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静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文化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20世纪90年代后，科学哲学的研究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即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是指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后，科学哲学的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它以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和布鲁尔为代表，深受现代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转向了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皮克林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的出版，标志着对科学的研究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了作为“文化的和实践的科学”。科学实践哲学这一全新的视角为重新思考科学、思考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合理性问题等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

一、从“理论优位”到“实践优位”

在科学实践哲学发展之初，理论界发生过两次著名争论：第一场争论发生在布鲁尔和林奇两位科学哲学家之间，讨论的是“规则与实践谁在前”的问题；第二场争论发生在柯林斯、耶尓莱和卡伦、拉图尔之间，讨论的是“自然与社会谁决定真理”的问题。它们被记录在《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

1.在第一场争论中，布鲁尔更加倾向于从理论优位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对于规则悖论的解决途径。他断言，从社会的视角更有利于解决这一困境。从这一视角去看，实践之所以能够被规则所指引是由于那些服从规则的人追求相同的利益，而对于使用规则的方法，他们仍然是基于共同体的利益倾向，通过谈判来达到最终一致的认可。这似乎是一种社会契约，契约签订好之后被嵌入具体的实践中。理论优位被突显于这一过程之中。

与之相反，林奇却认为：“这样一种解读忽视了规则与其应用之间的‘内在关系’。”[1]178换句话说，林奇想说明规则与应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它们不能被单独地抽离出来进行讨论。因此，他声称解决这一困境最好的方法是基于实践，实践优位在这一过程中被突显出来。他把每一次对规则的叙述都视为一个索引性表达，“一个其意义被确定在其语境中的阐述”[1]281。实质上，林奇表达的观点是，只有当规则被嵌入实践中时，它才被赋予了真正的价值。因此，他强调了实践是在规则之前。这场争论预示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发生了转变，即从社会建构论转向了科学实践哲学，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解读科学。

2.第二场争论是在一场名为“认识论之鸡”的游戏中进行的。这场游戏需要角逐出在认识论的决策中走得更远的人，这个人将是更为英勇的人，否则就会被嘲笑为像“鸡”一样怯弱的人。柯林斯和耶尓莱作为游戏的一派“玩家”参加角逐赛。他们断言，实在之所以能够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是由社会决定的，这被称之为“社会实在论”，这一论断使得在一切文化中，被科学所赋予的最突出的认识论的地位被合理地消解了。他们还断言，社会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包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专攻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也包括不专攻于科学研究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甚至是普通民众。这些社会实在论者一直用一种朴素的方式在社会世界中进行各种实践活动，这就好比科学家朴素地在自然界中进行各种科学考察一样。

与之相反，作为游戏的另一派“玩家”，卡伦和拉图尔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并非倾向于社会这一极端，而是倾向于自然与社会共同决定实在的生成。他们断言，世界并非仅围绕一个中心点旋转(自然或者社会，主体或者客体两种极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两者的聚合体，被拉图尔称为“中间王国”，这种聚合体表现出一种杂合的特征，用actant表示。这就是拉图尔对方法论对称性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即广义对称性原则。广义对称性原则实际上想表明非人类因素在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导致了对于科学的关注点不再是知识而是实践。这一视角将我们带入了实验室的微观研究，即基于“中间王国”，把实验室作为科学知识建构的人与物的共同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去观察最终的科学事实是如何生成的。其中，“物”具有两层意思：“第一，实验室中真实存在的物体，包括仪器设备、微生物等科学知识建构所需要的物质材料；第二，是一种空间中的聚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聚合为‘物’，是一种‘物化’过程。”[2]

拉图尔对“法国巴斯德化”的追踪性描述研究，进一步展现了实验室作为科学实践中心最终建构科学事实的这一“物化”的过程，即人类行动者(农民、卫生专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农业部长、巴斯德本人)与非人类行动者(农场中“野生的”细菌和巴斯德巴黎高师实验室中的细菌、动物)通过“磋商”，最终建构“炭疽热是由炭疽杆菌所引起的疾病”这一科学事实的过程。例如，(1)巴斯德在法国农场重新构建了实验室的条件：将肮脏并充满着难闻的怪味、挤满了乱跑乱窜的动物的农场改造为整洁干净的空间，并带上自己的工具、显微镜、消毒器具和实验室记录本，将农场改造为能够看见微生物的简陋的实验室……这种重新构建为他与“野生的”细菌、实验设配(培养细菌)、动物(牛)、实验室内的受测动物之间不断地“磋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空间，从而得以在“新的行动者(细菌)和旧的行动者(疾病)”之间建立联系；(2)为了有足够的话语权与部长、外科兽医生、农民和微生物学家进行“磋商”，让他们相信炭疽热就是“炭疽杆菌所引起的疾病”，他不得不返回他有绝对主导权的巴黎高师实验室，培养大量的细菌。接着，巴斯德在实验室内模拟了实验室外的疾病发生过程：他将霍乱病毒接种到动物身上，最后动物病死了。在此，巴斯德在实验室空间内得到了“炭疽热是由炭疽杆菌所引起的疾病”这一科学事实。

总之，科学的研究和讨论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对于科学的讨论更加关注于实践中科学的生成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深度描写”，这让我们看到了从最终的科学文本中无法看到的有趣而又生动的“制造过程”。

二、从“既成的科学”到“行动中的科学”

在科学实践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T)由拉图尔提出。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追踪和跟随行动者，尤其是科学家，去观察科学事实是如何在实验室中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试图去展现科学、技术、自然和设备仪器是如何被交织在一张无缝之网当中的。这一视角将科学从认识论研究转移到经验研究，它宣称我们面对的不是最终的科学事实抑或是科学结论，即既成的科学，而是实践中的技科学，这种技科学的特征是充满不确定性，即行动中的科学。

从“既成的科学”转变为“行动中的科学”，拉图尔挑战了逻辑实证论和社会建构论所坚持的二元本体论或是静态本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呈现了一种新的本体论观点。这种“新的本体论”是基于拉图尔提出的“广义对称性原则”。这一原则首先反对了布鲁尔提出的对称性原则，认为其对称性仅体现了方法论上的对称，而忽视了本体论上的对称；其次，这一原则并非认为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真的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是提倡应该对称性地看待自然与社会、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作用，试图消除哲学上一直存在的二分状态，坚持从自然与社会两者的混合，即从“自然—仪器—社会”的聚集体去追踪科学在实验室中的建构过程；最后，这一原则强调的是非人类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非大家所理解的一种“毫无生命力”的存在，相反，它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而，我们应该用“对称性的态度”去看待它们。

以广义对称性原则为理论基础，拉图尔认为，逻辑实证论或者是社会建构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都没有摆脱康德主义的自然与社会二分的状态。然而，拉图尔认为，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是不存在的：世界中的微生物并非一直以一种同样的方式存在，而是在行动的网络中变形与最终成型的。拉图尔在《潘多拉的希望》一书中通过描述亚马逊雨林中的土壤被本体论化的各个阶段来说明微生物的这种混合本体论化抑或行动本体论化是如何最终被形成的过程[3]：土壤在对照卡、数据、样本归类卡、图表与报告等中间的各种因素中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转换。在一次又一次的转换过程中，土壤的本质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每一个参照架、物质之间相互的关联行动，以及当下土壤本身的中介都是融合关于土壤概念的一个必要的构成因素。事实上，这些参考架构就是拉图尔所谓的“铭文”，这一过程就是一个从一种铭文到另一种铭文的“转译链”的形成过程。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么就会导致整个转译链条的崩塌，从而导致无法形成最终的结果。因此，这一过程是由多种多样的行动者(土壤、森林、设备、整个专业团队)所组成的行动者的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使得远在亚马逊雨林的最为粗糙的土壤成为我们头脑中最为精致的概念。可见，“科学是一项巨大的书写事业……需要具体的技能和/或技术装置。如果没有它们，知识的制造就不具有生产型”[4]。

简而言之，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的视角看，土壤本身并非静态地存在于自然中等待我们去发现，而是要经过一系列诸如前文所说的过程，是在各种异质性的行动者之间不断地移动、转化、转变，最终生成一个新的本体。因此，这些中间的异质性的行动者不但十分重要，而且绝对不可以被忽略，它们都是土壤“本体论化”的参与者，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发生问题，转译链条就会崩塌，最终的新本体就无法生成。因此，客体并非先验存在的，而是由各种异质性行动者转译生成的。这样，指称就从逻辑实证主义提倡的真理符合论，转变为充满各种异质性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的一系列转译运动，拉图尔称之为“流动指称”(circulating reference)。逻辑实证论和社会建构论的缺陷就在于忽略这一动态的转译过程，而仅仅把科学或科学事实看作一种静态的存在。

综上所述，ANT的“行动本体论”试图对实践过程中科学知识/科学事实生成的各种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描写”。ANT对本体论的思考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后者倾向于去描述先验的实在，是一种静态的本体论的思考，而拉图尔关注于从实践的视角去描述一种自然实在本体论化的过程。一方面，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行动本体论对物质化的机制(materializing apparatus)的思考，提出了存在于我们当下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各种异质性的行动者嵌入实验室中相互作用，最终生成科学实在的过程，让科学的讨论迈向了一种“人与物”的混合本体论的阶段，这种本体论化的产物也被称为“赛博”；另一方面，这一视角挑战了传统科学哲学对科技真理性和客观性问题的讨论，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实践的视角去思考真理性问题和客观性问题。

三、从“不对称性原则”到“对称性原则”

在20世纪90年代后，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转向了科学实践哲学，这一转向不仅带来了科学观上的转变，也带来了方法论上的转变：不对称性原则→方法论对称性原则→广义对称性原则。正如前文所言，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下，真理、科学由自然解释，科学与自然交叠在一起的，而对于谬误、信念则完全交给社会解释，这造成了方法论上的不对称性。与之相反，以布鲁尔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了“方法论对称性”原则，声称应该用同一原因和同样术语(社会)去解释真理与谬误、合理与不合理。基于这一原则，无论是西方科学还是地方性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地位上没有任何差别，最终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

解决这一相对主义问题的方法是纳入最初由卡龙所提出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以此作为方法论基础去对科学进行讨论，这也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广义对称性原则是指，“人类学家必须要将自己摆在中心的位置上，从而可以同时追踪非人类和人类属性的归属”[5]。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最终生成的科学都是一种自然—文化等各种异质性因素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在建构方式上是极为相似的——都是通过不断地征募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两者在实践过程中相互缠绕，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出行动者网络，并使得这一网络越来越坚固，这体现了广义对称性原则的平等性。

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规模上的巨大差异——征募的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在行动者网络中发生了征募和转译的过程。众所周知，一开始，网络中的每一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愿望、目的和利益，而每一个行动者都希望变得比其他行动者强大，从而成为代言人，这就需要通过征募和转译来实现。转译是指在网络中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来行动，任何的作用过程都意味着背叛。因此，谁能通过各种策略[注]例如，当一个行动者在征募其他力量时，他必须创造出原先没有的利益关系，将之吸引过来，而这一过程是不确定的。和转译征募的行动者越多，这些不同的行动者就会站在他们身后，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使得最初那个“弱小的行动者”变得越来越强大，并获得了替这些背后的力量说话的权利，这个最初“弱小的行动者”成为一个代言人(spokesman)，而其他的行动者则成为被代言之物，不再说话。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通过不断地“磋商”而联盟的过程。这一过程造成行动者网络中各个行动者之间的紧密程度和联盟程度的差异，这也是导致西方与非西方科学谁占主导地位的原因，体现广义对称性原则的差异性。

因此，从广义对称性原则的视角去看，文化相对主义所犯的错误主要在于三点：第一，在表征自然的过程中，自然被完全排除在外，抹杀了自然的重要作用，这形成了本体论上的不对称性；第二，忽视了基于不同的文化而形成的最终的科学产物在规模上的巨大差别，尽管它们在建构的方式上是相同的；第三，相对主义者将所有的文化都放置于对自然进行同样的表征之上，并认为它们在地位上是相同的，但忽视了西方试图支配非西方所做出的努力——不断地进行非人类因素的增殖，使其异质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从而使得网络更加牢固。

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拉图尔不仅批判了文化相对主义，也对西方科学之所以受到万众瞩目进行了解释。他认为，西方科学之所以受到万众瞩目并不在于它具有普遍有效性，而在于它招募了更多的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使得这些异质性因素之间变得更加紧密，扩大了网络范围，且这种科学并非与前科学在认识论上完全地割裂，却是在不断地增加异质性因素后都会发生一种新的转译，形成新的杂合体，杂合体又在不断地增殖。试想一下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模式。西方的传教士作为一个行动者，他在中国通过各种“策略”将各种人才征募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这一边，随着征募的人数越来越多，站在他身后的“力量”越来越多，传教士和他所征募的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一起宣扬和传播西方科学，扩大了网络的规模。“在此，别无特别之处：尽可能地将最大可能数目的忠诚的盟友征募入内，尽可能地将我们所怀疑者排除在外。”[6]为此，科学的真实形象就是作为专家的科学家不断征募盟友、最后所结成的强大联盟；科学这个名字所指称的仅仅是“某些网络、某些联结”。

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的视角去看，科学技术既没有反映自然也没有反映社会；从其本性来说，科学技术不再是一种表征主义，不再是以反映实在为最终目标，而是一种对称性地看待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在实践中生成杂合体的生成论。因此，当我们讨论科学的时候，不再去讨论它与所表征的自然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去讨论它所在的网络中与各个行动者之间相互缠绕的演化关系。这使得我们研究的方向从理论转向了实践，从辩护的语境转向了发现的语境，从认识论转向了本体论。

四、结 论

科学实践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法论视角，让我们不再从理论、静态的视角去理解科学，而要从实践的视角去理解科学，把科学看作完全动态的实践。这一目的在于将科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从而让我们不再仅从宏观方面去追求对科学进行理论的述说，而要关注于科学如何在情境中通过各种异质性因素的联结而建构起来的过程。由此，科学的内在性从作为理性理论的内在性转变为实践的内在性，从而概括出一种生成论而非表象论意义上的科学观。在这种科学观下，研究和讨论科学的重点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这种转向会使自然科学的合理性以一种全新的历史面貌重现。

然而，从这种方法论的视角去研究地方性知识存在的问题在于，拉图尔和皮克林所坚持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使他们都陷入了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即把实验室中的科学视为各种铭写的装置。例如，实验室的具体技能、实验室的仪器之间任意的一种杂乱的零散的拼凑，是一种没有秩序的和杂乱无章的组合，科学家则成为将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修补为完美的科学事实的人。的确，从这一方法论视角去解读科学有它的合理性，也让我们对科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然而，这种讨论的缺陷一方面在于完全地放弃了科学的自律性、科学内在的有效性和实际科学活动中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很多国内的学者利用这一理论来研究地方性知识，如中医、藏医等，这不免让人质疑用西方STS的研究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的地方性知识的合理性。因此，如何实现科学实践哲学的“中国化”也是国内这一领域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