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长期以向西方介绍中国为己任的中国特别公民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生于波兰，犹太族；1917年，随父母迁居中国；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38年底，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1944年5月，赴延安革命根据地采访；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全国政协六届至十届常委，还曾担任过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是著名记者、作家，撰写了许多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新闻报道和专著，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他两岁就来到中国，一生中只有8年不在这片土地，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15岁就开始新闻工作生涯的爱泼斯坦，以独特的视角见证了20世纪中国绝大部分岁月。在华工作70年来，他通过大量真实报道，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无比英勇的斗争所取得的成就——胜利地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报道给了世界，驳斥西方舆论的攻击，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加深了中外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他的众多著作已成为中国历史宝库中的特殊财富。为此，他曾诚挚地坦言：“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2004年爱泼斯坦在完成《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后还曾经感慨地说过：“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他有幸采访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也接受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后续各位主要领导人的祝福，他与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

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与他畅谈中国革命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2005），又名艾培，生于波兰华沙，2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他们一家先在哈尔滨住了3年，后移居天津，一直住到1937年末。这个时期，他们生活在外国租界区。爱泼斯坦才思敏捷，酷爱写作，15岁开始就在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

中国人民百年来的苦难与抗争，使爱泼斯坦逐步走上了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与广大群众抗日救国大潮汹涌澎湃，点燃了他内心酝酿已久的激情，决意投入这一伟大事业……

就是在这样汹涌的中国革命波涛中，1933年底，有人将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时任燕京大学教授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远东战线》交到了爱泼斯坦的手中，要他写一篇评论在报纸上发表。在阅读《远东战线》时，爱泼斯坦被书中的内容和作者的写作风格深深地打动了。他打听到斯诺在北京的住址，在一个周末专程去拜访了比他大10岁的斯诺，并很快和斯诺成为关系非同一般的亲密朋友。那一年，爱泼斯坦只有18岁。后来他俩一起踊跃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爱泼斯坦认为斯诺是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志同道合的朋友，自此开始了他们两人间长达40年的友情交往。

在对斯诺的不断拜访中，爱泼斯坦听到了斯诺访问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新鲜见闻，看到了《西行漫记》的手稿，与中国进步青年的接触，使他真正开始对中国的革命感兴趣。爱泼斯坦在22岁时，加入了斯诺夫妇主办的《民主》刊物，与司徒雷登一起出任编委和撰稿人。而且他随后就积极加入了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的行列，参与了对一二·九运动南下请愿学生的接待、安置活动，并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采访民众的抗日活动。还受斯诺的委托掩护过爱国学生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8月的一个晚上，斯诺夫妇带着3个神秘的中国人来到天津爱泼斯坦家中造访，说是请他帮助这3位爱国人士离开日军占领区，并特别嘱托要格外关照其中一位“李姓太太”。这3个人，一个是李姓太太，一个是王教授，其实李姓太太是邓大姐邓颖超，王教授是王世英，还有一位女士张小梅，是邓小平第一个夫人的妹妹，当时这些人真正的身份，他一点都不知道，虽然他那时候知道周恩来，知道邓颖超，但都没有见过面，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邓穎超。爱泼斯坦毫不犹豫就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下来。待安排好他们的住处之后，斯诺就离开了。爱泼斯坦马上利用父亲生意上和轮船公司的贸易关系，给这3位神秘人士买了票，并且在开船以前他让这些人乔装成他父亲公司的职员，甚至还巧妙地把“李姓太太”打扮成佣人的模样，跟着爱泼斯坦上了船。刚上船就从收音机听到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打到上海了，船不能到上海去，只好到青岛再继续走。他们没有办法，这3个人从青岛下了船，爱泼斯坦护送邓大姐从山东坐火车经过西安到达延安。一路上，他们胆战心惊，表面装作若无其事，最终顺利通过。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说，如果被日本人发现是很危险的，这几个人都会被抓走，爱泼斯坦也不例外。但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的身份，他只知道是进步人士，需要帮助。他最终不负重托将这位“李姓太太”安全送往延安。

36年之后的1973年秋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蹲了近5年监狱刚被释放的爱泼斯坦，出席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的斯诺部分骨灰安葬仪式。在仪式上他意外地再次邂逅几十年前护送过的神秘“李姓太太”！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不少人见了爱泼斯坦故意回避。这时，同周恩来一道出席仪式的邓颖超特意来到爱泼斯坦面前，大声地向在场所有人回忆当年爱泼斯坦护送她的惊险之旅，说：“我在天津第一次见到爱泼斯坦。现在我们认识已经36年了，我们是老朋友了。”这时爱泼斯坦才如梦方醒：她的真实身份原来是邓颖超！邓颖超这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似冬日里的炉火，令时年58岁的爱泼斯坦备感温暖，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1937年到1938年，身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的爱泼斯坦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他用自己手中的笔客观而真实地记下了卢沟桥事件的第一声枪响、天津争夺战的激烈悲壮、南京武汉军事事态的发展、台儿庄战役鼓舞人心的胜利，直至广州沦陷时的情景。爱泼斯坦始终旗帜鲜明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壮举。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前线，他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日本投降后，身在美国的他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endprint

1944年5月，以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联合记者的身份，爱泼斯坦参加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国民党的多重封锁，踏上了他很久以来一直向往的地方——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土地。

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设宴为他们洗尘。10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设宴款待，晚上举行了音乐晚会。在接下来3个月的采访中，爱泼斯坦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并且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震、聂荣臻等人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交谈。

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大会议室接见了中外记者团的全体客人，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在开场白中非常坦诚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简短讲话，他说：“欢迎诸位在这样热的天气里来到延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个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讲又相对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毛泽东发表讲话接受提问之后，又胸有成竹地对记者们说：“哪位愿意继续谈，单独地或几位一起，都欢迎。”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十分高兴，要求单独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欣然答允。记者团的领队谢保樵坚决反对。然而，延安不是重庆，国民党官员已经控制不了外国记者的行动了。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各条战线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云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准备参加中共“七大”，此时正是进行采访的大好机会。外国记者自行其是，找人采访、谈话、交朋友、拉家常十分融洽，谢保樵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可奈何。

爱泼斯坦单独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邓发、徐特立和许多赫赫有名的中共人物。爱泼斯坦单独采访时，他同毛泽东促膝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毛泽东回答他提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毫不装腔作势，而是把自己的看法和思想，用通俗而深刻的话，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当他得知爱泼斯坦为《联合劳动新闻》等多家美国新闻媒体写文章，便饶有兴趣地向他询问有关美国劳工运动和美国共产党的情况，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爱泼斯坦通过接触和观察，感觉毛泽东一点架子都没有，十分平易近人，常常不带警卫员，在满是尘土的街上散步，跟碰到的老百姓随意交谈。当和记者团或在其他场合同人们合影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安排他站在中间，而是随便站个地方，有时站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后面。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同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吃过几顿饭，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模，十分随便，一共不超过两三桌，边吃边谈，饭菜也简单。

在边区采访的每一天，都让爱泼斯坦处于兴奋状态，他在给自己当时的妻子邱茉莉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边区不光是一个有关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的人民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他们代表未来。”

而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爱泼斯坦也毫不吝啬笔墨地大加赞赏，他形容周恩来“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称朱德则像是“任何人的父辈，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而对于毛泽东，爱泼斯坦则说：“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他还在报道中记下了以下这些有趣的生活细节：“毛泽东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

毛泽东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更是令爱泼斯坦难以忘怀。他写道：“在延安时，毛泽东的轻松自如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他的事情这样多，责任这样大。事实上他是极其繁忙的，而且是在很大压力下工作的。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开辟了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频繁，行政组织工作也很复杂。在与国民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主要的决策者——如何顶住国民党的进攻，避免内战，又要鞭策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著述与党内辩论中，他制定了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的举止与在重庆的蒋介石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后者拘泥形式、不自然、神经过敏，说话时经常一个字一个字地蹦，而且看上去总是很紧张。蒋坚持事必躬亲——从事后指责自己的指挥官，到亲自召见国民党指派出国的每一个官员，还让一个相士藏在帘子后面，观察那个官员脸相是否有不安或不忠的迹象。毛泽东在那时候很明显地乐于放手让各级干部分担。以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地理上的分散和相互之间通讯的困难，根本不可能从具体细节上指挥远离中央的各抗日根据地如何采取军事和政治措施。各根据地只要理解和遵循总的指导方针，由他们自己判断，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提及朱德，爱泼斯坦在《朱总司令采访记》中是这样着墨描述的：“朱德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他的一头浓密黑发，宽宽的脸庞，长着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眼睛，加上他富于理解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都会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輩，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活儿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常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很适当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在延安的日子里，爱泼斯坦看到，在这里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到广大的干部战士和边区的人民群众，“没有厌战情绪，也没有惰性，每件事情都像春芽一样新鲜，”到处都是一派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景象。爱泼斯坦在延安生活得十分愉快。他还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一有空就给妻子邱茉莉写去许多家信，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延安人的生活情形和他的亲身感受。在7月30日的信中，他写道：“人们的生活习惯既简单又随便。你经常看到进来的人不做自我介绍，因此不知道他是一个小合作社社员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大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并且有头脑，他们谈的事都和现实密切相关。他们爱笑、爱唱，听不到歌声是难得的。在星期日和假日，学生和老乡们有时在街上跳舞（指扭秧歌）。这里纯粹是农村，假如不关上房门，鸟儿就会飞进来，院子里的鸡也会跑到屋里散步，甚至会跳到书桌上，听到吆喝声便匆匆跑开了。”“白天在太阳下边蛮热的，晚上凉快。延安河里可以游泳，但水流较急，水也浅，泥沙多，游泳不太带劲儿，但下去泡泡，凉快凉快还可以。人们下到河里玩，穿什么的都有，或什么都不穿，没人在乎。每当夜幕降临，河边就成了情人的走廊。周末晚上，许多学校和机关都组织舞会。女孩和男孩一样，都干活，有想法，也爱唱歌，爱玩爱闹……”

8月30日，爱泼斯坦在给邱茉莉的又一封信中说：“亲爱的，我真希望你也能来这里亲眼看看。这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在延安几个月的采访中，爱泼斯坦工作表现得十分活跃。他激情澎湃地奋笔疾书写下了近10本采访日记，并且向国外许多报刊发出了大量新闻通讯报道，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让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了解了中共领导人。在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通讯中，爱泼斯坦写道：“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能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佳选择。”

不仅如此，他还主动积极帮助延安的中国同行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他就延安的对外宣传工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经过爱泼斯坦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更何况还是他借手摇发电机的电波，从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向全世界播发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