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南通《江海晚报》社，江苏 南通 226001）

2015年夏，得友人惠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公布所藏《清湖琴谱》的高清扫描文本，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部中国已经佚失的明代琴谱孤本，至少在中国国内，此前鲜为人知，故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当即着手追踪其流转经过，比勘相关琴谱，排比叶码错漏，并从版刻风格、涉及人物的角度加以考察，形成了一些笔记。去岁以来，陆续读到两篇关于《清湖琴谱》的论文，一篇是日本学者鸟谷部辉彦《日藏明清古琴文献调查报告——〈清湖琴谱〉与两种〈琴经〉》[1]89-104，一篇是中国学者杨天星《日藏孤本明〈清湖琴谱〉述略》[2]①本文依据的是其网络先行刊发之本。网络出版时间：2016年11月23日，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1．1108．G2．20161123．1142．006．html。，看到他们在《清湖琴谱》与《梧冈琴谱》的关系、浙派琴谱的定性以及图书流转、叶码梳理等方面与拙见颇多共识，深感“吾道不孤”。据鸟谷部先生引述，早在2003年6月，日本学者栂尾亮子女士就曾在日本“音乐学会关东支部第304届定例会”上做了题为《〈清湖琴谱〉—中国明代の七弦琴谱集の研究》[3]的演讲，被认为是较早研究《清湖琴谱》的学者。其主要观点，鸟谷部先生详加介绍，并就此深入分析，有所修正。三位先进的探索，为持续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然而，《清湖琴谱》的重刊者严鹄其人其事，以 及在此基础上结合书叶的版刻特征而考察此书的形 成过程，则是上述三位学者没有涉及的。同时，它 在入藏“帝国图书馆”（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之 前的收藏情况，仍不乏深入探讨空间。兹整理笔记， 略做探讨，以期就正于方家。

一

《清湖琴谱》全无序跋，唯一可供追踪的文字信 息，是第“重四叶”背面的两行刊记。此刊记同样 也是本文踏上探求之途的起点：

嘉靖甲子岁季夏吉旦古杭惠宷校正

宜阳严鹄重刊

嘉靖甲子为嘉靖四十三年（1564）。对这里的两 位当事人，栂尾女士除了将“古杭”注为“今杭州”， 鸟谷部先生除将“惠宷”之“宷”注为古“审”字[1]90外， 未做其他考证的努力。的确，“惠宷”之名似乎仅见 于此，文献上再难找到其有关记载。但“惠”并非很常见的姓，明中期籍贯为杭州的惠姓琴人，很容易让人想到《文会堂琴谱》卷一《博考第六》“名琴”条的这样一条记述：

……我朝成化间则有丰城万隆，弘治间则有钱唐惠祥，其琴擅名当代，人多珎之。[4]①按：此条后来被林有麟增订为“成化间有丰城万隆，弘治间有钱塘惠祥、高腾祝海寉，擅名当代，人多珎之”，写入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刻的《青莲舫琴雅》卷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4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5：379。书贾托名屠隆的《考槃馀事·琴笺》，此条即抄自《青莲舫琴雅》，流播极广。

这位在弘治间（1488—1505）“擅名当代”的惠祥，籍贯钱唐（塘），亦即杭州。惠宷与惠祥，有无可能出自同一家族，值得探究。

清中期朱为弼（1770—1840）《蕉声馆诗集》卷十二有一首七律，诗题为：

明宏治御用琴，龙池内楷书“大明宏治十一年岁次戊午，奉旨命鸿胪寺左寺丞万隆、中书舍人惠祥斫于武英殿，命司礼监太监戴义，御用监太监刘孝、潘德督造”。[5]②此节承陆蓓容女士见示。

按：诗中所咏之琴，今尚存北京故宫，今人辨识的腹款与此处所记略有出入，扣除因避乾隆帝讳而改称的“宏治”，似以此处所记为是。③《故宫古琴图典》所录此琴腹款，“左寺丞万隆、中书舍人惠祥”作“左寺丞万胫中、制琴人惠祥”，“万隆”即《文会堂琴谱》与惠祥举以并称者，“制琴人”不是官职，与“左寺丞”并列，殊觉不类。见：郑珉中[M]．故宫古琴图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114；郑珉中，主编．故宫古琴，上卷[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142；郑珉中．蠡测偶录集：古琴研究及其他[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224；吴钊，主编．中国古琴珍萃，增订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162．对此琴腹款的著录，均同《故宫古琴图典》。由此可知，惠祥并非民间琴人，虽只是从七品的中书舍人，终究在朝。

两位日本学者都没有考察重刊者严鹄。近来杨天星则“遍查《明代版刻综录》等书不见其名”[2]。其实，指望在《明代版刻综录》中查到孤本琴谱的重刊者，原本就不大实际；如果考虑到惠祥在朝，推测惠宷乃至严鹄可能同样具备官方背景，调整考察方向，就不难发现，严鹄虽非大人物，在嘉靖一朝，却也多次成为庙堂角力的热点——因为他有一个极其特殊的身份：内阁首辅严嵩的恩养孙，尚宝司少卿、工部左侍郎严世蕃的恩养子。

严世蕃有恩养子二人，民国三年（1914）重修本《介桥严氏族谱》：

恩养二子：长名鸿，号慕堂，行衍一，由祖荫官生，授中书舍人。次名鹄，号思堂，行衍二，由祖荫武敕，历任至锦衣卫都指挥佥事、本卫管佥书事、加授昭武将军，初娶成国公朱希忠女，继娶惠安伯张镧女。[6]

严鹄是在一个极不光彩的事件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五奸”，其中第五大罪的主角便是严鹄：

边事废坏，皆原于功罪赏罚之不明。嵩为辅臣，欲令孙冒功于两广，故置其表侄欧阳必进为总督。朋奸比党，将长孙严效忠冒功奏捷，遂升镇抚。效忠告病，严鹄袭代，加升锦衣千户。效忠、严鹄皆世蕃豢养乳臭子。冒朝廷之军功，五大罪也。[7]819-820

嘉靖帝系“雄猜之主”，加之其时正是严嵩、严世蕃父子气焰熏天之际，杨继盛上疏之后随即下狱，原在意料之中，但帮忙冒功提拔的两广总督欧阳必进，却不得不上疏自辩，要走一趟兵部查核的程序。这就引来了武选司郎中周冕的第二轮炮轰，他是拿档案和核验结论说话：

按：二十七年十月，据通政司状：“送严效忠，年十有六，考武举不第，志欲报效。”本部资送两广听用。次年，据两广总兵平江伯陈圭及都御史欧阳必进题：“琼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锦衣卫镇抚。无何，效忠病废，严鹄以亲弟应袭。又言：“效忠前斩贼首七级，例宜加升。”遂授千户。问“效忠为谁？”曰：“嵩之厮役也。”“鹄为谁？”曰：“世蕃之子也。”[7]822

《明史》记周冕此疏略详，除举出种种疑点，还提到“初未有名‘效忠’者赴军门听用”，从严效忠授镇抚、病退到严鹄请代之间的时间是“未逾月”[8]5558，卷二百十。兵戎之政，竟如儿戏，严氏父子为了这个孙子，可真够“恩养”的——虽然，对他们家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对政敌来说，这只不过是尚能拿到台面上来说说而已的。再据此疏，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效忠年十六，不管真假，严鹄本人必定要小于他，其生年当不早于嘉靖十二年（1533）。

严鹄的日子过得比较符合大众的想象。一方面，他常被家中委以重任。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上旬，严嵩替他请假，让他回籍祭扫[9]360-361；四十年（1561）闰五月，严世蕃的母亲欧阳氏去世，代严世蕃护丧归里的，也是严鹄[10]8235，卷四九七。另一方面，权贵豪门的为非作歹，他都有份。四十一年（1562）五月，御史邹应龙终于看准时机，给了严世蕃致命一击。严鹄在其上疏中的形象是这样的：

（世蕃）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要索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8]5569-5570，卷二一〇

终于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哪怕三个月前，严鹄刚刚给皇上献过“白兔、灵芝”的祥瑞，以至“告太庙，群臣表贺”[11]3973，卷六三也没用。嘉靖帝令严嵩致仕，“法司坐世蕃烟瘴卫分，鹄、鸿、龙①“龙”指罗龙文。边远卫，各充军，年锢于狱”[10]8390，卷五〇九，接着又“特宥鸿为氓，使侍嵩老”[11]3977，卷六三。之所以留下严鸿侍奉严嵩而非严鹄，大概是严鸿是长孙，职位低于严鹄且作恶记录亦较之为少的缘故。

在严鸿的陪伴下回到老家一年后，严嵩做了一次拯救严世蕃和严鹄的努力：

（四十二年九月）戊子，原任大学士严嵩上疏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俱赴戍所，在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马填沟壑，谁可托以后事？惟陛下哀其无告，特赐放归，终臣余年。”上曰：“嵩有孙鸿侍养，已恩待矣。”竟不许。[10]8564-8565，卷五二五

老面子和亲情牌全都失效，严嵩力尽于斯。后面的故事已为读史者熟知：十一月，复逮严世蕃、罗龙文下狱；四十四年（1565）三月二十四日，世蕃、龙文以“交通倭虏，谋逆”弃市，且“上尚衔嵩……籍其家，戍其孙、文武官及舍人二十七人”[11]4010，卷六四；次年四月，严嵩卒，年八十七岁[9]25。

那么，《清湖琴谱》的重刊者，有没有可能与历史上这位声名狼藉的严鹄仅仅是同名同姓而已？应该不可能，其缘由，同时代是一端，他自署的籍贯“宜阳”又是一端。宜阳是分宜县的别称；而分宜正是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籍贯，严鹄虽为恩养孙，籍贯无疑亦当从之。杨天星将名前籍贯误为刊刻之地，又查到洛阳治下另有一县名曰宜阳，说：“明代版刻主要集中在江浙、安徽、福建等地，河南一地书籍刊刻文献不多，尤其琴谱一项前所未见。”“《清湖琴谱》重刊地为河南洛阳，其出版对当地琴学产生怎样的影响，尚有待发掘考证。”[2]议论难免凿空。

二

从内容及版面印迹看，《清湖琴谱》是一部不完整的书，且印刷在版权经过数次变更之后。承艾俊川先生②2015年7月底至8月初，笔者亦曾就此请教过范景中先生。指点，参以自己对《清湖琴谱》的些许认识，兹整理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刊记体现出来反复挖改与多次印行的痕迹。

回到第“重四叶”背面的那两行刊记，细加审视，不难看出以下问题：

其一，全书都是半叶八行，包括第“重四叶”的正面，仅有背面这半叶是九行，显然是有意为之。从“嘉靖甲子岁季夏吉旦古杭惠宷校正”正好占据第五行来看，可知其所以如此，是为了让这行字居中，以求美观。

其二，“宜阳严鹄重刊”在第六行，就造成了两行字不居中的情况，由此可知，这六字是后来补刻的。因为若是同时所刻，按照居中原则，“嘉靖甲子岁季夏吉旦古杭惠宷校正”“宜阳严鹄重刊”只需占据八行中的第四、五行足矣，全无刻成九行特例的必要。

其三，从字口的清晰度来看，“嘉靖甲子岁季夏吉旦古杭惠宷校正”这一行磨损较为严重，也显示出两行字并非同时所刻，“宜阳严鹄重刊”系后补。因此，杨天星说此谱“为嘉靖年间重刻本，初刻时间与撰者不详”[2]，是将两行文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导致的误解。

其四，“宜阳严鹄重刊”六字中也有挖改，“宜阳严鹄”四字笔画较为方折，字形略大，“重刊”二字笔画较圆润，字形略小。被严鹄挖去的是何人，不可考。

由是可知：其一，这部现存的《清湖琴谱》，并非嘉靖甲子刊本的最初面貌，它至少经过了嘉靖甲子惠宷校正本、其后的某佚名重修本、严鹄重修本三个阶段。这就提醒我们，书中完全可能存在较多不同时期的修板、挖改、补刻等等痕迹，对认识这部琴谱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二，在雕版印刷时代，得到一本书的板片，就意味着拥有了此书的印刷权；印刷权的转让，也就体现在板片的转让之上。现存许多古籍，颇有以相同板片印出，所标藏板者却不同的现象，大多即缘于此。严鹄挖去前一位“重刊者”的名字，也就意味着板片的易手，或者说，他得到了《清湖琴谱》的板片，从此有权靠印刷这些板片谋取利益。

前文钩稽严鹄史料，可知他已于嘉靖四十一年发配边远卫所充军，何以在多年之后竟成了一位刻书鬻书的商人？目前未曾查到特赦严世蕃一案涉案者的记载，只能推测他是遇到了大赦而归还。嘉靖四十五年（1566）岁暮，朱载垕登基，隆庆二年（1568）三月，册封皇太子朱翊钧，六年（1572）六月，朱翊钧即位，万历十年（1582）八月，皇长子出生，均有大赦[12]；而万历十一年（1583），更有大臣上书皇帝，直言“日久事明，世蕃实未尝有叛状”[13]，谋逆大罪已动摇，其他若非直接杀人诸事，似非不可赦，尤其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清湖琴谱》或是严鹄遇赦归来自谋生路的产物。不过，严鹄刊书印书向未见诸记载，又无其他书籍留存，大概他的书商生涯时间并不长，也不见得有多成功，或者这只是他谋生的途径，他还另有途径可作稻粱之谋。

第二，原书存在缺叶情况以及重刊者所做的补救措施。

中日三位学者曾指出，《清湖琴谱》卷一缺去第四十七、四十八两叶，即《猿鹤双清》之末叶及《归去来辞》之首叶。[1]90[2]事实上，缺叶情况尚不止此。了解到《清湖琴谱》书板曾经反复与挖改的背景之后，还可以有以下发现：

其一，本书凡二卷附续集，卷一自第五叶起，首叶卷端无“清湖琴谱卷一”题名，而卷二叶码自第一叶起，首行卷端题“清湖琴谱卷二”，续集叶码承接卷二，首叶卷端题“清湖续集”。按照刻书之例，卷一首叶卷端必然有书名，也应该从第一叶起，既然《清湖琴谱》卷一没有卷端书名，而且又自第五叶起，那么前面必然缺了四叶。从目录上看，第二行有“宫商角徵羽五意”，那么所缺者可能是“五意总说”之类的内容。

其二，《清湖琴谱》目前的做法，是将目录与“总字母”当做卷一的前面几叶，通过挖板改字，将叶码连续起来，造成从目录到卷一叶码连续不缺的假象。且由于目录有二叶，“总字母”有四叶，共计六叶，为了安排多出来的两叶，就出现了“重三”“重四”这样的叶码。

其三，按照正常的次序，“重三”理应在“三”之后，“重四”理应而在“四”之后，也就是说，目前《清湖琴谱·总字母》的装订次序“三、重三、四、重四”，从叶码规律来看并无不妥。然而，正如鸟谷部先生已经指出的那样，稍具古琴常识与文献基础，就可以发现，从内容来看，这四叶的正确顺序应该是“三、四、重三、重四”[1]91①杨天星女士则云“重四”与“四”颠倒。其所谓“重四”可能是“重三”之误写。见：杨天星．日藏孤本明《清湖琴谱》述略[J]．图书馆杂志，2017（12）．，也就是说，挖改叶码造成了内容错误。

其四，大凡挖改，基本规律都是不得已才改，只求可以含混过去，且希望改动最小。“重三”“重四”原来的叶码应该是“五”“六”。如果按照正常规律来改，首先要将“四”改为“重三”，再将“五”改为“四”，“六”改为“重四”，这样就要多改两板。此处叶码编次出错，原因大概是图省事，只求叶码对得上，不管内容是否通。可知此乃重刊者因不谙琴学，未曾发现。

这里还可以探讨《清湖琴谱》为何没有序跋的问题。杨天星的意见是：“《清湖琴谱》有早期琴谱特征，单录琴谱，琴论、序跋皆不见……”[2]，此说恐怕不能成立。一则宋元古琴谱集虽无完整传世者，但琴谱序跋，多见于时人文集与明代古琴典籍之中②不计明初，仅以宋末元季论，如《宋本苗氏手校琴谱序》《胡长孺〈霞外谱琴〉序》，载[明]明成祖，敕撰．永乐琴书集成，第四册，卷十八[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699-1705；[金]元好问．琴辨引[M]．//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33-35；[元]耶律楚材．苖彦实琴谱序[M]．//[元]耶律楚材，撰，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3-184。刘埙尝“近见北人有琴谱一集，集有序，颇可观。云‘龙波子作’，不知何氏名也”，故有《琴谱序》，载[元]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七[M]．番禺：潘氏海山仙馆，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第二至三叶。每卷单独编叶。[元]郑玉．琴谱序[M]．//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四六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329-330。；二则在《清湖琴谱》之前的现存琴谱中，除《浙音释字琴谱》是残本③除《浙音释字琴谱》外，《琴曲集成》所收《步虚仙琴谱》也是残本，但日本内阁文库庋藏全本，亦有序焉。，其余诸谱或序或跋，无一不备。故无序跋，并非“早期琴谱”的特征。《清湖琴谱》最初很可能序跋俱全，只不过或在流传过程中失去那几叶，或在修补印刷时就已经缺失那几块板片。从《清湖琴谱》多处缺叶的情况推测，当以佚名或严鹄重新印刷时就已经没有了序跋板片的可能性为大。

如果缺叶始自严鹄，可推知他入手《清湖琴谱》板片时，遗失已多，至少没有序跋与卷一的第一至四与第四十七、四十八叶，而《总字母》是从第三叶开始，似乎前面也缺两叶。缺序跋很难被发现，卷内缺叶（四十七、四十八）也不易被察觉，只有卷一的缺叶是严鹄极力弥缝，以求蒙混过关的。

第三，从板片的挖补替换与字体形态推测本书形成的时段。

用以刷印的板片，若保存得当，可使用百余年甚至数百年，辗转多位商家，传承好几代人。即使不因藏板者的更易或瞒天过海的需要而加以挖改，内容的增减、使用的磨损等等情况，也会导致多次修板、增刻，从而在印成的书上留下各自的时代特点。

其一，目录第一叶第一行：“清湖琴谱卷一目录”八字，气息近于清初，较之其他的字，略笨而太满，尤其是“清”字，水旁无连笔，而同叶同面正好有三个“清”字（清都引、短清、猿鹤双清），水旁无一例外是连笔。全书书口的题目，或连或断，精粗各异，也可见其不成于一时。

其二，目录第二叶似经重雕。鸟谷部先生注意到，《清湖琴谱》卷一、二的琴调排列，是从正调开始，到外调清商调（姑洗调）结束，结构顺序堪称完整，而《清湖琴谱·续集》中的三首曲子分别属“神品商曲”“蕤宾意”“神品徵曲”，因此推测“续集可能是‘重刊’时重新追加的部分”[1]93。结合卷一、二的二十七曲中，有二十五曲见于《梧冈琴谱》，而续集三曲则全不见于《梧冈琴谱》来看，这一推测很可能成立。将载有续集目录的第二叶与第一叶比较，就会发现：（一）两叶的字体风格有一定差异：第二叶《昭君引》的“引”，与第一叶《梅花引》《清都引》的“引”差别明显；第二叶“清湖琴谱目录终”与第一叶首行“清湖琴谱卷一目录”相比，明显瘦削。（二）两叶的排列格式，差异极其显著：第一叶的曲名，都比调名低一格，并作另行，而第二叶的曲名，都与调名同一行，空一格排在其下。如果说第二叶的九曲止用了八个调（仅凄凉意有二曲），每行足够竖排，不必另行，但仍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第一叶的角意也仅《御风行》一曲，却还作另行低一格处理。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两叶出自两位不同的刻工之手得到解释，后者则是重新雕板、替换原板的铁证。在未曾增刻续集目录之前，第二叶仅有五调、六曲，按照第一叶的格式，必占十行（凄凉意二曲占一行），加上尾行“清湖琴谱目录终”，不过十一行。《清湖琴谱》全都是半叶八行的规格，如此尚有五行富余。但加上续集三曲之后，若仍按照第一叶的格式，就多出了七行（“续集”二字也占一行），一叶无法容纳，也无法在原板上进行挖补，势必得另增一叶。而经过格式的改变之后，一叶就能容纳下所有的调名、曲名了。

其三，书中字形，嘉靖末期之外，还有一些隆庆、万历时期的字形风格。如卷一第八十叶正面末行“清湖琴谱卷一”六字、卷二第三十叶曲题《屈原问渡》与续集首叶第一行“清湖续集”等，都具备比较典型的万历特点。这与前文推测严鹄遇赦而归的时间在万历前中期是吻合的。

以上概括的这些情形，未必全都是在严鹄修补重印时才形成的。若板片修补略后于严鹄所处时代，却没有挖改严鹄的名字，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就需要结合所用纸张，才能更准确地推断此书的刷印时段。另如卷二第二十叶到第三十九叶，整整二十叶的书口为白鱼尾，其余均为黑鱼尾，显示出这里有写板人的区别，是不是同时所刻，也有待进一步考辨。就目前所知可以推断的是，现存这一部《清湖琴谱》，印成时间的上限是万历一朝，且不会晚于清初。

三

《清湖琴谱》首叶钤“今泉雄作氏寄赠本”绿色楷书、“无碍道人藏书”朱文篆书、“常真居士寄藏”朱文楷书、“帝国图书馆”朱文篆书的四枚印章，可知在入藏“帝国图书馆”之前，归艺术史家今泉雄作（1850—1931）所有，他室名无碍盦，号无碍道人、常真居士。从封面背面的蓝色椭圆印“大正，4．12．1，寄赠”来看，入馆年份为大正四年（1915）。关于《清湖琴谱》在日本的流传，追溯到今泉雄作不难，惟杨天星止步于此，而鸟谷部先生则较为深入，上溯到多纪蓝溪（1732—1801）《丝桐说约》中著录的明代《西湖琴谱》，指出这是因为“西湖”“清湖”在日文中发音一样而导致的误记，这一结论，堪称确凿不移。[1]93①按：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从记“清湖”为日文同音的“西湖”，可以推测多纪蓝溪并未亲眼看到《清湖琴谱》，只是耳食于他人。他所记“古杭惠校”，较之“古杭惠宷校正”，无“正”字关系不大，但脱“宷”字则不合适，大约也是未曾亲睹其谱导致的。

不过，他们亦各有疏失。其关键点，在一个室名主人的认定与两枚印章印文的释读。

首先，鸟谷部先生、杨天星都注意到，《清湖琴谱》与另一部《二香琴谱》一同装在一个特制的木匣之中，匣面正中墨笔隶书“清湖二香”四字，左下隶书“九仙琴室珍藏”六字。“九仙琴室”的主人，杨天星认为是今泉雄作[2]，而鸟谷部先生则认为可能是町田久成（1838—1897）[1]94。鸟谷部的判断与笔者在最初接触此书时的判断完全一致。一者，不仅日本《国史大辞典》“今泉雄作”词条中未载“九仙琴室”[14]，就连迄今记述今泉雄作生平最详的吉田千鹤子《今泉雄作传》[15]①按：《今泉雄作传》，日文原作《今泉雄作伝》。也是如此。二者，町田久成虽然没有在《清湖琴谱》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但与之同匣的《二香琴谱》首叶，除却《清湖琴谱》首叶的四枚藏印，又多出一枚“石谷道人”朱文方印，而“石谷”，正是町田久成的号。更多的证据，将在下文列举。

其次，《清湖琴谱》第四册末叶（五十九叶）背面左上方所钤的一枚朱文竖长方印，栂尾女士释之为“己卯”，鸟谷部先生从之，并注意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七部钤有此印的琴谱，为《清湖琴谱》《新刊正文对音捷要琴谱真传》《太古正音琴谱》《新传理性元雅》《琴学心声谐谱》《大还阁琴谱》《二香琴谱》，均为今泉氏旧藏。他还发现，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一部《琴山琴录》上，钤有一枚同样款式、大小的印，并释读印文为“甲子”。鸟谷部先生说：

鉴于这情况，可以判断“甲子”和“己卯”的印章应该在日本盖的，并且“甲子”应是1864年，“己卯”应是1879年。1864年的今泉当时只有14岁，1879年也只是29岁，年纪尚轻。因此目前笔者推测盖这些印章的人应该是“九仙琴室”的人，因为《清湖》和《二香琴谱》上都盖有“己卯”并且都被收存在同一箱子里。[1]94

町田久成与今泉雄作的关系，岸边成雄先生尝言及：他们是帝室博物馆的同事，又都是从井上德学琴的同门。明治二十二年（1889）町田出家，转让出了包括十三张琴在内的私人收藏。[16]鸟谷部先生据此认为，町田有可能在此时将一八七九年获得的《清湖琴谱》转让给了今泉雄作。[1]94

然而，此处关于两枚印章的释读全然错误，导致这一系列推断不能成立。细审《琴山琴录》上的钤印，实为“庚子”而非“甲子”；《清湖琴谱》《二香琴谱》等七部琴谱上的钤印，实为“己亥”而非“己卯”。杨天星虽未涉及“甲子”印，但她关于“己亥”印的释读却是正确的。[2]如此一来，“己亥”无论是一八三九年还是一八九九年，“庚子”无论是一八四〇年还是一九〇〇年，印主都不会是町田久成，因为一八三九、一八四〇年他才两三岁，而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他已经辞世两三年。这两枚印，应该归属于今泉雄作无疑。

证据仍然还有：今泉雄作的琴谱收藏，最重要的部分都是承袭了町田久成旧藏。通过分析他们递藏的其他琴谱，也有助于了解《清湖琴谱》流转的情形。“九仙琴室”特制木匣以盛装琴谱者，不独《清湖》《二香》二谱，还有《太古正音琴谱》《琴学心声谐谱》二谱，木匣表面同样墨笔隶书以记之。此二谱最特别之处，为“心越禅师手泽本”。“心越禅师”即江户时代琴学的开创者、来自中国的东皋禅师（1639—1695），他的手泽本自然是日本琴人的圣物。町田珍之，今泉亦然。《太古正音琴谱》卷末，粘贴有今泉雄作写在花笺上的一叶跋文：

东皋心越禅师所齎来琴谱二部一者《琴学心声》，一者此本,卅年前石谷道人得于茨城县祗园寺，珍袭不释手。道人殁后，不知流传何所。己亥之夏，偶然得于西京寺街书估，遂归无碍盦架藏。大正三年十月，常真居士雄作识于东京城北无碍盦。（下钤“雄作”朱文圆、“也轩”白文方印）[17]

书中另夹一纸，则是大画家富冈铁斋（1837—1924）的手笔：

町田久成氏曰，此书明僧心越禅师所赍来，后授之杉浦琴川。琴川爱琴，亲受弹法于禅师云。铁斋外史。（左下钤“百炼”白文、“无倦”朱文横长方印）[18]

观其语气，似是在町田生前应邀所写，以增其重，也可见将《太古正音琴谱》与《琴学心声谐谱》、《清湖琴谱》与《二香琴谱》各装一匣的“九仙琴室”，正是对它们宝爱备至的町田久成。

今泉雄作写得非常清楚，他得到东皋禅师带来的这两部琴谱，是从“西京寺街书估”那里，而且还是“偶然”，并非直接得自町田久成。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包括町田久成在内的日本琴人固然珍视《清湖琴谱》，但着眼的是日本所存最早的明代琴谱，并不知道它是孤本，在他们心目中，《清湖琴谱》的重要性，是不足以与东皋禅师带来的琴谱相比的。町田久成殁后，他最宝爱之本都未能妥善安置，其他书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照当时学人身后藏书流散的一般规则，他的琴谱旧藏即使不全在“西京寺街书估”，也不会遥不可及。今泉雄作对町田久成琴谱藏品的继承，当即由此而来，只不过在他心目中，不是每部书都如东皋禅师旧藏一样，值得记其因缘而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泉雄作得到《太古正音琴谱》《琴学心声谐谱》二谱的时间是“己亥之夏”，可知此二书末叶所钤“己亥”印，正是记其得书之年。那么，钤有此印的另五部琴谱应该也是同年所得。

以上为《清湖琴谱》入藏“帝国图书馆”之前的两位主人及其流转始末，大致梳理如此。

四

若不计同一书的不同版本，从查阜西先生编定《琴曲集成》时的统计来看，明代琴谱自永乐间《神奇秘谱》至崇祯间《古音正宗》，现存刊本凡三十六种①此处按照查阜西先生的算法，将萧鸾《杏庄太音补遗》与《杏庄太音续谱》、杨抡《太古遗音》与《伯牙心法》、张大命《太古正音琴经》与《太古正音琴谱》都分别按两种统计，此外如《夷门广牍》中的《绿绮清韵》《三才图会续集》中的《人事》鼓琴部分、《燕闲四适》中的《琴适》也都按一种统计，但节录道光本《中洲草堂遗集》卷二十一的琴操《水东游》不纳入统计中。此处止统计刊本，《五声琴谱》《西麓堂琴统》两部抄本不在其内。，加上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的《龙湖琴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清湖琴谱》，则为三十八种。这三十八种刊本之中，目前可以肯定为孤本者为十种，可能是孤本者尚有数种②可以肯定是孤本者：《浙音释字琴谱》《琴谱正传》《太音传习》《五音琴谱》《玉梧琴谱》《乐仙琴谱》《义轩琴经》《陶氏琴谱》《清湖琴谱》《龙湖琴谱》。可能是孤本者：《发明琴谱》《风宣玄品》《三教同声》。，占了相当高的比例。早期琴谱留存之难，于斯可见。与其他几部琴谱相比，《清湖琴谱》的命运更为曲折，竟能存于天壤间，为四百五十年后的今日琴苑所见，实在令人感叹。这也是继一百三十年前杨守敬发现中国失传的《碣石调幽兰》之后，又一次在日本发现中国失传的重要古琴文献。可以说，关于《清湖琴谱》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就本文探讨的话题而言，因为资料缺乏，琴谱何以以“清湖”命名、惠宷其人及与惠祥的关系、琴谱何时传入日本、在町田久成之前的递藏情况等等，一时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因为这样，就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参与，也就令我们中日三位学者的附骥者，尤其期待。

丁酉八月初八至十六日初稿，九月十三日定稿

作者附记：

本文初稿接近完成时，友人转来自日本代购而得的一部拍卖图录《宝山庄并某家所藏品入札目录》，其中第172—177号拍品，为今泉也轩（雄作）旧藏的箫（其中两件是笙，“横箫”三，洞箫二）与琴（宋、明万历、明崇祯各一）。崇祯琴配有木匣，匣内黏有一纸，纸上墨书两行，文字无法完全辨识出来，依稀是：

沼内墨书“崇祯庚午春武林汪桥为昌黎李九仙先生制”十八字。李九仙不审为何人，想亦好事之士,他日须就县志检出耳。戊子春初集，□老为来客言，亦出所藏古玉玲珑□（题辞？），易而得之。万道人识于太玄（古？）斋中。[19]③此处文字之辨识，承宋希於、艾俊川、栾保群三位先生指点。

从字迹看，与如今常见的今泉雄作手书不类。“万道人”旁有钤印，更无法辨识。

这里提及的“李九仙”，应是明末李流芳（1575—1629）的友人。从李流芳集中《次韵答李九仙山中见寄》《次慧法师山居诗韵，同忭中上人、李九仙、张尔完赋（五首）》《塘栖道中题画，将寄九仙》[20]诸诗来看，他大概是一位幽居山中的文人。这张李九仙款的琴，很有可能便是“九仙琴室”之名的由来。

岸边成雄先生调查日本琴人事迹及藏琴情况，撰成《江户时代の琴士物语》，材料之丰富可谓空前，但他的书中却没有提及这张今泉雄作旧藏的崇祯庚午琴，可见一九三二年六月的拍卖之后，此琴久未重现人间，同时，大约在日本流传的时间并不很长，知者亦鲜。今泉雄作之前，它的主人很可能也是町田久成，系其出家前售出的十三张琴之一。

崇祯庚午至今泉雄作去世之间，计有五个戊子年（1648、1708、1768、1828、1888）。从“万道人”觉得李九仙可能载于县志这一点来看，其时距离崇祯庚午应已较远。因此，文中提到的戊子，可能性较大的是末二者年份。丁酉寒露后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