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唐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有专传。柳宗元心系国家和百姓，主张改革弊政。他积极参加了王叔文等领导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至永州;虽然环境恶劣，但他仍坚定意志，为施展抱负而做出努力。又被贬至柳州，他则以“为官一方，造福百姓”为己任，兴利除弊。此外，他还主张破除迷信，并提倡散文革新。柳宗元的一生是不得志的，但他的革新意志、进步思想和文学成就却永远闪耀着光辉，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我们中学时代就学过的这篇《捕蛇者说》，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之手。我们今天肯定柳宗元的历史地位，除了他文章写得好、对散文革新有推动之功外，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进步的政治思想。

考中进士，初涉官场

今天的山西永济，唐以前是河东郡的治所，柳宗元的祖籍就在这里，后人称他为河东先生，也是据此而来。柳家世代为官，在唐朝的都城长安有房舍和田产。唐代宗大历八年（773），柳宗元于长安出生。

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是一个中下级官吏。他与当时营私舞弊、专横强暴的那些人合不来，最终因触犯了宰相而被贬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司马。柳镇这种“守正为心，疾恶不惧”（《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的精神，给柳宗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柳宗元的母亲也出身于官员家庭，很有文化素养。柳宗元很小的时候，就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识字，学作诗文。十岁时，他的文章已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十二岁时，柳宗元跟随父亲出游。当时，安史之乱虽然已经被平定，但藩镇势力继续扩张，中央形势江河日下，这些都给年幼的柳宗元留下了唐朝日益没落的印象。后来，当他听到破坏国家统一的节度使李怀光被杀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高兴，写了一篇《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文中痛斥李怀光为逆贼，并谴责了他的叛乱行为，表达了自己憎恨割据分裂、希望朝廷重整山河的愿望。

公元793年，二十一岁的柳宗元凭借自己的才华考取了进士的功名，和他一同考取的还有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考中进士后的柳宗元迟迟没有被任用，于是到了叔父的任所邠州（今属陕西）游历。他在那里了解到当地百姓和下层士兵生活的艰辛，萌生了改革弊政的想法。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考取了博学宏词科，经过这次考试，他担任了集贤殿书院正字，这个职位负责管理图书的编纂和搜集已经散佚或者少见的书籍。柳宗元于是有机会博览群书，特别是一些罕见的书籍，大大开阔了眼界。这个时候，他和韩愈、刘禹锡、韩泰等人都有密切的交往，韩泰比柳宗元晚两年中进士，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青年。几个人时常相会，谈古论今，写诗作文，互相鼓励。

公元799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作乱，烧杀掳掠，残害百姓。柳宗元得知此事，十分气愤，挥笔写了《辩侵伐论》一文，主张讨平叛乱，再次表现了他反对藩镇割据、希望国家安宁的思想。

公元801年，柳宗元被调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做县尉，掌管一县的治安。两年后，他又被调回长安，做了监察御史里行。这是御史的见习官，职权算是比较大的，可以监督官吏的行政措施，也可以到各州县去检查工作，无论民政、军政、财政，他都有权过问，并有权向皇帝上奏本，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让柳宗元有机会了解当时朝廷的弊政，更增强了他政治革新的信念。

这期间，他的朋友范传真被调到宣州（今安徽宣城）做官，他写了一篇文章送给范传真。在文章中，柳宗元说道：做官的人受百姓的供养，就应该为百姓做好事，这样才问心无愧。应该说柳宗元此后在政治上的许多行动，都以这种思想作为指导。

参加“永贞革新”

贞元二十一年（805），唐德宗病逝，他的儿子李诵继位，即唐顺宗，改元永贞。就在这一年，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的柳宗元积极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

李诵做太子的时候，就深受侍读王叔文等人的影响。王叔文出身于贫寒家庭，素知百姓的疾苦，因此很想改变这种局面。君臣等人经常议论朝廷的弊政，酝酿着将来的改革。柳宗元由于和王叔文见解一致，二人很早就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顺宗即位，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有着“内相”之称，负责掌管由皇帝直接发出的机密文件，不久又做了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户部侍郎，这两个官职是负责国家的盐铁专卖、租赋以及财政收支等事务，由此在财政方面取得了很大权力。同时任命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负责为礼部起草文件政令。与二人同时获得提拔的还有王伾、韦执谊、刘禹锡、韩泰、凌准等人。由于当时顺宗因病不能亲理朝政，国家大事实际上由王叔文和柳宗元等人掌管。他們都属于革新派，掌权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推行了一系列针对朝中弊政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宫市”和“五坊小儿”的特权。所谓“宫市”，指的是德宗以来，派宦官出外采办物品，这些宦官称作“宫市使”。他们经常带领数百人四处巡逻，看到好东西，就低价收购，或干脆不给钱白白拿走。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白居易的《卖炭翁》中说：“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就是当时宫市的真实写照。所谓“五坊小儿”，就是在雕、鹘、鹞、鹰、狗五坊为皇帝饲养猛禽猎犬的人。这些人常常倚仗皇家的势力，在地方上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百姓对这两种势力，都是敢怒不敢言。这次，王叔文等的改革，将这些人彻底铲除，自然赢得了百姓的欢迎。

其次是坚决惩办贪官污吏。当时，一个有名的大贪官叫李实，他仗着自己是皇族，无恶不作。一年某地方大旱，颗粒无收，李实却向皇帝谎报说：“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吿，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旧唐书·李实传》）。如此害民的官，在这次革新中被罢斥。惩贪官的同时，对于那些廉洁守法的官员，则设法提拔任用。像此前受奸臣排挤而被贬官的前任宰相陆贽，就被重新调回朝中任职。这也体现了改革派“任人唯贤”的方针政策。

在经济上，他们整顿财政制度，改革盐税管理。盐税是唐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却长期被宦官、藩镇所把持，他们任意抬高盐价，以增加盐税收入，并从中牟取暴利，中饱私囊。革新派任命了有经验的杜佑为盐铁使，王叔文兼任副使，稳定盐价，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这就在经济上打击了旧官僚和保守派的势力。与此同时，他们革除了地方盐铁使和地方官吏的额外“进献”。原来，这些人借口进献皇帝，在正税之外，巧立名目，加征各种各样的杂税，其实都是搜刮百姓的财产，而且大部分“进献”都归了自己的腰包，进奉给皇帝的也就十分之一二。百姓为此痛苦不堪。这次改革，将“进献”废除，就是禁止征收苛捐杂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此外，改革派还释放大批宫女回家，这也是一件得人心的事。唐代宗以后，宫女越来越多，不仅增加了宫廷的开支，而且宫女一入深宫，便和自己的家人永远隔绝，实际成为皇族的奴隶，她们的精神是非常痛苦的。这次改革，大批宫女得以和家人相聚，这件事在当时很震动人心。

可以看到，王叔文和柳宗元等人的改革，以宦官和藩镇为打击对象，沉重打击了大官僚和宦官的势力和利益，维护了唐朝的统一，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百姓的愿望，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革新。后世进步思想家和历史家对“永贞革新”都作了肯定的评价，像王夫之就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读通鉴论》卷二十五《顺宗》）

然而，当时唐朝的积弊较深，特别是旧官僚和宦官的势力强大，他们联起手来接二连三地上书皇帝，要求将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撤职，同时极力扶助太子李纯接位。当时，顺宗的病情越来越重，宦官和旧官僚就不断向皇帝施加压力，逼迫其让位。最终，顺宗退位，太子李纯登基为帝，是为唐宪宗。唐宪宗因为是在宦官和旧官僚的帮助下登基的，因此对这些人非常信任。宪宗一继位，立刻对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动手。王叔文、王伾被贬官，不久又将王叔文杀害，逼死了王伾。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刚走到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湖南零陵）司马。其他参加革新运动的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韦执谊也被贬到远方做司马。历史上称这件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革新”也随着这次事件而失败了。

永州十年

永州在当时还是比较荒凉的地区，人烟稀少，和繁华的京城长安简直没法比。

柳宗元担任的司马，名义上是官，实际上毫无实权，简直就是受地方官监视的“罪犯”。官署里自然没有他的住处，他只好在一个叫龙兴寺的庙里住了下来。柳宗元在永州一共住了十年时间。这期间，朝廷数次发布大赦的诏令，可始终没有柳宗元的份儿，而且他还经常受到政敌们的攻击和污蔑，过去与他交往的一些朋友，此时也不敢和他来往了。可以说，柳宗元被贬后的生活充满了愤懑和忧郁。更不幸的是，到永州才半年，他的母亲就因水土不服和缺医少药去世了。

然而，这并没有让柳宗元的意志消沉。他的住处龙兴寺是个地势较高的地方，西面正临湘江，“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由于门户向北，室内黑暗，他特地在西厢墙上开了一个旁门，并常在这里眺望广阔的山林原野，一舒胸襟。为此，他还写了《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一文，表达了自己不屈服于黑暗势力、渴望追求进步的心情。

在写给一个朋友的序文里，柳宗元再次提出：一个好官员，应该经常关心民间的疾苦，使百姓不受欺侮和压迫，做官的人是受老百姓的委托来为百姓办事的，如果不为百姓办事，反而给他们增添麻烦和痛苦，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应该说这个观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这一时期，柳宗元模仿屈原《九章》的文体，写了一篇《惩咎赋》。他说自己怀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参加革新运动，却为何遭到诽谤和贬谪？难道我贪图俸禄而想欺世盗名么？不是的。只是因为我坚持革新的主张，侵犯了那些权贵们的利益，这才是致祸的根源啊！

他还用文章对守旧派进行了还击，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就是《捕蛇者说》。他在文章里写一个以捕蛇为生的姓蒋的人，他的祖父、父亲都因为捉毒蛇而丧命，他本人也因为捉蛇而几次险些丧命。姓蒋之人明明知道捉蛇很危险，但他认为自己的境遇，比起邻居们被苛重的租税逼得家破人亡还是要好些。他的邻居们因为苛捐雜税，十二年当中人口就少了一半，不是逃走，就是死亡;而自己因为能够捕蛇交给政府，以此代替杂税，才保全性命到现在。柳宗元在悲痛中喊出了孔子的那句“苛政猛于虎”，向当时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提出抗议。

在另一篇《种树郭橐驼传》中，他讽刺当时的贪官污吏对百姓的盘剥非常厉害，并指责统治者口口声声说的“安民”“养民”，其实都是空话，实质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剥削百姓。

除了这些，柳宗元还写了许多鞭挞、讽刺贪官污吏的寓言。他把这些人比作蝮蛇、尸虫，对他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贪得无厌的行为进行了揭露。

在贬谪的生活中，柳宗元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使得他对百姓生活比以前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他对百姓的困苦颇为同情，并写了不少诗歌和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其中一首题为《田家三首》（其二）的诗中，有这样几句话：“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老百姓养了蚕，结果蚕丝都缴了赋税，所以家里的织布机只好闲置在一旁。这还不算，里胥夜里经过这里，还逼迫百姓杀鸡做饭来招待。老百姓生活的悲惨，封建官府对百姓的残酷压榨，于此可见一斑。

应该看到，柳宗元在贬谪期间，虽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受到了折磨，但他追求进步的意志并没有改变，他用不同的形式抨击了官场的黑暗，同时表达了自己关心民间疾苦的态度和要求改革的愿望。

宣传进步思想，提倡散文革新

在永州的时候，柳宗元还写了不少说理的文章和著作，用来反对那些相信鬼神的迷信思想，《非国语》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国语》是先秦时期留下来的一部历史著作，价值较高，但书中对不少历史现象的解释和看法却夹杂着迷信色彩。柳宗元深切感觉到这好比“用文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因此作了《非国语》，对他所认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宣传了反迷信的思想。比如，周幽王时期曾发生过一次地震，这本来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国语》中认为后来周幽王被灭，周平王东迁，都和这次地震有关，说这次地震就是周朝要灭亡的预兆。柳宗元批评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他说，山川的震动，并不是什么神灵支配的，因此地震和吉凶祸福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国家的兴亡，那也是人为的事情，并不受天地阴阳的操纵。又如周灵王时王城北面有两条大河发洪水，周灵王见情形危急，就命令百姓修筑大堤，从而防止了这场水灾。对这件事，《国语》也借题发挥，说那次洪水不能用筑堤去阻挡，周灵王这次筑堤，触犯了天帝的禁忌，所以后来到周景王时就出了大乱子;周定王时大臣专权，也是因为周灵王筑堤触犯了禁忌。柳宗元对这种无稽之谈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周灵王命百姓筑堤，防止了洪水，是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后来周景王、周定王时发生的事件，都是因为他们自己腐败无能，没有把国家治理好的结果，和筑堤防水之事毫不相干。

应该看到，《非国语》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对《国语》一书进行批判，而是对封建社会落后思想的一个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凭借着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柳宗元深刻认识到这些邪说谬论的流行会造成很大危害，所以他拿起了笔，进行抨击。

柳宗元还在选人用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春秋时期的晋文公以是不是贵族出身作为授官高低的标准，《国语》对这种做法还给予肯定。柳宗元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国家任用官吏，应该是以他的品德和才能如何作为标准，不应当以他的门第和家世如何作为标准。他认为晋文公根据是否是贵族来任用官吏，必然会使政治腐败不堪。柳宗元写了一篇《封建论》，其中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意思是治理天下的规律是：政治清明，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要使政治清明，就必须任用贤人，让贤人居于领导地位。

此外，柳宗元在散文革新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对散文写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主要体现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

首先，他指出：“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文以明道”，就是说文章是为阐明道理服务的，应该注重实用性，而不要一味追求形式和文采的华丽。这一点对散文革新有着积极意义，对改变此前文章写作只重文句不重内容的坏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既然文章是为阐明事理服务的，他就强调作者的人格修养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就是说，只有做到思想端正明确，态度严肃谦逊，头脑清醒，作品才能深刻且具有逻辑性和感染力。

第三，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他提出文章要具有丰富的艺术手法：“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意思是要将“奥”“明”“通”“节”“清”“重”六种艺术手法综合利用，从而使文章出彩。

最后，他提倡要广泛学习古代的文化遗产。“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就是要吸取古代经典著作的不同特色和长处，并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应该说，这都是柳宗元在长期学习和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是他对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总结，不仅对当时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更对后世的文章写作和文风产生影响。

被贬柳州，兴利除弊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忽然接到唐宪宗的诏书，要他立刻进京。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柳宗元百感交集，令他高兴的是自己终于有机会再次施展才能了，令他担忧的是自己一向为朝中许多官僚所忌恨，此去不知道会遭到什么意外打击。无论怎样，柳宗元还是离开了永州，踏上了前往长安之路。

原来，当时执政大臣中有人怜惜柳宗元等人的才能，建议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召回任用。可柳宗元一到长安，就被一些大官僚视为政敌和眼中钉，他们不断向宪宗进谗言，宪宗对刘、柳等人也是怨气未消，结果，刚进京没多久的柳宗元又被贬官，这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柳州就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

当时的柳州相比于永州更偏远，风俗也与中原地区有很大不同。百姓生活很穷苦，偷盗甚至劫杀的风气相当严重;当地百姓还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生了病就求神问卜，杀掉牺牲来祭祀，如果占卜出来的结果是病不会好，那么就不给病人吃東西，让其饿死。面对此景，柳宗元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转念一想，柳州刺史与此前的永州司马有所不同，刺史毕竟是地方的长官，自己难道不可以在柳州有所作为么？带着这个想法，他开始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颁布一系列制度和法令，力图改变柳州的面貌。

他首先制定各种禁令来打击偷盗行为，以保护百姓。柳州这个地方缺水，百姓为了打水，往往要带着水罐走很远的路;遇到旱年，吃水就更成问题。柳宗元了解到这种情况，就用历年积累下来的罚款在柳州城边挖了口水井，从而给百姓提供了很大方便。

柳宗元还兴办学校，让青年获得读书的机会;并大力发展生产，使许多荒田得到开垦。柳州城的街道、城墙原本破旧肮脏，柳宗元到任不久就组织人力修整。

要说柳宗元在柳州办的最大一件事，就是下令废除奴婢制度。当地有一种很残酷的剥削制度，就是穷人交不起地租，或者还不清债务，就要把自己的子女抵押给地主或高利贷者，如果到期没有钱将子女赎回去，就终生成为地主和债主的奴婢了。柳宗元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他制定了一个方法，就是那些已经成为奴婢的人可以按照当佣人的时间计算工钱，如果应得的工钱达到所欠钱数，就算作已经还清债务，可以回家。这样一来，许多沦为奴婢的人都赎了身，获得了自由。这不仅是一个利民的措施，更为社会增加了自由劳动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柳宗元在柳州的改革可以看作是他“永贞革新”思想的延续。与“永贞革新”相比，这次改革尽管范围较小，但却取得了成功，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符合百姓的利益。

结 语

柳宗元到柳州后，常常生病，但他仍坚持工作，为民解难。在柳州的第四年，即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病逝于此，终年四十七岁。柳宗元死后的境况较为凄惨，连丧葬费都是朋友出的。临死前，他将自己的著作委托给好友刘禹锡代为整理。后来，刘禹锡将柳宗元的著作编为《河东先生集》，并为之写了序言。柳宗元的文章因此得以广泛流传。

应该说，柳宗元的一生是很不得志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志向，即使在被贬官时期仍然怀有革新的意志，并付诸实践;此外，他的进步思想、文学成就永远闪耀着光辉，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