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社会治理理论和杭州市社区建设背景，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发展的实践问题出发，选取杭州市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典型样本，对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各自不同，但在载体设计上都把握社区治理的核心要素，精心设计社区教育的内容、过程、形式与社区治理的核心要素进行有效对接，进而彰显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功能。本研究在提炼社区教育治理融入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验证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机理基础上，提出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定位和机制转向，通过多元素多途径建构社区公共学习空间，提升社区成员的学习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归属感和社区共同体建设，进而促进社区治理和发展。

关键词：社区教育；社区治理；融入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杨淑珺（1974-），女，浙江乐清人，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终身教育、社区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33-0053-07

一、引言

社区教育指在社区中，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开展旨在提高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成员的全面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2006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定义）我国的社区教育发端于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和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改革开放后，社区教育总结与原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经验基础上，借鉴国外社区教育的经验，从国内不同地域的实际出发，通过试点逐步发展起来。2001年教育部启动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创建后，社区教育全面发展，教育对象扩展到全体居民，并因其教育连续性、社会适应性和教育手段多样化等特点，在提升居民素质、营造书香氛围、大力倡导全民阅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

社区教育在本质上是社区发展本位与社区人的终身发展本位的辩证统一，作为区域性教育综合体的社区教育能够满足社区成员终身学习需求，在完善人的基础上达成人善，在融入社区治理中拥有独特的功能。审视当前的社区教育，人们发现社区教育发挥了教育的重要功能，但忽略了其社区性的本质属性，社区教育与社区、与特定的地域特色、社区生活、社区治理基本脱节。第七届国际社区教育大会宣言明确指出“没有社区的建设，就没有社会的持续发展，一个强大的社区是医治各种社会疾病的基础；良好的社区教育能够加强社区建设，通过社区教育，才能使社会持续发展”。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1]，这赋予了社区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和任务。

浙江省社区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已建有25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其中14个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创建7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项目点学校，社区教育形成鲜明的浙江特色。近些年来，浙江省上下围绕“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新的战略布局，大力推进社会民生建设，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民政部门双双联动，着力发挥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与功能，各地工作涌现出大量鲜活的实践案例。各类案例表明，社区教育搭建各类活动平台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增强他们的社区参与感和社区归属感，由此实现了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最细微的“末梢神经”，激发并释放群众自治的活力。

结合社区治理理论，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选择浙江省杭州市多个案例，对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和关键要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在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研究社区教育融入社会治理，能深化认识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功能，并为社区教育实践功能转向提供理论参考；另一方面，将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与社区教育的内容、过程、形式进行有效对接，为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社区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背景

（一）社会治理

社区治理的理念与实践模式源于“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对于“治理”的定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认为，治理是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2]。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从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3]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认为，治理概念意味着一种有别于先前统治思想的，新的统治方法与新的统治过程的产生。其具体内涵可涉及到：以小成本获取大利益；改革企业的运行组织体制；将市场激励方式、私营部门经营方式引人政府的公共服务过程；建构有法制、有责任、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体系；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非公共组织之间实行互动与合作；基于互利与信任建立社会协调网络。

在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而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4]。

社区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社区治理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由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主导，并在社区中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居民的共同參与下，为实现社区生活的有效运行和推进社区发展而开展的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社区治理在本质上暗含着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整体利益最大化。社区治理具备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二是治理过程的民主，各主体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来实现对社区事务的共同管理；三是治理过程的互动，即各个主体的持续互动，而非单一的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的运行；四是各个主体的主动参与。而在治理形态中，政府治理主要体现在：制度供给、政策激励和外部约束[5]。endprint

（二）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简而言之即以社区为载体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在社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走过了不同的历程，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主要有北欧、日本和美国三种模式：

北欧诸国把社区教育界定为“民众教育”。北欧社区教育发端于丹麦柯隆威等人于19世纪中叶创办的“民众中学”，体现“为民众启蒙、为民众教育”的宗旨，以青年与成人为教育对象，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特别注重发展“成人的心灵”，实施以提高人文素质为主要目标的、灵活多样的教育活动。现今北欧各国社区教育内涵已大大超越了初始的民众教育，形式丰富多样，且各自形成特色。

日本把社区教育界定为社会教育。1949年颁布的《社会教育法》规定，日本社区教育的对象即面向地区内全体成员，实施除《学校教育法》所规定的学校教育活动之外的人生发展各个时期的有组织的社会教育活动。并通过系列立法创造环境，以便全体国民能够利用一切机会和一切场所，自主地根据实际生活需要提高文化教养水平。

美国把社区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社区大学提供两年制的初级高等教育，社区大学的学分本州的公立大学承认，很多社区大学的毕业生能够直接申请到名校的三年级入学，学分照算。同时，社区大学也为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来组织课程，提高知识水平或职业技能，教学形式与方法灵活多样，但一般不计学分、不发文凭，不授予学位。

我国社区教育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包括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以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验等，这些均是教育与社区改造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大批人才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开始整合多方资源，致力于加强学校、社区、家庭的结合教育，社区教育应势蓬勃发展。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教育的路径实践与发展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府仍然是社区教育发展的推动主体，社会组织、社区成员以及行业协会等相关利益主体直接参与社区教育发展尤其是顶层设计的渠道和作用都非常有限；其二，市民的终身学习需求日益旺盛，然而政府、居民、教育机构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联动整合学习资源的机制尚未形成；其三，社区教育功能的发挥与社区教育的本质之间，尤其是与社区治理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

（三）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发展

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中最基本的主体，社区教育服务于社区治理，正是通过作用于作为社区居民的“人”的因素而发挥作用的。从理论上讲，社区教育对于居民参与能力的培育具有天然而独特的优势。通过参加形式多样的社区教育活动，不断地学习、聚会、讨论，提升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民主平等意识、社会公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对公共事务的分析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和互动能力，逐步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同时，社区教育搭建各类活动平台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增强他们的社区参与感和社区归属感，由此实现了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最细微的“末梢神经”，激发并释放群众自治的活力。新常态下，社区教育在继续深化终身学习服务、社区成员素质提升这一本位功能的基础上，更加努力地发挥促进区域文化传承、社区环境建设与和谐稳定等特性功能，积极探索社区教育助推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出于以下原因：1.案例研究方法适合于特定情境下的问题研究，本文的研究问题正好具备这个研究特点，即在社会治理这一个特定背景下开展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的研究问题。对于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问题，国内文献相关研究甚少，已有文献更多从政府政策制定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对于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的路径形式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几乎没有；2.多案例研究方法适合于过程和机理类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发展的整体性、动态性、辩证性。本文研究问题正是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过程中具体路径形式，通过多案例研究来揭示其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3.多案例研究方法可以获得更为严谨、一般化及可以验证的理论命题。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多案例研究构建可以验证的关于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的体系框架，为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打下基础。因此，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

（一）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取杭州西湖区、下城区、上城区、萧山区四个区社区学院的4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具体选择标准包括：1.遵循案例选择的典型性要求。杭州市是全国首批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所辖市区都是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或示范区，联合国首批学习型城市联盟城市，无论是社区治理建设还是社区教育建设都走在全国前列，选取杭州的案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2.按照多案例多路径研究的原则。选取了4个不同学院4种不同的方法，演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从不同的案例中得出相同的结论，验证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发展逻辑；3.资料获取的便利性和准确性。本文作者长期从事浙江省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与4个案例所在学校有紧密的业务联系和交流互动，4个案例地域都处于杭州，便于开展调研，4个案例所在的社区学院负责人参加了作者所在学校的社区教育发展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项目，为全面真实收集研究所需的数据和素材提供了基础和便利。案例区域的基本情况见表1所示。

（二）资料收集及信效度保障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来源主要包括：1.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相关资料，如案例汇编、发展报告等；2.参与式观察及参加相关学院的活动；3.相关学院的工作报告、工作总结等；4.一些非正式的信息获取渠道，比如电子邮件、电话及观察等。为了获取充分的信息资料，课题组先后赴相关学院及相关部门开展多次的座谈、访问，并整理形成研究所需的素材。资料的具体收集路径见表2。

四、案例分析与发现

（一）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不同案例演示endprint

1.培育“农民书画学习社”助力艺术风情小镇建设。富有成效的社区治理、和谐有序的街镇社区、充满活力的生活家园，必然要求多元主体的参与和构成。2012年，为适应杭州市的“逆城市化”趋势，加快田园社区建设步伐，杭州市城乡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开展杭州市“田园社区”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6]，提出分类打造生产发展、生态环保、生活幸福的“好山好水好人家，好邻好居好生活”的“六好”田园社区。外桐坞村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东北面5公里，置于素有“万担茶乡”之称的龙坞茶叶基地之中，是西湖龙井茶的主要产地，因当地桐树茂盛，故取名“外桐坞”，村庄发展一直以茶叶农业为主。外桐坞村既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也有丰富的人文资源，村居毗邻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音乐学院。因而从2007年开始，外桐坞村与艺术结缘，启动艺术风情小镇建设尝试。在此背景下，2013年，西湖区社区学院通过培育“外桐坞农民书画学习社”。

（1）成立“外桐坞农民书画学习社”。会员以自愿自主为原则组织报名，有一定书画基础或对书画兴趣爱好的村民均可参加。设名誉会长，特别顾问、顾问、高级艺术顾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成立党支部。学习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社员代表大会。并制定农民书画学习社章程，共8章42条，规定了社团的性质、宗旨和业务范围。

（2）农民书画学习社活动内容。包括组织社员书画艺术学习；调查了解各地民间书画历史；组织开展联谊活动；举办农民书画展览、组织社员书画学术交流；举办农民艺术节；整理编著农民书画作品集；选选农民书画作品和研究成果等。

（3）农民书画学习社活动机制。外桐坞村两委为主办单位，负责学习经费、场地及设施设备的落实，学习过程的管理。西湖区社区学院（之江社区分院）为协办单位，负责各类学习活动的方案制定，明确学习时间、学习课程、学习方式和地点等内容。并制定学习制度，聘请教师，指导学习活动开展等。

目前，农民书画学习社有80余名学习社会员，吸引20余位艺术家在外桐坞开设油画、国画、雕塑、陶瓷、摄影等工作室，社团系列活动丰富了村民文化生活，社员形成稳定的情感认同和交往合作，增强了社区整合和社区凝聚力，带动了村居建设。村里15000平方米集体产权的房屋都改造成了书画社学习中心、艺术展示中心和艺术工作室，13幢农户近6000平方米的面积变成了艺术名家的工作室。村子的电线上改下，污水处理系统化，房屋外立面设计风格艺术化。学习改变了村民的人生，艺术改变了村民的生活，学习和生产，艺术和生活，社区教育和社区发展，在外桐坞村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融合协同。

2.实施“1050”工程助力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由于结构简单，任务单一，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更显灵活，在自然享赋上更适合参与公共产品服务，在社会服务和小型发展项目的执行中更显效率，在了解居民需求和诉求上更显细微精准；在质量监控上更利于客观评价。因而，如何把众多又微小的组织统筹协调起来，组建网络体系，加强培育、管理和服务，更好的助推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的功用，则成了社区治理的热点问题之一。杭州市下城区社区学院通过设计实施“1050工程”做了有益的探索。

（1）设计实施“1050工程“建立服务网络。学院深入开展调研与走访活动，与街道社教干部、社教推普员多方位联动，挖掘被社区居民熟知，且很有发展潜力，同时有具有教育学习要素的社会组织。对探访到的社会组织从服务社区治理角度分为社会问题、文化传承和老年教育、青少年教育四大类。在此基础上设计“1050工程”，即以“学习”为中心，每年评选10个民家工作室、50个精品社会组织。从而把零散的微小组织串接起来，形成互动的网络体系。

（2）发挥学院在网络体系中的核心枢纽作用。先后评为民家工作室的有鲍大妈聊天工作室、品之行生活文化体验坊、孙秀琴乐龄手工编织工作室、赵亦军宫廷杭绣工作室、浙派古琴传习工作室、蒋氏旗袍工作室等。积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或组织者、各类实用技能的传授者或组织者在社区教育的示范、引导作用。学院组织一月一次的交流学习，开展对各组织的指导、激励、评价工作，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走访和指导。“随着1050工程”的日趋成熟以及影响的扩大，居民纷纷报名参加自己喜欢的学习活动，主体参与意识明显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覆盖面显著扩大。

（3）全面系统展示社会组织服务成果。学院开发“下城区市民学习微联盟”和“享学地图”建设项目，将“1050工程”通过线下“微联盟”和线上微信端“享学地图”的运作，整合“1050工程"各类学习相关的场馆、组织、培训、活动等资源，制作微视频，以微联盟成员的共同实践扩大市民学习的覆盖面，实现学习资源的移动网络共享，动态展现下城的市民学习，促进下城市民学习体系的完善。

3.建设“萧商学堂”对接区域公共服务任务。社区教育要为改善民生、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应与社区更多的公共服务任务实现对接，如与上岗就业服务、社区文化服务、社区安全服务、社区环境服务、社区公共行政事务服务等结合起来。通过社区教育公共物品的丰富带来社区服务公共物品的丰富，而社区服务公共物品的丰富又必定会为社区治理迎来新的生机与新的格局。萧山区社区学院在发展社区教育中，积极对接区域高端人才培养的公共任务，谋划建立“萧商学堂”，成为政府服务企业、教育服务地方、企业家提升素质的新型平台。

（1）萧商学院的基本架构和运行。萧商学院设有院务委员会，由區委人才办、经信局、教育局、发改局、农办、商务局等成员单位组成。院务委员会负责萧商学院的计划审定、重大事项协调、决策等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萧山区社区学院负责日常运行。萧商学院的教育培训通过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4所高校合作，由4所高校提供课程和师资加以实现。形成了“社区学院一政府一企业一高校”四位一体的校企合作联盟。制定《萧商学院章程》，内容包含总则、管理体制、功能、联盟成员职责、萧商的权利和义务、后勤等七章内容。endprint

（2）萧商学院的资源整合。达成多种关系的集约化：一是校政合作，社区学院与政府部门合作，学院提供材料，请政府部门搭台唱戏。二是校校合作，萧商学院建立了与清华、浙大、复旦、浙工大四大名校的战略合作关系，提高学校对企业的服务能力，从而提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联盟的积极性。三是校企合作，学院与众多企业的合作，为企业寻求教育、技术服务提供平台。四是企企合作，以萧商学院为平台，企业家之间开展交流互动，谋求协作共赢。五是校企校合作，由萧商学院提供中介服务，组织合作高校与企业开展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提供就业岗位等多边互动。

（3）萧商学院的培训模式。根据萧山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需求，以企业家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家基本素质和核心能力的构建为内容，借助清华、复旦、浙大、浙工大四所名校的资源，积极引进四所高校的培训资源，通过嫁接、整合，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并定位高端的工商管理培训课程。开设了高级研修班、专题讲座、交流互动、考察交流、跨界交流与标杆企业学习，形成立足实战的培训模式。

4.运行“终身教育券”建立各主体协商的运行机制。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具备“生产者”与“提供者”的分离、以“契约”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和政府部分或全部支付费用的本质内涵，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的教育需求。2004年2月15日，国内第一张“终身教育券”在杭州上城区应运而生。上城区区委、区政府下发了《上城区人民政府关于终身教育券的实施办法》，以区委区政府统筹管理、社区教育委员会牵头、教育部门主管的形式，推出了“终身教育券”项目。

（1）“终身教育券”运行机制。借鉴“教育券”的实践思路和运作方法，以“培训部门设计菜单、政府及各行业部门买单”的形式来鼓励和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到教育学习中来。上城区社区教育委员会设定年度终身教育框架结构；区政府将社区教育财政经费折算成“终身教育券”，各街道发放终身教育券到居民手中；上城区社区学院负责具体实施，各教育培训机构制定详细实施方案；居民凭券自主选择参与各类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培训；培训机构回收“终身教育券”，接受政府考核，兑现经费。

（2）“终身教育券”的主体分离策略。为了保证各实施主体间的协调合作，各司其职，区委区政府作为终身教育券经费投入的主体，不参与工程的实际运作；社教委及其下设社教办行使计划制定、项目审核、结果评价；上城区社区学院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并以学院为中心形成由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及各街道、社区构成的三级网络，在各自范围内承担着具体的实施任务。同时，上城区社区学院还承担反馈总结等任务，使得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上下互动协商合作的关系。

（3）“终身教育券”的考核机制。上城区对终身教育券项目融入政府督导、和谐社区、区级优秀评比中，形成了动态化的评价考核模式。并始终注重居民和社区的评价反馈，终身教育券的内容设计切中居民的兴趣特点，2015年，上城区全区参与终身学习的居民达178573人，占全区人口的50.87%。受众群体涵盖了社区中各年龄段和各阶层的居民，并且对于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士、低保特困家庭成员、外来人员、单亲家庭子女等弱势群体适当倾斜，项目的总体满意率超过95%。

（二）不同案例融入社区治理的切入点分析

1.“农民学习书画社”案例。在当地艺术风情小镇建设背景下，学院以开展村民艺术学习为核心，以提升居民主体参与意识为目标，以培育学习型社团为载体，通过社团活动提升居民学习素养和主体意识，进而增强居民建设社区共同体的参与意识和归属感，为推动外桐坞村从一个世代以茶叶农业为经济支柱的普通茶村，成功演变为文化艺术的田园社区起到了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

2.“1050工程”案例。立足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快，但零散缺乏合力的问题，助力社区组建了服务体系，并发挥了学院在体系中的核心枢纽作用。既促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充实居民业余生活，化解社区矛盾，开展工商公益，解决身边的社会问题，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也培育了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

3.“萧商学院”案例。其功能不仅限于建立了一个培训和交流的平台，更在它对接区域发展的公共任务，以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经营创新需求为纽带，有效整合产、学、研、用各方资源，发挥融合教育培训、科技成果转化、大学生创业指导与孵化、企业经营人才培养和管理咨询服务的综合作用，发挥社区教育为政府的经济治理、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切实、高效的服务功能。

4.“终身教育券”案例。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教育供给与教育受众群体联系起来，通过社区居民对于教育服务项目的选择，形成竞争和激励的机制，让更多的教育服务提供者和各种渠道的资本参与到社区教育中来，实现了教育投资流通模式的转变。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变为服务和监督，形成以政府为连接，通过社区教育券将社区居民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的“杠铃”式的结构。

五、案例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以上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各社区学院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各自不同，但在设计教育融入治理的载体上都紧紧把握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调动居民、社会组织、行业企业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推动“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协同治理社区教育发展，并注重运行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平等合作关系，既验证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机理，又彰显了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1.把握社區治理的基本特征；即治理主体的多元、各主体的协商合作、治理过程的互动、各主体的主动参与。4个学院都精心设计社区教育的内容、过程、形式与这些核心要素进行有效对接。

2.把握社区教育的定位和机制转向。一是培育居民主体，提升居民这一最重要主体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二是培育社会组织，促进全社会参与；三是发挥政府既有限又有效的主导作用；四是精准对接区域公共服务任务；五是积极探索市场运作、创设激励机制。endprint

3.把握政府有限和有效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作用在于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外部约束等关键环节，创造支持性政策环境，推进社区教育多个主体，在共同目标的语境与框架下，通过协商合作及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共同提供社區教育供给服务，共同建设居民和谐家园。

4.把握提升居民主体意识这一核心要素。提升居民主体参与意识和归属感是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的核心要素。在社区治理背景下从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需求出发，发展社区教育，建构社区公共学习空间，提升居民的学习能力和整体素养，增强居民建设社区共同体的参与意识和归属感，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二）理论贡献

基于治理理论与研究范畴，将社区教育纳入到社区公共服务宏观背景中，从社会治理实证中考察区域性社区教育的实践发展路径，从治理视角找寻宏观层面的社区教育发展定位、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政策等，从而为探索社区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框架和要素提供研究思路。同时，从社会治理的立场透析社区教育的关注取向和价值考量，拓展社区教育发展的实证内涵，考察社区教育功能与价值问题，为社区教育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三）实践启示

立足于增强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契合性，在逻辑探寻基础上展望和设计社区教育发展路径，重点研究居民主体精神培养，学习型组织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有效主导作用发挥，市场机制和学习激励机制创设等，通过理论研究指导实践发展结构，形成多元主体协作的社区教育发展态势。

（四）研究局限

现代社区的核心理念是自治和参与，社区治理就是基于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区自治和社区参与，其基础背景是社区结构异质化和多元化。当前我国社区可分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两大类，这两类社区的内部结构和社会秩系非常不同，比如，城市社区的特征是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利益或利害相关的人际关系，异质性强。而农村社区人与人之间则具有比较密切的熟人社会特点，同质性强。本研究的样本基于杭州市，如果扩大到农村样本选择，或扩大到社区教育和社会治理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会发现不同于现有样本的更多路径。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城乡社区差异、区域发展差异基础上，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不同路径和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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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国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