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对重庆实行军事管制，开展城市接管工作。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率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着手西南军政委员会机构的筹建工作，重庆市亦即成为西南大区的首府和直辖市。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党中央明确要求，党的每一个政策、运动和斗争必须依靠并通过党报来反复地多方面地宣传，以达到交流经验、改进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目的。在二野解放重庆之前，先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就组织原《晋绥日报》工作人员以及来自华东的办报人员、解放前在《新华日报》工作过的部分人员，会合于湘西泸溪县城，筹备重庆解放之后的宣传工作，初步研究了到重庆出版《新华日报》的计划，并派出梯队乘汽车随军兼程前进，12月4日到达重庆，经过紧张的筹备，10日开始出报。

一、新中国成立初重庆创办报刊的概况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重庆分布着大量的报刊杂志。随着重庆解放，原先国民党统治时期存在的报刊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生政权的需要。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所属的党、政、军机关仓皇撤离，曾一度充当其喉舌的《中央》《扫荡》《重庆日报》三报自行停止出版发行。12月，《北碚日报》《陪都晚报》《大公晚报》《世界日报》停刊；次年1月，《大众晚报》《南京晚报(重庆版)》《商务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多家也相继停刊。究其原因，具体情况各有差别，但大多是销路不畅，经济困难，无力维持。

1950年4月23日，政务院在《人民日报》发布了《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指出：“适应全国逐步转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讨论解决这些工作中遇到各种困难的办法。”[1]重庆解放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地区的实际特点，建立了自己的新闻阵地，创办了一批属于新生政权的报刊。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召开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部署和安排西南大区的新闻工作，“拿笔杆是实现领导意图的主要方法”，“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群众，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2]145。于是，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一方面对国民党时代旧的报刊进行了改造，另一方面各级新生的人民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也创刊了一部分公开或者内部发行的报刊。根据《重庆市志·报刊志》《重庆报史资料》和《四川省志·报刊志》进行整理和不完全统计，按照其服务对象和范围可以划分为综合性报刊(5种)、对象性报刊(3种)、专业性报刊(7种)、企业报刊(11种)、县(区、市)报(24种)和大专院校报刊(6种)等六类，共计56种报刊，采取公开和内部发行方式宣传党的政策，传递有关信息。

二、建国初重庆所办报刊的特征

解放之后，重庆创办的一系列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报刊，无论内容还是设计都体现了新社会的精神面貌，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第一，这些报刊时政性强，基本上都是各级新生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喉舌，坚持党的办报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传递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声音。早在1942年，中宣部就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要求“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报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的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3]。在重庆创办的诸多报刊中，只有一种报刊《观众报》是私人筹资创办，其他所有报刊都属于各级党政机关、大型国有企业和学校，受各级党委直接领导。各级报刊结合所属地区或行业的实际，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首要任务。广泛宣传重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反映广大群众的建议和要求，为推动建国初期重庆的各项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1956年《重庆日报》1月份连续10天推出“祖国的今天”板块，全面介绍全国各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进展，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第二，报刊名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行业性和时代特征。建国初重庆创办的报刊名字与同时代的许多地名和人名一样，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和时代的烙痕。在56种报刊当中，以地名作为主题词的有19种，以单位名称或者行业名称作为主题词的有15种，这些报刊突出了其地域性和行业性。而其中的13家则以新华、工人、群众、跃进、先锋、火花、战斗、上游、火炬、新生、前进、永荣等词汇作为报刊名称的主题词，从名称上体现了革命的气息，具有时代特征，寄予了人们对新社会的希冀。而且使用这些词汇命名的报刊大多数隶属国营大中型企业，也借以表达了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心情和美好期盼，彰显了当时工人阶级昂扬的斗志和建设新社会的豪情壮志。

第三，创刊了一批具有专业特色的专业报刊。56种报刊之中，《西南兵工报》《西南公安报》《观众报》《重庆广播》等都是专业性报纸，在各自专业领域都享有较高的声誉。《西南兵工报》是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主办，也是兵器工业中唯一的一张地区性专业报纸。《西南公安报》集新闻性、权威性、服务性、可读性、教育性于一体，主要宣传党和政府关于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上级公安机关关于各个时期公安工作的指示和部署，交流公安工作、队伍建设的经验，传播公安法律法规常识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4]77。《观众报》是唯一的民营报刊，由几位文艺工作者发起，自筹资金编辑出版，主要内容包括报道戏剧、曲艺、电影消息，刊载并推荐以反映现实为主的演唱材料，开展群众性戏剧、电影评论，交流剧运工作经验，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准。该报对于地方文化的传播和艺人的改造都进行了报道，为西南戏曲界留下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4]78。《重庆广播》是一张为广播服务的专业性报纸，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为办报宗旨，围绕广播宣传，预告和介绍广播电视节目，沟通视听信息，普及广播知识，评价节目，指导欣赏，提供服务。

第四，绝大部分报刊创办时间不长，都有停刊的经历。建国初，重庆创刊的56种报刊之中，只有4家报刊在兴办过程中没有停刊，其余则在五六十年代停刊。究其原因，一是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为减少财政支出，被迫选择停刊；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导致一部分报刊停刊；此外，还由于报刊整顿、行政区划调整而停刊。如1963年四川省委出台关于整顿报纸的有关规定，重庆钢铁厂的机关报《工人之声》同年停办。而西南《新华日报》《西南政报》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西南大区撤销，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于1954年终刊。在所有的报刊中，《跃进快报》存在时间最为短暂，仅有2个月，作为中共江津地委机关报，创刊于1958年10月，后因财政紧缩，纸张供应困难，同年12月停刊。

第五，报刊发行数量少，类型和内容相对比较单一。56种报刊可以划分为六大类，综合性报刊、对象性报刊、专业性报刊、企业报刊、县(区、市)报刊、大专院校报刊。由于重庆所辖行政区划调整，建国初的人口不好估计，仅以1959年所辖区域为例，当时总人口达421.9万人[注]1952年，重庆市只辖5区1县(市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巴县)。1953年，巴县划归江津专区，北碚划属重庆市。1955年成立南桐矿区，綦江县、南川县部分和贵州省桐梓县部分划入重庆市。1959年划入巴县、綦江县、长寿县，总人口达421．9万人。本文所统计的创刊区域是以今天的行政区域范围予以统计，故人口的实际数量估计大于这个数据。。大部分报刊属于内部发行，数量有限，以此推算，人均报刊数量非常低。并且报刊的类型除了综合性报刊和区县(市)报面向大众发行外，其他报刊都是针对特定人群或者在行业、单位内部发行，类型单一，无法满足群众的多样性需求。在56种报刊中，《观众报》《南岸文化》《重庆广播》等3种为文化娱乐型，其中《观众报》创刊时编辑4人，总经理1人，规模较小，初发行2 000份，后发行范围扩大，最高达5 000份[4]78。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和早期办报，报刊的内容和板块比较少，如《群众报》《西南工人报》等多家报纸都只有四开四版，《火花报》八开两版，板块内容较少。副刊和其他栏目在发展过程中才逐步增加，西南《新华日报》在1951年开办《大众画报》，深受老百姓喜爱，四开单页，半月一期，一面是绘画，一面是摄影图片，向全西南发行，最高发行量达到50万份[4]62。总体来说，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办报经验不足，这一时期报刊类型和内容相对单一。

三、建国初重庆创办报刊的影响和教训

重庆解放之后，由于时代的需要创办了大量报刊，对于重庆战后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梳理这一时期报刊创办的经历和留下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国家为加强舆论宣传和对新闻传播的控制，报刊意义重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5]报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最普及也是最重要的新闻传播工具，建立以党报为中心，其他报刊相辅助的报刊网络体系，是党和政府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重庆解放后，新生政权立即重建《新华日报》，创办其他各种报刊。要建设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需要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全国人民，使社会主义思想确实居于统治地位，在群众中占优势，借以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发挥他们为这一事业的胜利而作艰苦奋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6]。重庆人民政府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通过报刊进行思想宣传，围绕各个阶段的政治和生产任务，进行思想改造和价值重塑，使社会各界迅速适应解放后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发挥人民群众在建立革命政权和维持革命秩序、征粮剿匪、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以及学习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反映和指导西南全区的各项工作及人民生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重庆日报》的“祖国在前进”专题报道就重点介绍全国各地最新的建设进展和成就，展现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风貌。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重庆日报》就对市内的交通、能源、钢铁、机械、煤炭工业等重点建设项目从开工到投产都进行了及时报道。1955年11月，《重庆日报》推出了“在人民的重庆”板块，报道重庆的建设情况。对重庆发电厂、狮子滩水电站、川黔铁路、重庆钢铁公司等重点工程均派出得力记者，长期驻在工地采访，连续刊发消息、通讯、言论、照片和速写。这些图文并茂的宣传报道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激发起人民大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4]65。

透过重庆解放后创办报刊的发展历程，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治生活不稳定对新闻媒体发展的巨大影响。在这一批创办的56种报刊中，受国家经济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曾经大部分被停刊。在1959—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纸张供应困难，国家缩减开支，一些企事业单位整顿，20家报刊停刊，占整个报刊总数的35.7%，对于重庆新闻媒体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经济的发展对于传媒的发展意义极大，时至今日，新闻媒体兴旺发达，当然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家以及其他机构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党曾经走了一些弯路，新闻媒体的发展也受其影响。在反右派斗争中，通过媒体对极少数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与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一些反右派的宣传与批判违背了实事求是和新闻宣传真实性的原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唯意志论”的支配下，重庆的报刊杂志也存在“假、大、空”的新闻写作，政治宣传的片面性与新闻报道的虚假性助长了“浮夸风”，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文化大革命”时，以《重庆日报》为例，报社亦几经动乱，曾发生罕见事故，由邓小平题写的《重庆日报》报头两次被造反派砸烂，1976年报纸还出现了停刊三天的重大事故[4]65。在这期间，6家报刊停刊，有的报刊被革委会所控制或者改版，有的甚至每天只刊登中央相关新闻报道，对于地方信息不予刊登。如《秀山报》，“文革”开始，报纸改为《新秀山报》，后又改为《新华电讯》，只登电讯稿，不登地方讯息。地方报纸应当力求适应本地人民群众的需要[2]，这些事件显然严重背离了报刊发展的客观规律。

重庆创办报刊具有悠久的历史，学界研究者较多，诸如《新华日报》就是其中的重点研究对象，并且成果较多[7]。新中国成立初，受历史传承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重庆创刊的报刊众多，但大多数都是作为各级党和政府舆论导向的工具与传播媒介，有别于近代的报刊，摈弃了国民党时期报刊的一些不良风气和思想，具有鲜明的新社会印记，报刊的质量有显著的提高。但是，新生政权建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国家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巩固政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报刊的内容和形式上相对比较单一，政治性较强，反映人民生活的内容和文娱性的板块较少。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充实，总体来说，建国前三十年报刊的内容和板块还是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需求。随着改革开放，建国初重庆创刊的一批报刊陆续复刊，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呐喊助威。《万县日报》为适应三峡工程上马、移民搬迁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从1996年1月1日起改为对开大报，发行量突破10万份，既保持以往形成的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提出了“党报性质、晚报风格、三峡特色”的办报思路和“大报大办、小报小办、大报精办”的办报措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4]6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8]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20世纪50年代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新闻宣传发展的初始阶段，所创办报刊是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当代社会文化建设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借鉴，研究建国初的新闻报刊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当前的文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