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石洪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受乾嘉朴学和春秋公羊学的影响，激于道咸以来的国运时事剧变，晚清词的思想艺术均取得了迈越清前中期词、步武唐宋词的成就，题画词亦在晚清时大放异彩。道咸时公羊学派代表人物、常派重要词人宋翔凤(1777—1860)，在学术上兼采汉宋，以古文经学之训诂名物求取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1]；在词学上推衍业师张惠言的“寄托”词论，“既重视词的社会功能，又顾及词的抒情功能”[2]。宋氏传世词294首，其中题画词70首[注]宋翔凤词集《浮溪精舍词》(《清名家词》第七卷)收词集三种，录词291首，其中题画68首：《香草词》(道光元年刻本)8首，《洞箫词》(道光九年刻本)15首，《碧云庵词》(咸丰三年刻本)45首。又，宋氏诗集《洞箫楼诗纪》卷二十四末附词2首，均为题画词(道光二十八年作)，详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页。另，从潘曾玮《玉洤词》(咸丰四年刻本)卷首题赠词，辑得宋氏《汉宫春》1首，详见《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823页。本文所引宋氏词均出二书，皆不再出注。，可见题画是宋氏词作的重要题材。宋翔凤游幕各地，仅从词题看，宋氏题画词中涉及的友人多达35位，如宋氏跟同乡潘曾莹、潘曾绶等人过从甚密，宋氏为潘氏兄弟所作的题画词就有11首，应请而题或参与集咏是宋氏创作题画词的主要动因。清士人喜绘制各种表现文人理想生活图景的画像，如卞永誉此类画像有30多幅，王士禛绘有18幅，宋翔凤亦绘有《笠屐写真》《扬州词意图》《城南灯火图》《高楼风雨卷子》等图。宋氏题画词主要表现道咸寒士怀抱利器而郁郁不得志的情怀，在艺术上体现了融学于词、长于比兴、风格雅正悲郁的特点，堪称常州词派的题画大家，引领并推动题画词从浙西末流的“形似”之风走向“尚意”之气。

一、“抚榛莽以兴叹”的寒士情怀

宋翔凤作词以抒情为主，认为“盖歌词之始，必生于情，情之所钟，由于恻怛，伦常之大、交际之广以及动植之触感、时序之流连，罔不索之沉冥，寄乎遥远”(《与陆祁生书》)[3]。对于词之内容，他认为“古之穷士，抚榛莽以兴叹，送回波而欲泣。考吾所遇，一皆备焉，非假途于填词，莫遂陈其变究”(《浮溪精舍词·自序》)[4]。因此，宋氏题画词主要抒发他“抚榛莽以兴叹”的寒士情怀。

其一，不遇飘零。一方面，沦落失意的不遇感伤一直流泻在宋氏笔端。宋翔凤自嘉庆五年(1800)中举后，一直没有考中进士，后来大挑才选为泰州学正、旌德县训导，59岁开始(道光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八年，即1835—1848年)在湖南新宁、耒阳等地担任县令等职。宋氏题画词多有沦落不遇之感。如其《高阳台·自题笠屐写真》：

何事蹉跎，轻过壮老，虚生四十余年。鬓影丝丝，几人识向愁边。章门昔日经游地，遇寻常、貌我寒肩。到而今，依旧飘零，独立花前。 昂藏七尺空如寄，负芳春明月，遥夜清弦。触事悲凉，旧尘往梦都捐。从兹笠屩江湖里，去安排、水宿云眠。且收来，眼底群峰，脚底苍烟。

友人李兆洛谓宋氏“年四十，始选为学博，已不胜忧伤憔悴之感”[5]79。本词所写，正是宋氏四十余年困顿生涯中岁月蹉跎、一事无成的悲慨。“章门”为汉京师长安十二城门之一，词中代指京师城门，词人中举后多次入京应试，见过数次的城门见证了词人的辛酸经历；那些寻常旧知遇到落魄词人，眼里带着鄙夷不屑的神情，使词人不禁发出“到而今，依旧飘零”“昂藏七尺空如寄”的感慨，甚至于生出寄隐江湖、聊过此生的消极想法。

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6]87、“万马齐喑究可哀”[6]521的嘉道时代，才士多遭摧抑，宋翔凤的《水调歌头·王百穀遗像》词则是借古人遭际反映这一普遍现象。明代吴中名士王穉登(1535—1612)，字百穀，宋氏感叹其“当日牡丹赋就，羞杀瀛洲阆苑”的横溢才华，却遭人排挤，不荐于朝[注]嘉靖末年王穉登游京师，客大学士袁炜家，“炜试诸吉士紫牡丹诗，不称意。命穉登为之，有警句。炜召数诸吉士曰：‘君辈职文章，能得王秀才一句耶？’将荐之朝，不果”。 详见《明史》第2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9页。，只能在“几卷法书名画，几个名倡大侠，日暮且周旋”的风流放荡中了此残生。从词中“不知造物何意，生此太徒然”“何必传文苑，身后有人怜”等句可见，宋翔凤对这位异代知己的遭遇欷歔不已。

另一方面，“枯树怜身，浮萍比迹”(《生查子》组词跋)[7]296的飘零感伤亦屡在宋氏题画词中表露出来。仅“飘零”一词在宋氏题画词中出现11次，“天涯”出现16次。除去湖南为官及短暂的担任学职(泰州学正、旌德县训导)，宋氏基本上处于四处漂泊的状态。少年青年时侍父宋简云贵任职，辗转西南各地，后多次应试，往返于京师途中，还曾入陈预、盛方伯、邓廷桢等人幕府，漂泊各地，羁旅天涯、飘零江湖的感受，触绪纷来，如《念奴娇·林东溪醉红山馆图》：

故园回首，有深红一径、澄潭千尺。总为飘零书剑远，从此云山迢隔。数载江皋，相亲鱼鸟，吟尽终何益。问君薄宦，冷怀应胜迁客。 留滞只在天涯，相思不见，名字常相惜。忽向邮筒传数纸，也信词人心迹。雨后看山，风前展画，情动遥天碧。还凭寄语，几时同醉芳席。

友人所绘纷红涧碧的绚烂秋景图触动了词人的羁宦之感、浓挚乡思，词人的宦游之地虽也有水云荡漾、鱼鸟相亲之景，但这怎么能跟澄潭映碧、深径覆红的家乡苏州相比？浮沉薄宦，冷怀如何不似迁客！天涯留滞，仅靠邮筒数纸递传相思；书剑飘零，只能在看山读画的无奈中消遣。举凡飘零之感、故园之思、友朋之念、迁客之悲，无不浑融词中，情溢纸外。又如 “又觉天涯寒料峭，许系扁舟孤岸。十载飘零，故人余几，往事愁重按”(《百字令·访李申耆于暨阳讲舍，出倚杖数归雅写真属题》)等句，将天涯数载漂泊、孤舟相伴的孤独、初春时节的峭寒以及知交零落的感叹等感受融为一体。其他如“谁识飘零书剑影，千里外，一身遥”(《江城子·程幼桥江干访旧图》)之书剑飘零孑然一身的感慨，“天涯尽任飘零去。得相逢、无聊慰藉，各伤迟暮”(《金缕曲·席蕙生杏花春雨小楼储书图》)之天涯相逢各伤迟暮的情感，“萧条意。绝似天涯倦旅。茫茫疑坠云雾”(《摸鱼儿·题画钟馗》)之绝似画面的前路茫茫、如坠云雾的天涯倦旅感受，写尽了词人飘零天涯的各种悲凉。

其二，傲怀劲节。嘉道时期，文字狱威劫犹存，宋翔凤数年浮沉小吏，个性偃蹇，言论动遭非议，行事屡被排斥：“数年以来，困于小官，事多不偶，既不能执骫骳以合流俗，又不能枯槁以就山林。不平之鸣，托之笑傲：一往之致，消以沈缅，略曲谨而思弃，视龌龊而谁与？于是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屡丛谗讥。”(《浮溪精舍词·自序》)[4]宋氏不平之鸣的傲怀劲节，在其题画词中多有表露。如《辘轳金井·姜种梅濡颖图》表现了词人刚健、郁勃甚至于放旷的胸怀：

五更书幌，笑毛锥、自把平生闲过。刚健多姿，为差来婀娜。尽成坎坷。只分与、砌虫相和。乱叶签声，寒云研色，含豪枯坐。 狂言怕惊四座。闻海滨畸士，修竹人卧。白石风流，况红牙歌可。乌丝字妥。约何日、一尊寻我。更写花枝，添将月影，题完愁破。

上片“笑毛锥”用毛遂自荐典故，隐寓词人脱颖而出的经世之才；“刚健”二句借毛笔刚健婀娜的笔性特点，既契合画“濡颖”之题，又隐寓词人的兀傲胸怀；上片后二韵则极写以经术相高的词人在“含豪枯坐”的冷寂铅椠生涯中打发时光的悲哀。下片抒写词人遁入词酒风流生活的无奈。[注]此词入编《香草词》，可能作于词人泰州学正任上(1815—1820年)，与“海滨”的地点相符。排在此词后第五首词《珍珠帘·余庚辰应礼部试……》明写时间是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此词稍后《喜迁莺·缪子嘉螾山小筑图》词“难道海滨终老。更俯仰，笑登楼王粲，书空殷浩”等句，亦点明词人对久任泰州学正的厌倦，可见“海滨”当指泰州。此时宋氏正跟放言高论的龚自珍过从甚密，“狂言怕惊四座”正是词人不谐时俗、遭人忌恨的形象写照，“畸士”既指友人，更指词人自己。面对画中“濡颖”避世友人惬意于修竹高卧放浪形骸的文雅风流，词人不禁产生了与友人尊酒对酌、红牙轻按、濡毫填词以遣穷愁的遐想，实是词人郁勃胸襟的消极反映。又如《水龙吟·陈芝年观海弟二图》词“遥天极目，东风吹返，飘零犹寄。卷里烟霞，胸中岛屿，傲人余此”等句，是对画面云烟缥缈海上仙山的描绘，实寓词人飘零困顿中的嶙峋傲怀；《金缕曲·席蕙生杏花春雨小楼储书图》词“跋扈飞扬畴昔事，回首斜阳易误”句反映了词人时光回溯中疏顽狂狷依然不改的秉性；《满江红·倪玉女画石，黄石斋题句障子》“瘦立能令圭角露，空撑那借藤萝色”句对圭角毕露、藤萝空撑之瘦石画面的描写，既包含着对昔贤(黄道周)贞女刚怀毅节的赞美，也是词人棱兀胸怀的写照。

宋翔凤在题花鸟画词中又好以“虫鱼亦尔雅，草木变离骚”(《除夕守风彭泽舟中，读龚舍人自珍〈定庵初集〉十六韵》)[5]137的比兴手法砥砺劲节，如《南柯子·星斋画红梅，琇卿夫人补竹索题》：

竹弄吟声碎，梅添绮思新。相依已类比肩人。相向风前、占了十分春。 高绝空山里，移将玉砌邻。各持明月照前身。一任夭桃、含笑柳含颦。

潘曾莹(号星斋)、陆韵梅(字琇卿)夫妇擅画工诗，“星斋又得琇卿为佩，神仙佳偶，人艳称之”[8]。词上阕描绘画面相倚相向、占尽春色风流的琅竹绮梅；下阕以高绝空山状竹之亮节，以明月照前身譬梅之高雅，以带笑含颦的俗桃媚柳反衬竹、梅的高洁绝俗，既赞美潘氏夫妇志趣高洁、琴瑟和谐，又袒露词人高雅绝尘的品格。又如《生查子·画红蜀葵》，画面疏篱斜绽的红蜀葵既色浓如酒又带刺棘手，荼蘼花本就寂寞开最晚，殿在荼蘼后开放的米囊花却能跟红蜀葵默默相守，这明显是词人绚烂晚节的形象表现。《水调歌头·冯晋鱼梦游弇山图》“结得胸中云海，印取旧时风月，相望各千龄”等句，在对乡贤王世贞的想望中，也表露词人胸蕴云海、心鉴风月的峻洁人格；《河传·折莲仕女图》“寂寞芙蕖自红……应解莲心苦。最盈盈。最亭亭。酒醒。此怀和露清”等句，以寂寞自红的莲花、自苦的莲心映衬众醉独醒、清怀如露的盈盈仕女，无疑是词人苏世独立精神的逗漏。这些题画词的辞藻、意象及立意多与屈子逆境中的“复修初服”的品节砥砺相类，都是词人砥砺劲节的典型表现。

其三，爱情忆念。对坎坷人生中浇释郁怀的红粉知己的忆念，亦是宋翔凤题画词的重要表现主题。宋氏钟情于扬州遇合的一位烟花女子，其《生查子》之十云：

瘦词人未明，杂事谁能秘。举手赠洪厓，不是文游戏。 江南魂最销，塞北心如醉。四面问春山，可比眉间翠。

宋氏非常看重这段“不是文游戏”的感情经历，“塞北心如醉”的科举失意似乎在“江南魂最销”的温柔爱情中得到了慰藉。嘉庆二十五年(1820)夏，宋氏与龚自珍在扬州相逢，以侧艳诗互相唱和[9]，其《金缕曲》12首、《望江南》12首、《生查子》10首等均关涉对这位女子的追忆。宋氏两首题咏遇合女子画像词，对理解他的隐秘感情颇有帮助，如《紫玉箫·题画纪事》：

红药台边，燕支街里，几回花醉香浓。无端别恨，恨香留衫袖，花隔帘栊。算难消受，春意醒、光自朦胧。浑疑想、一种绮情，尽误疏慵。 何人解识芳讯，却揽取霞怀，写就云踪。梅花赋好，奈个侬天远，离思重重。最清寒夕，问艳影、月底能逢。空延伫，良宵细签，自数楼钟。

此词编次于追忆爱情的《莺啼序·题春江花月志》词后，《莺啼序》“十三楼杳，廿四桥迷，觅来总不是……年时忏悔，平生怊怅，生花难梦江郎笔，又虚空、书遍相思字”等句，已将词人当时因故(可能财力不够)未将所钟情的女子赎出的悔恨相思之情写得相当沉痛。宋氏还请人绘画纪事，“红药台”“燕支街”点明所遇的是烟花女子，故用“题画纪事”的“微言”方式将画题隐去(上述艳情组词均无题)。从顾广圻为宋氏而作的《蝶恋花·宋于庭扬州词意图》[10]词序(1822年作)及“似此伤心谁与共。美人清泪风吹冻”等句来看，宋氏所制画即怀念恋人的《扬州词意图》。睹画思人，此词主要抒写词人对遇合女子的深挚思念和难以排解的孤独寂寞。画面倩影撩起了词人对昔日“花醉香浓”旖旎爱情的温馨回味，仿佛自己衫袖上仍带着佳人淡淡脂粉香，帘栊外的迷离花影幻成了恋人的迷人笑靥，含有某种难言之隐的“无端”别离使词人痛苦不已，恋人“芳讯”全无，纵有梅花赋的绮丽才情，又如何能将自己“云踪”“霞怀”传达给心爱之人？词人不禁生出“月底能逢”的痴想，陷入月夜徘徊不止、数着钟声难以入眠的相思痛苦中。又如《春从天上来·题画》词亦是题咏恋人小像的“绮怀”之作，隐去画题的抒情手段略同于上词，当时江皋初遇皎若明星、玉立清宵之恋人的画面，成为词人挥之不去的温馨记忆，娇艳海棠、婀娜柳枝在词人眼里幻作了恋人的靓姿倩影，“几度过了春潮”的时间抹不去词人“年年总成愁绝”的往恨绮怀，只能凭借画中佳人抚慰相思之苦。宋氏一些题咏仕女画词，往往借画面仕女抒写他对所遇合爱情的追念，如《薄幸·孝逸索题仙鬟采药图，即和其韵》词亦借题咏抒写词人无缘再见扬州遇合女子的深切思念，对当年未能跟她结合的悔恨，以及关合神女画题企望再见恋人的痴情；恋人怀思又是跟词人不遇的飘零身世融合在一起，所以格外怆痛感人。

二、雅正悲郁的题画词境

宋翔凤题画词在艺术上体现了经师词人融学于词、常州词派长于比兴的特点，庶无宋氏同门金应珪所抨击当时词坛“鄙词”“淫词”“游词”[11]3485的弊病，多有风雅之遗意，已臻雅正悲郁的题画词境。

其一，融学于词。铺排学问，阐发艺理，融学于诗，这在宋代苏、黄的题画诗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到了清代，题画词中亦出现了融铸考据学、金石学、音韵学等朴学知识的端倪。谭献曾说：“近世经师惠定宇、江亘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张皋文、龚定庵，多工小词。”[12]朱彝尊、王昶、焦循、吴鼒、凌廷堪等人的题画词多带有融学于词的特点。宋翔凤作为“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13]的经师家词人，其题画词具有将训诂名物的考证巧妙融入词中的特点，如《满江红·木兰从军图》堪称典例：

女子知兵，想自古、引弓风俗。沙尘里、蛮绦重系，绣靴轻蹴。十二年增戎马恨，一千里借明驼足。细看来、忠孝失男儿，军书促。 黄河畔，曾游牧。黑山下，前番宿。是隋家遗事，乐官新曲。人列启民酋长内，地思大利坚城筑。问而今，能取木兰诗，从头读。

此词上阕结合画面上木兰的飒爽英姿，赞美她压倒须眉的勇武忠孝，“蛮绦重系，绣靴轻蹴”点明木兰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下片则将对木兰史实时间、地点、所属部落等的考证不露痕迹地融于词中，宋氏《过庭录》卷十六“木兰诗”条云：

《木兰诗》，隋大业间事也。可汗者，突厥启民可汗也。天子，炀帝也。黄河，盖《水经注》所云“奢延水入黄河之处”。黑山，盖即《水经注》所云“奢延水又东，黑水入焉”。水出奢延县黑涧，黑涧当以黑山名之……《隋书·突厥列传》：拜染干为启民可汗，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隋大利故城在归化城西界，后令入塞……木兰当是启民部落，故其父名在军帖，其家当在黄河之东，故一宿在河边，再宿在黑山。《隋书·突厥传》，记突厥一国分为二可汗，一为启民可汗，一为处罗可汗，自相仇敌，每岁交兵，积数十年。故有“同行十二年”之语。又案，《突厥传》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物万三千段。又云，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盖木兰在部落酋长之内，故云“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明堂者，借古巡守有明堂朝诸侯之事也。“可汗问所欲”二句，当依一本作“欲与木兰赏，不顾尚书郎”，盖不愿官于天子之朝，愿还其部落也。[14]

可知“隋家遗事”“地思大利坚城筑”“启民酋长”等句的内容涉及木兰史实的发生时间、地点和木兰归属的部落，“黄河畔……前番宿”可以跟上文关于黑山及大利城的地理位置考证参看。又如宋氏在《菩萨蛮·女史陈筠湘画碧桃杨柳扇面，星斋属题》词“多恐咏花人。识花犹未真”句后加注：

女史自题云：“太白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柳花有香，始见此诗云云。”按，柳花实无香，言满店尤不辞。盖店者酒店，满店正风吹柳花之时，当合下句读之也。

词人在赞美陈筠湘“春光留画中”的传神画笔时，也以精审的考辨，对陈氏“柳花有香，始见此诗”之识花未真的误解提出了批评。又如其《洞仙歌·戴编修画花影吹笙图，星斋属题》词尾注释的考证，要言不烦，切中肯綮：“石湖词谱‘昭华三弄’以拟‘好风碎竹’之声，与上吹笙绝不犯，而江村欲改写为‘垂帘’，则与花影不属，又画花影作桃花而词有‘绛河’‘清簟’，亦不合。”《花影吹笙图》系据范成大《醉落魄》而作的词意图，范词云：

栖乌飞绝。绛河绿雾星明灭。烧香曳簟眠清樾。花影吹笙，满地淡黄月。 好风碎竹声如雪。昭华三弄临风咽。鬓丝撩乱纶巾折。凉满北窗，休共软红说。[15]

故词人有必要辨析前人对此词的误解。高士奇(号江村)觉得“吹笙”跟下文“昭华(古乐器，代指笙)三弄”重复，欲改“吹笙”为“垂帘”，宋氏则觉得二句并不重复，其《乐府余论》对此说得更翔实：

此词正咏吹笙。上解从夜中情景，点出吹笙。下解“好风碎竹声如雪”，写笙声也。“昭华三弄临风咽”，吹已止也。“鬓丝撩乱”，言执笙而吹者，其竹参差，时时侵鬓也。如吹时风来，则“纶巾折”，知“凉满北窗”也。若易去笙字，则后解全无意味。且花影如何吹帘，语更不属。[11]2501-2502

另外，宋氏认为高士奇画花影为桃花的词意图，跟范词“绛河”“清簟”表现的夏季时间不合。可见，宋氏题画词表现了经师家擅长通过考据来把握文词“微言大义”的特点。

其二，长于比兴。常派先驱张惠言“崇比兴，争意格”[16]，以“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11]1617的“比兴”挽救浙派末流“词旨枯寂”之弊；周济崇尚“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11]1643的“寄托”，以求词旨意蕴的深厚。宋翔凤服膺其师张惠言推尊词体至跟诗骚并论的词论，重视美人香草的遥深寄托，其《紫藤花馆词题辞》云：“夙龄愿学《茗柯词》，托寄遥深未易窥。香草美人无尽意，要从骚选接风诗。”[17]其《醉落魄·题绝妙好词》云：“香草美人，那与楚骚别。”题画词是宋氏托寓感情、寄慨身世的重要媒介。其题花鸟画词(18首)多关涉香草意象；其题仕女画词(11首，还包括一部分题女画家画作之词)多关涉美人意象，多有跟楚骚的香草美人寄托手法相类。如其《浣溪沙·桐仙咏菊写真》二首绾合屈骚、陶渊明诗菊花意象等丰富的文化内涵，重在借题咏表现词人穷且益坚、迥异流俗、清逸高洁的品节，词云：

爱菊堪称第一流。风花露叶费雕锼。最萧疏处最宜秋。 肯倩挥毫传影出，还当把酒与相酬。不辞斜日尽勾留。

珍重人间有数春。曾搴沅沚与湘滨。底教画里著斯人。 好句漫将花比瘦，清言欲屑玉为尘。寻常风月不能邻。

“曾搴沅沚与湘滨”句表明二词写于宋氏从湖南辞官归来后的晚年。二词遣词命意跟《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等诗的菊花意象相类，词人不屑于对画中菊作细致的描摹(“费雕锼”句)，重在刻画菊花萧疏宜秋的清瘦之美和不跟寻常风月为邻的脱俗之韵。该词还将画中菊之神采跟词人之品节映衬，词人金声玉振的清词丽句较之于清寒画菊，不啻为无用的尘屑， 更加突出了菊花超尘脱俗的清劲之神采，更加突出了词人在逆境中对美好品节的追求。词人借香草托寓对美好节操的砥砺，前文已举例，此处不赘述。有时候，宋氏借美人香草来寓托身世的悲慨，如“可怜风露满、暮山深”(《小重山·画兰便面》)之摇曳风露的暮山幽兰，“珊珊却向图中出，但剩取、清愁能续”(《疏影·潘绂庭属题顾南雅学士画梅卷》)之不胜清怨的珊珊梅影，“雨宿烟沈惯相并。天涯草芳试粉薄”(《千秋岁引·画蛱蝶帐》)之出没烟雨的薄翅蛱蝶，“玉阙西厢何处是，零落恨，在人间”(《江城子·太真出浴图》)之冰肌乏力的杨妃等，无不浸染着词人自伤身世的忧伤感叹。宋氏题画词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大大提升和拓展了应酬功能较强的题画词的思想意蕴，大力扭转了嘉道浙派末流题画词“仿佛其音节，刻画其规模，浮游惝恍，貌若玄远”[18]的意旨枯寂之弊。

其三，雅正悲郁的词境。孙克强先生对浙派、常派尚“雅”作了细致区分：“浙派所尚之‘雅’，是格调声律之高雅、曲雅；常派所尚之‘雅’，则是比兴寄托之风雅、大雅。浙派之尚‘雅’始于康熙之盛，主要表现为脱离社会现实的艺术追求；而常派之尚‘雅’始于嘉、道之衰，主要表现为关注社会现实的政治追求。”[19]宋翔凤的词学理论跟常派尚雅之追求若合符契，《紫藤花馆词题词》其二“秦柳欧苏遗法在，好追太白与金荃”句后注曰：“填词当以北宋为宗。”[17]《论词绝句》其十八云：“南宋风流近未存，浙西词客欲销魂。沉吟可奈情俱浅，片片空留襞积痕。”[5]100可见宋氏推崇托寓深沉、意蕴深厚的北宋词，反对浙西词派以南宋为宗的主张，痛斥浙西末流情感浮薄、堆砌僻典的“游词”作风。宋翔凤有意识以比兴寄托拓深词旨，以深厚学养浸润词意，加之宋氏悲剧性的人生历程，其题画词已臻雅正悲郁的词境。一方面，宋氏题咏时，不落浙西末流题画词“襞积”僻典、刻画形似的窠臼，重在传神寄意，得风雅之正。如《淡黄柳·琇卿夫人澹墨桃花画幅》紧扣敷色特点刻画澹墨桃花的神韵，“黯淡花魂如太息”一句可谓直截根源，运用拟人手法，一下子抓住了设色黯淡的画桃不胜幽怨的特点；“一桁竹帘到地，遮尽人间好颜色”二句，既赞美了琇卿夫人画面的澹墨设色胜过绚丽色彩的画技，也是词人平淡寓绚烂的美学观点的表露，更是词人晚年平淡恬静襟怀的写照。又如其《浣溪沙·题折梅仕女图》下阕“修竹已消空谷影，梅花真作美人魂。不禁寂寞倚黄昏”三句，以空谷竹影衬托美人的修姿倩影，以梅之清寒揭橥美人的灵魂，凸显了为情所苦之美人的寂寞高洁(“记得天涯有旧痕”)，当为词人自伤不遇的身世感慨。浙西末流咏物题画时，往往存在“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应酬，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的“游词”作风[11]3485，宋氏题画词跟他们这种巧构形似、雕琢曼辞的“游词”作风拉开了距离。宋氏题画词重在传神寄意，往往寥寥几句就能勾勒出画面景/人物的神韵，托寓词人的深沉感慨，可谓得风雅之遗意，呈现雅正的趣味。宋氏题画词在表现爱情追忆时，多借题咏表现离别的相思之苦和思念之深，也不似当时“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于，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笫，汙秽中冓”的“淫词”作风[11]3485，亦呈现雅正的旨趣。

另一方面，宋氏题画词在表现困顿不遇、不平之鸣或追忆爱情时，其傲怀劲节又使其词表现为悲中见郁的特点，呈现出悲郁的风格。如其《念奴娇·用祁孙韵为杨伯厚题云溪送别图》词紧扣画题“送别”，既表现了词人飘零天涯的羁旅愁苦(“柳色千行今不见，历尽天涯霜雪。画本依稀，诗篇零落，自顾空藤笈”)，也表现了词人对人生何去何从的歧路徘徊之叹(“杨朱歧路，可堪更置行屟”)，还表现了词人跟友人相聚短暂、不忍轻别的依依深情(“一片江波无赖甚，也似游人轻别”)，各种忧伤哀怨的感情在读画时喷薄而出，词结末“万里关河，铁衣已冷，正怨秦时月。吾侪俱老，壮心何事频说”二韵，在阔大的时空背景中，仍显示了词人跟友人在衰暮中互勖互勉的壮怀，苍凉而不衰飒。又如《金缕曲·绂庭秋林琴趣写真》词，“云作襟怀天寄想，冰雪替消尘俗”的冰怀雪襟，“镇常年、引杯看剑，赋诗横槊”的英风豪气，“只有吴丝系徽轸，理尽缠绵往复”的绮怀艳思等交融在一起，又跟宋氏好友龚自珍的剑气箫心相似，显得悲凉沉郁。宋氏题画词悲中见郁的特点，庶几没有当时“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黾蜮怒嗌以调疏越”的“鄙词”作风[11]3485。

三、宋翔凤题画词的词史意义

题画词发轫于南唐北宋，风雅词人的艺术锤炼和宋元之交的国家变故拓展了题画词的思想和艺术，明代江浙画家高雅志趣、真情发越的题画词不啻明词中衰背景中的一缕曙光，明亡清兴的陵谷变迁和清初士人借径于词述怀的抒情策略，又使得题画词创作再创新高。清中叶右文崇学的风气促进了词人竞相题咏的炽烈风气，题画词数激增的同时不免有内容空枵、雕琢曼词、堆砌僻典的质量下滑之趋势，常州词派诸人推尊词体，崇尚比兴，上溯风雅，题画词创作亦渐从浙西末流“汩真情”“尚形似”的风气向“崇真情”“重意蕴”的健康方向转变。宋翔凤以其数量丰富[注]常州词派其他词人题画词创作数量较少，如张惠言2首、恽敬6首、张琦6首、左辅4首、周济16首、董士锡25首。、质量精湛的题画词大力促进此种风气的扭转。严迪昌曾说：“他(指宋翔凤)的词与现实生活隔离甚远。”[20]后来，严先生对宋氏词看法有所修正：“‘穷士’之进退维谷，箝心箝舌之悲凉，于此略见……词之体所以于近代‘有感于气’‘有动于中’，却又每多‘取屠沽之面目，合伶籍之形迹’，斯得底蕴之解。‘识沉沦之可悲，凉疏狂之有托’，宋氏之语诚亦大痛，审视晚近词史不可不着眼留意此中原委焉。”[21]宋氏作诗或填词有着不同的文体选择，家国之情的言志之作多在宋氏诗中体现，如鸦片战争前作的《鸦片馆》《洋行》《记丹徒人语》等诗对鸦片危害、帝国主义商业侵略、官吏腐败等多有揭露；而他“以填词之道补诗境之穷”[4]，词更多是他倾吐胸中“无奈情根种取，更积情魔如许”(《水调歌头·题潘星斋词卷》)之郁积真情的重要方式，故不必从词对现实生活反映的角度苛责宋氏。宋氏题画词对于认识文字狱威劫犹存背景下道咸士人的心路历程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理解常派词人(也包括龚自珍)采取“屠沽面目”“伶籍形迹”言此意彼的抒情策略也具有重要意义。宋氏又屡与龚自珍、陆继辂、李兆洛、潘曾莹、潘曾绶、邓廷桢、蔡世松等人题咏唱和，对道咸题画词从巧构形似到重视立意的风气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