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香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是犹太裔美国作家，“普利策文学奖”得主，他不仅擅长写小说，同时还兼有诗人、剧作家等多重身份。自从1985年首次发表小说《玻璃城》起，他便笔耕不辍，到2017年，一共发表了15部长篇小说，著名的有《纽约三部曲》(1987)、《在地图结束的地方》(1999)、《幻影书》(2002)、《日落公园》(2010)、《4321》(2017)等；剧本主要有《命运之音》(1993)、《桥上的露露》(1998)等；回忆录主要包括《孤独及其所创造的》(1982)、《红色笔记本》(2002)等；此外还有一些诗歌、散文和评论。奥斯特凭借《纽约三部曲》一举成名，逐渐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奥斯特曾获得诸多文学奖项：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法国“梅第西文学奖”，该奖是法国重要的六个奖项之一，得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5至18世纪的名门望族梅第西斯家族，纪念该家族在发展文艺事业上做出的突出贡献；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被称为“西班牙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奥斯特是第四位荣获此奖的英语作家；美国“约翰·克林顿文学杰出贡献奖”；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颁发的“莫顿·扎布尔奖”；2017年，奥斯特的又一力作《4321》荣幸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他的小说深受读者喜爱，作品已经被翻译成汉语、西班牙语、日语、德语等五十多种语言。

目前国内学界对奥斯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成名作《纽约三部曲》上。相对来说，学界对于其在1999年发表的小说《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研究则较少，如毕跃忠《存在的悬置——评保罗·奥斯特〈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从胡塞尔的“悬置”理论解读了该小说中的存在悬置[1]。薛玉凤《狗先生眼中的美国社会——保罗·奥斯特的〈在地图结束的地方〉评析》一文从生态伦理角度批判了当今社会日益风靡的消费主义的各种弊端,规劝人类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建立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的生态理念。[2]除此之外，在研究奥斯特的论文中有些涉及该小说的论述，如刁曼云《保罗·奥斯特的创意与困境》一文认为,《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有不同程度的反乌托邦式的描写”，“打破人们对于‘乌托邦’的幻想”[3]。另外，截至2016年，中国知网收录26篇博、硕论文中论及奥斯特及其作品，其中谢云云《论保罗·奥斯特小说中的死亡主题》选取的12部小说中包含《在地图结束的地方》，对其涉及的死亡主题有所论析[4]；黎丽《论保罗·奥斯特小说中的追寻者》只是提及该小说，并无具体分析[5]。由上可见，国内学界对《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该小说包涵更深刻的意义，有待读者进一步发现和解读。

一、对虚幻的“乌托邦”的希冀与建构

小说《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主要讲述了小狗骨头先生及其主人——落魄诗人威利在他们生命即将结束时的一次流浪之旅。小说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情节，自始至终都是以骨头先生的口吻来讲述。威利与小狗骨头先生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所历经的人生最后一场大冒险，正如唐·吉诃德和桑丘·潘萨那样，一起走向地图结束的那个地方，迎接生命最终这一“神圣”时刻的到来，并相约在那个被他们称为“汀泊图”的另一个世界再一次相遇。

1992年,奥斯特在一次访谈中曾说，他的作品都源自“人生的短暂、死亡的必然、语言的不足”[6]。由此，我们在奥斯特的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存在主义关于存在、自我以及死亡的书写和思考。诚然，古今中外关于死亡主题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死亡也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曾被哲学家描述为“人本身固有的本质属性、必然性和逻各斯，是不可避免的厄运”[7]。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死亡是超验的，它将我们从已知世界带入未知世界，这一过程我们无法亲身体验，只能旁观他人可怕、恐怖的死亡。而《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奥斯特对死亡有他自己独特的认识。

落魄诗人威利及小狗骨头先生的死亡是《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的主题。虽然小说开篇就笼罩在死亡的氛围之中：“骨头先生知道威利活不长了。死亡的气息已经降临到威利·基·圣诞身上。”[8]1但是，奥斯特对于威利的死亡却不囿于创伤书写，而是借死亡来传达威利逃离现实社会的念头，是对“汀泊图”式虚幻“乌托邦”的一种向往和希冀：“那是人们死后将要去的地方。当你的灵魂离开身体后，身体会被埋进泥土里，灵魂却会飘升到下一个世界。”[8]11

威利的父母是移居美国的犹太人，虽然威利是一个布鲁克林小孩，成长为一个美国人，但他始终无法摆脱犹太人的身份标签，无法真正融入其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主流社会。威利和他的父母很多时候是矛盾对立的，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是难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身份，都找不到存在感，无法定义自我，但是威利却更多地表现出与家庭、社会的“格格不入”，他的种种表现更是“离经叛道”。威利称自己的父母为“异乡客”，看不惯他们矫揉造作的“外国做派”。威利在现实生活的城市中既无亲人也无朋友，小狗骨头先生是唯一陪伴在他身边的“知音”。他们生活潦倒，在所生存的现实社会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地方，而把希望寄托在被称为“汀泊图”的地方。作为边缘群体的威利并不惧怕死亡，他认为死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死亡可以使之解脱，灵魂便会飘升到“乌托邦”。威利认为他是一个要死的自由的人，即在死亡面前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死亡至少可以摆脱病痛的折磨、生活的贫困潦倒，以及与家庭、社会的格格不入。他的死亡只是现实世界中肉体的死亡，生命的终结，却是自己的“灵魂”在“汀泊图”世界的重新开始。奥斯特正是通过威利的死亡，展现了边缘群体在冷酷无情的现实社会中的悲惨命运，也表达了人类在面对人生困惑或悲惨境遇时对“汀泊图”式虚幻“乌托邦”的希冀和建构，赋予了死亡“美好”的意蕴。

小说中还有骨头先生的死亡书写。骨头先生是一条毫无特殊价值和特点的杂种狗，如果主人不在了,“孤单的狗不比死狗好到哪里去，骨头先生除了死，也没别的期望了”[8]2。在人类社会中，狗是低等动物，是无力自保的弱势群体，离开了主人，“网、麻醉枪、笼子、毒针、毒气以及把狗肉当成美味的中餐馆”[8]2对于骨头先生来说都意味着死亡。作为一个早已失去野性、无法独自生存的狗，骨头先生别无选择。离开威利之后，11岁的男孩亨利成为骨头先生的新主人，但亨利的父母坚决反对养宠物，而且最为恐怖的是亨利的家开的是“中餐馆”[注]小说中提到狗肉会被当成中餐馆的免费食材，当然这种说法有带偏见性的“东方主义”之嫌。。小说看似描写狗的不幸遭遇，折射的却是社会中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悲惨遭遇和无法逃脱的死亡命运。

骨头先生的下一个新家是波利一家。男主人迪克同意把骨头先生留下来接受“试用期”，但他对骨头先生有严苛的“五项规定”。历经“去势”手术的折磨，骨头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被寄养的狗旅馆，它最终无法忍受，再次逃离并选择“躲车”游戏，目的是要有尊严的死去，到另一个世界与心爱的老主人威利团聚。在骨头先生的脑子中，“老主人威利曾喋喋不休地说的下一个世界毫无疑问地真实存在着，那个地方叫作‘汀泊图’”[8]45，好像“汀泊图”这个词本身已经成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承诺的保证”[8]46。威利和骨头先生身处社会的边缘，不可避免地会遭受社会的各种不公平待遇，朝不保夕，食不果腹，饱尝人间冷暖，“汀泊图”则是他们所认为的“天堂”，是“乌托邦”式的一种存在，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一个极乐之地，那里有他们向往的自由、美好、善良和公平。《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尽管体现出鲜明的死亡主题，但作者以死亡之名隐藏着他对死亡的深刻思考，对生命的深切感悟。通过死亡书写，作者表达了边缘或弱势个体对于自我、存在及自由的选择的强烈愿望，这是对冷酷无情的现实社会无声的反抗和逃离，更是对虚幻“乌托邦”的希冀和建构。

二、对自我身份的追寻

身份认同(identity) 是“自我意识之间的界面，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感觉，理性和非理性的动机，个人信仰和价值观以及构成我们体验到这些感受和动机的社会背景的因素(例如年龄、种族和性别)”[9]。在二战中，犹太人惨遭纳粹的迫害屠杀，颠沛流离，九死一生，因此身份的迷失、追寻以及重建是流落在异国他乡的犹太作家青睐和探索的命题之一。通过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确立，犹太人得以更好地认识自我，融入所生存的社会，这是他们寻找民族归属感的根本所在。

威利就是一个自我身份迷失的犹太人，他的身份的迷失，首先来自家庭的影响。波兰妈妈从小就把奥德尔发油抹在他的头皮上，他“要吃着口香糖变成一个美国人”[8]51，因为头抹奥德尔发油、口嚼口香糖是当时美国人追崇的潮流。从家庭层面看，母亲希望儿子成为美国时代潮流的一员，要求儿子最大程度地融入所生存的美国社会，希望他成为地道的美国人，摆脱犹太身份的标签。但是热衷塑造儿子成为美国人的母亲，却是美国社会的“异乡客”，波兰口音和矫揉造作的“外国做派”，恪守传统犹太文化表现出的犹太特征和修养，让她在现实生活中极其尴尬。母亲自身相互矛盾的做法和表现导致威利与自己的家庭格格不入，直接造成了他身份的迷失。来自家庭的一切，时刻提醒着他融入美国，又时刻让他清醒，自己并非真正的美国人。在美国出生的威利不能彻底地变成美国人，或者不能彻底地成为一名没有种族或民族标签的美国人。威利在双重身份之间游走徘徊，一直无法为自己的身份定位。

威利的身份迷失，还集中体现在他自己接受美国文化时与犹太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从出生起就生活在美国的威利，从小接受美国的文化，几乎已经被美国同化，比如他对圣诞老人的形象更多的是接受和认同，他认为“听圣诞老人的话总比说一辈子瞎话要好”[8]57-58，并且在圣诞老人的教化下自我任命为“圣诞老人的使者”，“威廉·古尔维治结束了他在世上的一切，从他的肉体上，一个全新的、名叫威利·基·圣诞的人诞生了”[8]19。然而在犹太传统文化中，圣诞老人来自另一方，属于长老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属于耶稣的崇拜者和犹太人的仇家，属于希特勒和其他不怀好意的一切。异教徒已经占据了威利的脑袋”[8]20，即圣诞老人是不被犹太文化所接受的，甚至被视为犹太人的仇家。威利对于圣诞老人的接受来自他对美国基督教文化的接受；而作为犹太人的子孙，接受基督教无异于成了异教徒中的一员。威利在其右臂上添了圣诞老人图案的纹身，更为“犹太教法律所禁止”[8]20，这一行为激怒了她的妈妈，在她看来，儿子手臂上纹的圣诞老人标记，就是一个“纳粹的记号”。历史上纳粹对犹太人疯狂屠杀，使得犹太人到处流亡，这是现代犹太人无法摆脱的梦魇，作为亲历这一历史的威利父母，更是无法忘记的民族之痛。对于没有亲历大屠杀和流亡经历的威利，他的认知与母亲有所不同。从更普遍意义上来说，圣诞老人更是异于整个犹太教文化传统，因此他无法理解母亲把“圣诞老人标记”等同于“纳粹的记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威利身上兼有美国人和犹太人两种身份，两种身份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冲突是威利自我身份迷失的根本原因。在自我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困惑中，威利首先将自我身份追寻的途径定为回归故土：“他们不在巴尔的摩，他们在波兰。也许是凭借某种运气，或者命运，或神圣的力量，威利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又回到了他祖先生活的地方，他可以安息了。”[8]“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10]，如果一个人的自我身份不明确，那么他在生存的世界就会没有归属感，也就无法拥有正常人的自由和权利。威利之所以在美国人和犹太人身份中徘徊，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的踏实感，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这是威利在心灵上对于归属的寻求。在生命的最后，威利将自我回归到祖先生活的故土波兰(Poland)，灵魂回归到坡(Poe-land)[注]Poe-land即Poland，波兰，出自该小说注释，详见奥斯特：《在地图结束的地方》，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的文学世界，而两者的完整回归，威利赋予了一个被称为“汀泊图”的地方，在那里威利将达到灵魂和自我身份的完全融合与高度统一。至此，他用死亡的形式寻找到了自我身份。“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6]诚然，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犹太后裔，威利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美国人；既不恪守犹太教文化传统，也不完全信奉基督徒。威利还是威利，他就是他自己。他生，存在于这个世界；他死，他的灵魂就会飘到下一个世界,那个被他形容为“精神的绿洲”的地方。威利对于自我的追寻，不仅展现在现实地图中的世界，也会延续到“汀泊图”的世界。这也是奥斯特作品中死亡主题所要表达的内涵之一。

“骨头先生”这个名字是老主人威利赋予小狗的身份象征，但是在离开威利之后，骨头先生的新主人亨利决定，骨头先生的新名字应该叫“卡尔”——卡尔·瑞普金二世的名字里“阿尔”的音。这个名字会使骨头先生自然而然地想到威利的老朋友阿尔·赛伯斯坦，所以难怪这条狗“总是弄不清楚它到底是谁，或者它到底应该是谁”[8]104-105。在被波利收留后，它的名字又变成了“斯巴齐”[8]127-128。从“骨头先生”到“卡尔”再到“斯巴齐”，狗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三个主人，三种身份，三种生活，这种人类赋予的身份象征，它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身份的变化也使骨头先生由最初的“杂种狗”变成狗群的“资产阶级”，但是，正如骨头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弄不清楚自己到底谁，或者自己到底应该是谁。最后“骨头先生，a. k. a. 斯巴达克斯，已故诗人威利·基·圣诞的老伙伴，选择和威利在一起”[8]175。由此可知，骨头先生虽经历名字的变化，甚至身份的变化，但是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什么，骨头先生依然是它自己，是老主人的伙伴。它选择自杀死亡，和威利在一起，是对“骨头先生”这一身份的追寻和认同，也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选择和追寻。

三、对灵魂之善的赞誉

虽然死亡主题贯穿于小说之中，但是威利及骨头先生自始至终并未呈现出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可见死亡并不是作者创作的真正目的。相反，威利在自己贫困潦倒、穷途末路、饱受世态炎凉之时，仍将自己力所能及的爱和帮助给予世人。威利出自本能的善良与爱，完美阐释了犹太传统中对于爱的诠释和训诫，传递给读者爱的希望和温暖。《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从很多层面揭示了灵魂之善这一主题，如骨头先生的主人威利的灵魂之善，比·斯万森夫人的鼓励之善，11岁男孩亨利和9岁小女孩爱丽丝的童真之善。

威利的善良体现在他的“普度众生”，他的淡泊名利，以及视金钱如粪土。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救溺水的小女孩，保护受暴徒攻击的81岁老人，把他最后的钱全部给了他倒霉的朋友，让那些失恋者和悲伤的人在他怀中痛苦，挽救了想要自杀的人”[8]23。威利的勇敢、慷慨、善良、不求回报，正是犹太经典《塔木德》对“爱”这一美德的定义和要求：“爱你的邻里如同爱你自己。拉比阿基巴说：这是《塔木德》的至高无上的原则。”[11]在犹太传统中，对“爱”的重视和强调，远远超过对其他训诫的要求，威利的灵魂之善正如佛家所说的“慈悲”“无私”“大爱”，无不体现了“善”这一概念的内涵。他称之为“这是我所有的梦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只要能让世界比你刚开始发现的要好一点。这就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8]57。犹太人已将传统中的道德训诫内化成每个人自身行为的准则。威利身上所散发出的爱与善，是对《塔木德》训诫中关于“爱”这一美德的完美诠释。他继承了本民族文化，就决定了他与现实生活的、冷漠自私的美国社会的格格不入，而这更是威利自我身份认同的障碍。

威利的灵魂之善，更是集中表现在他对骨头先生的爱与平等相待上。自从威利把骨头先生从收容所带回来，七年来一直与它同吃同睡，一起流浪，每天形影不离，“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好伙计，是威利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8]4。威利没有把“骨头先生”视为动物，而是作为自己最好的、唯一的朋友，是从灵魂深处将小狗视为自己的伙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犹太教教人用一种更远胜于同情的爱去对待动物。当《圣经》中说到‘你的牲畜’，它使用这个物主代词，不只是把它看作一个表示所有权的词，而认为它表达了一种人的关系，与说‘你的穷人，你的仆人，你的邻人’意义相同。按照《塔木德》传说，对动物的忽视或者残忍是一种应受上帝惩罚的罪恶。”[12]威利觉得骨头先生是天使，是“狗中之狗”，是整个犬类的代表。一方面，威利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诗人；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却又是一个富有爱心、生性善良之人，是一个有着“狗心的人”。他对骨头先生不仅仅是外在的平等，更是灵魂上的平等。威利和骨头先生平等共处、相依为命，都是他灵魂深处对于犹太传统文化中“爱”与“善”的阐释。因此，威利所体现出的对小狗的善与爱，将小狗命名为“骨头先生”，有父母身上的犹太传统和美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威利对于大地万物的博爱，更是他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

威利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博爱精神，不仅有犹太传统和美德的影响，还有他的高中英文老师比·斯万森夫人的教导。斯万森夫人对威利早期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称赞和鼓励，她曾经“将威利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给他早期作品极大赞赏，大大超出作品本身价值”[8]7。作为老师，她深知一个没有人信任的人成不了大器。威利是幸运的，能遇到如此一位良师，并且她的推荐信让威利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斯万森夫人的鼓励之善、信任之善在年轻、无助的威利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直至影响他的一生，也成就了威利的灵魂之善。在威利看来，斯万森夫人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的缪斯女神、保护者、幸运迷咒”[8]8及“智慧女神”。在威利生命即将结束时，他还特意从二百多英里外的纽约来到巴尔的摩，打算将他所创作的笔记手稿交给自己一直敬仰信赖的老师。

11岁的男孩亨利和9岁小女孩爱丽丝的童真之善，和小说中父亲们普遍缺乏爱的能力形成鲜明对比。亨利是骨头先生离开威利后的第一个新主人，但是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只会考虑自己利益的人。亨利的父亲从不顾及儿子的感受，在他看来，狗就是人们喜欢品尝的美味，是用来赚钱的一种食材。亨利为了收留骨头先生，想尽各种办法将它藏起来，但它最终还是被发现，被父亲无情地驱赶出去。亨利在被迫与骨头先生分离之际，他是悲痛欲绝的，作为毫无话语权的孩子，他是没有能力帮助骨头先生的。他的无助只能化作痛哭和痛苦尖利的嘶叫——“卡尔，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卡尔”[8]71。而此时，他的父亲无情的行径与孩子们充满爱心的表现截然相反：“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朝骨头先生扔过去。”[8]71作者描述父子对待动物截然不同的态度，凸显了亨利的善良，抨击了以父亲为代表的利己主义者的冷酷。在第二个新家中，波利与爱丽丝对骨头先生的关照使骨头先生的境遇相对要好一些，母女的特殊关照也同男主人迪克的自私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迪克勉强同意暂时收留骨头先生，但是“不许把狗带到房子里来”“做去势手术”[8]134等严苛的条款还是使骨头先生身心倍受重创。波利会在迪克外出工作的时候，给它解开链子，让它进入房内，甚至是楼上的卧室。她的这种特殊关照，体现了人类对动物的人文关怀，也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平等相处，但这种特殊关照的作用毕竟是微乎其微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骨头先生的悲惨命运，以威利和骨头先生为代表的边缘或弱势群体，最终只能选择死亡作为自己的归宿。

四、结 语

《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对死亡的书写，蕴含着作者对于生与死的本质思考。作者通过描写生长在美国的犹太后裔威利的贫困潦倒、不被家庭和社会接纳，以及低等动物小狗的遭遇，来发现后现代社会弱势或边缘群体的生存境况。生长在美国的威利对自我身份是迷失的，他不能确定自己是美国人还是犹太人的身份，他在美国和犹太两种文化传统之间进行自我身份的追寻。威利有作为边缘人的无奈，但作者极力表现和赞誉他身上的灵魂之善。奥斯特在《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的种种表达，是绝望和希望、迷失和追寻、冷漠与善良的相互折射，是他对犹太传统中“爱”这一美德的诠释，更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