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政

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个奇特现象：在历代作品中，骤然会有雄文横空出世，卓然独立，傲视群英。中国公文史亦是如此，东汉末年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唐代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唐代陆贽的《奉天改元大赦制》都是“雄文一篇惊海内”的公文名作。这些文章不但对今人的公文写作具有借鉴意义，更让我们对当时的历史有所反思。

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个奇特现象：在历代作品中，骤然会有雄文横空出世，卓然独立，傲视群英，恰似万里平川陡见奇峰、碧波荡漾突现奇岛，仿佛星空中的圆月、皇冠上的明珠，美轮美奂，熠熠生辉。例如，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一字千金，惊心动魄，其作者之所以存在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论说是谁写的，都会让人怀疑他是否真能写出如此奇篇;又如，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之所以相传为李白所作，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人们深信只有李白才能写出如此佳作;再如，《全唐诗》中仅存诗二首的张若虚，却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不让李、杜。

文学史如此，中国公文史上同样有这样的现象，可谓“雄文一篇惊海内”，完美阐释了“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深刻内涵。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

建安五年（200），曹操與袁绍相持于官渡。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及袁绍的情形下，曹操用奇计、出奇兵，大败袁绍，并最终统一了北方。官渡之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以奇取胜的经典战例。

官渡之战不仅深刻影响了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历史的进程，还给中国公文史乃至中国文学史贡献了一篇千古名文，这就是开战前袁绍向曹操发出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当然，檄文不是袁绍所作，而是当时在他手下、后来归顺曹操、名列“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

陈琳，字孔璋，关于他的生平，《三国志》中的记载十分简略，不足230字，且主要叙述了他做大将军何进的主簿时，劝谏何进不可为了胁迫太后铲除宦官而引董卓入京师之事，其中说到：“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意思是小事尚且不能用欺诈的手段得之，何况国家大事，怎么能靠施诈来成就呢？可谓见识深远。而他在官渡之战前作檄骂曹，书中则只是从曹操口中一带而过。这应该与陈寿写作《三国志》时尊曹魏为正统、不得不隐讳其事有关，但也足见这篇檄文之凌厉，以至于陈寿都不敢多说一二，遑论收录。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篇檄文的最早版本，是南朝时期成书的《昭明文选》所录。这又可以印证，檄文之精彩绝伦，虽历经波折而依旧留存后世。

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中详细论述了檄文的功用与特点。檄，就是皎然明白的意思。为了在出师之前“宣训我众”“宣布于外”，就产生了檄文这一体裁。尽管到了战国时期才正式确立“檄”这一名称，但“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檄文这种形式“其来已久”。刘勰指出，出师征战，不但要坚毅果敢，而且要“厉辞为武”，即通过檄文壮声势、振士气，彰敌恶、撼敌胆，摧其阵、破其城，并以陈琳等人的檄文为例，解释了檄文的“壮笔”之用。事实上，陈琳这篇《为袁绍檄豫州》，也正可以用《文心雕龙》中所描述的特点来加以赏析。

一是“述此休明”，即叙述我方之美。例如，在说袁绍时，称赞其“董统鹰扬，扫除凶逆”，“收罗英雄，弃瑕取用”，“奉汉威灵，折冲宇宙”，受到天下豪杰的拥戴。而且特别提到了袁绍对曹操多次信用宽宥，曹操却屡屡利用袁绍的信任，背信弃义，跋扈行凶。此外，太尉杨彪、议郎赵彦、九江太守边让等人，也都是英才俊伟、忠谏直言之士，却无辜遭受曹操的荼毒残害。

二是“叙彼苛虐”，即彰显敌人之恶。这也是这篇檄文的重中之重与主要特征。可以说，陈琳不吝赐“恶”地将能够想到、找到的恶词污语尽数用在了曹操身上。如说他“赘阉遗丑”“愚佻短略”，屡战屡败，丧师亡卒;上侮皇室，专制朝政，下迫同僚，恣意弄权，“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割剥元元”“败法乱纪”，侮辱死者，破棺掘金，可谓祸国害民、人神共愤，“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

三是“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即分析形势，表明胜券操之在我。如说袁绍“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大军征讨，有如“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以沃熛炭，有何不灭者哉！”至于曹操，“欲以螗蜋之斧，御隆车之隧”，自当望风而逃、灰飞烟灭。

四是“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换言之，檄文固然要立足事实、讲述道理，但亦不妨引申发挥，即“虽本国信，实参兵诈”，以达到真真假假、虚实难辨、壮我声威、惑乱敌心的目的。事实上，檄文对曹操的种种指斥，就夹杂着诸多不实之词甚至无端谩骂，而在信息不畅的当时，也的确对曹操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破坏。

最后，要做到上述四点，就必须“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即讲究语言艺术，以实现震撼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此篇檄文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做得淋漓尽致。例如，文中大量运用四字词组，正是这些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词句，使檄文气势磅礴、力透纸背，无怪乎曹操在病中听人诵读这篇檄文时，也不禁翕然而起。

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这首《戏为六绝句·其二》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初唐四杰”竟也被无知无畏之徒妄加哂笑，感叹之余，挥笔为之正名。杜甫不会想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李白竟也同样成为被非议的对象，以至于韩愈不得不作诗驳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今天我们已不必再争论“初唐四杰”的地位与贡献，但考察四人生前跌宕多舛的命运，依然令人感伤。四人均成名较早而仕途不顺，王勃二十七岁在他乡溺海而亡;杨炯波澜最少，也在四十三岁卒于小官;卢照邻以多病之躯投水自尽;骆宾王七岁作《咏鹅》诗，以神童得名，仕途却最为坎坷，先遭贬，又入狱，得释后弃官云游，最后加入李敬业（又名徐敬业）的队伍，起兵反对武则天，两个月后李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从此下落不明（一说与李敬业同时被杀）。

《代李敬业讨武氏檄》正是骆宾王为李敬业起兵所写。与《为袁绍檄豫州》相比，这篇檄文的骈文特点更浓，却又一扫六朝骈文用典繁复、辞藻堆砌的弊端，全文坦易开朗、流畅自如，虽不竞一韵之奇，却铿锵抑扬、声文并茂，虽不争一字之巧，却流光溢彩、鬼斧默运，正是“初唐四杰”于六朝锦色之下革新诗文的典范。与《为袁绍檄豫州》相同的是，这篇檄文同样凌厉激昂、气势如虹，同样可以用上述几个特点加以鉴赏。例如，文中叙述武则天之恶，称其“虺蜴为心，豺狼成性”，“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称颂李敬业之义，赞其“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分析形势，则说“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鼓动声势，则说“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俨然具有一呼百应、天下归心之势。至于慧言名句更是层出迭见，如“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历来为人激赏不已。史载武则天初读此文，一开始还嬉笑自如，待看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不禁矍然而惊：“谁为之？”得知是骆宾王所写，又说道：“宰相安得失此人！”意即这样的人才不能为朝廷所用，实乃宰相、有司之失职！

历史上，曹操和武则天应该算是一代雄主，能让二人如此动容，陈琳、骆宾王的笔底功力可见一斑。不过，陈琳被俘后，曹操爱其才，将他留在身边。骆宾王却没有这般幸运，文虽在，人已亡。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陈琳、骆宾王这两篇檄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说是文人之文。对于他们来说，文章的思想、主旨都是奉命而定的，他们需要做也只能做的，是使文字更加出彩、更加鼓动人心，至于文章的思想、主旨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作者的心意，显然不是他们所能考虑的。正如陈琳在面对曹操时的自陈辩解：“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意思是当时形势如此，自己也不过是奉命行文罢了。

如今我们写公文时，忠实地贯彻领导的思想、意图和方向同样是写作的前提，也是必须做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写作者就不需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就不能提出自己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应该说，发挥能动性、提出合理建议是对领导负责、对工作负责、对自己负责，以及对文字负责。另外，从文章的写作来看，陈、骆两篇文章，对于初习者来说，或许并非最好的范文。这两篇文章，言重于理、气胜于情，只不过二人将深厚的功力注入到文字磨炼之中，使得文章纵横磅礴，但若是功力未到而照样画瓢，则难免陷于辞藻堆砌、駢文对仗之中，出现理未能说透、情未在其中的空洞浮夸现象。

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

与前面两篇檄文相比，陆贽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是一篇情与理完美结合的古代公文范例。

陆贽，字敬舆，中唐时期名相。陆贽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但他从小特立不群，颇勤儒学，年仅十八岁便高中进士，此后又接连考取了侧重文辞的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唐德宗还是太子时便知陆贽的盛名，即位后立刻召其为翰林学士，主管诏敕的起草工作。

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军奉朝廷之命进击叛军，经过长安时，因赏赐过少而不满，士卒哗变，攻入长安城。唐德宗仓皇之下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史称“奉天之难”。危难之时，陆贽一直追随唐德宗，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成为了德宗信任倚重的大臣。当时形势千端，事态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陆贽“挥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唐德宗不论在哪都要陆贽陪伴左右，“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痛定思痛，陆贽借唐德宗欲改元之际，说服德宗“引咎降名，深示刻责”，将诏书改为“罪己诏”，并执笔写下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

所谓“罪己诏”，是中国古代政治一个特有的现象。遇有灾荒战乱、百姓流离、国家动荡，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往往会下诏自责，以示悔过自新。陆贽所写的这一篇“罪己诏”，可以说正是这一文体的典范。

在起草这篇诏书时，陆贽曾对唐德宗说：“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者，不可以常语谕。……将欲纾多难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诚言而已。……诚不至者物不感，损不极者益不臻。……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以不广，润泽不可以不弘。宣畅郁堙，不可不洞开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荡去瘢痕。”意思是，非常时期、非常事态，不能再以寻常诏书视之，欲平定人心，必须诚心诚言。事实上，诏书正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写的。

首先是悔过引咎深尽。如说自己（唐德宗）“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用语之“辛辣”，在历代“罪己诏”中实属少见。叙述战乱则有“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可谓痛彻心扉，催人泪下，同时亦是对朝廷政策失误的担责和反省。分析事变则坦承“朕抚驭乖方，信诚靡著，致令疑惧，不自保安。兵兴累年，海内骚扰，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以最大的谦卑力求挽回人心，可以说是不推诿、不遮掩、不隐讳。

其次是招延润泽广弘。诏书以罪己为基调，以改元、大赦为切入。如果说改元更多的是一种态度上的宣示，大赦则具有实质内容。这一部分内容繁多，但诏书在行文上层次清晰、条理分明，既环环相扣又从容不迫，充分体现了陆贽作为文章大家的深厚功力。具体而言：

一、区分情形对叛军将领实行不同的赦免政策。例如，对李希烈等“各复爵位，待之如初”，对朱滔“如能效顺，亦与惟新”，对朱泚“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同时，对受朱泚胁迫者，如能去逆效顺及各归本军本道，亦“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二、大赦天下。例如，对贬谪远地的官员准许迁至离京城较近的地区，对流放的犯人准许寻地安置，对之前大赦未能覆及者准许赦免，对曾受罢黜者予以叙用。同样是最大限度地播洒恩泽，感化人心。

三、奖赏有功。对在此次事变中“或百战摧敌，或万里勤王”者，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赏赐、恩惠可延及子孙，同时对身死报国的将士及在战乱中殁死的百姓，予以祭祀收葬。

四、休养生息。对诸色名目苛捐杂税“悉宜停罢”，对饱受战乱摧残的地区予以减税减赋。

最后是革故鼎新坚决。诏书罪己深、恩赦广，同时展示了强烈的革新决心，正所谓“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而在陆贽看来，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求贤”，因此，诏书要求各地州县认真察访，举荐才德高远、直言极谏之士。行文最后，又以唐德宗之口，表示“大兵之后，内外耗竭，贬食省用，宜自朕躬”，皇帝当为天下先，克己勤俭，特别是要求各地停罢额外贡奉，期以减少百姓负担。

如果说前面两篇檄文是撼敌胆，陆贽的这篇诏书则可谓当之无愧的动人心。史载，陆贽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诏书，“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特别是这一篇，正如当时带兵平叛的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后来向唐德宗所说：“（赦书）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臣即时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文字的力量在此真是发挥了比刀枪更巨大的作用。

贞元八年（792），陆贽主持进士科考试。此次考试，韩愈、欧阳詹、李绛等23人登第，一时人才荟萃，时称“龙虎榜”。应当说，陆贽的阅卷、取才眼光与他自己就是文章大家是分不开的。陆贽的文章，“搉古扬今，雄文藻思”，寓思想性与文学性于一体，为时人及后世所赞誉。例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奏议几近40篇，长者近千言，基本涵盖了陆贽文集的主要内容。如此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记录一个人的言论，纵观全书可谓绝无仅有。其文之美、其思之深，可见一斑。

然而，积弊重重的唐朝，又怎是一两个人、一两篇文章所能拯救的。更何况在当时政治动荡，特别是唐德宗的猜忌之下，陆贽处处受掣，不能也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陆贽提出的大多数建议，唐德宗常常是“虽嘉之”而“不能用”，“愛重其言”而“不从”，有时甚至“虽貌从”而“心颇不悦”。事实上，就是这篇“罪己诏”，也非唐德宗的本意，是皇帝在他人起草后送给陆贽商讨，在陆贽的坚持下才改为“罪己诏”的。同样，诏书中信誓旦旦宣称的罢赋、省用、求贤等措施，事实证明也不过是一纸空言，并没有付诸实施，于是唐朝只能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成为“空谈误国”的最好注脚。此外，陆贽虽被称为“内相”，但一直到很晚才出任真正的宰相，且不到两年便因唐德宗偏信谗言而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谪居十年，凄然去世。凡此种种，仿佛也为这篇雄文留下了一个无尽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