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馨曼，孙海涛，王文晶

（1.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长春，130024；2.吉林省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吉林长春，130028；3.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22）

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研究，大体走了一条流派人物成果的翻译引介、思想观点的深度研究、内在逻辑的思想阐释、可借鉴性的集中开掘的历史逻辑研究路径，呈现出诸多研究之全面、思想之深入的分门别类的把握。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怎样进一步寻求其可能性发展空间，尚需思考一系列问题：如何深探现代性理论全局，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整体态势？如何发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双重思想逻辑，明晰其内在关联？如何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借鉴的价值意义？为此，可否在现代性理论总体进程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运思过程和基本学术取向，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哲学的相互缠绕下再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思想嬗变与理论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维度上分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主流与非主流的把握，在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进行现代性批判中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理论怎样“为我所用”、成为中国参照和问题导源的新生长点。

一、于现代性理论全局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整体态势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时代性特征，使其注定以现代性作为其理论主题，现代性因此可以看作是贯穿西方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逻辑主线，无疑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基本论域，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及其性质的新路径。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具有批判的辩证立场与方法，是比较明确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性人物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奠基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领袖级人物哈贝马斯以至当下，确实都在坚持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

（一）卢卡奇之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辩证法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两个维度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批判依循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进一步揭示物化产生的内在机制，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合理化原则解读和领会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卢卡奇的这种解读是一种质的“误读”，在这个关节点上离开了马克思的思想基地。才使之将物化意识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即现代形而上学及其内在矛盾；才使之努力通过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在具体的历史现实过程中实现主客体的统一，才能解除“庸俗马克思主义”实证科学方法的全部“形而上学武装”；才使之坚定无产阶级只有作为历史过程中统一的主体-客体，才能达到阶级意识自觉，才能作为能动的历史的“总体”而担当历史重任。卢卡奇物化批判的理论局限显而易见，但其中体现的辩证方法亦显而易见。他没有像韦伯那样苦于理性“牢笼”的悲观与失望情绪，而是积极找寻打开理性“牢笼”的钥匙——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将主体从碎片化、机械化的压迫中拯救出来，“把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转化为对理性化的批判”，［1］体现卢卡奇对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

（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启蒙辩证法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是认为工具理性已全面浸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之所以蜕变为工具理性及其统治，主要在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原则以及人的自我持存的内在强制，而人的自我持存的内在强制也最终是由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原则所致。当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最终并未明确提出如何走出启蒙困境的现代性解决方案，但他们明确表示对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并非要彻底地否定启蒙理性，坚信启蒙仍然担当着实现人类自由和进步理想的崇高使命，强调只有启蒙对它“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并且“只有在它摈弃了与敌人的最后一丝连带关系并敢于扬弃错误的绝对者，即盲目统治原则的时候，启蒙才能名副其实。这样一种毫不妥协的理论精神，试图把认定目标不再放松的冷酷的进步精神翻转过来”，［2］其“目的是想准备好一种实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与盲目统治的纠结之中解脱出来”。［3］无疑，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既要通过启蒙精神实现人类社会真正的自由、解放和进步的美好图景，又要坚决防止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统治所带来的一切灾难。

（三）阿多诺之否定辩证法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进一步追究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原则是如何形成其统治权力的，努力找寻一条从根本上瓦解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出路，使其诉诸于非同一性逻辑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想要寻求在主-客体之间保持一种既存在差异又不至于分裂的理想状态，即试图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构一种既非等级又非支配、既非统治又非压迫的一种新型的“和解”的、“星丛”式的理想图景。“星丛”既体现了“否定辩证法”以非同一性瓦解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原则的统治权力，也并非是要彻底否定主体本身，它只是体现了作为一种非同一性的否定逻辑并通过这个否定的逻辑以彻底瓦解主体的统治权力，创造一种具有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精神的主体性是“否定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也许阿多诺本人的表白最能体现这种辩证立场：“理性是病态的，只有得到治愈后才是合理的。”［4］

（四）哈贝马斯之现代性仍是一项事业

哈贝马斯在辩证对待现代性问题上最为典型。他提出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5］他认为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其根源不在现代性本身，而是由于系统世界中工具理性的“入侵”造成日常生活世界“殖民化”；他坚信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只要对理性进行“治疗”就能够充分释放出理性自身的潜能；他揭示在主体间性基础上以交往理性重建现代性规范，就能够使人们在交往行为中通过平等对话，消除压迫，达成共识，实现和解；他需要“回过头来从工具理性批判终止的地方重新开始……把社会批判理论未能完成的使命重新承担起来”；［6］他宣布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7］，坚持维护这一未竟的事业。

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的立场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同时又以不同的方式对其予以积极“治疗”，还可以在本雅明“历史的废墟”上看到新的乐观态度、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惊异感性的解放、在弗洛姆的异化世界中窥见健全的社会，高兹也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并不因为自身，只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亟待去做的是着力找寻理性真正的应然状态，他们的目的都是要通过坚持现代性以实现人类的自由、民主和解放的理想图景。在现代性理论发展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其更具社会责任感和更具现实意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而彰显出的辩证立场与方法，深蕴着丰富的价值关怀——拯救现代性精神。

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双重逻辑比较分析中明晰其内在关联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自诞生之始就将自身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西方哲学的宏大理论视域下，在一定意义上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或背弃、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转轨或位移。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在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演进发展中呈现出怎样的“真知灼见”，在与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思潮的对话中彰显着怎样的独自特色，深入比较分析这两个方面，是深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维度。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现代性理论

1.批判旨趣一脉相承。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具有鲜明而深刻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9］随着政治经济学进入马克思的批判视域，马克思便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地上放弃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架构，开始揭示“资本”作为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存在论根基，将现代性批判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根基上。马克思通过对现代资本的扫描，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商品拜物教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现代意识形态之虚伪性与欺骗性，展示了由资本现代性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体现了马克思从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出发的哲学所具有的自觉的、历史的、实践的、革命的精神，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最本质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有着共同的现实关切和批判旨趣，他们普遍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构想出发，对现存社会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卢卡奇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科尔施总体性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与否定辩证法、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乌托邦精神、雅索普和齐泽克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都定位于现代性批判的实践性、现实性的理论建构，是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在20世纪的具体应用，抑或说，是20世纪时代条件下以批判现代性为本质的特殊的异化理论，其宗旨都是为促使现代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压抑和人的全面异化进行自觉反抗，积极寻求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更健全的合理条件。

2.研究视角各有侧重。马克思更多地将人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阶级压迫相联系，研究视角更多聚焦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将批判矛头集中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经济剥削、抽象劳动以及政治压迫。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研究视角则更多关照到文化视角下现代社会的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官僚制度、技术理性、日常生活、大众文化、性格结构等，体现为对纯粹的人与物的世界的无限对立、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异在力量的揭露与痛斥。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研究视角之转变呈现出的多元批判主题景观是与20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转变和人类文化精神的历史演进直接相关的。两者所面临的社会运行机制的不同是导致社会危机在不同层面体现出来的原因：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物，其处在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非常激烈的时代，各种矛盾都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层面，因此，其现代性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侧重于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商品的飞速发展使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人的性格结构出现了空前的异化，其研究视角转到文化和社会层面，是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的一种拓展。

3.解决途径差别迥异。历史境遇的不同与研究视角的相异决定了两者在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上有很大的差异。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在其从事现代性之初就已经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革命和解放的立场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因此，马克思始终坚持现代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根本出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在资本主义新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社会条件下，把研究视角转向意识形态、理性文化、心理机制、交往理论等更为丰富和多元的领域，因而将革命的主体更多寄望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寻求新时期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突破口。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与现代西方哲学批判理论

两者作为面对着共同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困境的历史背景下反思西方现代性的理论，有着共同的研究视角和批判主题，均体现为反思理性、批判理性的哲学文化思潮。

1.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全面反思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从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两者都是在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全面反思中形成的现代哲学理论。现代人本主义对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展开了猛烈抨击，质言传统的理性是“冷酷的理性”，要求理性向现实人的生活的复归，高扬人的主体性、历史性、创造性，主张以丰富的人性将“冷酷的理性”取而代之。现代科学主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理性的“努斯”精神，斥责传统的理性是“狂妄的理性”，要求放弃自由解放的宏伟叙事，使理性回归经验世界，在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为知识找寻可靠的标准、为命题找寻“可说”的可能性、为历史文化找寻无意识结构，以谦虚的理性将“狂妄的理性”取而代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受现代西方哲学批判理论的影响，呈现为对反理性因素的强化和扩大化的理论倾向。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从意识形态的异化入手，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对文化的操纵进行了批判；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技术理性的异化入手，对物化问题、启蒙问题以及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列斐伏尔、本雅明则对平面化的大众文化对人的超越性的压抑进行批判；马尔库塞、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相结合，展开了对现代社会条件下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批判；另外，霍克海默、布洛克、葛兰西和哈贝马斯还对“权威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及“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是对马克思的国家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形成20世纪丰富的文化批判的“大家族”。

2.理性的现实性：深刻反思现代工业社会现代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迷梦，它以极其残酷的事实向世人宣告了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失败：一方面，科技理性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解放，反而使人们沉醉于“异化的”幸福观中；另一方面，自由的宏大叙事被打着理性幌子的法西斯暴行和集权统治彻底摧毁。奥斯维辛集中营惨绝人寰的杀戮和原子弹无人性可言的杀伤力，使得历史精神的内在冲突和人类现实生存困境统统暴露出来。在这种本质主义沉重、存在主义虚无的背景下，带着末世的情结的人们展开了对理性主义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斗。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力图克服人的神话倾向，强调人的自在性，反对对人的主体性、超越性的过分张扬，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人的自在性出发对人的确证；现代人本主义思潮试图超越人的物化倾向，强调人的自为性，反对对人的客体性、给定性的过分强调，这是从人的超越性出发对人的确证；西方马克思主义承续与发扬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思想，从人的自觉的实践活动出发，力图克服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方式的全面异化，从现实的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的对象化活动中确证人的存在。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一样，二者都把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等异化的文化力量的批判作为自己哲学的重要主题。

面对共同的文化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呼吸、共命运，以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展开许多关系到20世纪人类生存与人类命运的文化批判主题。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简单重复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已有的理论命题，而是在与这些流派对话中汲取20世纪人类精神的优秀特质，并试图超越这些流派的视界，在以人的存在为聚焦中心的现代性哲学的地平线上，开发出新的理论境界。其差别集中表现在：其一，在基本的哲学定位上，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分别在实证科学和人本学的意义上来定位哲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来定位哲学。其二，理论定位上的差异也致使两者的批判根基的相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由于直接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为根基，使得其对人的存在和人的现代性境遇的理解更为全面和集中，理论深度更为深刻。其三，两者在理论定位和理论深度上的差异又导致了理论前景的不同。具体来说，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发展中抽象化的思辨理性哲学范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难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通过将西方哲学理性和文化精神的形而上思考与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建构结合起来，呈现为一种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投入极大关切的文化哲学和实践哲学范式，因而更具现实感和穿透力，前景更为广阔和光明。

三、于现代化实践中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借鉴价值意义

在新时代，如何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借鉴的价值意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学对话、强化中国问题导向、与时俱进应成为目前国内理论界更为重要的价值立场和致思方向。

（一）解释学对话

如何从过去一味地框定文本原意的解经式研究方式，深入到文本与研究者之间的解释学对话，应成为一个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如果缺失这种解释学视域，将封闭西方马克思体系，扼杀其革命性，其文本也将成为档案馆中一堆“死”的史料，从而丧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实现这一解释学对话，实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新的解释的根本目的，我们不应该凝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历史形式，也不应该消极地接受本文思想，而要发挥解释者的主动性进行期望和设想，敢于应对现实挑战将其经典文本置于当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语境中进行对话，用经典的思想和方法去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并在这一对话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方法论水平，重新创造文本意义，同时根据历史文本与当代人的共同经验，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理论命题。

（二）“中国问题意识”

应对现代性弊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切的体会。如何从这些体会中澄清现代性问题的根源，避免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和弊端。这就要求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境遇中的具体状况联系起来考察，择其合理因素来关照和审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问题，强化“中国问题意识”，因为理论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提出并解决问题。如果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不闻不问其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目的和意义，拘泥于学院内的自说自话，带来的结果就是不仅逐渐脱离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这个现实，而且其本应具有的批判性精神和实践品格也日趋消失。相反，只有在“中国问题意思”价值导向下将理论研究从形而上诉求转向现实优先的形而下关切，从思想游戏转向实践精神，从概念拼图转向问题意识，从理论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学科建构走向问题意识重塑，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精神，增强中国在实践政治中克服现代性的诸多弊病的能力，为矫正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困境提供解决思路。比如，近年来我国现代化进程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就遇到了由于理性和主体性的恶性膨胀而导致的非理性行为，这种现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那里早已证明：传统西方那种认为要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就可以不加限制地发展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性问题已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那里得到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持。

（三）“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品质。同样，面对西方社会的结构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未死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而是承续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时俱进，寻求创新，才产生了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等一系列强调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质、发挥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价值功能的理论。他们这种始终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关照当代社会主义的命运，以及深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之“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态度是当下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所必需的。面对“如何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克服现代性问题”这一全球理论难题，

如何作出中国式的回答，并在回答的过程中展示出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解、评价定性和理论发挥，这就需要我们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与时俱进”，在已取得的探索成果基础上，借鉴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进行具有宏阔的历史眼光和深度学理性的历史反思和分析阐述，克服研究中的单向度割裂问题，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1］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37.

［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3-34.

［3］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前言”4.

［4］阿多诺.否定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170.

［5］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访谈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7.

［6］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69.

［7］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访谈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