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伟宁， 王晓龙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地方政府公务接待是基于朝廷官员间流动形成的，政府对于官员在地方食、住、行的服务管理制度，其包含了对官员因公出差、升迁或谪贬、赴阙或致仕以及出使等原因，政府对于途经官员的一系列接待事务。研究地方政府的公务接待问题，有助于为了解宋代地方政府运行规律，为深入认识地方政府官场生态提供有力帮助。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有许多学者的文章都涉及地方政府公务接待，但多为零散的论述[注]① 比如朱瑞熙先生的《宋代官员公费用餐制度概述》(刊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尹高林的《北宋宴饮活动研究》(河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论述了关于地方公务宴会以及其费用等问题；贾正昌的《宋代公用钱制度研究》(山东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黄纯艳的《论宋代的公用钱》(刊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论述了关于宋代地方政府的公用钱制度，为其公务接待提供资金来源；在曹家齐先生于2002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交通制度管理研究》一书中，则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关于官员公务往来时的迎送人员、交通工具以及食宿问题等制度；黄纯艳的《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刊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则是以欧阳修的《于役志》为例反映了关于宋代官员公务旅行的一些问题。，目前学界对于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接待制度问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相关个案分析并不多。本文拟通过对“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1]113的宋代成都地区地方公务接待相关情况进行论述，主要关注公务宴饮、礼物馈赠、公务旅行三个环节，从而反映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接待的实际情况，并希望能够得出一些关于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接待制度的规律性认识。

本文的成都地区是以成都府路作为中心，加之围绕于成都府路周围，即夔州路和潼川府路以西至成都府路、利州路以南各个州府组成的成都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地区来探讨。成都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四面环山，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区域，同时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河流众多，造成成都地区经济发达，物产繁盛，宋代以前时常出现以四川地区为基础的独立的割据政权。由于远离中央朝廷，且经济繁盛，成都地区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与独立性的地区，其地方公务接待独具研究价值。

一、成都地区官员的公务宴饮活动

(一)宴会的举办时节

政府官员公务宴会是地方政府公务接待中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其中包括迎送过往官员、月旦聚餐、年节聚饮、犒赏过往使节将校等。地方公务宴饮不仅是官员间交流的重要场所，亦是促进彼此感情的重要手段，中央政府对于官员的公务宴会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宋大诏令集》中提到北宋中前期皇帝有诏令：“自今内外群臣，每遇休假，不妨公务，并许宴乐游从。”[2]说明在宋朝立国前中期，朝廷对于官员间公务宴会的管理比较宽松，只要在休假时间，不妨碍公务的情况下，允许当地官员设宴并参加游乐活动。同时，地方官员公务宴饮除接待过往官员外，每年下级官员汇集于郡城述职集会也是公务宴会的一种形式。到徽宗时，对于官员的宴会游从都保持一个比较宽松的态度，只要官员没有妨碍公务，不会沉迷其中而废事，皆在允许范围之内。而成都地区的公务宴会一向繁盛、奢华，《岁华纪丽谱》中记述了北宋前期成都的宴游活动：“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3]1708成都地区因其丰富的物产以及常年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环境，使得从官至民皆以游赏宴集为乐，太守每一年都会召集下属官员进行宴会游乐活动，以显示地方稳定与繁荣。不仅蜀地，北宋真宗朝签订“澶渊之盟”后，与辽国长期保持和平状态，导致全国各地宴会游乐气氛日重，官员沉迷宴会的现象更普遍。

庆历年间文彦博知益州时喜好游宴，导致政务废弛，“多宴会。岁旱，公尚出游”，时年气候干旱，文彦博依然我行我素，宴会出游，导致民怨：“有村民持焦谷苗来诉。”才使其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立即停止宴会，“斋居三日祷于庙中，即日雨，岁大稔”[4]，最终度过了干旱难关。文彦博在民众来诉后认识到错误，并加以更正，没有受到惩罚。

随着官员间沉迷宴会、因私废公的现象日益严重，朝廷意识到需要“措置立法，取旨施行”。在《宋刑统》中，朝廷对于沉迷宴会作乐，导致耽误农业发展、妨碍重大事务等事项官员的惩罚作出了相关规定：“诸国忌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私忌减二等。……私家忌日作乐者，减二等，合杖八十。”[5]“诸守、令，劝农辄用妓乐及宴会宾客者，徒一年”[6]161，等等。朝廷重视农业发展，众地方官吏均需以农业生产为主，在农时进行宴会的均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同时，每当遇到祭祀、朝拜、重大节日等特殊时期，“诸州遇圣节、元日、冬至节，庆贺宴集辄废巡警者，徒一年，或虽巡警而不躬亲者，杖一百”。“诸按察官，遇朝拜行香以疾免赴而辄出谒若游宴者，徒一年。”[7]诸州官员需要维护本地区的治安，在重大节日时期官员要停止宴会活动并警戒维护治安，否则会受到惩罚，而遇到朝拜等，以疾病为借口逃脱朝拜去参加宴会的，亦需受到惩罚。

(二)参与宴会人员组成

宋代地方公务宴会的参与人员主要以地方官员为主，进而宴请途经本地的官员、过往使节、军队将校、下级官员或少数民族首领等。官员的参与程度决定了宴会的规模。

宋初，四川地区初定，后经历李顺农民起义，太宗宠臣王继恩奉命镇压，占成都，此时王继恩的野心开始膨胀，凭借手中重兵“久留成都，转饷不给，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执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8]13603。王继恩利用手中之权力及距离政治中心尚远的优势在成都横行，专事与官员以及下属进行宴饮而不惧皇命法规的约束，导致下属“仆使辈用事恣横，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地方政务废弛，同时“军士亦无斗志”，造成“余贼迸伏山谷间，州县有复陷者”[8]13603的严重后果。

随着社会环境的稳定，成都地区以遥远的路途及物产丰富的盛行，使得宴会游乐之风增长迅速，成都官员参与其中，“每春月花时，大帅置酒高会于其下，五日纵民游览，宴嬉西园，以为岁事”[9]。每逢节日，浣花溪的官民游乐更为壮观：“府尹亦为之至谭上，置酒高会，涉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10]《岁华纪丽谱》中展现了一个繁华的成都于节日时官员与民共欢的画面，其中有关于宴会参与人员的记述：“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3]1711官员、士人、平民百姓均参与宴会活动，带动了整个节日官民活动的气氛，形成城中和谐欢乐的气氛。

同时，成都府官员间的宴集游乐比较普遍。宋英宗时，赵抃“与其属候城以出，钟鼓旗旆，仅三十里无少缺”[11]。宋神宗时，“太原公之子道恭醇之用閤门使继领此职，其花依然，尚如当时之繁。醇之复会，其帅龙图赵公抃、阅道运使史馆荣公禋仲思、同僚左藏武侯永孚及之、运判职方霍侯交敦诚，於此燕集而又诗之”[12]。太原三台司所在的各机构官员如安抚司、转运司、知府官员均参与了宴会。

可见，地方官员公务宴会的举办质量成功与否由参与人员决定。宴会举办得好，能促进官员之间甚至官民之间的和谐相处；沉溺宴会，则可能造成政务废弛、铺张浪费等后果。如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御史薛昌朝言：‘成都府路自监司以下，饮宴过多，无复忌惮。’诏：‘提点刑狱薛繗李元瑜密体量以闻。’”[13]即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物产丰富繁华的成都地区因官员宴饮过多而产生的弊端。

事实上，不同时期朝廷对于官员参加宴饮的限制程度有所不同。徽宗宣和年间，朝廷上下享乐成风，当时规定：“郡县官公务之暇，饮食宴乐，未为深罪。若沉酣不节，因而费事，则失职生弊。可详臣僚所奏，措置立法，将上取旨施行。”[14]8324可见，自北宋立国时“每遇休假，不妨公务，并许宴乐游从”。除神宗时期外，至徽宗时期，对于宴会的规定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朝廷对于宴会开办程度没有较为严格的硬性规定，但前提是在不影响公务的情况之下，一旦影响公务，导致政务疏松废弛，即会受到中央朝廷的警惕——“体量以闻”，从而严防事件朝着不利方向发展。

(三)宴会对妓乐的使用

宴会项目除正常的饮酒作对外，还经常使用妓乐等来增添宴会的乐趣或者完成官员某一目的。

文彦博庆历年间知成都，被评价为“多宴会，尚出游”[14]97，他在公务接待宴会中使用妓乐等特殊手段，使之成为一种谋利自保的方式。因“成都风俗喜行乐，公多燕集”，导致一些流言蜚语传到中央，仁宗派遣何郯赴蜀调查此事，“何将至，潞公亦为之动。幕客张少愚谓公曰：‘圣从(何郯字)之来无足虑。’少愚与圣从同郡，因迎见于汉州，命酒设乐。有营妓善舞，圣从狎之。问其姓？妓曰：‘姓杨。’圣从曰：‘所谓杨台柳者。’少愚即取妓项帕罗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命其妓作柳枝词歌之。圣从极相赏洽。”何郯受到了宴会妓乐的招待，心情极为愉悦，“后数日，圣从至成都，颇严重。一日潞公大作乐以燕圣从，迎其妓杂府妓中，歌少愚之诗以侑觞，圣从每为之醉。及还朝，潞公之谤遂息”[15]。文彦博在何郯初到成都时，以经常性邀请其参加妓乐宴会、赠与歌妓方法来款待和变相贿赂何郯，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化解所受到的流言蜚语的攻击。

朝廷对于宴会中是否使用妓乐是有限制的，一些官员甚至不能在妓乐宴会出现。《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州教授，预妓乐宴会者，杖八十。”[6]161虽然公务宴会不可避免，但一些官员提出如无特殊原因，地方官员应禁止出现在妓乐宴会之上。《宋会要》中记载：徽宗宣和元年(1119)，有“臣僚言：‘唯知、通许用妓乐，其次郡县官除赴本州公筵及遇外邑圣节开启与旬休日听用妓乐外，余乞并依教授法。’诏：‘郡县官公务之暇，饮食宴乐，未为深罪，若沉酣不节，因而废事，则失职生弊。可详臣僚所奏，措置立法，将上取旨施行。’”[14]8324皇帝没有完全否决臣僚的意见，而是提醒官员不能因宴会废公务，如有违反，则“取旨施行”。宁宗时，“诸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杖八十”[6]161。可见，地方官员在皇帝生辰等特定情况下可以参加妓乐宴会，设置特定官职与情况是为防止地方上对于妓乐的使用泛滥，使官员沉溺其中而妨碍公务。

然而规定是硬性的，运用到实际当中会有所欠缺。虽然朝廷对使用妓乐加以限制，以防地方官员沉迷，但由于当时成都地区远离中央，交通不便，信息传递方式有所欠缺，使文彦博有机会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从最终结果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何郯在成都受到文彦博隆重、带有目的的热情接待，决定了其对文彦博考察的结果。这种现象在当时四川、两广等地较为普遍。

成都地区地处偏远，物产丰富，造成了当地民众喜好奢靡的风俗。成都地区地方官员受到这些风俗的影响，多好游宴。公务接待宴会的开展不仅可以展现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更是增进官员间友谊的机会，甚至通过一些宴饮的手段变相行贿，最终谋得更多现实利益。

二、成都地区官员的公务馈赠活动

来往官员间的礼品馈赠现象是官员接待活动中一个较为普遍的项目。既有官员间正常往来的礼品馈赠，也有具有贿赂性质的非正常礼物往来。以成都地区为核心的蜀地自秦朝开发以来，一直是一个物产极其丰盛富饶的地区，至宋代，由于远离战乱，导致奢靡享乐之风日盛，张咏《悼蜀诗》中有“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1]113的诗句。奢华之风大盛加上四川地区地处偏远，以及古代交通通信环境非常落后，此时朝廷的法律规章制度对于成都地方官员的约束不再有力，极易成为培养官员违制馈赠礼品现象发生的温床，导致官员间的交流互动失去原本的味道。

(一)礼物的经费来源

在官员管理制度日趋严密的宋代，针对官员间礼品互赠的现象，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管理。地方政府的公使库钱物是官员间礼物馈遗经费的重要来源，自宋初太祖时，朝廷就规定“令诸州通判及钤辖、都监使臣，毋得受所在州官赐外添给钱物”[16]。同时王明清在《挥麈录》中提到，宋太祖时，“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17]。《文献通考》中记载了各地各级均有公使库的建立：“公使库者，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18]718各地建立公使库的主要目的是为各地来往官员提供酒食供给，“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19]。可见，宋初朝廷过往官员途经地方时受到当地官员的公务接待，可收受当地公使库按照规定数额所供应的酒食，以弥补路程食品酒水的消耗，但不允许各州官员收受所在州官赠与的礼物。随着宋代政权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使库制度在地方官员的管理中扮演的角色逐渐增多，随着地方监察不力，官员间公务接待中礼物馈赠现象逐渐频繁，将公使钱用于购买礼物赠与过往官员的现象随之出现，这不得不引起朝廷官员的警觉。

仁宗时，陕西都转运使彭思永奏申：“据密院札子，贾渐起请，除旧例送酒食外，不得买置金帛，作土风赠遗。并省司参详，今后以公使钱置买珍异等物及现钱送与人者，并从违制定断；其收受人，坐赃论。”[20]嘉祐三年(1058)，包拯也曾上疏建议禁止各州、军以公用钱物馈送，他提到：“其互以公用酒食及匹帛之类往来相馈遗者，并望严赐止绝。如敢故犯，乞坐违制之罪。”[21]可见，官员往来赠与礼品的开销在仁宗时计入了公使库的支出中，并已成为惯例。虽然彭思永、包拯都上奏欲停止将公使钱挪用的现象，但是收效甚微，挪用公使钱购买礼品馈赠官员的现象直到南宋依然存在。

《文献通考》中提到南宋时的成都地区：“公使苞苴，在东南为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时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总计摄润者，视事不半岁，过例馈送，皆至四五万缗，供宅酒至二百余斛，孝宗怒而绌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风盖未殄也。东南帅臣、监司到罢，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近岁蜀中亦然。其会聚之闲，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有一身而适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一日而得二千余缗，其无艺如此。”[18]719此时公使库的支出金额、使用范围违制，使得成都府地区地方公使库经常入不敷出：“然议者必谓四川实收之数不及实支之数，是以难议……有如诸司送往迎来，折送多至数千缗者。……”[22]这种现象实际上从侧面加剧了地方官员利用公使库钱物进行私下交易，以填充赤字的现象。

(二)从馈赠数量及种类方面看

官员来往中因感情交流、人情往来，相互之间馈赠一些本地土产、酒食等作为礼品在四川地区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过度发展，会助长官员贪腐行为的产生。

北宋时，这样的行为就时有发生。仁宗时，益州路转运使赵抃曾向朝廷揭发益州与梓州等路州军官员“互送遗节酒”的情况，同时，给出“预乞今后川路州军自来不许造酒去处，并不得隔路或邻州更互送遗节酒”[23]的建议。

南宋时期，成都地方官员间礼物馈赠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动用官府库存金钱且赠予数额也越来越大。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殿中侍御史王珪揭发符行中与郑霭“论二人在蜀中专恣暴横，多以库金互送”，于是“左朝散大夫符行中再责成州团练副使，南雄州安置，右朝散大夫郑霭令吏部与远小监当差遣”[24]3377，使得曾担任过成都知府的符行中受到严厉的处罚。绍兴三十一年(1161)，军器监主簿杨民望在上书中说到监司之弊，提到：川蜀地区“巡按所以察郡县，而卒伍屦之资，胥吏囊橐之贿，一县或踰千缗”[14]4245。在其上书中可以看出，南宋时蜀地距离中央最远，管理较为松懈，四川监司之弊较为严重，监司所到之处，无论官员还是跟从的胥吏都会从当地官员处得到相应的礼物，“一县或踰千缗”。在宋代一个从八品的县令一月俸禄仅为15贯的情况下，而手底下卒伍胥吏的馈赠就超过了千缗，可见当时官员胥吏间馈赠行贿的数额之巨大。如此巨大的数额在成都府地区地方公务接待中却成为了常态，更是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朝廷意识到官员互送礼品行贿的现象严重，屡次下令禁止。宁宗朝《庆元条法事类》中对于地方官员间礼物互赠馈遗现象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例如“诸发运、监司例外受供给馈送者，以自盗论”[6]127；“诸公使辄非法於额外营置钱物(孽养猪羊之类抑配出卖收钱者同)，或排顿若例外巧作名目馈送及受，并在任官月给有次而特送人，或以酒及应公使物馈送出本州界，各徒二年，若无名过有特送(谓非案卷所有者)，减三等”[6]168。然而成都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对于法令的执行则“远方自如”，收效甚微。至宁宗“嘉泰三年，上御笔严监司互送之禁，然远方自如。四年夏，马使彭辂至成都，制使谢源明茶使赵善宣留连踰两月，自入境迎迓以至折俎，赠行以楮币、锦采、书籍、药物，计之所得几万缗。而谢赵所得亦称是。盖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25]。成都府和建康府地区均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成为官员接待礼物违制互赠现象非常严重的地区，宁宗时成都仅官员临行时礼物馈赠的开销就达到数万缗，其中礼物样式更是多种，包括土产锦采、书籍等。

(三)公务馈赠的目的

从官员间礼物互赠所需达到的目的来看，无非两种情况。一种为正常的感情交流所需，这种情况所要求的礼物种类、数量不高，多取决于官员间的关系。例如张守在任上与即将还朝的提刑刘峤相送别时，在诗《送提刑刘峤解印还朝二首》中提到：“送君西蜀卫生之药，南台送别之诗。”[26]可见二人关系较为密切，张守在送别时作诗送刘峤，同时送刘峤西蜀医药，以表达叮嘱其保重身体之意。另一种则是违法的，送礼者报以一定的个人目的的礼物馈赠行为，而这种情况所需礼物的数目及种类巨大，亦是宋代官场的不正之风气。绍兴二十四年(1154)，郑霭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依然需要送礼物给秦桧，加以贿赂。“在蜀中馈遗秦桧不可胜计，岁时寒暄之问，亦必用金狮子二枚伴书焉。”[24]3166可见四川成都府地区馈赠礼物之风已十分兴盛，官员以“不可胜计”的礼物馈遗数目取悦上级官员。

在杨民望论“监司之弊”的上书中提到：“‘巡按所以察郡县，而卒伍屦之资，胥吏囊橐之贿，一县或踰千缗，二也。居处多藉狨绵，以公使奉其奢华，不足以示俭；案会迭送钱，记其月收过于供给，不足以训廉，三也。此三者，监司之弊。他道未必皆然，蜀去朝廷最远，吏尤自肆，乞命四川帅臣、监司互察。’从之。”[14]4245除提到收礼数额巨大外，还直接指出官吏赤裸裸的行贿受贿行为已成为地方监司的一大问题，并且尤以四川地区因“去朝廷最远”而更为严重。

《庆元条法事类》中亦有对于官员行贿的处罚规定，对地方官员“以公使(正赐非)现钱、金帛、珍宝遗人，准盗论，减一等(例内立定节仪非)”[6]168；过往官员“知而受之，并非果实、食物，更相遗送而入己，或知州、通判于月支供给外受时新、折送之类，坐赃论”[6]168；“诸监司巡历所至，应受酒食之类辄受折送钱者，许互察”[6]118等。同时，不仅对官员间变相礼物互送有所限制，还对外任官员的亲友过境时，当地官员的接待馈赠礼物问题也有相应的规定：“诸任外官者，亲戚经过，不得以公使例外供给，凡宾客亦不得令於民家安泊。”[6]169在一定程度有助于遏制官员间不正常的礼物馈送风气。

三、成都地区官员的公务旅行活动

四川距离朝廷中心路途较远，但是自古以风景独特奇绝而闻名，如峨眉山、九寨沟等地风景独特美丽。成都地区官员赴任或离职、途经的官员以及本地官员多喜游览名胜，也留下了许多日记或者行纪，记载旅途经历与见闻。这些官员的行纪或日记留存到现在，为现代人研究古时官员的基本情况如生活、社交、旅行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是，“目前对这些旅行日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意义及旅游地理的讨论，对宋代官员旅行活动本身却缺乏关注”[27]，而对于这些人所到之处地方政府公务接待的关注度更低，他们途经之地的地方官员是怎样接待他们的，则是本文拟探讨的主题——地方政府公务接待中的一部分。

宋代对于官员赴任或离任的时间规定比较宽容，中间留出了很多时间供官员在途中游览风景或访友宴乐。游览风景的途中，当地官员收到消息可能前来陪同接待，此时涉及到当地官员的公务接待问题。如果当地官员与途经官员是好友关系，则可能多留些时日，或饮酒作乐，或共同出游。纵观官员公务旅游的事例，大致可从旅游机缘、游历活动、游历范围几方面来看。

从公务旅行的机缘来看，南宋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提到出成都后，正好路过好友何正仲所在州县青城县，“乙亥。十五里，发青城县。同年雅州守何正仲子方来见，招游其群从园林。江水分流入县，滩声聒耳，以故人家悉有流渠脩竹，易成幽趣”[28]。在他准备从青城县出发时，故交好友雅州太守何正仲前来，两人共同游历了风景名胜，作为对范成大的送别。又如宋代文学家黄庭坚在元祐更化事件中被视为旧党，绍圣二年(1095)贬谪巴蜀，出任涪州別驾，于黔州安置，后又被安置到更远的戎州。此后政局变动，元符三年徽宗诏“涪州別驾、戎州安置黄庭坚为宣义郎，监鄂州在城盐税”[14]5109，由此出巴蜀。黄庭坚前后在四川地区安置达六年之久，有充足的时间与机会充分游览蜀地秀美的景色。

从公务旅行的范围来看，黄庭坚被长时间贬谪及其在蜀中有大范围的活动，他在去往黔州与戎州、再由戎州回返的路上都有游历，并留下了足迹。建中靖国元年初，黄庭坚自戎州回返，路过江安并在江安度过春节，短暂停留。江安有一名胜为偶住亭，《方舆胜览》曾记：“偶住亭在江安县之对。建中初，鲁直自僰道还过，邑宰石谅同游此亭，书《琴操》。”[29]可见此时黄庭坚是与江安县令石谅共同游玩，石谅应是作为陪同招待黄庭坚的当地官员，石谅也是黄庭坚的亲家。而后，黄庭坚于同年二月抵达万州，万州知州高仲本与黄庭坚关系交好，两人曾相约共游万州多处名胜。

从游历活动来看，黄庭坚抵达万州后，与高仲本一起进行了十分丰富的游历活动：二月，黄庭坚与高仲本雨中共游岑公洞，并作诗两首加以纪念[30]。又由高仲本置酒款待黄庭坚，二人还到了香山寺，至今留有其作《香山寺行纪》：“太守高仲本率南昌黄鲁直、垫江谭处道同来，远水乔木，僧房高下，景物清绝，为夔路第一。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庚申，雨中来。庭坚书”[31]等等。通过梳理黄庭坚宦游历程记述，我们也能够看出四川地区政府公务接待的一些事例。

由以上事例可见，地方官员对于途经某地区官员的公务旅行活动需要一定的条件，公务旅行过程中主要成员是相互熟悉、相互认识的，路途中的官员途经一地需要当地任职地方官员的引领与招待，才能构成公务旅行过程，这些条件限制了公务旅行不可能大范围的出现，而是在满足特定条件下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公务接待现象。在这种旅行活动中，消耗了多少官府财物，是否借用了当地民力，占用了官员公务时间？限于史料的记载，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探索。

四、结语

地方政府公务接待的涵盖面非常广泛，可以说，有当地地方官员参与的对过往官员士人的接待活动皆可称之为地方公务接待。单一研究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公务接待现象，可显示此地区公务接待制度运行的实际状况及影响，从而为研究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接待制度的整体理论提供有力的个案支持。

成都府地区作为远离中央政府的西部发达地区，以其丰富的物产、繁荣的经济，在宋代经济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研究成都府地区的地方政府公务接待制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远离中央朝廷的繁荣地区，官员可通过公务宴饮及礼物馈赠等方式对上层官员结交与变相行贿，从而谋求到特殊利益；通过对成都地区公务旅行的简单梳理，明确了公务接待中公务旅行现象的特别之处。

通过对宋代成都府及周边地区公务接待制度中宴饮、礼物馈赠与公务旅行三方面的疏理，可以小见大，得出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接待制度的特点与不足。宋代成都府的公务接待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其一，成都地区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使得其地方官员在公务接待过程中公务接待宴饮日常化、奢侈化；其二，地方政府公务接待制度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风俗，不同官员亦有不同的个人习惯，当地政府公务接待现象会因这些条件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其三，成都及周边地区地势地貌多样，风景独特，历来吸引着文人官员们的目光，地方官员间的公务旅游呈现出了游览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成都地区公务接待的不足：其一，中央政府监察力不足，难以时刻有效监控诸如成都府等偏远地区，导致地方官员的公务接待活动不能做到规范运行，钱物支出亦不规范，给予一些官员谋取私利、违法逾制的机会；其二，宋代地方公务接待的财政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公使库，而公使库的使用则因公务接待费用范围的扩大与支出的提高导致入不敷出，破坏了地方政府公使库制度以及间接导致官员侵渔百姓、违法牟利等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