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凤， 王永超

(1.曲阜师范大学 翻译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2.日照市中医院，山东 日照 276800)

阴阳思想起源于中国商周时期，奠定了中国早期哲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阴阳文化，还对周边国家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阴阳道”就是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在日本发展的历史产物。目前，以“中日阴阳”作为关键词，从日本最大论文数据库CINII检索可知，日本已有研究论文9 460篇和学术著作1 615部；从中国知网CNKI精确检索，可知中国已有研究日本阴阳道与中国文化的论文仅13篇，没有专著。可见中日两国研究现状形成明显对比，这主要与阴阳文化在中日两国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有关。随着中国文化域外影响研究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趋势，2015年出现了教育部社科立项课题“东亚视阈下的日本阴阳道研究”，在部级课题和国家级课题中首次出现涉及中日阴阳文化的研究。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有关中日阴阳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仍然寥寥无几，只有《中国道教对日本神道教的影响初探》[1]、《论中国道教对日本阴阳道的影响》[2]、《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与日本阴阳寮之浅谈》[3]、《泰山府君与日本古代的都状》[4]、《日本京都大将军八神社与中国文化的渊源》[5]、《试论中日阴阳文化的异同》[6]等极少数论文。这些成果从某一个侧面探讨了中日阴阳文化的关联性，也涉及了中日阴阳文化的起源渊源及某点影响，但均没有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做综合比较。本文在了解以上成果的基础上，研读了日本阴阳道权威著作《日本阴阳道史总说》[7]、《阴阳师们的日本史》[8]和《中国阴阳家》[9]、《易学阴阳观》[10]、《阴阳家语录》[11]及其他相关成果，从比较中日阴阳思想起源及概念入手，从内发性和外促性、渐进性和突变性、思辨性和具象性等本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流播途径、应用范围等外延视角来综观中日阴阳文化的异同，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日阴阳文化的起源

起源于殷商时代的中国阴阳五行观念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学识与智慧，奠定了我国早期哲学的最初形态，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的必然产物，更是中国人发现自然、融入自然、利用自然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外观天地之永恒、内视自我之短暂的强烈愿望。像中国茶道、书法影响日本文化一样，阴阳思想从古至今也影响了日本文化，最大影响便是催生了日本阴阳文化的集合体——阴阳道。

(一)中国阴阳文化的起源

在中国，阴阳与五行是两个形影不离的概念，阴阳观念的产生早于五行说，与五行说合流后，统一被称为阴阳五行思想或阴阳思想。但中国学术界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陆玉林、唐有伯说“阴阳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现在已很难确考，但现在可以确定在甲骨文中有阳字出现”[9]8，南伟说西周春秋时期流行的天道观念构成了阴阳五行兴起的社会背景[12]，何琦说“中国古代阴阳观产生于西周”[13]，毕晓乐说阴阳观念来源于氏族时期山东齐地原始宗教信仰之一的“八神崇拜”中的天地崇拜和自然神崇拜[14]，侯宏堂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古籍证明，阴阳观念在殷周时期确已形成，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大量写法不同的‘阴’字和‘阳’字”[15]86。上述成果都是基于史料进行的研究，文字的出现肯定表达了当时的文化发展，侯宏堂还列出了甲骨文方面的资料，笔者赞同阴阳观念形成于殷周时期这一观点。据考证，阴阳两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阴阳概念最早出现在《易经》(成立于西周)中，作为普遍哲学范畴最早出现在《道德经》(成立于春秋时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说法中，作为概括性术语的“阴阳”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周官》(成立于战国时期)“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说法中，作为广泛概念出现在《庄子》《管子》和《周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等诸多说法[15]89中。由此可见，中国的阴阳思想作为中国早期哲学概念已经初具形态意义和内涵意义，既有高度抽象的哲学意义，又指代有特性的个别事物和现象。从最初的阴阳观念到五行学说出现，再到阴阳五行合流形成特有的中国阴阳文化，在汉代以后主要依托易学才获得发展。

(二)日本阴阳文化的起源

日本学术界公认阴阳思想来自中国，但对日本“阴阳道”的起源说却有两种观点：村山修一等学者认为日本阴阳道等同于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产生于中国[7]4；斋藤英喜等学者认为日本阴阳道不同于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是在日本本土形成的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8]4。实际上，日本现存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史料证明，日本的阴阳思想来自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经历了与中国不同的发展历程，在日本本土形成了阴阳道。换言之，产生于日本本土阴阳道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阴阳思想，与中国阴阳文化既有相似之处，又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阴阳文化。

那么，中国阴阳思想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呢？目前中日学界对此看法稍有分歧：王静认为513年五经博士流播日本就意味着阴阳五行思想传入日本[16]80；张婷认为有关日本阴阳道的最早记载是603年观勒从中国带回日本的大量与阴阳道有关的书籍[17]；孙亦平认为554年百济派遣五经博士和历法博士赴日标志着阴阳思想传入日本，在这之前一些道教因素已传入日本[2]18；斋藤英喜认为553年钦眀天皇派遣使臣来百济求易博士标志着阴阳思想传入日本[8]15；叶渭渠说513年五经博士段杨尔、三年后五经博士汉高茂先后赴日，带去《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等五种儒籍[18]117；村山修一认为513年百济五经博士带到日本的五经就包括《易经》，标志着中国阴阳思想传入日本[7]26。事实上，《古事记》明确记载513年五经博士进入日本，《日本书纪》明确记载《易经》传入日本是在553年，钦眀天皇(509—571)遣内臣于百济，求“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与最新占卜书、历书等，因为“五经博士”是汉武帝设立的主要掌管《易》《书》《诗》《礼》《春秋》五家图书和家传教授弟子经学知识的官职，《易》又是中国阴阳思想的集大成著作，所以笔者认为著名学者叶渭渠和村山修一等人的观点有理有据。

但古代日本人吸收中国易学思想有所侧重，轻义理而重象数，轻玄虚而重实用……与阴阳五行哲学原理相比，更重视吸收基于此原理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中医、占卜等[16]80。精通天文遁甲术的天武天皇(631—686)为巩固统治，调整国家神祗信仰组织，统管全国寺院、僧侣，定佛教为国教，于675年设立主管全国阴阳、历法、天文和时刻占卜及阴阳思想教育的国家机构——阴阳寮，建立占星台，于是在684年出现了专门从事国家祭祀、日常占卜和预言的阴阳师。最早在平安学者藤原道长(966—1027)的代表作《御堂关白记》中出现了“阴阳道”一词，其中记录了日本阴阳道的主要内容是天文、历法、祭祀、占卜。所以，斋藤英喜认为在阴阳说、五行说、天文说等理论基础上又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卜术，并渗入一些日本本土神祗信仰文化，于平安中期形成了独特的信仰、学识、技能体系——阴阳道[8]11。由此可见，日本阴阳道的“道”不同于中国道教的“道”，道教的“道”属于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包含天道、人道、地道等丰富的宇宙观，没有形状，没有边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没有意志，没有指向，没有目的，自我运动，不可言说，不可界定……但这种抽象概念在日本就无从运用。只有将“道”附着在具体事物之后，与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方能获得日本人需要并乐于使用的新概念、新名词[19]。因此，阴阳道的“道”同“神道”的“道”一样，不具有高度抽象的哲学意义。很长时期内，作为日本神道的一部分，阴阳道成为日本法术的代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指代不同的事物或事物所代表的精神象征物，包含具体科学技术、国家祭祀、民间巫术等不同方面，“经历了从古代科学技术到平安宗教，最后沦为封建迷信的发展历程”[16]80。可见，日本阴阳道的发展离不开源自中国的基本阴阳观念，其主要表现是在历法、祭祀、天文、巫术等具体技法操作方面。

二、中日阴阳文化的本质内涵

中国阴阳文化从总体上说是内发的、自然主义的，追求“天人合一”“阴阳互补”，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式的整合统一性，形成路径是内在、渐进、高端的，主要内涵特征以内省性、整合性、理论性、思辨性为主，形式和内容逐渐同步形成、有机结合与促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原初的内容。日本阴阳文化是外发性、形式主义的，形成路径是外促、突变的，以改良性、分散性、具象性、实用性、技术性为主要内涵特征，形式的系统化促进了内容的系统化，形式的系统化是内容形成的重要契机，是中国阴阳文化适应日本制度规范后变异性发展的结果，是中国阴阳思想在日本飞跃式升华后的系统化形式。

(一)中国阴阳文化的本质内涵

据《道德经》《庄子》《周易》《管子》《素问》《周礼》等中国古典文献中记载的阴阳五行概念来看，“阴阳”之“阴”，造字本义为天空多云，没有阳光；“阴阳”之“阳”，造字本义是山地受光的南坡，而高与明是其显著特征。“阴阳”造字本义呈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存环境的强烈关注，表现出我国劳动人民对自然事物的阴暗与光明，低矮与高大，黑与白等的矛盾性和对立性以及统一性等最基本、最初步、最感性、最生动的理解与认识，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极大的辩证思维。“五行”之“五”，造字本义是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宇宙的构成要素，代表了天地间万物构成元素的极限数；“五行”之“行”，造字本义是纵横畅通的十字路口，表现出我国原初理论形态包含世间万物的整合统一性。尽管研究表明“阴阳”概念先于“五行”意识，但并不是起源于具体的某人、某时、某地，而是商周至汉代的劳动人民从自我认识到对身边事物的认识直至对自然、社会、宇宙的由浅到深，由现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由量变到质变的认识与理解，后经文人的材料收集与撰写成文，并经统治者的认可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应用，逐步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博大精深的核心哲学，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3]145-146。故董草原认为中国阴阳五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挑战[20]。知名学者何中华教授认为阴阳互补的太极图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其真善美追求的最基本模式[21]。

从理论内涵及应用维度来看，汉代以前的阴阳理论体系化、整合性、统一性突出，意义广泛，几乎无所不至。比如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的中国古代医学名著《黄帝内经》以阴阳为天地万物及人的精神活动的总根源，注意从发展变化、对立统一的观点考察阴阳的关系，说明人体生理，解释病因，对症治疗。书中说：“四时阴阳，万物之根本……阴阳四时，万物之始终，死生之根本，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22]67汉代班固在《白虎通》中用五行的性质解释五味之辛酸甜苦甘、五臭之腥膻朽焦香、五方之西东南北中、五藏之肺肝肾心脾、五性之仁义礼智信、五官之鼻目耳口舌，并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23]。《周易》中阴阳互补的太极模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审美范式。例如高低、松紧之间所形成的张力结构成为书法结构的基本关系，中国的传统绘画和书法都讲究用墨的深浅、浓淡、干湿、涩润，用笔的曲直、轻重、藏露、刚柔，线条的疏密、长短、粗细、繁简，等等。汉代蔡邕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定，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中国的古典诗歌也讲究虚实相生、有无相成等的对比关系。中国诗歌中常用对比的手法来塑造特定的意境，而这种对比手法隐含着阴阳互补关系的结构。例如“直—圆”对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如中国古典音乐《乐记》把音乐的发生同天地阴阳的和合相联系：“乐者敦和。”因为“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四时，暖之以日用，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吕氏春秋》则曰：“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同样折射着阴阳相互整合的太极图式，从而透露出其中的阴阳消息[21]。

汉代以后的阴阳文化主要以易学为依托，理论的抽象性和分散性、糅合性越来越突出，整合性、具化性、统一性趋弱，吸收了儒学、老庄哲学等不同思想，产生了灾异论、命理论、兼体论、变异论、实体说、方术等不同理论体系，催生了风水学、占星学、玄学、关学等新生派别。比如魏晋时期的学者王弼运用阴阳思想吸收儒道老庄思想而建立中国玄学体系，并把象术发展为思辨哲学。他不离卦爻，综合考察卦爻形式与内容的变化，追寻因时适变[24]。故清代学者戴震在《孟子字义疏正·天道》中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识，性之实体也。有实体，故可分，可分也……故不齐物之不离阴阳五行，以成形质也。”[25]可见，中国阴阳思想包含了人—自然—社会的动态平衡、矛盾统一、整体关联、互补发展的思想，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理论玄妙，形态独特，特征鲜明，应用广泛，影响巨大。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总有人把阴阳思想仅用作抽签、算卦、看风水、五格剖相起名、称骨论命、生辰八字、占星术等占卜测运等充满神秘色彩的活动中，欣慰的是阴阳思想一直以来都指导着我国中医、古典音乐和书法等文化领域的发展及实践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大解放、大发展、大繁荣、大影响，不但使我国中医学屹立于世界医学界而不朽，而且促进了中国古典诗歌、书法、音乐等各种艺术审美功能的建构和延伸，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整合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历史长河中基于文化源头保持参照和判断的尺度。

从理论本质来看，中国阴阳思想本质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基于求生存和发展的强烈愿景而对自我、自然、社会的大胆探索与伟大发现，是求索而得的宇宙物质能量运行的通化物理，由此衍生的天干、地支揭示了天地人和谐发展、能量守恒的哥白尼式大发现。“阴阳”其实就是一种矛盾统一的辩证思维，不但指明了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更指明了天地万物之能量的转化规律与守恒定律；“五行”的元素构成和相生相克思想不仅揭示了天地万物的组成要素，更揭示了宇宙吸引—排斥的“衡中”运行质态与能量生成—消亡的“衡变”发展态势。由此可见，阴阳五行学说以和谐、守恒、衡中、衡变为核心，以整体和谐、内外统一为基本运行质态，以矛盾运动、互补能量为原始动力，以内外平衡、前后相续为根本保障，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这一“三角循环”为基本运用轨道，以现实、观念、思想、行为、结果、未来为基本的运行路线，以动态平衡、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具有鲜明的能动性与规律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内发性与外诱性、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堪称我国最大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完全内发的中国阴阳文化在文化精神上增强了中国人文化意识上的自我认同感，在文化取向上有利于改善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生存处境，是关键时刻被唤醒的中国文化精神资源，是可以与西方文化抗衡和竞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支柱。

(二)日本阴阳文化的本质内涵

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思想和善于技术制造的日本人吸收、消化、改造了五经博士传播到日本的中国阴阳五行学说，将其发展为极富日本本土色彩的阴阳道，铸就了日本文化发展史上灿烂的阴阳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中国阴阳文化像儒学一样当作抽象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思想来接受和吸纳，而是直接当作中国科学技术应用于国家祭祀、政治管理、经济运作、科技发展、文学创作、日常生活等不同方面，也没有把阴阳用于追求宇宙物质能量运行的发挥通化物理作用的理论发展上，没有用来诠释以现实、观念、思想、行为、结果、未来为基本运行路线的阴阳范畴和规律，没有用来追求以自我觉悟和自我发现为主的人性充新与完善，没有影响指导日本音乐和医学等领域的审美认知和价值判断，也没有形成阴阳互补整体和合的日本文化结构，只是注重了阴阳理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应用，从具体实践中不断探寻和丰富新的阴阳观念，促进了日本吉田神道和日本古代和歌的形成，推进了日本平安时代教育学的发展，解释了日本人生活中的个别矛盾运动和天灾人祸现象，影响了日本古代官职和政治管理制度的阶段性变化，经过历史的锤炼，具备了非常明显的不同于中国阴阳文化的系统化形式。

从《古事记》《日本书纪》《文笔眼心抄》《古今集假名序》等日本早期古典文献资料来看，日本人最初的阴阳观念不仅来自中国，而且完全照搬了中国原初的阴阳观念的本义，但不是论述日本阴阳观念的产生和意义，而是用中国的阴阳观念来解释日本一切原初文化形态的产生。比如，《古事记》开篇写到了奉天神教令下降到日本本土的阴阳二神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结合之后产生神世七代。《日本书纪》也使用阴阳两极说、日神和阳神，写道：“古天地为剖，阴阳未分……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阴浊者，淹滞而为地，精妙之合传易。”[18]225可见日本创世神话的产生过程恰恰映照了中国“一阴一阳谓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的阴阳思想，同时体现了中国原始阴阳观念中对自然神和天地神的崇拜意识，更证明了《黄帝内经·素问》中“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22]67的原初阴阳观念。总之，日本吸收中国阴阳观念来解释日本的创世过程。从上述资料内容来看，《道德经》《周易》所阐述的中国的阴阳观是原生的自我意识形态，具有自我主体性身份，是能动性、规律性的，是人发挥自我能动性去感悟、体会、反思社会现象而总结出来的原生观念；《日本书纪》所记述的日本阴阳观是外来意识的直接阐释，是“他者”身份，是被动、直观的，是以来自中国的阴阳观念为理论指导去阐释、辨明、验证和发现日本原初文化形态的历史过程。

从理论内涵及应用维度来看，我国古书《魏志·倭人传》(280—290)表明日本最早存在来自中国的阴阳占卜习俗：“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日本学者冈田正之在《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中提出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不是源于中国儒学思想，而是依据阴阳学著作《管子》中的五行说，十二阶的十二是根据《史记天宫书》中的十二星座而定，宪法十七条也是依据阴阳五行思想而制定[7]29。空海等很多著名歌人运用阴阳思想来阐释日本和歌，上下句结合代表阴阳结合，五七五七七句式代表五行的统一与循环。《文笔眼心抄》中写道：“(和歌)句多精巧，理合阴阳，包天地而罗万物，笼日月而掩苍生。其中四时调于递代，八节正于轮环。五音五行，和于生灭，六律六吕，通于寒暑。”[26]11《古今余才抄》的《古今集假名序》注释中曾经说过：“和歌上段则天，十七字，为阳数；下段法地，十四字，为阴数；五句则代表五行、五常、五伦；三十一字就是‘世’字，周而复始，以致无穷。”[26]243日本古代大学者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关白记》记载了官方阴阳师利用阴阳思想来阐释占卜与调和建筑、改元、生产、搬家、病疫等宫廷生活现象，以及洪水、干旱、强盗、杀人等社会现象[27]。日本最权威阴阳师安倍睛明(921—1005)利用阴阳思想独创泰山府君祭，在其著作《占事略决》中提到“十二支阴阳法第七，课之干法第八，五行王相等法第九，所胜法第十，五行相生相克法第十二”；在《簠簋内传》第一卷记牛头天王信仰，第二卷记阴阳道天干十二支吉凶占卜，第三卷记四季禁忌，第四卷记住宅风水，第五卷记阴阳占星术[7]139。日本古代历史书《小右记》记载平安时代发生在皇宫贵族中的禁忌、祭祀、咒术就有近30次[7]193。《权记》《延喜式》《觉禅抄》等文献内容记载的也都是具体祭祀、咒术、禁忌活动。仅《吾妻镜》中记载的阴阳道祭祀就有治病除邪、向星宿祈祷、建筑安全祈愿、神祗祓除作法共四大类48种祭祀活动，其中记录泰山府君祭就有71次[7]310。此外，吉田兼俱(1435—1511)利用阴阳道创立吉田神道。江户初期的安倍泰福利用阴阳道创立土御门神道，标志着阴阳道完全被日本神道吸收，各地阴阳师开始以神道形式举行阴阳道祭祀活动，日本阴阳道主要变容为民间祭祀形式。可见，日本阴阳文化是根据自我需要选择性吸收天文、历法、占术等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中国技术，形成了日本阴阳文化集合体——阴阳道。而且与中国阴阳思想不同，阴阳道从阐释社会现象、制定日本律法、创立和歌形式、发展国家教育，到利用阴阳观念建制改元、历法编撰、天文观象、改新神道、发展祭祀，再到变身为民间神道祭祀活动等，被称为“日本独特的信仰、祭祀、咒术体系”[28]，没有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性，是以阴阳师为主体，以阴阳观念为指导，以阴阳占术为载体，把技术作用于外界事物的直接结果，是根据一定外部因素来革新、创立、变容和发展日本其他文化形态的具体实践过程，可以说是中国阴阳思想域外变形发展的异质结果，与中国阴阳文化同源异流，各有千秋。

从理论本质来看，日本阴阳学著作记载的内容都是从利用中国阴阳五行学说阐释日本文化现象，到直观解说阴阳道祭祀、咒术、禁忌、占星、观相等方面的具体操作方法，没有理论阐述和意识形态论辩，只有具体技术应用技巧，所以阴阳道才被日本学者称为“吸收中国技术形成的日本本土宗教体系”。说它是宗教，因为具有宗教仪式活动特点；说是中国技术，因为所有资料记载的都是使用中国的天文历法、占星观相、吉凶占卜等技法；说是日本本土形成，因为其与中国阴阳文化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抽象思辨性截然不同，没有贯穿始终的理论纷争，没有产生灾异论、实体说、兼体论等新的理论形态，只是促生了日本修验道、吉田神道、阴阳道等新的文化形式，从内容的形式化到形式的系统化，根据自我实际需要撇开抽象思辨哲学理论，在信仰万物有灵、阴阳互补、因果报应的前提下，把中国阴阳占术的形式发展到了国家大型祭祀、武将神殿祭祀、神社神道祭祀、民俗信仰祭祀等不同系统化的形式，以自我形式变化为主线，使阴阳互补的守恒规律在各种祭祀活动中产生内变和创新形式，不是以形而上的思辨理论为依托获得发展，而是以形而下的技术形式得以发展。与中国阴阳文化的抽象性、思辨性、哲学性、主体性、原生性、派生性相比，日本阴阳文化具有具象性、实用性、宗教性、选择性、混合性、创新性的本质特点，与中国阴阳文化理论内发的渐进的非革命性的发展模式相比，日本阴阳文化具有外促的颠覆式(如吉田神道的产生)的突变性(如宫廷阴阳道、武家阴阳道和民间阴阳道的突变性改变)的发展模式。作为与日本神道具有同样祭祀仪式和信仰色彩的技术性宗教体系，日本阴阳道也是日本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正如中国的阴阳祭祀形式是中国阴阳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样。

三、中日阴阳文化外延特点比较

据上述内容来看，可以发现中日两国阴阳文化在发展进程、流播途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内容、应用范围等方面有明显的异同点。

(一)从发展进程和流播途径比较

第一，中日两国阴阳文化都是在国家政策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推动下获得长足发展的，史书记载中的中国阴阳文化比日本早1600多年。日本阴阳文化主要以“阴阳道”文化形式发展和流传下来，中国阴阳文化主要以易学哲学理论形式发展和流传下来。第二，中国阴阳文化萌芽于商周，成熟于春秋战国，鼎盛于秦汉，汉代以后进入低潮期，催生了道教，后被儒学吸收，又主要依托易学持续发展于唐代、北宋、南宋和明末清初，延续到现在的中医领域；日本阴阳文化兴起于飞鸟—奈良时代,鼎盛于平安时期，普及于中世镰仓时代，衰退于战国和近世，衰灭于明治时代，作为民间祭祀和神道信仰残留到现在。第三，中日阴阳文化都具有官方公开性和私家神秘性的特点，但日本阴阳道主要依靠阴阳师家族私传，私家性和神秘性更加突出，中国阴阳文化主要依靠名人学术著作传播，具有公开性特点。第四，中日阴阳文化的发展和流播的途径不同，日本阴阳文化主要通过阴阳师主持的泰山府君祭等国家祭祀活动、占卜活动和法师阴阳师主持的神道祭祀活动得以流播下来，最后被土御门神道吸收，目前仅剩民间祭祀形式。中国阴阳文化主要通过著名学者的著述理论、依托易学哲学和天文学的发展而流播下来，现在主要以中医理论精髓和建筑风水学理论形式而留存与发展。

(二)从主要人物和历史资料比较

第一，中日阴阳文化都是在主要人物的主要行为、主要著述理论和代表性观点的支撑下不断拓展和吸收新内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家君主、学者、官员、职业阴阳家或阴阳师，也有僧侣。日本历代国家天皇及著名阴阳师的具体祭祀和占卜活动大大推动了日本阴阳文化的发展，支持阴阳道发展的国家天皇、僧侣和阴阳师人数远超中国；推动中国阴阳文化发展的历代国家君主及著名阴阳家很少，著名阴阳学者人数却远超日本，但没有出现僧侣。这也是日本阴阳师被称法师阴阳师，中国阴阳学家被称为哲学家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阴阳师作为日本阴阳文化的符号性标志，作为国家高官，从平安初期的安倍睛眀到江户时代的安倍泰福，代代相传，队伍庞大。据笔者统计，出现在《日本阴阳道史总说》里的安倍家系的阴阳师就有346人，贺茂家系的阴阳师有131人，另外还有小野式、清源式、惟宗式等民间阴阳师。记录这些阴阳家的历史资料有《今昔物语集》《源氏物语》《将门记》等众多文学作品，有祗园祭、七柭祭等保留到现在的神道祭祀活动，有安倍神社、吉田神社等保留到现在的神社遗址，有《祗园执行日记》《寒松日记》等专业纪实资料，有《占事略决》《簠簋内传》《历林问答集》等阴阳师的专著，有《日本阴阳道史总说》等很多专业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使日本国内有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在中国，有关阴阳家的历史资料有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朱子略》著录中出现的当时所存见的阴阳家著作共“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现在均已失传[29]，还有《礼记·月令》《曹氏阴阳》《三十时》等个别阴阳家著作、《吕氏春秋·十二纪》《管子》《淮南子》《六壬》等记载阴阳家的篇段，以及《易学阴阳观》《中国阴阳家》等现代研究成果中出现的阴阳家。据笔者统计，出现在《汉书·艺文志·朱子略》《中国阴阳家》《中国阴阳家小故事》中兼有多重身份的阴阳理论家和实践家约30人，主要代表有稗官学者邹衍、邹爽，黄老学者刘安，汉儒大家董仲舒，道家代表老子、庄子，方术士郭璞，星相师徐子平，易学大师邵雍、陈抟，天文学家张载，地理学家裴秀，军事家诸葛亮等[29-30]。第三，中日两国都有国家君主建设天文台、阴阳寮、太史局等国家机构支持阴阳文化的发展，忽必烈、朱元璋、清和天皇也因为阴阳信仰而改年号。据日本著名学者村山修一考证，日本天皇因为信仰阴阳灾异论而改定年号的事情主要集中于平安时代到室町时代，特别是在镰仓幕府时期，因宫廷失火、日蚀、月蚀、地震、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多变而深信宫廷阴阳师的灾异论，天皇不停修改年号，最多的16年之内改元5次，还制定了月忌、年忌、日忌、物忌、服忌等各种各样的禁忌[7]172-190，这也是日本宫廷阴阳道的主要特点之一。中国君主主要通过鼓励易学、理学、儒学、道教、天文学和历法的发展而推动了阴阳文化的发展，日本天皇主要是通过支持国家阴阳道祭祀、占卜活动和重用阴阳师及法师推动了阴阳文化的发展。第四，中国阴阳文化发展的历代代表人物23人中有21人同时兼有中国国家君主或高官和学者双重身份，这也是中国阴阳思想得以依托道教、易学、经学、儒学、理学、天文学等国家官学而取得持续发展的要因之一；日本阴阳文化发展的历代代表人物24人中有21人是天皇和国家阴阳师(斋藤英喜称之为“国家公务员”)，这也是日本阴阳文化一直以官方宫廷阴阳道祭祀活动而得以发展的要因之一。总体比较来看，日本阴阳师均是国家专职人员，享受国家待遇较高，注重实践应用；中国阴阳师均是国家官员和学者，注重理论总结和阐述。

(三)从主要内容和应用范围比较

第一，中国阴阳思想经历了五行说、道家学说、天人感应论、灾异说、乾坤说、卦气说、星相术、八卦阵、象数、河洛文化、玄学、关学、图书学派、阴阳变易论、理气说、阴阳实体说等不同理论发展阶段，以形而上的易学哲学思辨理论为主要内容；日本阴阳思想经历了律令制、阴阳寮、宫殿建设、礼仪改革、迁都、改元、设立国家阴阳师、变身土御门神道及伊势神宫祭、泰山府君祭、天曹地府祭等各种形而下的具体祭祀活动的发展过程。第二，中国阴阳文化主要以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述理论为载体得以流传至今，每一次阴阳思想新理论都是建立在相关著述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古代阴阳学著作数量庞大，形式多样，有图标、卦象、星学著作、易学著作，几乎令人眼花缭乱；日本阴阳文化主要由各种日本文学作品或史料书籍里记载的阴阳师主持的大型祭祀活动、占卜活动、个别著述、天皇的重大举动及神道祭祀活动为载体而得以流传至今。第三，中日两国阴阳文化的表现内容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中国阴阳文化主要表现为高度抽象的易学哲学理论形态，应用主要表现在天文学和历法两方面，元明两朝时期比较明显。日本阴阳文化主要表现为贺茂家阴阳师、安倍家阴阳师的家族私自传授祭祀规制，小野流民间阴阳师的民俗祭祀仪式和现有的神道祭祀活动，实际应用主要在占卜祭祀、历法修改方面。日本圣德太子依据《管子》和《春秋纬》里的阴阳观点，取十七是阴阳和谐之极数、极阴之极数八与阳之极数九的总和之意，制定了宪法十七条，依据《管子》五行说和《史记·天宫书》十二星宿原理，制定了冠位十二阶[7]29-31。这是日本君主把阴阳思想用于政治律法的典型，也是中国阴阳文化史上没有出现的事情。第四，中国阴阳思想与五行思想合流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催生了中国道教、中医学、儒学、易学、风水学等理论学派和地理绘图制、天文学、军事学、数学等实践学派的发展；日本阴阳思想在“阴阳寮”出现后，把理论用于实践催生了日本天文学、占卜术、神道、历法、文学、民间祭祀、通灵术等各种实践活动和思想信仰的大发展。第五，日本阴阳文化主要表现为阴阳师的活动，日本阴阳师也叫占卜师或幻术师，宫廷阴阳师因周旋于天皇、王公贵族之间，饱读《史记》《周易》《论语》《淮南子》《管子》《吕氏春秋》等中国古籍，熟稔和歌、汉诗、琵琶、长笛、茶道、香道、撰写等一切日本风雅之事，精通周易、六壬、遁甲、九宫、八门等方术，能观星象、人相，能测方位、占吉凶，能念咒，能呼神唤鬼，能发明不同祭祀仪式，以“国家公务员”之身份获得高工资、高地位。民间阴阳师以僧侣最多，集法术、占术、巫术、方术于一身，以“个体散户”身份居于神社，游走于民间。

(四)从阴阳家和阴阳师的概念比较

通过上述各种史料及先行研究来看，笔者发现：日本学界对阴阳师的概念界定是一致的，广义上包括所有从事阴阳占卜工作的国家阴阳师和流布在民间的民间阴阳师两种，狭义的仅指江户时代土御门神道之前的所有国家阴阳师，但一般意义上的阴阳师都是指国家阴阳师，并且日本学者并没有对阴阳师进行分类研究。中国学界对“阴阳家”概念的界定不一致：在《中国阴阳家》《中国阴阳家小故事》《阴阳家语录》中出现的阴阳家，都是广义上的研究和应用阴阳五行思想的阴阳家；龙建春在《阴阳家简史》中说中国阴阳家来源于夏周，确立于周汉时期的邹衍和刘安，把汉代董仲舒以后的阴阳家说成“阴阳家的衍化”[31]；耿学敏在《先秦兵阴阳家研究》中把战国秦汉时期的阴阳家分为阴阳原理、月令、术数、方技、五德始终和兵阴阳六个流派[32]；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分为天文、月令和素问三派[33]；彭年在《阴阳五行研究(先秦卷)》中分为天文、五德始终、月令、方仙、素问、兵阴阳、术数七派[34]。耿、李、彭三人的研究都是在确认一般所说阴阳家均指战国秦汉时期阴阳家的基础上进行的，可见我国学界对阴阳家的界定存在歧义，对阴阳家的研究越来越细化。笔者以为汉代以后的阴阳思想基本都是依托易学获得发展的，虽然依然包含《汉书文艺志》给阴阳家所下定义(阴阳家者流，概出于义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战国秦汉时期阴阳家一词的所指意义相差甚远；其次国内易学研究界都是把阴阳思想作为易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把相关历史人物称为易学家或易学学者，而易学思想不完全等同于阴阳思想；再者国内权威的《辞海》解释阴阳家为“中国古代哲学派别。以阴阳五行说为中心思想，故名。其代表人物亦称阴阳家、五行家……阴阳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它启发了王充等人的天道自然观，也被董仲舒等人借以论证谶纬迷信。阴阳家著作多佚失，所存者仅见于诸子著作”[35]。故笔者认为阴阳家应该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文化术语，现代学界不应该笼统地把易学家都称之为阴阳家。

四、结语

中日阴阳文化同根同源，但本质内涵、理论形态、发展历程和表现形式却截然不同。在两国阴阳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经历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到民间迷信形式、从内容的改变到形式的改变、从萌芽到鼎盛到衰落到留存的命运历程，经历了从概念阐释到理论思想再到具体应用的不同轨迹。由于阴阳观念的起源及历代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身份地位和宣扬目的不同，始于创世神话叙事的日本阴阳文化作为中国阴阳思想的异质变胎产物，以方法论为主要特征，以祭祀活动、星宿占卜、巫术传播为主要载体，跳跃性地经历了从国家祭祀到民间信仰、从上层政治建设到下层百姓生活的内容变化，以及从科学技术到阴阳道信仰再到神道祭祀仪式的形式变化，现在以神社祭祀活动和民间巫术形式留存下来；始于广义阐释学的中国阴阳思想作为东亚早期原初哲学的辩证思维理论，以认识论为主要特征，以自然事象观测、天文历法制定和哲学思辨理论为主要载体，经历了国家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同步、内容的改变与形式的变化同步、技术操作与理论发展同步的演变过程，现在以中医理论与实践、古典音乐和书法的审美意识及民间信仰形式等留存下来。从理论本质和发展外延来看，中国阴阳文化基本属于以哲学辩证思维理论来认识世间万物的世界观，以抽象的思辨性为主要特征，日本阴阳文化属于以具体活动形式来改变社会自然现象的方法论，以具象的形式化为主要特征。总之，中国阴阳文化内容多于形式，唯理论多于经验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影响广泛，日本阴阳文化形式多于内容，经验论多于唯理论，比较浅显易懂，是中国阴阳文化域外发展的典型范例。比较研究同源异流、各有千秋的中日阴阳文化，可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为中国文化的域外影响研究提供成功范式和理论支持，具有非常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