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南迁途中

张新颖

生者尽责求生

沈从文南迁途中

张新颖

一、从北平到武汉、长沙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大清早，沈从文按照教育部秘密通知，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同行的有杨振声、梅贻琦、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钱端升、张奚若、梁宗岱等。他们搭平津通车到天津，当晚仓促住进一家旅馆之后，才发现日军警备司令部就设在这里，第二天赶紧到法租界再找到住处；十四日看早报，得知上海战事——“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这一行人本来计划从天津乘船，先到上海，再转原定目的地南京；战事一起，海船去上海路线断绝，只好坐等机会。过了几天，“探听出有条英国商船可直达烟台。准备先去烟台，到时再设法乘汽车到当时还通行的胶济路中段，再搭胶济车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气运。我们无从作较多考虑，都冒险上了船。”二十七日，到达南京，住沧州饭店。“那天半夜里，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飞机大轰炸北极阁。南京方面各机关都正准备大疏散，于是我又和不少北方熟人，于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集中。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随后向船长介绍，得到不必买票的优待，且在特等舱里住了四天才离开船的”（16；391）。

九月四日，到达武昌。同行的高校人员转车去长沙，组织临时大学；沈从文和几个朋友暂留武汉，借武大图书馆继续教科书编写工作。初始沈从文借住在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家里，后搬入为编写教科书而租的一座松木小屋，位于珞珈山前东湖边，五人同住，依年龄长幼，戏称负责人杨振声为大哥，沈从文为二哥，萧乾—— 一九三六年到上海编津、沪两地出版的《大公报·文艺》，“八一三”后遭遣散失业，乘船逃离上海，到武汉后也临时参加到这项工作中——为三哥，杨振声长子、年青的植物学家杨文衡为四哥，张兆和五弟、逃难找到沈从文的大学生张寰和为小五哥。教育部八月二十八日已任命杨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秘书主任，所以九月以后他多在长沙工作，教科书编写实际由沈从文负责。

十月下旬，沈从文去了一次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已于他来前两天的二十六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北方来的大批人员聚集长沙，一时显得热闹。沈从文来此，与朱自清、杨振声商谈编写教科书的事；拜会时任水利委员的老上司陈渠珍；与梁思成夫妇、张奚若、金岳霖等老朋友同登古“天心阁”——此前林徽因写信告诉沈从文，“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这样走法也就很够经验的，所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又说，“我们太平时代（考古）的事业，现时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检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这次见面，林徽因一定告诉过沈从文他们一家到长沙后遭遇的日军大轰炸，她在给费慰梅、费正清的信里刚刚描述过：“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在《抗战日报》编副刊的作家王鲁彦请吃饭并约稿，沈从文允诺写十篇文章——发表到第四篇时得罪了蓝衣社，报馆遭特务袭击，王鲁彦逃亡桂林；这些文章现在仅能查到一篇《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给沅州一个失学的青年》。

在一二八师长沙留守处门口，沈从文与表哥黄玉书不期而遇。十六年前两人同住常德小客栈，分别后黄玉书和杨光蕙如愿结婚，夫妻双双回到凤凰教书，却遭人排挤，黄玉书不得已离乡改业，换上一套不合身的军服，办理收容联络事务。“事业不如意，人又上了点年纪，常害点胃病，性情越来越加拘迂，过去豪爽洒脱处已失去，只是还依然欢喜唱歌。”为使落魄的表哥开开心，沈从文提起旧事：“我那些代劳的信件，表嫂是不是还留着？这可真值得上报，送过上海去，换二十盒烟也不难！”——“一切犹如目前又恍如隔世，两人不免相对沉默了许久”（12；223，224页）。

二十九日，沈从文从长沙给大哥沈云麓写信，请大哥在沅陵接待梁思成一家。“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带了孩子、老太太，不久也许从沅陵向上行，到昆明作事。他们作的是古代建筑研究调查，听我说辰州龙兴寺值得一看，所以如其可能，他们或者会来沅陵住十天半月。”他让大哥设法，一、“使他们得到种种便利，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座大庙。”二、家里房子让他们住。“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作的拿手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到上路时并望你见告路上种种，什么地方值得看，什么地方出产什么东西，最好是到大站上停车处有熟人，代为介绍一下，上车下车得到些方便。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18；257）。

三十日回武昌，十一月一日又写信给大哥，细致之极：“汇来廿元，请为购廿斤猪肉作暴腌肉，切成条熏，熏得越快越好。作好后，就将肉一半付邮，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交梁思成、杨今甫同收。余留下他们过路时带走。若思成等过路太匆忙，不能住，就望为购二三元溆浦大开刀橘，送他们解渴。另外还预备点可以在路上吃的菜，譬如保靖的皮蛋，龙山的大头菜，安江的柚子，家作的卤鸡”（18；259-260）。

十二月九日，梁思成一家途径沅陵，林徽因当天写信给沈从文：“今天来到沅陵，风景愈来愈妙 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沅陵城也极好玩我爱极了。你老兄的房子在小山上非常别致有雅趣，原来你一家子都是敏感的有精致爱好的。我同思成带了两个孩子来找他，意外还见到你的三弟，新从前线回来，他伤已愈可以拐杖走路 他们待我们太好（个个性情都有点像你处）。我们真欢喜极了，都又感到太打扰得他们有点不过意。虽然，有半天工夫在那楼上廊子上坐着谈天，可是我真感到有无限亲切。”“无限亲切的感觉 因为我们在你的家乡。”

沈从文的三弟沈荃，新编三十四师八月在宁波改编为一二八师后，升任七六四团团长，十一月八日率部投入浙江嘉善阻击战，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惨烈血战七个昼夜，全团一千五百名官兵只剩一百二十余人，全师牺牲超过四分之三。一二八师全是湘西子弟，经此淞沪战争尾声之一役，小小的山城凤凰骤然多出一群孤儿寡妇。沈荃受伤，沈从文得信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写信劝慰大哥：“万一有不幸，也不宜过度悲哀，因战事日子还长，死者尽责而死，生者也应尽责求生。……得余职责所在，无可避免，亦自然之理也。”“我们这里还是照常工作，学校开门一天，必一切照常作去，每日按时到图书馆书库中抄书”（18；270）。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下旬，武汉大学停办，编教科书工作只能暂停，沈从文离开武昌到长沙。

此前曾有熟人相告，中共方面欢迎十个作家去延安，“我是其中之一，此外有巴金、茅盾、曹禺、老舍、萧乾等等。所以十二月过长沙时，一个大雪天，就和曹禺等特意过当时八路军特派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老先生，问问情形。徐老先生明白告我们，‘能去的当然欢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点后方团结工作，也很重要。……’”（16；391）此次谈话，促成沈从文作《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但此文未发表；不久后动笔写《湘西》一书，这次谈话也是动因之一。

沈从文在长沙见到了负伤的弟弟。一九三八年一月，沈荃以哥哥的名义，邀请临时大学沈从文的熟人吃了顿饭，向大家介绍亲历的战事和前方的情形。

死者尽责而死，生者也应尽责求生。……得余职责所在，无可避免，亦自然之理也

二、乱离家书

沈从文仓促离开北平时，大儿子不满三周岁，小儿子不满三个月，张兆和带着这两个孩子，辛苦可知。九妹也留在家里。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张兆和写信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在仆仆风尘中，不知还记得这个日子否。早晨下了极大的雨，雷击震耳惊人，我哄着小弟弟，看到外面廊下积水成湖，猛的想到九月九日，心里转觉凄凉。”“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储米可吃到年底。现在我们已实行节食俭用，若能长此节省，余款亦可以支持过旧历年。”

九月二十四日，张兆和信里谈到是否离开北平的问题：“本来抱定决心在北平住下，最近听听大家你言我语，觉得也颇有考虑之必要。一来为来源断绝担着心，二来看北平熟人陆续走尽。……前两天整理书信，觉得更不愿意走了。我们有许多太美丽太可爱的信件，这时候带着麻烦，弃之可惜，这还只书信而言，另外还有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文稿，若我此时空身南下，此后这些东西无人清理，也就只有永远丢弃了。……若此时动身，无论到安徽、湖南，生活即刻就发生困难，我不愿意南来累赘你，到合肥住也许将来还是必经的阶段。我不知道你余款尚能支持多久，工作只你一个人如何进行，文章还写不写？我顶惦记着你那个中篇，这时候，接下去好呢，还是就任他停止了？”——中篇，指的是《小砦》——“你写字的宣纸同好图章要不要？我还想寄一两个瓷盘子给你。那块花缎不日即寄……”

十月五日，张兆和复沈从文，此前她搬了一次家，又从国祥胡同回到西城住：“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是十分爱好要面子的，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现在生活能从简，一切无谓虚糜应酬更可省略，你无妨告诉人家，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

十月二十五日，复沈从文：“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一分开，你就完全变了，由你信上看来，你是个爱清洁，讲卫生，耐劳苦，能节俭的人，可是一到我一起便全不同了，脸也不洗了，澡也不洗了，衣服上全是油污墨迹，但吃东西买东西越讲究越贵越好，就你这些习惯说来，完全不是我所喜爱的。我不喜欢打肿了脸装胖子外面光辉，你有你的本色，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总不免勉强，就我们情形能过怎样日子就过怎样日子。我情愿躬持井臼，自己操作不以为苦，只要我们能够适应自己的环境就好了。这一战以后，更不许可我们在不必要的上面有所奢求有所浪费，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方面努力。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琐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式。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式的花样给Spoil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越来越不能忍受与家人的分离，张兆和从实际考虑短期不打算南下，初始他还能接受，慢慢心里就失去了平和，以致发数电催促。十一月六日，复张兆和：“你和孩子虽十分平安，还是不能安心，要作事，总有所牵绊，不便作。要写文章，不能写，要教书，心不安，教不下去。并且我自己知道你同时也知道，就是我离开你，便容易把生活转入一种病态，终日像飘飘荡荡，大有不知所归之慨。表面上生活即或还能保持常态，精神生活上实不大妥当。过日子不免露出萎靡不振神气，脑子且有点乱。你同我在一处时，就什么都好多了”（18；261-262）。他甚至好像看到了一种“痛苦幻景”（18；263），并从中得到“暮年孤寂生活的启示”：

我这人原来就是悲剧性格的人物，近人情时极近人情，天真时透底天真，糊涂时无可救药的糊涂，悲观时莫明其妙的悲观。想到的事情，所有的观念，有时实在不可解。分析起来大致有数点原因：一是遗传上或许有疯狂的因子；二是年纪小时就过度生活在幻想里；三是看书太杂，生活变动太大；四是鼻破血出，失血过多，用脑太过。综合结果，似乎竟成了一种周期的郁结，到某一时自己振作不起来，就好像什么也不成功，你同我分裂是必然的，同别人要好是自然的。我到头还是我，一无所能，一无所得，与社会一切都离得远远的，与你也离得远远的。真糟糕。救济它只有一法，在你面前就什么都转好了，一切颜色，气味，声音，都感觉很满意，人仿佛就站住了。你一时不来呢，活该受罪，受自卑到无以复加的罪（18；264）。

这一段由猜疑和“幻景”而引发的自我分析，出现得相当突兀。但它似乎只是一闪而过，未必值得特别注意。然而，若干年之后，这种“悲观”、“周期的郁结”、“周期性的自加惩罚”，会把“周期性”的短暂症候变为较长时期纠缠不去的精神折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沈从文用意志可以把它压抑下去：“你放心，我说虽说得那么可怜，总还是想法自救……日常生活照样打起精神干下去，而且极力找寻自己的优点，壮自己的气，想象世界明日的光明，以为个人值得努力生存”（18；264）。

十一月九日，张兆和把杨振声的大女儿杨蔚、次子杨起送上南行的火车，晚上写信告诉沈从文，托杨小姐给他带了楷帖、枕套、皮带，“另外还有两个盘子，一个是你今年花二元在厂甸买的那个五彩鸳鸯戏荷大盘子，一个是西番莲边有小孔眼的小盘子，两个都很厚实，塞在他们行李囊内绝不会碰坏。”——当此危难混乱之世，去留两方各受分离之苦，做妻子的记挂远行人，安全、生活、工作、精神、习惯，方方面面之外，还细心照拂到他个人的嗜好，寄缎子，捎盘子——这岂止是慰藉，更是深知。

十二月十四日，张兆和致沈从文：“苏州家屋毁于炮火，正是千万人同遭此命运，无话可说。我可惜的是爸爸祖传下的许多书籍，此后购置齐备不可能了。至于我们的东西，衣物瓷器不足惜，有两件东西毁了是叫我非常难过的。一是大大的相片，一是婚前你给我的信札，包括第一封你亲手交给我的到住在北京公寓为止的全部，即所谓的情书也者，那些信是我俩生活最有意义的记载，也是将来数百年后人家研究你最好的史料，多美丽，多精彩，多凄凉，多丰富的情感生活记录，一下子全完了，全沦为灰烬！”前年张兆和特意把这些书信带到苏州保存，一包一包扎好放在一个大铁箱子里，还上了锁。

三、沅 陵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政府批准临时大学转移昆明计划。编教科书的办事处也决定迁往昆明，沈从文带几个人先到沅陵，在大哥的芸庐住了三个月。同住的有萧乾、杨振声的大女儿杨蔚和大儿媳侯焕成、赵太侔夫人俞珊。

取道湘西向后方转移的机关、学校、个人日益增多，途经的沅陵，一个宁静的小县城，猛然热闹起来。原本凡事热心的沈云麓，这一来，热心就更有了用场。“一个外来人，在那山城中石板作成的一道长街上，会为一个矮小，瘦弱，眼睛又不明，听觉又不聪，走路时匆匆忙忙，说话时结结巴巴，那么一个平常人引起好奇心。说不定他那时正在大街头为人排难解纷，说不定他的行为正需要旁人排难解纷！他那样子就古怪，神气也古怪。一切像个乡下人，像个官能为嗜好与毒物所毁坏，心灵又十分平凡的人。可是应当找机会去同他熟一点，谈谈天。应当想办法更熟一点，跟他向家里走。（他的家在一个山上。那房子是沅陵住房地位最好，花木最多的。）如此一来，结果你会接触一点很新奇的东西，一种混合古典热诚与近代理性在一个特殊环境特殊生活里培养成的心灵。你自然会‘同情’他，可是最好倒是‘赞美’他。他需要的不是同情，因为他成天在同情他人，为他人设想帮忙尽义务，来不及接收他人的同情。他需要人‘赞美’，因为他那种古典的作人的态度，值得赞美。同时他的性情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爱好，他需要信托，为的是他值得信托。他的视觉同听觉都毁坏了，心和脑可极健全。凤凰屯垦兵子弟中出壮士，体力胆气两方面都不弱于人。这个矮小瘦弱的人物，虽出身世代武人的家庭中，因无力量征服他人，失去了作军人的资格。可是那点有遗传性的军人气概，却征服了他自己，统制自己，改造自己，成为沅陵县一个顶可爱的人”（11；356）。

沈从文这次在沅陵停留，与四年前匆匆返乡相比，对湘西的变动有了更深入的体会，而在战争的大局下，湘西的现实愈发凸显了特殊的复杂性。“带了几个朋友到沅陵我哥哥新家暂住时，湘西正由苗族头目龙云飞把提倡‘读经打拳’的湖南省长何键轰下台，湘西十三县一度陷于混乱状态，一切还不大稳定。军事上后勤物资供应和兵役补充，湘西都占有特别重要地位。……正有许多国家机关和教育机构向后撤退，小部分可望上移川黔，大部分却正集中长沙加紧疏散，以湘西最安全。这个大后方必需维持安定，才不至于影响前方战事”（16；392）。

他能做些什么呢？此时的沈从文，在家乡人的心目中，当然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兵，也不仅仅是现在给家乡带来了光荣的著名作家；能够左右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把他看作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了解大势和战事的有分量的人物。他安排了一次谈话。

到沅陵不久，正值湖南省行署组织成立，新的地方行政负责人，恰是我那个“老上司”。在苗区造反驱逐何键下台的“苗王”龙云飞和我也相熟，其他高级幕僚军官更多非亲即友。我因为离开家乡已十多年，对家乡事所知不算多，对国家大事或多或少还懂得些，这次回来已近于一个受欢迎的远客，说话多些也无什么忌讳。我哥哥因此把这些同乡文武大老，都请到家中，让我谈谈从南京、武昌和长沙听来的种种。谈了约两小时，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才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的‘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所有湘西十三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16；392-393）

沈从文当然明白，这样的谈话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解决多少问题，都不是他所能预料的——可喜的是，它确实对湘西局势的发展起到了实际的作用；从他来说，对家乡的深忧和关切，对地方与国家之间紧密关联的观察和思考，更内在地影响了他自己，迫使他内生出写作的新的动力，并带来写作上的深刻变化。

他离开湘西之后的这第二次回乡，酝酿成型散文《湘西》一书；而第一次回乡后，他就存了个心思，计划叙述变动中的地方人事，经此短暂生活的催生，脑子里转了四年的作品也呼之欲出——即将离开沅陵之际，他在信中告诉张兆和：“我预备写一本大书”（18；308）——即长篇小说《长河》。

沈荃召集伤愈旧部，接受补充新兵，短期整训之后，即开往江西前线，参加南昌保卫战。部队从沅陵出发，沈从文来河滩送行。“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地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河滩上，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10；6）。

芸庐的紫荆、铁脚海棠已经开花，笋子、蕨菜全都上市，河鱼上浮，渔船开始活动，雀鸟成群结队来树上跳跳闹闹。四月三日，沈从文写信向张兆和描述身在此种情景中的自己，同时为音乐所吸引：“我坐在写字桌边，收音机中正播送最好听音乐，一个女子的独唱。声音清而婉。单纯中见出生命洋溢。如一湾溪水，极明莹透澈，涓涓而流，流过草地，绿草上开遍白花。且有杏花李花，压枝欲折。接着是哑喉咙夏里亚宾式短歌，与廊前远望长河，河水微浊，大小木筏乘流而下，弄筏人举桡激水情境正相合。接着是肖邦的曲子，清怨如不可及，有一丘一壑之美，与当地风景倒有相似处。只是派头不足，比当地风景似乎还不如。尤其是不及现前这种情景”（18；300-301）。

眼前情景再好，也要上路了。四月十二日，启程前一天，沈从文中午和傍晚连写两信，叮嘱张兆和：“也许半路出了意外（这是乱世极平常的），你记着一件事，不必难受，好好的做个人为是。国家需要你这样，孩子需要你这样，尤其是二哥，盼望你这样。死者完事，生者好好的活。”念及妻子和孩子，他“好像胆量也小了，心也弱了”（18；303，304）。黄昏时分，听着鸟叫和城头的号角，“我有点痛苦，——不，我有的是忧愁，——不，我只是疲倦而已。我应当休息，需要休息。”——“过一会儿我也许还可听听音乐，想它会能恢复我一点力量，一点生气”（18；306，307）。

《边城》的细心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小说里面多次写到杜鹃的叫声，沈从文确实对这种鸟鸣敏感，中午的信末句是：“杜鹃还不曾开口。”黄昏时，“听到杜鹃叫了，第一次听它，似在隔河。声音悲得很。无怪乎古人说杜鹃悲啼，神话中有杜鹃泣血故事。几个北来朋友还是一生第一次听到它。声音单纯而反复，常在黄昏夜半啼，也怪”（18；305，308）。

四月十三日早晨四点，沈从文又写信给妻子：“杜鹃各处叫得很急促，很悲，清而悲。……就其声音之大，可知同伴相距之远，与数量之稀。……飞时急而乱，如逃亡，姿势顶不雅观。”“我们准备五点半就过江，还得叫城门，叫渡船，叫……所谓内地旅行便如此。”信写到五点过十分，“鸡叫得较促，夫役来了，过廿分钟我就在渡船边了。小虎这时节也许已经醒了，你小房中灯已亮，小龙也许正在叫姆妈，翻了个身。这纸上应当有杜鹃声，鼓角声，鸡声，以及楼下大哥大嫂安排物什话语声。同时且应当有另外一种声音，宝贝”（18；309，310）。

从沅陵经贵州去往昆明，走了半个多月，一路艰辛自不待言；后来回忆起此段行程，沈从文的关注点却别有所在：“乘汽车由公路沿湘黔国道入滇时，汽车常在半道停顿，增加了其他伴侣的极大烦恼。因此有很多机会，得在许多小山村中过夜。这对我真是一分动人的教育！在黔滇边境一个小客店中，发现当地煮烤茶用的白瓷罐，大开片厚釉，竟完全和北平古董商认为‘明代仿哥瓷’同一形制。又在一个小县城公用水井旁，看见个妇人用大瓷罐取水，铜环勾着罐耳放入井中，取水方法即还近乎古典。到把水提起时，看看罐耳蟠夔纽，竟十分精美，式样完全如宋制，刻画花纹尤奇古精巧。”这些日用常见之“物”，“见出古典传统与区域性风格的混和”，引起他的惊奇；到云南后更加有心留意此类“具文化特征的东西”，“然本地人照例很少注意这些事。外来学人最先对之发生兴趣的，只有梁思成伉俪，和思永先生。思永先生是安阳发掘主持者，就说过，有些陶器形制和商器相通。可见源远流长”（27；30）。——沈从文由此颠沛路上的意外“发现”，以后着意搜罗起西南地区的多种器物，以浓厚的兴味，投注个人生命的一部分热情。

❶ 本文凡从《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引用沈从文的文字，采取文中夹注的形式，标出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分隔。

❷ 林徽因：《致沈从文》，《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36页，337页。

❸ 林徽因：《致费慰梅、费正清》，《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64页。

❹ 林徽因：《致沈从文》，《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41-342页。

❺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38页，239页。

❻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45-246页。

❼ 《张兆和复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48页。

❽ 《张兆和复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54页。

❾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69页。

❿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79页。

编辑/黄德海