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廷俊

(常熟理工学院 学报编辑部，江苏 常熟 215500)

俞天愤(1881—1937)不仅是中国侦探小说的先驱，创作了《薄命碑》《中国侦探谈》《新中国侦探案》《卖菜儿》《绣囊记》等经典作品，而且是一个深有远见的报人。他在家乡常熟参与创办、编辑了多份报刊，例如：

1912年8月创办《冷言报》。1914年接办《鸣报》。1916年任《常熟日日报》小说撰述、主编。1923年任《绿竹》名誉编辑。1930年任《自由日报》常任撰述及《青年鉴》社长兼发行人。[1]236

在长达20余年的编辑生涯中，俞天愤始终恪守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既重视常熟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承，立足现实，关注民生；又以宽广的胸襟，放眼未来，引进各种新思潮。“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2]俞天愤的这种编辑思想不仅透视出作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影响其侦探小说创作；而且促进了常熟近代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此为窗口，可以窥见区域文化如何从不同层面参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一

俞天愤是一位包孕着传统和现代生命元素的文人，在他身上既有着对于文化精神传统的自觉坚守和灵魂深处的传统遗存，又体现了对现代文化精神踪迹的追索。可以说，他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自如游走，难怪其好友徐天啸不无羡慕地称他“能折衷得新旧两派”[3]。在编辑刊物方面具体表现为：他一方面尊崇常熟传统的文化观念，崇文重教，关注民生；另一方面，以敏锐的洞察力积极引介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倡女权，重科技，启民智。

身在常熟，立根常熟，俞天愤是一位充满本土特色的文人。陆蔚明在《俞天愤传》中写道：

天愤为金门先生长子，决定留侍左右，不离常熟，故名承莱，字采生，寓老莱子戏彩娱亲之意。[4]

为了侍奉亲人左右，俞天愤始终以常熟为大本营进行小说创作和创办刊物，宣扬先进文化思想。因此，俞天愤在接触外来新事物的同时，保留着常熟本土文化特色，他考虑常熟读者群的传统性特征，较同时期其他常熟报人更具“常熟文化心态”。何振球、严明将“常熟文化心态”定义为：

常熟文化心态是指在常熟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群体心理活动状态。这种群体心理活动状态在常熟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与影响下，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并在常熟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扬着地方人文特色。[5]

首先，崇文。常熟人自古以来就有求学存知的精神和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开明善取，在诗歌、戏曲、绘画、音乐、教育等方面硕果累累，形成了特有的“常熟流派”，成为人才辈出的人文榜样。俞天愤深具典型的常熟传统文人特色。作为一个报人，他在编辑时始终恪守这一准则，尊崇常熟的传统文化观念，以常熟文人的兴趣倾向为基点，通过诗酒唱和、书画遣兴与文艺品鉴等文人雅集的方式征集稿源，发表了大量的旧体诗文。以1914年8月14日的《鸣报》为例，其“文苑”专栏，既包括“诗坛点将令”，发表了《夏夜五律一首》和《夏日村居七律一首》；也包括“谐文”，发表了两篇同名文章《六月念三夜看烧香》，一篇属于展示乡邦掌故及当地风俗民情的竹枝词，另一篇借用在吴地民间十分受欢迎的五更调形式而创作；还包括“小说”，刊发了点将小说《孽海花》的片段。又如在1918年7月30日至1919年2月14日的《常熟日日报》设置了“评话”专栏，发表了胡吕伯的《弹唱杂评》300余篇。再如1917年的《常熟日日报》，每期都安排一位文人值课，拟定题目与格律，征求诗钟，如“第三课：瑞石值课，主题：女伶、拖鞋，分咏格，禁倒置”；“第四课：省庵值课，主题：雪花粉、萍，分咏格，禁倒置”；“第二十一课：瘦竹值课，主题：瘦、竹，嵌字蝉联格”；“第二十二课：钱笠夫值课，主题：选举、臭虫，分咏格，禁倒置”；等等。

其次，重教。常熟历来重视读书传智，教育之风颇为盛行。例如：

有清一代常熟科名之盛达到顶点，共有状元6人，榜眼2人，探花2人，会元1人，解元4人，举人511人，秀才5704人。如此雄厚的科举实力，构成了常熟文化中的骄傲业绩，也成为近代常熟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6]

俞天愤出生于文人世家，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对教育也格外重视。他曾任儒英高等小学教员、海虞市第八小学校长。因此，他常常在自己编辑的报刊上大力宣扬教育思想，态度真诚。《常熟日日报》前身为《常熟日报》，1916年10月1日改组，是常熟报龄较长的报纸，到1930年7月，出版了近5000期。该报主要面向教育界，有“教育报”之称，每有教育厅的通知，报纸便会辟出专门的地方刊载，以让大众明确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就连报纸广告栏也越来越多地刊载各式各样中小学招生的信息。如1919年2月15日的报纸就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私立开智高等小学”“县立女子高等小学”“上海爱国女学校”“常熟县立第二高等小学”“私立女红学校”“海虞私立女学校蒙养园”“私立虞阳国民学校”等学校的招生启事。当时很多学校都在常熟报刊上刊载学校信息及学费等问题，俞天愤却热心公益教育，不收学费。如他在1919年7月18日的《常熟日日报》一版刊载的558号广告：

海虞市立第八国民小学招生报名，学费不收，投址报本街，报名处范公桥。——俞558

他也因此被当时的常熟教育局授予“金色三等奖章”[7]。俞天愤还接受了读者为“提起常熟人‘研究教育’的兴味”应“定期增开‘教育思潮’一栏”[8]的意见，特聘在外县或外省从事教育工作、热心教育研究、眼界开阔、思想深远的人士担任该栏的撰述。该报因而刊登了大量介绍国内教育思想的文章，如《文丐》《今后之手工教育》《求精神上的生活》《新社会的胎儿》《道德教育问题》等。为了使常熟人“将来个个晓得世界进化的轨道，个个晓得促进知识与思想”[9]，该报还介绍了诸如苏格拉底等人的西方先进教育学说。

最后，爱民。在常熟的文化体系中有着“民胞物与”的精神元素，浸染其中的俞天愤自然会时刻关注现实，关心民众疾苦。他常常出没于市井之中，考察民生，故“虽妇女孺子，贩夫走卒，莫不知俞憨某人”[10]。面对军阀混战，国运多舛，民生多艰，他以“天愤”为笔名表达愤激情绪。金恩辉、胡述兆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纪录俞天愤曾重编清朝道光年间诸生单学傅撰写的常熟县乡镇志《钓渚小志》，“书中又署‘俞承莱重编’，并有俞承莱抄录‘题记’，是志”[11]。这表明俞天愤深谙常熟乡镇政治、文化、历史等资料，对于常熟的了解非常全面客观，在看待常熟的现状与发展方面较之别人更为一针见血。《冷言》是因民国纪年之夏天气郁热、百姓“溽暑铄金，挥汗如雨，可于此间得少冷趣”[12]而创办。《自由日报》更是彰显其时刻关注民生的人文关怀，设置了“社论”“新闻”“时评”“评论”“商情”“世界消息”“市乡新闻”“地方新闻”“译电”“言论”以及副刊“自由花”等专栏，所涉内容详尽全面，代表舆论，监督行政。“商情”一栏更是纪录米市、油市、金市、饼市、面粉市、钱市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各市行情。

俞天愤具有强烈的爱国护家观念，能够清醒地看出国家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并且刊载相应文章教化民众。例如1930年6月26日《自由日报》的报头，第一版报头为“发扬光大民族民权民生救国主义，在最短期间内努力促成国民会议”，第二版报头为“打倒帝国主义，力求自由平等”，第四版报头为“实行收回租界租借地法权关税权，实行革命的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报头处于报纸的显要位置，将爱国利民的标语放在报头表明了编辑者决心的坚定以及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再如“时评”栏目刊载了一篇题为《国家思想》的文章：

人人当存爱国思想，希冀我国立足于二十世纪舞台上，讵料执政诸君，只知一己权利，毫无国家思想，致党派纷争，操戈同室，印度朝鲜殆我国之前车乎？呜呼悲哉。[13]

文中以印度、朝鲜为例，表明国亡与民生困难之间息息相关，希望党派不要只顾纷争，应团结起来，不让民生受难。

二

在尊重常熟传统的文化精神和心理模式的同时，俞天愤也认识到常熟文化中有很多陈腐的观念思想亟待革新。他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的人，倾心革命，倡言改革。徐天啸评价俞天愤“是时扼于专制淫威之下，乃敢明目张胆，倡言革命，其识略有过人者”，“驻力于改良市政，日夜奔走不遗余力”[3]。俞天愤在试图保留常熟传统文化原有真善美的基础上，积极提倡女权独立、科技创新和小说创作等，此变革思想通过其编辑的刊物在常熟得以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有力促进了常熟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俞天愤深受西方女权学说的影响，煞费苦心地采用弹词这种女性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只为女权思复振”[14]，创作了《法国女英雄弹词》赞赏法国女英雄罗兰夫人的精神。作为一名优秀的报人，俞天愤深谙报纸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对于文化传播方面所具有的倾倒性力量。“通过报纸舆论功能向民众加以解读与传递，达到普及新式教育知识，开化民智之功效。”[15]因此，他一方面有意识地选择刊登一些女性作者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篇幅较小，文字略显稚嫩，但更多的是从女性感性角度出发，表现了女性试图从闺阁中突围、走向社会的精神渴望。另一方面，他还在报纸上刊发一些重要的宣扬女权思想的理论文章。比如从1919年3月31日起在《常熟日日报》第四版开辟“研究”专栏，“循思想自由之原理”，“融会新旧学识，发达国民思想”[16]，先后刊载了《申论烈妇问题》《申论烈妇问题(二)》《三论烈妇问题》《三论烈妇问题(续)》《四论烈妇问题》《家庭制度改革谈》《家庭制度改革谈(续)》《家庭制度改革谈(二续)》《家庭制度改革谈(三续)》《家庭制度改革谈(四续)》《再论家庭制度》《再论家庭制度(二)》《再论家庭制度(三)》等一系列文章，对传统的贞洁观、家庭观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呼吁要把“宋儒主张的伪道学和专制君主提倡的伪道德一气排斥”[17]。不仅如此，他还刊发了《养成女子自立的根本计划：宜开设女子职业学校》《养成女子自立的根本计划：宜开设女子职业学校(续)》诸文，对女性如何通过教育获得职业走向自立自主、从而达到男女真正平等提出了较为详尽合法的设想，这对推动近代女性思想解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初因西学东渐所形成的科学之风盛行，西方的各种先进器物不断传到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巨变。俞天愤是一个积极接受新思潮的人，他接受了西方许多新科技成果，是一个具有新文化印记的小说家和报人。比如他对照相机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揣摩各种摄影技术。他曾和“光社[注]光社为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于1923年冬组织的一个摄影组织，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后改名为“光社”，是中国摄影史上最著名的业余摄影家组织。四杰”之一的钱景华在家乡常熟石梅园联合举办摄影展，这是中国摄影史上最早的联合摄影展，在常熟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其侦探小说常常闪现科学思维之光，“其探案附有照片，乃雇人扮演为之，尤属别开生面”[10]，俞天愤成为中国侦探小说史上“第一位用照片的形式将侦探小说情节形象化”[18]的作家。同样，作为报人的他在编选作品时也常常创造性地插入照片取代传统的手绘图，实现了稍纵即逝的图像定格，追求形神俱到，真实震撼。此首创以新颖别致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民众目光，激发民众对科学的探究欲望和对新科技的向往。而他接办的报纸《鸣报》[注]《鸣报》于民国三年之夏创办，该报从第10号起由俞天愤担任编辑。副刊更是特意设置了“无线电”专栏，“所辟‘无线电’专栏，为邑报最早之科技专栏”[1]13。有学者曾统计：

早期无线电技术的传播涉及25种期刊共102篇文章。……就创刊地点来说，超过半数以上的期刊创刊于上海，其中上海13种，成都1种，重庆1种，武汉1种，澳门1种，天津2种，广州1种，北京2种，日本横滨和东京3种。[19]

而诞生于小县城报纸上的“无线电”专栏实属罕见。自此，深受俞天愤影响，常熟另一位著名报人吴双热在自己创办的《药言》周刊(1921年创刊)也开辟了“无线电”专栏；1928年，石梅虞山旅社设有无线电收音机，播放黎明晖的《葡萄仙子》歌舞节目，“邑中收音机寥如晨星，听者都感到十分新奇”[20]55；1929年，“常熟先于上海，居江苏之首”有了自动电话[20]33；1930年，常熟出现了第一家广播电台。声音的无线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的重大革命，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无可估量。从此角度可见作为报人的俞天愤的卓远眼光和非凡洞见！

晚清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可以开启民智、启蒙新民的高度。这是一种全新的小说观念。俞天愤深知小说作为革命利器的社会功效，因此，他一方面通过小说创作来针砭时弊，传播新思想，警世觉民，从而成为“通俗文坛上的严肃作家”[21]，正如其笔名“天愤”，热血冷心；另一方面则利用报刊刊发大量小说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辛辣滚烫，还是冷静若冰，都渗透着作者对待社会严肃冷凝的写作态度。俞天愤担任名誉编辑、其侄孙俞梦花[注]俞天愤常常鼓励其侄孙写小说，并为其作品润色、评点乃至推荐给编辑部。担任主编的《绿竹》(1923年创刊，半月刊)“内容以小说为主体，余如笔记、诗词等，均为精悍之作，撰述者为海内名流”[1]162。这些小说关心民生，捍卫民权，开通民智，“纵瓜棚点架，小儿女闲话之资，实警世觉民，有心人寄情之作也”[22]。其接编的《鸣报》副刊曾连载曾朴的《孽海花》片段。1916年，俞天愤专任《常熟日日报》小说撰述，后担任主编。他除了大力批判坊间流行的“猥亵不堪”“夹杂淫画以冀动人”、实则贻害青年人的猥亵小说，并在报纸上刊登禁售公告[23]外，更是刊发自己创作的小说，以及大量发表吴双热、吴小热的幽默讽刺小说。《冷言》上发表的小说则以“讽刺之辞，滑稽之语”，使“热中利禄者阅之，其有冷水浇背之感”[1]183。

俞天愤热爱常熟文化，继承优秀传统，同时联合同仁集资办报，传播先进思想。他是尊重常熟文化心理模式的，但尊重并不是一味顺承，改革并不代表违背常熟固有的文化心理模式。因为尊重，所以批判；因为尊重，所以剔除原有模式中的糟粕。文化心理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只有不断向外延伸、扩展，不断吸收新的东西，才能一直充满生命力。

三

在时代潮流中，俞天愤始终秉承着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守故，寓意注重传统，尊崇常熟区域文化观念；鼎新，寓意改革，吸收新思想。此思想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士绅家庭的影响、报刊同仁间的交互和上海文化的辐射三种因素尤为显著。

首先，士绅家庭的影响。郑逸梅在《小品大观》中写道：

君为名士金门之哲嗣……君家一门风雅，无不娴吟咏事，曾有海虞俞氏丽红氏之组织，夫人姚鸿茞诗亦清绝。[10]

俞天愤出身士绅世家，父亲金门先生俞钟銮，号养浩先生，是清举人，为翁同龢外甥，能文善医，平时喜欢诗词，经常与门辈唱和酬答，有数百篇积稿，亲自编订的有6册。《虞山镇志》中记载：

光绪三十年(1904)，俞金门拨私财建琴南学堂和儒英学堂，分班授课，成材众多。又立琴南医社，定期集医士施诊，亲自按脉定方，为贫病者馈药，家有良方不自秘。并资助慈善单位儒寡局，以恤贫士。辛亥水灾，饥民闹荒，邑士绅多议办民团镇压，俞金门力阻。重病时尚捐款助徐淮急赈。[24]

由此可见，俞天愤的父亲文才颇高，关注民生，热心公益，并且崇尚教育。俞天愤家学渊博，喜读书，善文墨，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且无错字，人称奇才。在其父影响下，他也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将目光聚焦于民生，重视教育。同时，作为长子，他接受父亲嘱托，随侍左右，不离故土，其字“采生”就有“老莱子戏彩娱亲”之意。俞天愤没有像其他的常熟报人那样先后离开常熟，走向大城市。他在进行小说创作和报纸编辑时，始终以常熟的文化心态为视点，吸收新文化因子，力图重塑常熟文化精神。

这里要特别提及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翁同龢对俞天愤的影响。翁同龢是俞天愤的舅祖，平时两家关系密切，俞天愤为俞金门一系长子，因此与翁同龢交往很多，时常有书信往来。《翁同龢日记》5次提及俞天愤，《翁松禅(同龢)手札》有翁同龢写给俞承莱即俞天愤的7份函稿，翁同龢的《瓶庐诗稿》卷八中也提到与俞采生有文学上的交流。翁同龢既通晓古学，又提倡新学，主张了解西方，学习新知识，这种思想对俞天愤自然也产生很大的启蒙作用。这在俞天愤办报编辑时对待新旧文化兼收并蓄、冷静客观、理性而不失谨慎方面可以体现。

其次，报刊同仁间的交互。清末民初的常熟办报风潮盛行，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报人。

常熟自清末至建国前夕，曾先后参与办报、办刊的人士，有名有姓、有据可查者将近400人，除专业人员外，尚有学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生和少数革命者、社会活动家与当时的执政者。[1]232

俞天愤为人豪爽，善于社交，与常熟报界翘楚来往密切。他们不仅在生活中频繁见面，还借助文章、报纸畅谈互动，为彼此的小说点评作序，为彼此创办的报刊作编辑、撰述。俞天愤和曾朴可谓惺惺相惜，两人皆蔑视封建科举制度，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极喜舞文弄墨，尤爱“浪费笔墨”的小说创作。辛亥前，俞天愤的《同情梦传奇》发表在丁芝孙和曾朴创办的《女子世界》上，《法国女英雄弹词》由曾朴、丁芝孙、徐念慈创办的小说林社出版，而俞天愤在接编《鸣报》之时即刊登《孽海花》的片段。

徐枕亚、徐天啸、吴双热同为鸳鸯蝴蝶派的中坚人物，也是近代常熟的“三大奇人”。

海虞市上，同时发现三奇人，其一善笑，其一善哭，其一则善噤其口如哑。笑者之心热，哭者之心悲，哑者之心冷。三人各奇特，亦各殊异，相遇初非相识，相识乃相爱。时相过从，时相闻问。世事日非，国事日恶，人事日不轨，肠断矣，心伤矣，乌得不哭，哭不得，乌得不笑，哭既无益，笑亦无益，又乌得不哑。一哑一笑一哭，是皆表情的作用，既有情矣，则又何奇之有。三人者非他，哑者徐子天啸，哭者徐子枕亚，而笑者即双热。[25]

作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重要代表，俞天愤与他们亲密无间，风雨同舟。此海虞“三大奇人”曾任上海《民权报》(鸳鸯蝴蝶派的发祥地)编辑，但因“遭受袁氏摧残，诸同志皆风流云散”[26]。徐枕亚创办《小说丛报》，此刊后被誉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而“天啸及众文人助之，销数大盛”，以至于“方是时，世之言小说者必于丛报，盖白中国有小说杂志以还，商务书馆之小说月报实为之创，而丛报列之第二，后起者虽众，无能抗也”[26]。“众文人”既包括和徐枕亚交替担任编辑部主任的吴双热，还包括“与徐君枕亚为葭莩亲，所作辄交枕亚披露与《小说丛报》”[10]的俞天愤。后因《小说丛报》内部意见不合，徐枕亚辞去主编之职，另创清华书局。俞天愤支持好友，先后将其哀情小说经典之作《镜中人》《薄命碑》和侦探小说代表作《中国侦探谈》交付清华书局出版，还为徐枕亚担任主编的《小说季报》撰述短篇小说。徐枕亚为俞天愤的《中国新侦探案》评阅，俞天愤则为徐枕亚的《棒打鸳鸯录》加评。在徐枕亚的引荐下，俞天愤认识了《红玫瑰》的两大主编包天笑和赵苕狂，“《丛报》停版，君撰兴未已，诸新探案皆载于《红玫瑰》中”[10]，俞天愤的侦探小说创作因此走向鼎盛时期。徐天啸非常赏识俞天愤，不仅称颂他为人“伉爽有丈夫气，重然诺，与人谋，虽蒙难不辞”，而且盛赞“中国之有侦探案，实天愤创造也”[3]。吴双热在上海办报受挫回到常熟，更是与俞天愤携手共创常熟报业发展事业[注]吴双热在常熟创办了15种报纸，详见韩廷俊、季玢：《论近代报人吴双热的办报精神》，《苏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11-115页。，有着“各尽言论之天职，表方寸之良心，交相商榷，交相酬唱，作精神上之竞争，毋作意气上之交战”[27]的誓言。

曾朴、徐枕亚、徐天啸、吴双热、包天笑、赵苕狂和俞天愤皆具著名作家兼优秀报人的双重身份，既参透文学创作之真谛，又深谙办报编辑之精髓。虽然身居常熟，尚未走向大城市，但与报刊同仁应和互动中，俞天愤立足于脚下深厚的文化土壤，倾听先锋之声，广纳智慧之言，形成了守故鼎新的编辑思想。

最后，上海文化的辐射。常熟历来是传统文化名城，气质温润，格调高雅。面对浩浩荡荡、勇往直前的历史潮流，常熟并没有盲目守旧，而是积极吸纳新思想，这很大程度得益于边邻城市上海的文化辐射。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一直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新学发展迅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成为多元并存的文化和商业中心。此时，上海办报风潮繁盛：

上海报纸，为全国舆论之中心点，故最为全国人所重视，而各地报纸亦视之为马首。[28]

从1897年6月晚清第一张文艺小报《游戏报》诞生，到1952年11月最后一张小报《亦报》的停刊，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上海小报数量达到一千多种。[29]

常熟毗邻上海，交通便利：

民初，轮船已属佼佼者，有泰东上海轮局，由常熟至上海。常局在小东门外范家市，沪局在老石桥北，往来轮船两艘，均于下午四时开行，次晨九时到埠。另有通利上海轮局，由常熟至上海，常局在南门外洙草浜，沪局在老石桥南。[30]

故上海晚上印发的报纸，第二天就能运到常熟，这种地域辐射对常熟报刊编辑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办报开端，由于常熟印刷业不发达，报刊的印刷工作要通过上海来完成，后来常熟人在本地开办了“开文印刷社”和“铸新印刷社”，报刊业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上海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动了常熟文化发展，也激励常熟人研发新技术，更为便捷地办报印报，从而大大刺激了常熟报刊业的发展。

正如许纪霖教授所言，“中国历史的真正秘密，其实隐藏在‘乡村中国’之中”[31]。在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中，乡村地域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借助于近代报人俞天愤的编辑思想及其具体实践活动，我们不仅可以窥探个体生命在社会动荡和文化嬗变中的思想肌理和文化取向，探究如何通过报刊传播新文化、新理念和新视界，开启民智，促进区域性文化的现代嬗变；而且可以考察近代报人是如何从不同层面参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展示贯穿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生成过程中复杂多元的文化品格和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