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让

“凤”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凤的文化版图不断扩大，最初它代表着原始氏族祖先崇拜的图腾，商周以后演变为“天命”的象征，在“汉承楚风”的历史传承中又逐步走向世俗化，民国时期以后则成为了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

“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是吉祥、和谐与坚韧的象征，是中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说文解字》中说：“凤，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见则天下大安宁。”段玉裁注“见则天下大安宁”：“黄帝、周成王之世是也。”说明至少在周朝时，凤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祥瑞的象征。“凤凰”在古文献中作“凤皇”，《尔雅义疏》一书说：“凤皇，灵鸟仁瑞也。雄曰凤，雌曰皇。”《说文解字》中“皇”的本义是“大也”，喻指神界或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可见，“凤皇”连称的现象，说明凤的内涵已发生质变—由鸟形的图腾，加冕为鸟王。

根据凤文化的演变过程，可将其分为萌芽期、发展期、鼎盛期、稳定期、升华期五个阶段。

一、萌芽期：图腾崇拜

从远古时期到夏朝为凤的萌芽期。这一时期，凤的形象第一次被物化。

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日鸟纹”象牙雕刻曾被认为是凤鸟的最早实物形象，但是所谓“日鸟纹”中“鸟”的形象十分模糊，只是大概可以辨认出一个鸟头，看不出其原型具体是什么。

随着凤的地位的上升，人们开始追溯其原型。有学者认为凤的原型是鸡，也有人将其原型追溯为孔雀甚至鸵鸟。《说文解字》对凤的形象描述为：“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说明凤是结合多种动物的特点，经历了人们的应用、后人的附会等多重文化加工而成的，难以追根溯源。我们只需知道其早期形象为鸟类即可。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愈加深入，距今约7800年的“高庙文化”遗址已被发掘和研究，其中出土了大量带有戳印篦点纹凤鸟图像的陶器碎片。研究表明，这些陶器为祭祀之用，可以确认是一种大范围群体性的宗教信仰。凤纹陶碎片的发现，颠覆了许多人“凤鸟图案始于河姆渡”的说法，并让许多人认同“凤鸟图案始于高庙”。而距今约4800年至4400年新石器时代的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出现的玉凤，则称得上是“团凤”造型的祖师，被国家博物馆称为“开凤纹之先河”。

《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玄鸟”被商朝人认为是“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因此被当作图腾来崇拜，逐步演变为氏族的标志。《左传》中郯子讲述他的祖先少皞氏“以鸟名官”的传说，也表达了相似的鸟图腾崇拜。

这两个传说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而凤作为氏族成员的“集体人格”被认同并传承至今却是事实，这正是凤文化的“精神价值”所在。

二、发展期：从图腾到“天命”

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凤，受到了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影响而产生了变革。

此时的凤鸟图案被应用于玉器、青铜器等礼器上。礼器是祭祀的用具，由此出现了贵族对于凤纹饰的垄断局面，凤也渐渐成为了权力的象征。

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商代玉凤，堪称“天下第一凤”。殷墟玉凤与石家河玉凤虽存有一伸一屈的区别，但凤首、凤身和凤尾的造型却是完全相同的。

凤形象出现在青铜器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土于山西临汾西周晋侯墓地的晋侯凤鸟尊。从商代晚期开始，青铜器上的凤纹主要表现为“夔凤”，“夔”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神魖也。如龙，一足”。也有人认为一足的动物是双足动物的侧面之形。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凤的内涵由图腾转向“天命”。“天命观”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经历了从“帝”到泛神再到统治者的下移过程，正是在周代，凤成为了通天的使者，“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是说当岁星行于鹑火之位时，天命已归，改朝换代便顺理成章。古人把赤凤叫做鹑鸟，凤从而成为“天命”的象征。

到了战国时期，楚人崇凤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漆器、楚绣、帛画和《楚辞》成为凤的新载体。漆器中的代表有虎座凤架鼓、凤鸟羽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中，凤充当着神使，龙只是凤的坐骑。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已见刺绣纹样的18幅图案有凤纹的达17幅，而且凤的形态各异，最为著名的是“三头凤”。

与商周相比，此时的凤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在帛画《龙凤仕女图》和刺绣“三头凤”中，凤被用来引魂升天，使其从政治的“天命”回归到人性的“天命”。

南方（尤其是楚地）崇凤，谓之凤翥;北方尊龙，谓之龙腾，这就是所谓的“凤翥龙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北两大图腾在华夏大地并驾齐驱，昭示着一种祥瑞之气。

三、鼎盛期：从礼器走向生活

秦汉时期，凤从礼器走向生活，凤纹应用于瓦当、石砖、服饰之上。目前所能见到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瓦当，是秦始皇陵发现的“夔凤纹大瓦当”，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汉代尽管在政治上“承秦制”，但在文化上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本色。从汉瓦当上的凤纹可以看出，当时的凤纹造型更自由，更趨于明快，更富有动感。由于刻在砖石上的画要比在墙壁上施彩的画保存更为持久，所以石刻砖饰之风逐渐兴盛起来。墓葬中出土的汉代石刻砖上也有舒展的凤的造型，这种观念是继承楚文化“引魂升天”的思想而来。

秦汉时期，代表中原文化的“龙”的地位渐渐超越了凤。人们常把皇帝称龙，后妃称凤，与“雄曰凤，雌曰皇”相比，就出现了雌雄颠倒的现象，凤的性别从雄性变为了雌性。但这一时期，凤的性别属性并没有完全固定，如《凤求凰》。

2016年，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当卢上出现了凤的地位下降的现象，上图左边的当卢中心展翅的凤鸟上方出现了虎的造型，而右边的当卢上却又回归了凤在虎上的造型。在一对当卢上出现的这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是何缘故？笔者有两种推测：其一，在此之前人们所认为的“凤的地位高”这种观点并不是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即没有形成一个定论，后人对虎座凤架鼓、《御龙图》《龙凤仕女图》的理解存在偏差;其二，虽然海昏侯墓处于楚地，但在这段时间内由于文化交流、政局变化等原因，人们的尊凤、崇凤意识开始淡化，且龙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汉朝统一天下后，在保留中原文化的同时，楚文化并没有消失，只是其某些特性融入到了中原文化中。在唐河县出土的西汉《朱雀白虎辅首衔环图》中，凤鸟（朱雀与凤鸟的造型是一脉相承的，是凤鸟体系下的一部分，最新的例证是海昏侯墓《衣镜铭》中的“右白虎兮左苍龙，下玄鹤兮上凤凰”，将通常所说的朱雀，直接写成了凤凰）展翅高高在上，轻灵洒脱，可以明显看出浪漫飘逸的楚文化痕迹，反映了楚人尊凤的心理。陕西出土的东汉《四神墓门》（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上也出现了相同题材的画，这更体现了楚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中原文化的交融，成为更高水平的中原文化。

四、稳定期：凤的世俗化

唐宋至清，凤在文化内涵方面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唐宋以后，虽然有武则天、慈禧时期的特例，但总体而言，随着龙的地位的上升和稳固，凤的神性在逐步减弱。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凤没有消失，而是以顺应的方式作为回应，凤的应用开始平民化、一般化。

在民间，凤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与昌盛繁荣的寓意相联系，其中最突出的是用龙凤呈祥、凤凰于飞等词语来象征爱情幸福、夫妻和谐。并且，随着此时《牡丹谱》《洛阳牡丹记》等著作的流行和牡丹的普遍栽培，人们开始将“鸟中之王”——凤凰与“花中之王”——牡丹的形象相结合，造就了“凤穿牡丹”这种让百姓喜爱的艺术形象。

唐宋时期，对外交往出现了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凤的形象融入了诸多异域文化的元素。比如，隋唐以后中国传统的直尾凤受印度文化笈多造型的花鸟嫁接式的影响开始出现卷尾凤，凤的两翼和尾羽表现为三条缠枝蔓草，呈S形延伸。

最能体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是凤首壶。中国匠人将萨珊式器物造型风格巧妙地运用到了中国传统的凤首瓶中。而萨珊式风格属于波斯地区的特有形式，这是中国瓷器吸收西亚文化的体现，是唐宋时期对外开放的结果，是中华文化以博大的胸怀面向世界的表现，而其载体就是从波斯到甘肃再到长安的丝绸之路。

五、升华期：从世俗化到民族化

民国时期，凤的内涵不断升华，最终成为一种精神象征。

当时，凤成为代表传统文化、回应西方文化的有力形象。在婚礼服装方面，“凤冠”虽然受到了西方“婚纱”的冲击，但传统凤形象的影子依然存在。当时的民族产业中许多商标也用到了凤的造型，体现了民族工业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竞争时，有意识地采用中国传统文化形象为标志，而凤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

当时，凤在文化领域也被升华为民族精神的代表，这以郭沫若《凤凰涅槃》最为典型。对比诗中的凤凰和中国传统的凤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郭沫若在诗前小引中说：“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但西方的凤（Phoenix）无性别一说，而中国的凤经历了雄性到雌性的变化过程。

诗中“凤凰更生”将“凤”与“凰”结合，在火中，“死了的凤凰更生了”。这种说法可能源于埃及或古希腊不死鸟的传说。中国古代的凤凰没有重生的含义，涅槃是源于因缘法的“涅而不生，槃而不死”，是超脱生死的境界，是比生死轮回更高一个层次的存在，是只有佛才能达到的境界。这与中国的凤无关，更与火无关。

郭沫若把祖国比喻成凤凰，必将在未来浴火重生，获得新生，以此赋予了凤更深一层的意义——民族精神。他将佛教的涅槃与中国传统的凤相结合，将凤从世俗化提升到民族化的高度。

如今，凤的应用更加广泛，形象更加多彩，内涵更加丰富。如全国百强报刊的标识为凤凰造型的变形，“凤凰代表百鸟之灵，寓意行业先锋”，同時又是翻开的报刊造型，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又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接力标志的设计灵感来源于“火凤凰”的概念，象征通过火炬接力把北京奥运会吉祥美好的祝福传遍全中国，带给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