻打梁崇义。宣武、淮南等藩镇也投入了讨伐叛乱的战争中。于是，战火在中原地区展开了。

在河北方面，朝廷调动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将李晟等征讨魏博田悦，调动幽州节度使朱滔讨伐成德李惟岳。

以上是第一个阶段。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河北藩镇内部发生变乱。成德镇内部发生王武俊杀李惟岳一事。不久，王武俊又和幽州节度使朱滔联合反叛。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德宗在处理藩镇利益的时候，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

建中三年（782）元月，成德大将王武俊杀死李惟岳，传首京师，朝廷封其为恒冀节度使。同时，朝廷对河北藩镇区域的划分，作了一些新的安排，致使王武俊强烈不满。于是，他与平叛功臣、同样不满于朝廷安排的幽州节度使朱滔联合起来叛乱，反而把矛头对准官军，救援魏博节度使田悦。德宗于是调动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军征讨朱滔和王武俊。这样，河北的战火日益扩大。由于为朝廷出征的军队，只要一出境，就享受朝廷提供的优厚待遇，于是造成了中央财政的紧张。但是，對藩镇来说，战争旷日持久，却不见得是坏事。同年十一月，王武俊自立为赵王、朱滔自立为冀王、田悦自立为魏王、李纳自立为齐王，这就是著名的“四王”事件。他们还遣使奉上表笺，愿意尊奉李希烈为帝。唐朝讨伐藩镇的战争，一发不可收拾。

三、奉天之难

战争的第三个阶段，是淮西李希烈的叛乱导致整个局面失控，引发了泾原兵变，李希烈、朱泚甚至分别称楚帝、秦帝。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打败梁崇义之后，本想占据山南东道之地，德宗却另派人出任节度使，从而引起了李希烈的不满。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反叛，自称建兴王。整个关东地区一片混乱。

德宗先是派哥舒曜去讨伐;又任命亲王出任荆襄、江西、沔鄂等行营兵马都统，协调诸道兵马援救襄城，其中包括泾原兵5000人。朱泚以宰相之职遥领泾原节度使，节度留后姚令言主管实际工作。现在朱泚因其弟朱滔谋反而被软禁于京城，姚令言率领泾原兵路过长安。这一年的十月特别寒冷，将士们又累又饿，朝廷赏赐稀薄，饭菜更是粗劣，于是士兵们扬言，我们吃不饱，怎么能去前线打仗呢？他们听说国库里有很多钱，于是发动了叛乱。乱兵向民众宣传说：“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商货僦质”“汝间架陌钱”是指朝廷为了筹措军费而征收的各种税费，包括交易税、房产税、商品专卖税等。德宗率领妃嫔和皇子皇孙逃往奉天，重演了当年安史之乱唐玄宗出逃的一幕。叛军推举朱泚为首领，自称秦帝。朱泚在给弟弟朱滔的信中说：“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当与卿会于洛阳。”a

朱泚率叛军攻打奉天一个月未下。朝廷急召在河北平叛的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来救，朱泚退守长安。不久李怀光又与朝廷发生矛盾，反而与朱泚勾结，不去收复长安。德宗被迫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期间，德宗下了一道罪己诏，说小子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说自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稼穑艰难，不懂得真正的劳苦，最后才导致变乱。除了朱泚暴陵寝庙、自立为帝，罪恶太大，不能赦免外，其他参与叛乱的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这些人，都可以赦免，随从叛乱的将士百姓只要趋于效顺，也都既往不咎。为了筹备军费，德宗曾经在长安收房产税、交易税，还收商品的专卖税，这时候为了收买人心，下令停止征收。

兴元元年（784）五月，神策军将李晟等攻克长安，德宗于七月返回。朱泚被部下所杀，李怀光后来兵败自缢。在河北方面，朱滔病死。朝廷赦免了叛乱的藩镇，一切不问，归于息事宁人。

四、贞元以后的德宗

德宗虽然平定了叛乱，回到了长安，但是天子的威严却完全扫地了，中央的权威进一步削弱。德宗后来还在位二十年，与前期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他更加重用宦官，更加猜忌大臣，拒绝纳谏，刚愎自用，频繁换宰相，刚继位时的那种鼓舞人心的新气象完全没有了。新建的左右神策军，由宦官担任长官——神策中尉，他还向地方上的各个藩镇派出宦官作为监军。

德宗刚继位时力主削藩的勇气也烟消云散，现在是一味地姑息藩镇。藩镇节度使死了，朝廷就派人去了解一下，有想继位的就同意，于是父死子继成为了常态。

过去德宗很节俭自律，禁止地方进献;现在则是一心聚敛财富，号召地方进献珍宝，还派中使直接向各个衙门索取财物。德宗甚至告诉官员们，不要太清廉了，拒绝人家送礼，多么不通人情。原来反腐反得那么厉害，宦官收礼要处以极刑，搞得他们都不敢把礼物带回去，在路上就得扔掉，现在反而劝官员收礼。这完全是在纵容贪污，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德宗的姑息之政，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由于新税制两税法的实施，中央财政得到了稳定;第二个方面是禁军神策军的扩充和强化，使中央军事实力强大了起来。

在唐德宗晚年，禁军达到10万到15万人，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充足了，禁军在不断地扩充。另外，德宗积攒的地方上进奉的财物，为他的儿孙平定藩镇提供了物质基础。

德宗施政风格的巨大改变与反差，一方面反映了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饱经离乱的天子的脆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这个时期所处的政治困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已经超出了德宗的政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