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太后诏;太后令;诏书;令书

秦始皇改命曰“制”，令曰“诏”，1蔡邕《独断》载，汉天子之言“曰制诏”，诏自秦以后就成为皇帝命令的专属称谓。但若逢皇帝年幼或弱势之时，皇权常由太后或太皇太后代为执掌，汉制太后摄政可称“诏”，“太后诏”的用法也属常见。至曹魏时，又出现了“太后令”，始有太后之诏、令并行，东晋同样如此。循此线索向后梳理，南北朝各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东晋以后，宋齐梁陈皆只有太后令，未见真正付诸使用的太后诏，北魏反而延续曹魏、东晋时期诏、令并行的习惯。从使用情况看，曹魏到东晋似乎是制度变化的分水岭，但目前对魏晋诏制所知甚少，太后诏这样的特殊变制更是莫知其始终。

秦始皇为皇帝命令文书独设专称，以示君臣之别，昭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塑造皇帝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至尊地位，更欲以之起轨仪天下之效。经秦汉数百年潜移默化，诏书是皇帝专属，为皇权的代言文书，已从公文制度内化到政治文化之中。诏书随之衍生为带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诏与令不只是单纯的称谓之别，更是尊卑地位的象征，附带着权力属性。从这一维度思考，太后称诏或用令，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涵，其使用应遵循制度规定或约定俗成的用法，绝不可能随意而为，更不会无端变化。太后命令文书甚少为学界注意，就笔者所见，只有蔡幸娟、祝总斌、王策在论作中零星提及，2另有日本学者下仓涉、平松明日香的一些研究。3但目前为止，太后“诏”与“令”在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使用情况，及太后命令文书用法演变的内在原因都未曾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