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满楼

1900年1月11日，清廷就山东等省的反洋教活动发布了一道上谕：“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屡出……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为此，清廷“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预购，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

应该说，清廷的这道上谕和以往的政策相比并无大的变化，但因为之前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山东境内被杀，这道上谕就变得格外敏感。尽管清廷曾就此事以公开上谕的形式进行道歉，并特派军机大臣亲往英国使馆表示吊唁，但英国公使仍然把它认定为一场反洋大阴谋的一部分。

经过简短的磋商后，英、法、德、美四国公使决定向清廷施压，并于1月27日提出了第一个联合照会。在照会中，四国公使指责清廷在公开支持义和拳，认为11日的上谕将导致拳民继续攻击基督教徒，并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四国公使要求清廷无条件发布镇压拳会的上谕，取缔所有的拳会组织。

对于外国公使的抗议照会，总理衙门本习以为常。但这次是外国公使的第一次联合照会，这表明清廷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法将失去效用。而公使们的联合行动使得清廷不免要怀疑他们的动机是要瓜分中国；如果不是，外国公使的行为只能理解为对慈禧太后政权合法性不满并意图恢复光绪的权力，而这恰好是慈禧太后最担心的。

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清廷和外国公使显然存在着严重的误会。在清廷看来，外国公使完全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大惊小怪，毕竟剿灭这些缺乏组织性又无甚实力的拳匪并不是件难事，而外国公使对此一直揪着不放倒显得动机不纯。可是外国公使显然没有想这么多，他们已被拳会弄得惊慌失措以至于神经过敏，认为只有不断地向清廷施加压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双方的误解加上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将近，使得清廷对四国公使的联合照会并没有理会。对此，四国公使怒不可遏，再次联合要求清廷做出明确答复。无奈之下，清廷终于做出答复，说公使们要求颁布禁拳上谕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清廷已经发出廷寄，要求各省督抚严禁拳匪，保护外国人。但四国公使毫不理睬，他们固执地要求清廷在《京报》上正式发布上谕。

事实上，清廷使用内部廷寄的方式，主要是不想让外国公使觉得是迫于他们的压力才这样做的，而外国公使却把这种非公开的方式认定为清廷和义和拳有合作阴谋。

于是，四国公使再次向清廷提出联合照会，这次连意大利公使也加入进来。1900年3月2日，五国公使代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第二次联合照会，要求清廷在《京报》上发布正式的禁拳上谕。

公使们的行为让清廷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一再解释廷寄的实际效果要比上谕好得多，但公使们依旧在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这让庆亲王奕劻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既震惊又啼笑皆非。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想向公使们解释1月11日的上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袁世凯采取不分良莠、血腥镇压的政策，但公使们却一口认定清廷对拳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经过这次交锋，双方的误解越来越深，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战和外交僵局。

直到3月6日，总理衙门才向公使团送交了一份正式的解释信，信中指出：官方的《京报》发行范围很小，上谕并不能起到公使们期待的效果，而廷寄是发往各省督抚，对保护外国人更加有利，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再次发布类似的上谕。

五国公使接到总理衙门的解释信后，于次日再次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公使们对总理衙门的解释不屑一顾，德国公使甚至建议将此信原件退回，以示嘲弄。不过，这个建议被认为太过分而没被采纳。

在一番讨论后，五国公使也开始担心起来，他们害怕清廷不肯就范，由此形成对外强硬的先例，这将使得他们在各自的政府面前很难交代。于是公使们决定，再向清廷提交一次联合照会，如果清廷不肯做出满意的答复，就请求各自的政府联合进行海军示威，以逼迫清廷就范。

正在这时，因镇压义和拳不利被撤职的原山东巡抚毓贤又升任山西巡抚，这让本就紧张的中外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美国公使对此最为愤怒，他认为毓贤的去职是他促成的，而其复职等于是对他的侮辱。之后，英国公使也对总理衙门发出警告。

这次外交对峙一直持续到4月上旬，清廷仍无任何退让的迹象。在各国公使的一再请求下，美、法、德、意、英五国政府陆续批准在中国海域进行一场海军示威活动。但清廷仍坚持不发布禁拳的上谕。

清廷突然变得强硬，可能和两个原因有关。一是戊戌政变后，以刚毅为代表的守旧派官员占据了朝廷的主流，这些人大都主张维护中国传统、对外态度强硬，他们得到一些御史的呼应，由此在朝廷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清廷的朝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控制。二是驻京的各国公使间并不团结，其中俄国与五国特使的矛盾最为突出，因为这次事件完全是基督教引起的，而俄国人对基督教徒的问题从来都漠不关心，他们甚至对这些传教国极度反感和厌烦。俄国公使的冷漠使得五国公使对其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清廷之所以如此强硬，一定是俄国公使在背地里支持的。不过，从事实来看，俄国公使的自行其是和超然事外的确给了清廷信心。

可就在这时，俄国公使突然站出来打破了外交僵局。在4月15日与总理衙门大臣的会面中，俄国公使指出拳匪的形势非常严峻，劝告清廷不要错失剿灭拳匪的良机。更重要的是，他还透露出列強的确有武装干涉的企图。

俄国公使的话让清廷十分警觉，因为他提到了列强可能出兵，这显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由此，清廷随后在《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奏折，这个做法终于让五国公使松了口气。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清廷在4月21日再次就拳匪问题发布上谕，其中直接引用了曾国藩的原话“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与1月11日的上谕措辞几乎如出一辙，但这次外国公使们却毫无反应，或许是他们已经厌倦了这种持久的外交僵局，或者他们之前的行为仅仅是一个面子上的无谓争斗。

庚子年这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外交争端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是外国公使们更加坚定了使用武力向清廷施压的决心；其二是清廷对外国的施压更加憎恶，朝廷中仇洋的情绪急剧高涨。

令人咋舌的是，在这场危机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情况下，外国公使却并没有感到担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时这些外国公使的确是对华外交的“门外汉”，他们对于之后的悲剧实在是有脱不了的干系。

编 辑/高翠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