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文，曾景婷

（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镇江，212003）

一、引言

《骨》是伍慧明于1991年完成的处女作，该小说出版以后即受到广泛关注，被收录到“手推车奖文选”，同时获得“福克纳小说奖”提名。这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和叙说，讲述了一个来自三藩市唐人街的普通中国家庭的故事。小说详细描述了家庭中三代人不同的生活际遇以及家庭成员在安娜之死这一家庭悲剧面前的不同表现，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美籍华裔真实生活的宏观画卷。小说突破以往一味强调传统文化或主流文化重要性的局限，通过刻画莱拉这一在美国社会中积极寻求身份认同，同时又不忘初心的新一代美籍华裔形象，展现了一种在主流文化下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面貌。

认同是社会连续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它不仅指涉社会在时间上的某种联系性，同时也是该社会在反思活动中依照惯例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即持续地吸纳发生在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把它们纳入关涉自我的、正在进行着的“叙事”之中［1］。不难看出，每个社会个体在个人记忆碎片之中拼凑自己的个体认同，同时又在集体记忆当中培养群体的身份，并且经年累月地保持它，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由此可见，文化身份和认同是其所拥有的文化记忆所决定，同时又受到动态的个体记忆的影响，也就是说，记忆具有构建文化认同的作用。

贯穿小说的是“骨”的意象和三代人不同的交往记忆，将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放在了社会集体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回忆历史将美籍华裔的集体记忆同文本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赋予了作品逼真的记忆效果，真实地反映了美籍华裔的生存状态，体现了华裔移美大背景下美籍华裔交织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文化记忆。事实上，伍慧明凭借这部小说或记忆复原或唤醒一段历史，又或者说确凿无疑地验证了美籍华裔移民历史的存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特别是继淘金热以后，大量华人涌入美国，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和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这段历史却遭到了美国主流官方历史刻意的抹杀和掩盖，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美籍华裔也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应有的尊重。伍慧明以客观冷静的眼光观察这一切，将排华法案、美籍华裔思想的变迁以及华裔追求身份认同这些历史元素恰当地融入到小说文本中去，将小说作为记忆文本，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对这段华裔移美的历史进行了描写和解读。

二、时间维度：历史根源

按照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在时间维度上，社会的自我形象与社会回忆之间的关系，即历史意识问题［2］136。自我身份的确立以及认同的完成，要以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作为自己统一性和独特性的出发点和支撑点，即寻求认同的历史根源，确立其合法性，并且根据现实需要的认同，对历史事件进行重组和重构。而死亡正是将时间划分为过去和现在最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关系到回忆文化的起源和核心。小说中，梁爷爷作为第一代美籍华裔，抱有“叶落归根”的希望却客死他乡，最终落得遗骨像幽灵一样漂流在异国土地的悲惨下场。如果说回忆文化是对过去的指涉，而这种指涉又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过去与现在的差异的话，那么梁爷爷的死亡代表着美籍华裔这一群体对于这种差异的最初体验。梁爷爷的遗骨以及附着在遗骨上的记忆自然而然地成为后代寻求文化身份的认同起源和力量支柱，也就是说和亡者联系在一起的回忆成为这一群体文化记忆的最初形式。同时，小说中还交代，“妈、尼娜、安娜和我一起走到梁爷爷身旁，和他老人家作最后的告别。”［3］56很明显，悼念亡者在这一层面上属于“社会交往”的范畴，葬礼成为人们聚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类社会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巩固集体记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对亡者的回忆可以被分为回溯性的和前瞻性的两种回忆。回溯性的对亡者的回忆是一种更为普遍、原始和自然的形式。这种形式是：群体和他们的亡者共同生活，将亡者不断带入持续向前的当下，以此方式构建出一幅关于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图形，而亡者自然而然地也被纳入这幅图像中［2］57。梁爷爷作为曾经和大家有过生活交集的一分子，即使他去世后，他的一举一动，生活习性也都多多少少被后代铭记。“梁爷爷过世之后，他身后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条装在罐子里的蛇和一只系在他的窗台上的温驯的鸽子……梁爷爷看起来是我们所认识的老人中最年长的一位。他显得很苍老，像一位八仙，一位聪明的老神仙……”［3］97在这里，与其说被记住的是梁爷爷的生平，倒不如说是他所能代表的对于过去、传统和种族的虔诚。在这种悼念中，过去可以在群体的纪念中得以永生，所以，伍慧明在小说中对于梁爷爷遗骨的找寻不惜笔墨，其原因就像莱拉自己所说“找不到父亲的坟墓是可耻的，即便他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3］94从而可以看出，悼念亡者是一种典型的“对集体起到促成作用”的记忆。一个集体在悼念活动中建立了与亡者的联系，从而确认自己的认同。［2］58记住“梁阿福”这一名字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传统中国或者是中国人这一身份政治意义上的承认。而从前瞻性的角度来看，后辈之所以会悼念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梁爷爷，是因为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大家梦寐以求的美国身份。梁爷爷终身未娶，膝下只有一个“纸契儿子”利昂，而“我”也因此以纸契儿子后代的身份进入美国，成为名义上的美国人，这对于努力追求美国梦的美籍华裔来说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参加梁爷爷的纪念仪式成为促成和巩固集体认同的悼念亡者活动。对于后辈的集体认同来说，梁爷爷的遗骨是一个核心符号，象征着美籍华裔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铮铮铁骨。小说中写到悼念梁爷爷，实际上就是美籍华裔对于传统回忆的纪念。记忆在前瞻性和回溯性两个层面的联系上，对于美籍华裔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即小说中所说“记住过去就会让现在充满力量。记忆是可以堆积的。我们的回忆无法换回梁爷爷和安娜，但是这些回忆慢慢地累积，会永远不让他们成为陌生人。”［3］109

三、空间维度：回忆形象

回忆植根于“被唤醒的空间”，这些“记忆之所”充当了回忆的空间框架，即使它们不在场时，也会被当成“回忆形象”在个人记忆甚至是集体记忆中扎根。那么，同样也属于这个空间一部分的“我”，就会从这些物化的“回忆形象”中为自我认同找到支撑和载体，从而使得建立的文化身份和认同获得持久性和稳定感。“回忆形象”不仅包括那些图像性的文化符号，而且将那些叙事性的形式也囊括进来，比如神话、谚语、经文、绘画，甚至一条街道、一座建筑等，都成为“回忆形象”的载体［4］。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唐人街不仅仅是美籍华裔的聚居地，更是作为融合了几代人记忆的“回忆形象”，在华裔追求身份认同的道路上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唐人街有着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本可以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不同文化，但是如小说中的交代，它最终从地理上的中心滑向了文化上的边缘。它和早期的移美华裔一样，始终抱着排外的态度，拒绝与主流文化及其他文化的接触。它为了保有华人社区的稳定以及文化属性的纯洁，将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嫁接到美国的土地，虽然形式上看似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但本质上依然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家族式社会的翻版。因此，小说中的唐人街发展成为了封闭的“城中城”，不论时代怎么变迁，时间在唐人街几乎就像静止了一样。从以梁爷爷为代表的金山客到以莱拉为代表的新生代美籍华裔，时间跨度为三代，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唐人街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时间飞速向前发展，唐人街这一空间却依然保持原态，于是这就导致了时间和空间的错置，从而也间接引发了牵动整个唐人街神经的安娜的自杀事件。安娜的死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让已经沉浸在过去并习以为常或者说想要挣脱却无计可施的生者开始产生反思。尤其是莱拉，她深受传统中国教育的影响和道德伦理的熏陶，平时不顶撞父母是她认为的孝道，协调父母姐妹的矛盾是她认为的家庭责任。但是从安娜的死，她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和社会身份。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像早期华裔作品一样设计了莱拉与唐人街诀别的老套情节，而是将她塑造成了一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能够很自信地融入主流社会的新一代美籍华裔形象。对于妹妹安娜的死，莱拉怀有深深的愧疚感，她希望能找出悲剧发生的原因。因此她锲而不舍地回忆过往的每一个细节，一是为了找到安娜自杀的答案，二是为了帮助家庭走出难以释怀的痛苦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唐人街在小说中被构建成一个通过记忆来强调和维系家族关系的特殊的“记忆之所”，因为家族的历史在这里经过时间的筛选和考验而最终形成的文化记忆能够起到巩固社群成员集体性身份的重要作用。而生在唐人街长在唐人街的莱拉自然意识到了家族和本族文化记忆的重要性，“我们对那个古老的国家知之甚少，我们重复着祖先和叔父们的名字，但他们对我们一直都是陌生人。家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过去的故事，而对过去故事的了解把我们同历史连接在一起。”［3］42在莱拉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意识驱使她追忆过往来填补记忆的空缺，也许安娜的自杀、唐人街的落后、父母的争吵带给她的是痛苦的回忆，但是唐人街这一记忆的客体同时会带给她对抗现实残酷性的底气和勇气。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当她要搬出唐人街的时候如是说；“我知道藏在我心里的东西会指引我向前。所以，在汽车转弯，把旧门派、鲑鱼巷、妈和利昂，还有一切的一切都留在那里的时候，我并没有担心。”［3］228

四、文化维度：象征意义系统

“文化被定义为一个集体的免疫系统和认同系统……社会的认同也是通过互动来构建和再生产的。在这种互动中循环着的，是一种经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经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即共同的价值、经验、期望和理解形成的一种积累，继而创造出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2］146。从而相同的文化记忆赋予了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人群相似的认同和身份构建，但不同的个体经验又同时担负起对于身份认同微调的作用。在文化记忆的维度中，记忆的载体范围及其时间半径和持久性都有了明显的扩展。社会记忆是一种通过共同生活、语言交流和言语而产生的个人记忆的协调，而集体和文化记忆则建立在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5］。通过这种方式，记忆可以跨越代际的界限以文化符号和标志的形式稳定保存，并且使得后代不需要借助个人经验和个人记忆就可以进入共同的回忆，以巩固群体认同。小说中，莱拉为了帮助父亲申请社会保险金无意中发现那个装满了各种证明的红色手提箱，里面躺着的是政府虚无的承诺、继父漫长的等待和被主流社会排挤的无奈。“我只打开最上面的几封信就明白了一切：‘我们不需要你。从军队寄来的一封信：不合适。找工作收到的拒绝信：没有技术。找房子收到的回信：没有空房。’”［3］70这只红色手提箱把利昂困在了自己的谎话中，困在了美国那个排斥他的法律中。当利昂的努力和对这个国家的奉献被主流的官方历史封杀，莱拉这个时候找到这只手提箱，就意味着挖掘出了一段“历史文本”。在发现官方历史看似冠冕堂皇，背后实则掩人耳目弄虚作假的同时，莱拉意识到虽然要挣脱传统的束缚，积极自信地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同时也要记住自己是“契纸儿子”的女儿这一特殊身份。“我是契纸儿子的女儿，我继承了这一箱子的谎言。所有这些都是我的。我所拥有的就是这些记忆，所以我想把它们全都保留下来。”［3］75而这些记忆就被储存在了这只红色的手提箱上，本质上手提箱并没有什么记忆功能，但是从记忆的客体角度来说，“记忆就是一系列被选择、被征用、被赋予意义的符号”［6］，而恰巧小说中的手提箱充当了这一记忆符号，它在必要的时候为莱拉营造了记忆的氛围，充当了激活记忆或者说激活记忆主体进行记忆的催化剂。因此可以说手提箱上附着的记忆是没有的，但是这一记忆标志为自己“制造”出了记忆，同时使得和这一记忆符号拥有者同属一个族群的莱拉利用这些记忆“制造”出让自己能够在社会上更好地生活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归根结底涉及记忆和回忆［2］87。透过伍慧明的《骨》可以看到记忆在时间维度上提供认同的历史根源，从空间维度上提供认同的回忆形象，从文化的维度上创造象征意义体系。以莱拉为代表的新一代美籍华裔从这三个方面来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既没有对传统文化坚决否定，也没有对主流文化全盘接受，而是建立了一种以传统文化为根本，积极融入主流文化的，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杂糅式文化身份和认同。这种认同使得他们不拘泥于前人的生活方式，在冲突的文化环境中更有底气、自信和动力去迎接来自两种文化的各项挑战。同时，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的今天，深入剖析记忆之于认同的合理性，研究美籍华裔作家在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于重构美籍华裔集体记忆，建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7-60.

［2］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伍慧明.骨［M］.陆微，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

［4］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J］.国外理论动态，2016（6）：12.

［5］冯亚琳.文化记忆理论读本［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5.

［6］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2015：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