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岳才

2017年春3月，太原市杏花岭区道场沟社区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不仅要为原道场沟村修纂村志，而且还拟对村中唯一的古庙殿宇与老槐树实施修复与保护。更加可喜的是，在修纂村志前的采访收集资料过程中，通过对村中唯一幸存古庙建筑的探究，发掘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对研究明清山西佛教的重要宗派禅宗，特别是临济正宗有着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应同道相邀，笔者走进已经为东中环路一分为二的道场沟村址，不仅昔日里以道场沟为背景，沿沟南北而凿的一座座崖窑小院已经不见了踪影，若不是那棵饱经沧桑风雨的古槐与幸存的古庙三开间木构建筑坐标，真是“对照过去认不出了你”。在已经隔在东中环东部的社区简易办公室，社区主任程少章、开发公司经理张八斤，生于斯长于斯退休于公安系统的郭建华等一班人，就道场沟村志修纂与古庙、古槐保护，乃至庙宇的保护性复修复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形成了初步共识。

其一，关于村中老庙的考证，三开间木构建筑以及已经被拆毁的其他建筑，解放后一直为村中学校使用，房顶做过多次修缮，尽管木构大架依旧，但已无法判断建筑的具体年代与规制，是佛是道需要广泛接触村中老人深入了解。当务之急是实施保护，并请园林部门保养古槐。其二，修纂村志可先组织村中好文好古者分民间文献，如族谱家谱、碑刻契约、账本合同等，口碑资料，如历史传说、典故谚语等，人文资料，如婚丧嫁娶、诸神信仰、风俗仪式等，村落环境，如地形地貌、民居建筑、村落布局等，村中人物，如工农兵学、坐贾行商、七十二行等，展开广泛的资料收集，不论实物、口授，都要录音录像，复制保存。特别要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村民依托山大三院转型旅栈业的情况，并作为专题收集整理，详细到每家每户，各年经营状况。同时还要广泛吸收社会各界寻找相关文献线索，在各种文献史料中求证村史。其三，定期召集碰头会，就上述情况研究部署，组织实施。

在之后的日子里，各相关人员力所能及都在做一些基础性工作，郭建华最早在宣纸上画出“道场沟村图”。程少章等在殿宇的梁枋上发现了一些原始图形，虽被初步断定为营造术范畴，与殿宇佛道性质无关，但仍可旁证殿宇建筑的明代特征。对于村中庙宇，走访两位90岁以上高龄的老夫妻，结果并不如愿，因为老俩口的说法略有矛盾，一个说是观音庙，一个讲是关帝庙，莫衷一是。但二老有一个共同的说法，道场沟村的庙宇历史久远，幸存的槐树可以见证，而比古槐更加久远的是四十年代后期被驻军砍去当柴火烧掉的六棵古柏，据说当时从晋祠大庙东北望，都可以看到道场沟的六棵古柏，其老其大可见一斑。这一说法也得到众村民的认可。早在六十年代，庙院早已辟为学校，六棵古柏被挖出的根部，几个孩子都难以合抱。但最有价值的发现是，在《汉文大藏经》嘉兴藏第33册《憨予暹禅师语录》“卷六·行实”中，赫然记载了憨予暹禅师道场沟养病参禅一年的经过，“己丑夏行至太原，途受困热，苦患痢疾于道场沟，昼夜百次。忆得古人于病发悟，我辈根行不及但奋死不忘参，虽身无力而心志精明。蒙主人檀越道谊，殷殷调治，冬季方愈。次年春，正清明交锋之际，冒兵直行，觐礼五台。”虽寥寥数语，却十分珍贵。

4月9日上午，程少章再次邀请十余人冒雨考察了庙址现场，并做了相应的沟通。古槐已经园林部门修剪保护，殿宇也采取了保护性措施。6月25日，程少章又一次在社区邀请相关人士沟通，还提供了一条十分有价值的线索，村里曾有一对夫妇，因多年无有子嗣，遂在村庙祈求，后如愿以偿，取名观音宝。透视出道场沟寺庙与观音菩萨的某种关联，也反证了村里老人观音庙的说法。8月27日，程少章再次电话联系，兴奋地告知通过省委统战部，得知现交城玄中寺住持明达师傅十分了解道场沟庙宇的情况，遂约定前往玄中寺求证。

9月2日一早，一行四人前往玄中寺，从11时32分到13时30分，就相关疑问求证于明达师傅。明达师傅俗刘姓，1928年出生于太原南上庄，9岁出家，法名戒轮，号道休。1950年前一直住太原崇善寺，对太原周边的佛寺与僧人均较为熟悉。他回忆，道场沟佛庙为观音堂，一直到抗战胜利还有一比丘尼常善住寺。他建议，若复修观音堂，主殿可以塑观音与文殊、普贤，也可塑观音与众罗汉，耳房塑文昌与魁星，东西厢塑关帝、龙王等，山门两边建钟鼓楼。道场沟庙宇的性质已经明了，不仅断定为佛寺，而且曾兴盛过佛教中最中国化的禅宗。

至此，道场沟村恢复观音堂的前期调查等工作告一段落，但对于明清间道场沟观音堂与禅宗、憨予暹禅师，以及憨予暹禅师与山西的关联的问题，似乎更需要深入研究。一村一世界，一庙一菩提。研究道场沟村史，对于研究禅宗文化在山西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憨予暹与《憨予暹禅师语录》

《清史稿·艺文志·释家类》记载：“憨予暹禅师语录六卷。释法云、广学同编”。在《汉文大藏经》嘉兴藏中，有憨予暹以洪暹之名所编《自闲觉禅师语录》。《憨予暹禅师语录》记载了憨予暹禅师从出生、八岁出家圭峰禅院，十八岁出方參学至三十五岁顿脱疑团，到成为临济宗第三十三世传人的行实、语录，特别是包括其顺治六年己丑（1649）夏至顺治七年庚寅（1650）春清明交锋之际在道场沟观音堂养病参禅，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二月再次赴晋，访诸祖庭，守志汾阳，先后住洪洞县古尧霍山广胜禅寺，汾阳狮子禅院、太子禅院、灵岩禅寺，临汾姑射山乾明禅寺、大悲山普济禅院的佛事活动的情况。

憨予暹禅师，明天启元年辛酉（1621）生于四川顺庆府西充县，俗姓王，母杨氏，名洪暹。八岁时在圭峰禅院礼寿庵业师出家，师授诸经，好跏趺兀坐，不务习学，时人呼为憨和尚。十六岁辞师行脚再三不应，次年师忽示寂，遂尽法门。孝毕，急欲辞行以果前愿，又因母染恙不忍远离。一年后母亲辞世，乃罄其衣资，严设道场安厝。后礼峨嵋，至潼川，遇草庵五台和尚开示，次参含璞和尚。后疮病缠身，又失跌伤手，调治半年不能痊愈，被父亲接回家中医治。离家不及半载，又与能师弟接父于含和尚处落发，受具未及一载示寂，依茶毗入塔峨山。其时兵戈饥馑，丛林众散，结甲同志数人，入于深山三载。顺治二年乙酉（1645），同能师弟出山行脚，出剑关入秦涉晋，又以寇氛梗路，直至顺治六年己丑（1649）夏方行至太原。由于路途受困热染痢疾，病倒于太原道场沟庙中，虽昼夜百次，但奋死不忘参，身无力而心志精明，在主人檀越的殷殷调治下，于冬季病愈。顺治七年庚寅（1650）春，正清明交锋之际，冒兵直行，觐礼五台，又至盛京愍忠寺上普下润和尚处，再告辞南询至东鲁，再抵江南，参夹山箸庵和尚处，入堂打七，病目双盲。痊愈后再往参天童林祖，天童林祖示寂，牧云和尚主法，遂日日参禅，三年后即其年三十五岁时，从前所疑佛祖公案一一了然。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元旦，受师命北上晋省访诸祖庭，二月渡江涉晋，经历尧都，被请住霍山广胜寺，次受汾阳沧起朱太史，请住太子禅院，乃遣瘾素、徹空二禅人复命芙蓉。遵本师命，守志汾阳。至于憨予暹最终的归宿，还有待新的史料印证。endprint

自达摩祖师到憨予暹，三十三世谱系如下：

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临济义玄——兴化存契——南院慧颙——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杨歧方会——白云守端——五祖法演——昭觉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傑——破庵祖光——无准师范——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千岩元长——万峰时蔚——宝藏普特 ——虚白慧 ——海舟永慈——宝峰智瑄——天奇本瑞——雪溪继翰——无闻明聪——月心德宝—— 幻有正传——林野通奇——自闲觉——憨予洪暹

憨予暹与朱之俊、胡世安

《憨予暹禅师语录》与《自闲觉禅师语录》均为重要的佛教文献，其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不仅可以丰富地方史志，而且诸多内容还可以补阙，为地方史志研究提供佐证。诸如明末清初山西的社会状况，山西的历史人物，山西地方史志中记载缺失或过于简略的佛教建筑与佛教人物等等。

这里，以明朝遗民朱之俊、胡世安二人的交往以及与佛教的关系为例，略加解读。

在对于朱之俊与胡世安这样的重量级历史人物，清康熙《汾阳县志》的记述比较详尽，不仅有传，也有诗文收入艺文。但即便如此，仍缺失了二人隐退后重要的佛事活动等内容。

“朱之俊，字擢秀。少为诸生，慕龙门之学，负笈走金陵，览名山大川，访奇人名德为师友。旋里，联掇巍科，入翰林。两预乡会闱试，得人最盛。告归省亲，其击炎珰、逃姜逆，事载国史。闯贼蹂汾，本朝驱除定鼎，公犹坚志不出，会冀南分守马公贻书罗致之，乃应聘。顺治二年，擢内翰林秘书院侍读，兼修国史副总裁，以继母侯太夫人年高乞养归。创攀龙桥，造文昌阁，改建府学，城东立文峰塔，舍药济人，出粟赈饥，诸善事。”

“顺治初应聘就职，仅八阅月，乞终养归，杜门著书，有《五经四书纂注》《吴越游草》《排青楼诗集》《琅环选奇》《峪园草》《砚庐全集》等书行世。”

“胡世安，字菊潭，四川井研人。生而岐嶷，好经史，试辄冠军。父及泉公以恩选，为汉阳学博，署汉阳、汉川两邑掾，以清节称。后染病，公视寝尝药，累月不解衣。及殁，祭葬极哀尽礼。丁卯，登贤书。戊辰，捷礼闱。甲戌，分房。丙子，典试两浙，得士多建大勋。丁丑，册封，差竣复命，补少詹。甲申，国朝定鼎，征公掌翰林院印，务教习。丙戌、丁亥两科庶吉士，历升礼部左侍郎，兼内翰林国史院学士。己丑，太夫人逾八旬，讣闻，时张献忠据蜀，道路梗塞，公守制官邸，如抱终天恨。服阕补原职，壬辰升尚书。凡遇典礼必考据往例，斟酌时宜，务合舆情而止。川北甫定，即疏请亟举乡试，以收人才。戊戌拜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入直办事，端谨直谅，深为倚重。辛丑十月，因病乞休，以原官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致仕，过汾阳访朱沧起因寓焉。癸卯，疾作，随仙逝，予祭葬兼准入籍汾阳。高曾以下诰赠皆如其官，妣皆赠一品夫人。元配雷氏，事姑孝克，综家政，封一品夫人。子若，孙簪缨相继。著有《大易则通》《秀严集》行世。”

而在《憨予暹禅师语录》中，不仅有朱、胡二人的序文，卷三“小参”、卷四“机缘”、卷五“诗偈”、卷六“行实”中有六处直接提及朱之俊，“诗偈”有“怀沧起朱太史”一首：“姑射峰头云散彩，一轮明月照汾阳，恒怀妙论朱夫子，异日西河共举扬。”同样，在《憨予暹禅师语录》卷五“诗偈”中，也有“次菊潭胡阁下韵”一首：“凤阙承金御，龙楼接玉音。惠风嘘庶物，德泽沛泉林。弦颂歌樵牧，仁慈及兽禽，股肱欣有道，良政合天心。”尤其是朱之俊，憨予暹往汾阳太子禅院即由其所请，《憨予暹禅师语录》卷六“行实”中记录：“至丙申元旦上堂毕，示拂二柄，命雪厂兄与我出位受付。自愧德微行浅，识智不聪，岂敢承此大任，固辞不受。本师云：汝各将去，他日自然风云聚会，为吾流通正法眼藏。嘱之再三，不敢违师慈命，遵付作礼而退。至二月初，忽命北来访诸祖庭，即时渡江涉晋，经历尧都，遇古羊二酉宋、大苑马，机缘相扣，遂请住霍山广胜寺。次受汾阳沧起朱太史请，住太子禅院，乃遣隐素、彻空二禅人复命。” 在《憨予暹禅师语录》卷四“机缘”中，直接记录了一段朱之俊与憨予暹的机缘对答：“朱太史问禅门机锋意旨如何，师云，西河狮子学士当知。史拟语。师云，汾阳异目天下咸宗。史云，玄机道理甚为难入。师云，休作道理会。史无语。师云，元来元来，便归方丈。太史异日又问，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意旨如何？师云，特地老婆心。史云，云门大士一棒打杀又如何？师云，赤心片片。史云，琅玡云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又作么生。师云，脑后着楔。”从中不仅可以解读朱、胡二人长达三十余年的交往与遗民情结，更可以发见二人寄情山水自然，特别是寄情于禅宗的情结。

从憨予暹守志汾阳看临济正宗在山西的传播

憨予暹所以守志汾阳灵岩寺，根本的原因在于灵岩禅寺、太子禅院、狮子禅院等都曾经为临济正宗第六世善昭禅师住锡，由之善昭禅师也呼为善昭汾阳，善昭汾阳在弘扬临济正宗中的重要地位，《五灯会元》等佛教经典中均可见一斑。

憨予暹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二月二次返晋后，前后住锡临汾乾明禅寺、大悲山普济禅寺，霍山广胜寺，汾州太子禅院、狮子禅院、灵岩禅寺。核之于地方志书，均可一一对应。民国《临汾县志》卷四？古迹记：“乾明寺，在城西南二十五里贾册村，元大德中建。”“普济寺，三，一在城北，一在城南，一在城西南十里，元至元中建。”此二条记载与《憨予暹语录》卷第二所记“住山西平阳府临汾县姑射山乾明寺”相同，前者在“顺治辛丑季秋望日”，后者在康熙六年冬月二十日。再加上卷第一“住平阳府古尧山广胜寺语录”（“顺治丁酉孟春既望”），三处记载均有对应。康熙《汾阳县志》中同样有明确记载：其一，太子院即天宁寺，宋善昭禅师住持于此，明了觉禅师住此十有七年，还有妙聪禅师、印宝禅师均住于此。其二，靈岩寺即小相村灵岩寺，曾有四大禅师住锡，唐无业、石楼二禅师，宋善昭、道一二禅师。其三，狮子庵，在城东五里魏家碱场，庵后有文峰塔。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汾阳太子禅院、狮子禅院、灵岩禅寺自唐代到明末临济正宗的薪火相传。

但十分遗憾的是，到现在，憨予暹当年在临汾住锡的几大禅院，除平阳府古尧山广胜寺即现洪洞广胜寺保存完好外，均已不复存在。据新修《临汾市志》第三十编“民族宗教”第二章《宗教》记载，“乾明寺，城西南25里贾册村，元大德中期建，毁。”“普济寺，城北30里，金大定中建，毁。”“普济院，吴阎里，元朝建，毁。”当年汾州府的三处禅院，仅灵岩寺得以恢复，天宁寺2012年开发了房地产，地下挖出的一块石碑也不知去向，狮子庵旧地则新盖了所谓汾阳王府。幸有洪洞广胜寺在、汾阳灵岩寺在，太原道场沟村观音堂大殿在，这些曾经布满禅宗三十三世憨予暹足迹的寺庙，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传承的佛教宗派有所改变，或者仅存建筑遗迹，但仍旧印证着禅宗临济正宗在山西大地的传播。在佛教的各个宗派中，临济正宗从其形成一直到清代初年都活跃在山西腹地。 探寻至此，文章似乎应该收尾。但探索远未结束，甚至是新的探索的开场。位于平遥城南16公里梁家滩村的白云寺，赫然矗立着数通碑石，《白云寺增修楼阁禅室开设丛林碑记》《重修南殿方丈客堂序》《增修白云寺碑记》《玉山禅师行状》等6通碑文中，明确记载了自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百多年间临济正宗在该寺院的传承，“开山第一代大和尚”明远即临济正宗第三十七世传人，一直传承至第四十一世宗伟大和尚。从临济正宗三十三世憨予暹到三十七世明远大和尚，二者之间是否为直传，一时还难以作出肯定的判断。但从平遥清代属于汾州府治，平遥、汾阳比邻等诸方面分析，得出憨予暹与明远大和尚直传的判断应该不谬。而从三十三世到三十七世间的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世传人是哪几位高僧大德，又为研究者留下探寻的余味。

同样是在平遥博物馆，即东大街的清虚观，陈列柜中陈列着一件特殊的文物，所谓“琉璃寿塔”，为大约高60厘米，腹部直径50厘米，口沿厚度3厘米的琉璃缸，缸体有烧造时即加堆的竖向牌位式塔铭：传临济正宗磬山下第五世□如鑑公寿塔。此件特殊的馆藏文物，尽管不知其确切的出处，但也可以为临济正宗在山西腹地的广泛传播提供又一佐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